箕氏朝鮮問題的再思考
苗 威
提要：本文對中國典籍中之「箕子」與「箕氏朝鮮」的文本歷史，箕氏朝鮮史事在西漢呈現完整文本的原因，朝鮮半島典籍中之「箕子」與「箕氏朝鮮」的文本歷史等做了探討。認為自朝鮮半島有由本土史家所敘述的歷史以來，從高麗王朝至朝鮮王朝，箕子敘事大體與中原王朝沒有差異。雖然從當代民族國家的角度，在對歷史認識體系進行區分時，可以區分為二個系統，但箕氏朝鮮認識上的差別是近代以來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講，箕氏朝鮮在東亞，存在同途殊歸的情形。
關鍵詞：箕子 箕子朝鮮 文本建構
作者苗威，歷史學博士，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地址：長春市人民大街5268號郵編130024。
有關箕子的史事，最早見於《周易》。此後，在《尚書》、《史記》、《漢書》、《後漢書》等文獻之中多有關於「殷代三仁」之一的箕子記載。值得關注的是，在朝鮮半島的文獻《三國史記》、《三國遺事》、《帝王韻記》、《東史綱目》等史籍中對箕子史事也有記述，尤其是朝鮮王朝，則有《箕子志》、《箕子實紀》、《箕子外紀》等專傳。如何理解「箕子」與「朝鮮」的關係，是我們研究東亞歷史不能迴避的話題。
進入近代以後，關於「箕子」，尤其是「箕氏朝鮮」的歷史解讀出現很多種版本，而這種歧議的歷史認識無疑與「民族國家」理念東漸之後，學者們自身國籍意識的「自覺」有密切關係。由於現實的每一個學者「都被賦予了明確的國籍意識，自然，也就無權要求學者們去大講有違其本國現實利益的話。」但是，回望前近代的東亞世界，「不但種族關係難以說得清楚，甚至對各個區域政權間的此疆彼界也實在不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當我們拿今天民族的國家甚至民族主義觀念去審視並規劃歷史上的相關事務時，爭執也就在所難免。」[1]為做到既可以對歷史進行客觀回望，又可以避免因歷史倒敘所引起的紛爭與磨擦，我們有必要棄置傳統的民族國家的視域，以更為宏闊的整體性「東亞視野」來關照前近代東亞區域內的族群、政權與社會。這裡的「東亞視野」，就是研究者在全景式瞭然東亞格局的情形下，對箕氏朝鮮等東亞範疇內的古史做近焦處理，關注箕子的道德操守、生存選擇、殷周嬗代、朝鮮半島局勢以及箕子們在朝鮮半島的立家建國等情形。在這樣的視野下，箕氏朝鮮的歷史既是當地自己的活動，也有與中原政權千絲萬縷的聯繫，亦是與朝鮮半島其他政權或民族聯繫在一起的歷史。
本文擬對古代文獻進行集中梳理，在學界相關研究的基礎之上，對在東亞視野下觀察箕氏朝鮮問題進行思考，並對朝鮮半島的「箕子觀」進行反思，請學界同仁指正！
一、中國典籍中之「箕子」與「箕氏朝鮮」的文本歷史
在追溯古帝先賢的歷史記憶時，早期的諸子及諸經等典籍即使有所「語焉」也存在「不詳」之憾，不過，在後人的追述中逐漸得到完善並明晰起來。也因此，上世紀20年代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派」提出「層累地造成說」，質疑傳統的根基歷史認識。雖然顧頡剛的「古史辨」一度為學界所邊緣化，然而，時隔數十載，這場辨駁餘音仍嫋。在解讀箕子以及箕氏朝鮮歷史文本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傳統的古史系統在建構的過程中，西漢及其稍後的司史者對於材料歷史在取捨辯證的過程中無疑完成了即有史料與「時代」認同之間的連結，而「箕子」與 「箕氏朝鮮」之間缺失的話語亦在漢代史家解構之後，得到彌合。
（一）先秦典籍中的「箕子」文本
「箕子」以文字的形式被記憶下來，可靠的時間大體是在春秋時期，在《周易》之《明夷卦》中載有：「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2]據考，《周易》的成書，「人更三聖，世歷三古」，[3]即經歷了上古、中古、下古三個時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人完成。也就是說，遲至在孔子時代，《周易》已經修成。在成書於春秋戰國的諸子著作中，對「箕子」也多有記載，其內容大體集中於四個方面：一是箕子與比幹、微子等同列類比，或合被稱為殷代三仁。《墨子》載：「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4]《荀子》載：「周公曰：『刳比幹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5]同書又云：「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乾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 [6]《莊子》云：「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幹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7]《論語》則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8]《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幹、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9]可知，箕子是殷商朝廷中的重要官員，曾經犯顏直諫，佯狂而為奴；二是箕子忠心事商，憂心天下。《韓非子》載：「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10]箕子見微知著，見商紂驕奢而「怖」，表明其為臣守職；三是周代殷商而立之後，武王釋箕子之囚，據《逸周書》載，武王在牧野戰後，「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11]關於箕子之被囚，據《竹書紀年》載：「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幹，微子出奔。」[12]可能的理由是，紂王固執淫肆，不欲聽箕子們的「忤逆」之言，是故有箕子之被囚。及武王滅殷，箕子之囚方被解除；四是箕子在被周王所釋之後，曾走而復「歸」。據《尚書》載：「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13]這裡箕子「歸」至之地，明顯是周都鎬京。[14]然而，自何地而歸，抒並未明確，箕子的「歸自」地至少是商的京畿之外，在《尚書》中尚有「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15]「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16]其中的「歸」自之地「亳」，即是「夏」的畿外之地。
通過檢索目前可見的文獻，可知，「箕子」事跡在先秦諸「經」以及諸子著作中屢見不鮮。然而，其得以被記載，皆是出於彼時撰「經」修「言」的先哲們有目的的在歷史中提煉信息，「為我所用」：或擇典型人物事跡強調操守；或粗陳仁者不被理解重用的史事，進而推論政權覆亡的原因。其所關注的並不是邏輯關係理順、脈落清晰、首尾連貫的人物小傳或事件本末。所以，這種記憶歷史的方式導致連續性歷史的長線失憶。而這種做法，不僅為歷史鏈條的連貫帶來相當的困擾和接續的歧議，同時也為後人的歷史解讀帶來紛繁聚訟。然而，綜合上述關於箕子的信息，有關於箕子赤誠忠君的氣節已經鋪敘明朗，其不食周粟的結局在情理之中。
（二）《史記》中的箕子與箕氏朝鮮文本
司馬遷（前145—前87年）所著之《史記》沒有專門為箕子以及箕氏朝鮮列傳，有關史事散見於《殷本紀》、《宋微子世家》以及《自序》之中，進行整理之後發現，箕子與箕氏朝鮮在《史記》中是完整而且成系統的：比如《史記·朝鮮列傳》之「朝鮮」，重點是指衛滿朝鮮，然而開篇的「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中的「朝鮮」則是指箕子所建之朝鮮。同時，在《宋微子世家》中敘述了箕子的為人、學識、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以及箕子朝周的歷史事實，雖未單獨為箕子立傳，但實際上已經將箕子之「傳」或曰「世家」附載於《宋微子世家》之中。為了全面地了解《史記》的文本記載，附見於《宋微子世家》的箕子事跡列述如下：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王子比幹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幹，刳視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
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17]
通過引文可以得到三方面的信息。
一是，關於箕子的史事，司馬遷以春秋戰國以來知識階層的相關記載為文本依據，結合司馬遷本人以及其父祖所搜集並掌握的資料[18]進行編輯整理，形成「通古今之變」的「一家之言」，而這種文本表述所展現的社會記憶的系統性與完整性也使之成為中國甚至東亞範圍內祖源歷史的一個範本。[19]司馬遷的文本結合了先秦諸經與諸子的記載，對箕子在殷商王朝為周武王所滅之後的史事，仍記為：「（武王）封比幹墓，釋箕子囚。」[20]周武王聞箕子之賢，克殷後遂向他請教治國之策。「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21]而上引《史記·宋微子世家》中亦載：「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由此可見，武王對箕子非常重視甚至尊重，並且也是有意要重用箕子的。
二是，箕子曾經回到中原「朝周」。據《尚書大傳》載，「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22]箕子在初到朝鮮半島，異鄉為客的情形之下，得到周封，權衡之後還是接受了周的冊封，並且為了不失於臣禮，曾經遠途迢迢，回到周朝禮拜，同時完成《洪範》。
三是，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宋微子世家》對於封箕子之事的邏輯線索是：周克殷→周王訪問箕子→箕子應對武王之問並著有「洪範」→ 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並許其不臣→箕子曾經朝周並著《麥秀之詩》。《史記》並不是文獻中第一次記載箕氏朝鮮史事的，在司馬遷之前，由伏生（或雲「勝」）所傳的《尚書大傳》中，對於箕氏朝鮮的事情已經有所記載：「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解封之。」[23]很明顯，這裡箕子與周的關係是：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東走朝鮮→武王封箕子。其與《史記》的最大差異在於箕子「東走」與「受封」孰先孰後。在《史記》對這一古事的釋讀系統中，很明顯，「朝鮮」是在司馬遷視野之內的，故而有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並且允許其「不臣」。這是符合歷史邏輯的。因為自漢高祖（前206至前195年在位）至漢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中期，在盧綰叛亂之後，東走的衛滿設計，滅亡箕氏朝鮮，建立衛氏朝鮮（前195－前108年）；元封三年（前108年）漢武帝滅亡衛氏朝鮮，在其故置建立樂浪等四郡，恰在這一年，司馬遷繼承其父親司馬談的太史公之位。所以，「朝鮮」對於西漢君臣而言是不陌生的。對於箕子史事，以周武王大視野的角度，直寫在洪範對策之後，封箕子於朝鮮，而弱化或預設了箕子走之朝鮮而後武王追封的環節。應該說，司馬遷所在時代的「現實」情境——今漢江以北的朝鮮半島之地，大體上已經成為中原郡縣直轄之地——為《史記》宏觀「天下」構築以及微觀史實描寫皆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與這種大時代背景相一致的，是司馬遷所表述的箕氏朝鮮文本，是周王封冊在先，而後方有箕子赴任，而非箕子出走之後周武王順水推舟、被動冊封。
佐證《尚書》的簡單信息，在周克殷之後與武王訪問箕子之間，尚有一個重要環節，即箕子走之朝鮮，與箕氏朝鮮受武王之封孰先孰後呢？筆者認為，從性格氣節來看，作為忠君愛國的殷商大臣，在周朝建立之後，箕子為逃避中原國破嬗代的現實，採取了「出走」的辦法。這和他當年在紂王時代寧可「被髮佯狂為奴」亦不忍「彰君之惡」的作法異曲同工，符合人物的性格與思維邏輯。對於箕子而言，儘管周武王有知遇之恩，但是，畢竟亦有亡國之幽怨，故而在自由之後出走到周的轄區之外，這也符合箕子的為人原則與行事品格。所謂「不忍周之釋」，恰表明了他不甘心殷朝滅亡的忠商思想，而從周朝出走則表現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傳統道德理念。分析箕子的處世哲學和道德理念，在二件大事上有比較明確的體現。其一，在對殷王諫而不聽的情形之下，比幹、微子、箕子三人由於各自的價值觀不同，表現各異，比幹為諫而死，微子去國離鄉，箕子佯狂為奴。其二，對周政權的態度，箕子可同微子、伯夷、叔齊相比。在周滅殷之後，微子稱臣於周，當周公平武庚之亂後，乃以微子統率殷族，封於宋，為宋國的始祖。[24]伯夷、叔齊為孤竹君二子，武王滅殷，他們寧可餓死於首陽山，也不願食周粟。[25]而箕子則選擇遠走他鄉，另尋出路。由此，我們也可看出，箕子之國絕不會如學界曾言是建於遼西，[26]因為遼西是周政權統治勢力所及之地，早在「肅慎、燕、亳吾北土也。」[27]並非「他鄉」。但是，周武王在天下觀的支撐下，隨即封箕子於朝鮮。在此之前，周武王已經對微子、武庚進行了分封。
（三）《漢書》、《三國志》等史籍中的箕子和箕氏朝鮮文本
對箕氏朝鮮，班固（公元32—92年）主撰的《漢書》有載：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谷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俗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闢。[28]
這段記載表明，箕子對於「朝鮮」文明起了重要的教化作用。實際上，來自於中原地區的殷人必然都或多或少地掌握了中原的文化和技能，他們在到達朝鮮半島之後，皆盡其所能地將先進的「禮義田蠶」文明，因地制宜地「教」給當地的土著民族。同時，箕子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了八條法律法規，並用此八條之教用口頭的形式向社會上的人進行傳達，進而流傳下去。可以說，箕子東來，給朝鮮半島的土著居民帶來了強勁的文明之風。不過，彼時的這種「教」應該是一種口耳教育，因為文字知識的推廣和普及要有一個過程，而且，迄今也並沒有任何的考古發掘證明殷代的甲骨文和青銅文化已到達了朝鮮半島。但是，「禮儀田蠶」在半島的存在，通過考古發掘是可以得到印證的。朝鮮半島的稻穀以及諸如有段石錛、雙孔半月石刀的東傳，是與山東半島上的東夷以及同東夷關係密切的殷人有不可分的關係的。一種新文化的傳入，定然是通過教育手段才能實現的。
關於箕氏朝鮮，「魏時京兆魚豢私撰」之《魏略》[29]中有更為完整的記載，但《魏略》原本失傳，在裴松之為《三國志》所做之注中較多地引用了《魏略》原文，故而，該書因《三國志》而得以大部分保存，近人張鵬一輯有《魏略輯本》。除關注魏國與漢末中原群雄逐鹿的歷史之外，魚豢對於周邊政權的記載也很詳細，所謂「殊方記載，最為翔實」，比如邪馬臺國、大秦國（羅馬帝國）等。關於箕氏朝鮮，其云：
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裡，至滿番汗為界，朝鮮遂弱。及秦並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溴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渡浿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裡，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眾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其子友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30]
這段記載將箕氏朝鮮與衛氏朝鮮的嬗代情況記錄得比較完整。這段史料主要記載了三件事。其一是燕、朝間的緊張關係；其二是朝鮮大夫禮化解了這種緊張的局面；其三是燕軍攻打朝鮮。第一件事圍繞燕欲自尊為王而展開。燕欲自尊為王的時間，應當在公元前323年。因為據史書記載，公元前332年,燕文公卒，太子立，即是易王。易王十年，「燕君為王」。[31]此時，燕的領土沒有太大的擴充，勢力仍然在大凌河以南。及西周末年，由於北方草原民族的崛起，遼西地區諸族的勢力強盛起來，進入春秋時期，燕國的疆域向南方退縮並在山戎等族的侵逼下，幾乎亡國。《史記·燕召公世家》所云「燕外迫蠻貊，內措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32]即是彼時燕國處境的寫照。齊桓公曾經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聯合其他諸侯國，北伐山戎，並徵服了遼西諸族，為燕國的北進開闢了道路。但是，由於居於西剌木倫河和老哈河地區的東胡趁遼西空虛迅速南下，佔領了遼西，同化了該地區的各族，形成了統治該地區的強大勢力，並成為燕國北方的勁敵。然而，畢竟在山戎被擊走之後，燕國已佔領了山戎之地，其勢力也開始向遼西地區發展。《管子·地數篇》有「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的記載，說明彼時燕國已對遼東地區進行開發了。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遼東」應指「古遼東」的西部沿海地區，因為彼時燕國的勢力尚未到達遼東半島。而所謂「古遼東」即是燕國東拓之前的遼東。《遼東志》云：「遼，遠也，以其在九州之東，故名遼東。」[33]古遼東的西限是今清川江，古高夷和古貊國應包括在古遼東的範圍之內。古人又將遼東分為遼東、遼西，其界限即今醫巫閭山，在這種情況下，「遼東」應指古遼東之東，而遼西則指古遼東之西，由此可以得知，古代應先有了「遼東」這一地名，然後才有「遼西」之稱，所以《遼東志》又云：「（遼東）又兼遼西也。」戰國時，遼西己是東胡的佔領區，燕「欲東略地」，第一步就是要解決東胡的問題。然而，這一計劃內卻引起了箕氏朝鮮的警覺和關注，於是馬上也「自稱為王」，並為「尊周室」而「欲興兵逆擊燕」。從「尊周室」的說法來看，彼時儘管距離箕子被封已經過了七百餘年，但「朝鮮侯」始終沒有忘記自己是周天子之諸侯國的身份，依然保持著「尊周」的政治意識。
第二件事中出現了箕氏朝鮮「大夫禮」的官職和人名。「大夫」是我國三代時的官職，是由諸侯冊封的，此官職雖然並不是天子直接策封的，但是對天子仍然稱臣，名曰「陪臣」，意即天子臣子之臣子。戰國時，「大夫」只是爵稱而不是官稱，但箕氏朝鮮依然按照古制，國君之下有「大夫」之職，這是嚴格按照奴隸制社會天子——諸侯——大夫這種等級制而任命官職的。關於「禮」這個人，應該不是朝鮮半島本地人，而是來自於燕或齊的文人策士之流。作這種推斷原因有二。其一，從禮的名字看，明顯具有中原地區的文化內涵；其二，從禮的作為看，他內諫朝鮮王，外說燕易王，左右逢源，是一個很有文化、很有辨才的人物，具有那個時代中原士人的素質；其三，禮十分了解彼時「天下」的形勢，尤其是關於燕的情況，按照當時燕、朝的交流情況分析，其是土著朝鮮半島人的可能不大。在大夫禮的遊說周旋下，兩國解除了緊張的局勢，避免了一場戰爭。
第三件事，燕國在昭王之世實現了東拓的願望，不僅擊走了東胡，而且佔領了遼東貊人居住區，徵服了朝鮮與真番，在古遼東之東設置了遼東郡，削弱了箕氏朝鮮對該地區的影響。有學者以「朝鮮遂弱」為依據，認為在燕東拓之前箕氏朝鮮是很強大的，並曾佔有遼東的一些領域，筆者認為並非如此。這裡的強弱是指朝鮮的影響力，而不是指其地域。實際上，箕氏朝鮮只不過是一個城邦小國，因為其歷史悠久，文明程度較高，尤其是進入戰國之後同東胡結成了聯盟，其影響力增強罷了。燕國設置遼東郡之後，與箕氏朝鮮山水相連，比鄰而居，其關係非從前可比。一方面，箕氏朝鮮已附屬於燕國，失去了以往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又在燕國的影響下，接受了燕國帶來的中原文明，從而使自己得到發展。前面所提到的「朝鮮遂弱」只是從政治影響而言，但從箕氏朝鮮整體的社會發展來看，還是進步了。
魚豢的文本恰好銜接了《史記·宋微子世家》中關於「箕子」被武王封於朝鮮、《史記·朝鮮列傳》中之衛氏朝鮮滅亡箕氏朝鮮自立建國二段史事，彌補了文獻史籍對箕子封於朝鮮之後史事的空缺，不僅使箕氏朝鮮的脈落大體清晰，同時也使箕氏、衛氏二朝鮮的嬗替更為明確。而且，如上所述，這些細節的充實與所涉及的時代背景頗為契合。魚豢的文本極為明顯地標識了箕氏朝鮮與中原王朝的關係，而且，這種關係並未因聯繫的稀少而中斷甚至淡泊，直到燕易王時代，在各侯國紛紛自尊為王的情形之下，「朝鮮侯」方自稱為王，並仍然保有「尊周室」之心。秦末，天下散亂，流亡於箕氏朝鮮的中原及邊郡百姓漸多，燕人衛滿是其中之一。
二、 箕氏朝鮮史事在西漢呈現完整文本的原因
在司馬遷的《史記》文本中，對於前史之中或忽略或散佚或隱約提及的箕子為周所釋之後的史事，有脈落清晰的表述：箕子出走之後，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可知箕子出走之地是「朝鮮」。對此，秦博士伏生在《尚書大傳》中有明確記載：「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顧頡剛曾指出，箕子東走朝鮮是「西漢時代突如其來的傳說」，[34]顧氏的質疑已經有眾多學者在反質疑，筆者亦認為此事是可以辯證的。據《呂氏春秋·先識》載:
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引文為我們提供了三方面的信息。一是，在先秦，史官除負責修史之外，還有一項重要職責，就是掌管文獻。對此，他史之中也有記載。《史記》雲，老子曾經是「周守藏室之史也」；[35]據《周禮》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36]又,《左傳》載:「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37]二是，史官對於所司掌的圖法——太史所掌管的國家各種文獻檔案——在亂世之中常常私自攜帶出投新君；三是，夏、商之末，太史「載」所典圖法出走，表明彼時的文獻數量並不少。然而，到秦王三十四年，秦始皇在丞相李斯等人的建議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38]可知，秦始皇焚書所毀之書主要有三大類。一是秦記之外的全部史書，二是博士所掌握的《詩》、《書》，三是博士所掌握的百家著述。從三類書來看，史書的焚燒是最為徹底的，秦以外的全部史書毀於一旦，而且，「史書」這一部分，都被史官所典于禁中，並未在民間有所流傳，大體都是「孤本」，這也是我們迄今難以再見到相關的夏、商、周之「圖法」的根源。而《詩》、《書》以及諸子著作雖然也遭到焚毀，但這二部分基本未有「根除」，一方面，有博士所掌之書成為例外；另一方面，自孔子創私學起，「六經」就一直是私塾中基本的教材，代代因循，耳熟能詳。秦火之後，至漢興，有一部分被憑記憶傳寫下來。同時，亦有一些人將私人所藏的經以及諸子著作用藏於牆壁中等方式保存下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方有「古文經」與「今文經」之別。
在所存留的「經」與諸子著作中，對箕子東走朝鮮一事沒有太多線索，其原因有三：首先，所謂「六經皆史」，標明「史」是「經」之餘，雖然有《尚書》、《春秋》這類具有「史」學因素的著作，不過，《尚書》是記事起於堯舜，迄於秦穆公的文獻彙編，是記載「可以為世法者」[39]的聖哲之言，意在說明「王道」之本，記述重點是夏、商、周統治者的部分談話、講演詞、命令和宣言，雖也有追述早期歷史的內容，但篇幅不大；《春秋》是孔子出於「撥亂世，反諸正」[40]的目的而作，雖然形成「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41]的編撰體例，但因其過於簡約（《春秋》記載自公元前722至前481年間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僅有一萬五千字），同時又是以魯國為記事中心，所以，見於記載的史事頗有局限。而諸子著作更是各有特色，並各有側重和闡釋中心。「人物」或「事件」的完整性在這一時期並未得到足夠的關注。同時，彼時政權林立，社會動蕩，令典籍撰述者的視域明顯沒來後來統一王朝時代那樣開闊。所以，歷史文本與敘述體系皆與漢代以後的範式有很大不同，這也是造成三代歷史記載存在較大缺憾的主要原因。其次，彼時的信息沒有達到相當暢通的程度。隨著箕子離開周王畿渡海[42]東走，其亦從周代士人的視野中消失，雖則在「十三祀來朝」，但其後復歸半島。在從朝鮮半島由南部往北部的發展過程中，因山水相隔，直到後來其北界與燕相鄰，對相關的史事復有所記憶，其他更多時候則與中原消息阻斷，因而也就鮮有記載。再次，從《尚書·洪範》對箕子之「歸」有含糊記載可知，周人對箕子東走不是無載，而是由於修史者關注角度的問題，沒有太多涉及。因為「洪範篇」所強調的就是箕子所做之「洪範」的主要內容，對於修撰的背景不過是一語帶過，未做太多鋪敘。周人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43]的意識，也就是說，無論箕子從自己的視野消失多久，始終都是「王臣」，所以，「走」後復來就只用一個「歸」字輕描而過，而未惶細論恰恰表明箕子東走事件本身並未引起時人特別的關注。當時的天下概念，據《孟子·梁惠王上》載：「晉國，天下莫強焉」，[44]可知，「天下」的範圍遠遠超出一國。在先秦典籍中經常出現「來遠人」、[45]「柔遠人」,[46]「蒞中國而撫四夷」、[47]「不忘遠」、[48]「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49]等說法，「遠人」、「四海」、「四夷」大體都是虛指，其「天下視野」可能大到虛化的程度。在這種認識體系之下，商周之際，對箕子及其族眾的去來皆能坦然面對。
秦漢之世，隨著文化的發達與繁榮，尤其是繼編年體之後，紀傳體的勃興，以及官修史書體制的完善等因素，都為史學的繁榮創造了先機。這一時期，關於箕子與箕氏朝鮮的史事，也由此前被略為數語的「經」的記載模式，成為脈絡清晰、體系完整的「史」的文本歷史。
這一時期的史著，以對漢武帝之前的歷史進行系統梳理與回顧，並創立中國「史體之正」（即紀傳體）的司馬遷之《史記》最具有劃時代意義。《史記》是司馬遷「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50]之作。其結構由五部分構成，即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本紀」以編年的形式記載古帝王事跡，「世家」記載王侯封國史跡和特別重要的人物事跡，「列傳」載典型人物和周邊民族的史事，「表」用表格的形式譜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書」則記述制度發展等。《史記》不僅開創了漢文典籍以「人」為中心的撰述先河，同時，亦對以華夏為中心，四夷拱衛的「天下」格局首次進行了較成系統的勾勒。[51]在這個「天下」構圖中，箕子的足跡帶動並拓展了從周至漢的當權者、司史者以及普通百姓等各階層關注視線的東移，箕子在為周所釋之後，出走至周直轄地之外的朝鮮半島，並建立「朝鮮」 [52]政權的史事更為清晰系統。
魚豢的箕氏朝鮮記事，筆者認為是寫實的，原因有二，一是魚豢所載的箕氏朝鮮，是略諸前而詳諸後，也就是說，戰國末期至秦漢之際的史實相對充實，而從箕子東走,至最末二代王箕否、箕準之間諸王的歷史，皆略而不提，說明魚豢亦是稟承先秦史家「有疑則闕」的傳統；二是魚豢的文化精神是「曠達寬容」的，[53]在《三國志·東夷傳》注引中之《西戎傳》中載：「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遊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餘今泛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況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遊，載騕褭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54]可知，魚豢面對「外夷大秦」體現了平等之意，對異政權的歷史意識表現還是非常客觀的，因而，從這個角度，如果箕氏朝鮮不存在，或與中原王朝非「侯國」關係，以魚豢的史識來看，當不會若此處理。
在陳壽(233—297年)的《三國志·濊》中載有一段可以與《魏略》互補的史料：「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準僭號稱王。」[55]由於魚豢的生卒年難於稽考，所以不能確知《三國志》與《魏略》的成書孰先孰後，但二者關於箕氏朝鮮的記事使相關史事脈落大體清晰。
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隨著郡縣的設置，中原王朝對朝鮮半島的了解愈多，記載愈細。這種情況一方面體現了時代視野的開闊，另一方面則表明箕氏朝鮮曾經在史籍中缺失的記載在朝鮮半島或以口耳相傳的模式流傳著，或以簡略的方式被記載下來，至漢郡設立，相關的史事為中原士人所接受並熟知，進而逐漸見載於司馬遷之後的史家載籍之中。
三、朝鮮半島典籍中之「箕子」與「箕氏朝鮮」的文本歷史
朝鮮半島是漢字文化圈的一個重要組成。由於遲至1444年，在朝鮮王朝世宗頒布《訓民正音》之後，朝鮮才開始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諺文，並與漢字一起使用。所以，此前的文獻典籍多用漢字書寫。事實上，彼時東亞雖然同「文」，但「語」卻並不同，在交往中，有時靠翻譯，比如新羅有專門的「譯語」；[56]有時則靠「筆談」，據日本圓仁(793―864)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日本人到中原王朝之初，語言不通，交流多是「筆言述慰」、[57]「筆言通情」，[58]不過，朝鮮半島人士在中原的交流大體是暢通的。比如，李朝的崔溥（1454―1504年）在意外漂流到明朝境內之後，雙方的漢語交流絲毫沒有障礙，[59]而且，崔溥之世，諺文已經形成系統並在社會上推行，可是，崔溥5萬言的《漂海錄》卻是其在輾轉回至朝鮮之後用漢語寫成的，標明朝鮮的漢化程度之深。而箕子以及箕氏朝鮮相關的記事，在朝鮮半島的歷史文本中也是成系統的。我們試作如下梳理：
（一）《三國史記》中的箕子及箕氏朝鮮記事
《三國史記》由高麗朝大臣金富軾(1075-1151)所撰修，是朝鮮第一部紀傳體史書，也是存留至今有關朝鮮半島古史的最為系統的文獻史料。對於箕子與箕氏朝鮮，金富軾有如下幾條記載：
記載1：海東有國家久矣。自箕子受封於周室，衛滿僭號於漢初，年代綿邈，文字疏略，固莫得而詳焉。[60]
這裡以「海東」作為地理區間，而海東，即渤海之東，無疑即是朝鮮半島的所在。事實上，《三國史記》在金富軾的基本定義之中並不是「朝鮮三國」，或「高麗三國」，而是「海東三國」，[61]說明金富軾的「朝鮮半島觀」並不是以已經統和成一體的高麗為參照物而言的，而是以「海東」這樣的區域方位而言的。並且，將受封於周室的「箕子」政權與僭號於漢初的「衛氏」政權同列於「海東有國家」的歷史之列，說明金富軾對於箕氏朝鮮是持肯定態度的。之所以箕子與衛氏朝鮮史跡不甚清晰，概因「年代綿邈，文字疏略」之故。
記載2：（嬰陽王）十八年初，煬帝之幸啟民帳也，我使者在啟民所，啟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句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徵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啟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62]
這一記載中提到高句麗之地本「本箕子所封之地」等情況，實際上是指大同江流域一帶。其史料來源是《資治通鑑》的記載：「帝之幸啟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啟民所，啟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徵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其使者親見啟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63]這則史料借隋唐二朝大臣裴矩之口表達了隋唐君臣對於箕氏朝鮮與高句麗在地緣關係上的認知。[64]
在《三國史記》之《高句麗本紀》之「論曰」中云：
記載3：玄菟、樂浪，本朝鮮之地，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設禁八條。是以其民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飲食以籩豆，此仁賢之化也。而又天性柔順，異於三方，故孔子悼道不行，欲浮桴於海以居之，有以也夫？然而《易》之爻「二多譽，四多懼，近也」。[65]
「論曰」是金富軾對於所載歷史的主觀評論，這裡這要是從地沿革上，指出，玄菟、樂浪等郡縣是置於「朝鮮」故地之上的，而所謂「朝鮮」則是箕子的封地。接下來回顧了箕子受封之後的歷史，即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將文明引入朝鮮半島，同時，設八條之教。由於「論曰」是《三國史記》最有標誌性的表達金富軾主觀認識的，在為高句麗本紀傳「論」時，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述寫箕氏朝鮮的史事，表明在金富軾的意識之中，其對於箕氏朝鮮→漢四郡→高句麗的沿革演變還是有明確的認識。
此外，《三國史記》引（新）《唐書》語：「高句麗俗多淫祠，祀零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國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66]亦對高句麗的箕子之祭持肯定態度。
（二）《三國遺事》中的箕子及箕氏朝鮮記事
高麗忠烈王時代的僧人一然(1206—1289)所修撰的《三國遺事》，是收錄新羅、高句麗、百濟之遺聞逸事而成。「所紀神異靈妙，專主崇佛弘法。論者謂荒誕不經，不足取信，然流風遺俗，往往散見於其中。」[67]關於箕氏朝鮮，有如下記載：
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於朝鮮，壇君乃移於藏唐京。後還隱於阿斯達為山神。壽一千九百八歲。唐裴矩傳雲。高麗本孤竹國（今海州），周以封箕子為朝鮮，漢分置三郡。[68]
此書中首次出現了「壇君」的記載，認為是朝鮮半島最早的「朝鮮」，但對於箕氏朝鮮卻並未否定，只是成為繼壇君之後的政權實體，同時指出是「周虎王」所封。另外，同段又據他史記載，將孤竹國→箕氏朝鮮→漢郡→高句麗的地理沿革串連成為系統。
（三）鄭道傳的箕子敘述
鄭道傳（1342－1398），字宗之，號三峰，是朝鮮王朝初期的重臣，朝鮮王朝的首任宰相（1392—1398），在朝鮮王朝建國之初，得到朱元璋賜冊國號之後，云：
蓋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殷下，名既正矣，言即順矣。箕子陳武王以《洪範》，推衍其義，作八條之教，施之國中，政化盛行，風俗至美。朝鮮之名，聞於天下後世者如此。今既襲朝鮮之美號，則箕子之善政亦在所當講焉。嗚呼！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將見《洪範》之學、八條之教，復行於今日也！[69]
可知，朝鮮王朝之初，其朝野上下對於箕子認同頗深。鄭道傳作為開國重臣，朝鮮王朝的開國典制皆參與創製，對於朱元璋賜國號為「朝鮮」，頗以為榮，「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載！」即將明太祖與周武王相併列，而朝鮮王朝建立者李成桂被視為箕子，真實體現了朝鮮君臣的箕氏朝鮮認知。
（四）《東史綱目》中的箕子及箕氏朝鮮記事
朝鮮王朝安鼎福（1712—1791年）所撰的《東史綱目》在「圖上」部分之「東國歷代傳授之圖」中，箕子被列置於檀君與馬韓之間；在「檀君箕子傳世之圖」中，箕子、箕準亦有列，[70]雖然安鼎福圖表部分，對「東史」的譜系，是將箕子置於檀君之後，但在整體認系中，我們可以了解，安鼎福認為箕子是最早在朝鮮半島建立政權實體的，在《東史綱目》正文之卷一，開篇便是《朝鮮箕子元年》，其云：
箕子元年，殷之太師箕子東來，周天子因以封之。箕子子姓，名胥餘，殷紂之親戚也，封於箕而子爵，故號箕子。仕殷而為太師，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而囚之，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鼓琴以自悲。及周武王伐紂入殷，命名公釋箕子囚。問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王。乃問以天道，箕子為陳洪範九疇。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而不臣也。[71]
綜合前邊的敘述可知，《東史綱目》的史料來源基本是中原漢籍文獻，其認知與中原無二。
事實上，朝鮮王朝曾自比為「小中華」，[72]從某種意義上說，箕子認同是小中華意識的根本。世宗曾云：「吾東方文物以社樂侔擬中國，迨今二千餘禩，惟箕子之教是賴。」[73]可知，直至朝鮮朝鮮王朝，箕氏朝鮮在半島的歷史認知體系之中，皆處於重要位置，並且，朝鮮半島人對於箕子的崇敬之情是由衷的。
自朝鮮半島有由本土史家所敘述的歷史以來，從高麗王朝至朝鮮王朝，箕子敘事大體與中原王朝沒有差異。雖然從當代民族國家的角度，在對歷史認識體系進行區分時，可以區分為二個系統，但箕氏朝鮮認識上的差別是近代以來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講，箕氏朝鮮在東亞，存在同途殊歸的情形。
[1]韓東育：《東亞研究的問題點和新思考》，「東南亞與東北亞：複線歷史與多元文化的再省思」學術研討會，2010年2月。
[2]《周易》明夷，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02頁，本文所引《十三經註疏》文本之標點，綜合各家。
[3]《漢書》卷30，《藝文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04頁。
[4]《墨子》貴義第四十七,《諸子集成》上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47頁。。
[5]《荀子》儒效篇第八，《諸子集成》上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頁。
[6]《荀子》臣道篇第十三，《諸子集成》上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頁。
[7]《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八，《諸子集成》上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頁。
[8]《論語》卷9，《微子》，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494頁。
[9]《孟子》卷3，《公孫丑章句上》，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838頁。
[10]《韓非子》喻老第二十一，《諸子集成》下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59頁。。
[11]《逸周書》克殷，參見黃懷信等撰《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2]《竹書紀年》帝乙五十一年，王國維撰，黃永年校點《古本竹書紀年集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3]《尚書》洪範第六，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97頁。
[14]《尚書正義》云：「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為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
[15]《尚書》胤徵第四，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35頁。
[16]《尚書·湯誥》。
[17]《史記》卷38，《宋微子世家》，《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609—1611頁。
[18]據《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司馬氏世典周史，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19]參見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兄弟民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0－58頁。
[20]《史記》卷32，《齊太公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80頁。
[21]《史記》卷4，《周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1頁。
[22]孔穎達疏《十三經註疏》，《尚書正義》卷12《周書·洪範》，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97頁。
[23]孔穎達疏《十三經註疏》，《尚書正義》卷12《周書·洪範》，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97頁。
[24]《尚書·微子篇》；《史記》卷38《宋微子世家》。
[25]《孟子·萬章下》；《史記》卷61《伯夷傳》。
[26]張博泉根據在遼西發現的帶有族徽「」的青銅禮器而主張「箕氏朝鮮初稱箕，而不稱朝鮮」，「其初地在遼西，今大凌河流域」，「箕氏朝鮮約在西周末春秋初並有韓侯之地後，其政治中心已由遼西遷至遼東，佔有遼河以西、以東廣大地區」；根據《易經》中的「箕子之明夷」而認為是「箕子適朝鮮」。（張博泉：《東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頁）。
[27]《左傳》昭公九年條，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4466頁。
[28]《漢書》卷28，《地理志下》，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658頁。
[29]《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
[30]《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傳·韓》，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50頁。
[31]《史記》卷34,《燕召公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554頁。
[32]《史記》卷34,《燕召公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561—1562頁。
[33]劉子敏：《關於「遼東」的考辨》，《中國邊疆史地》1996年第1期。
[34]顧頡剛：《三監的結局》，《文史》1988年第2期。
[35]《史記》卷63，《老子韓非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140頁。
[36]《周禮》卷17，《春官宗伯》，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628頁。
[37]《左傳》昭公二年條，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4406頁。
[38]《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載，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55頁。
[39]孔穎達:《尚書正義·尚書序》疏引《尚書緯》。
[40]《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115頁。
[41]《春秋》序，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695頁。
[42]苗威：《古朝鮮研究》，香港亞洲出版社2006年版。
[43]《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北山》，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994頁。
[44]《孟子》卷1，《梁惠王章句上》，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800頁。
[45]《左氏》，襄公十一年十二月條，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4235頁。
[46]《禮記》中庸，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536頁。
[47]《孟子》卷1，《梁惠王章句上》，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809頁。
[48]《孟子》卷8，《離婁章句下》，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928頁。
[49]《孟子》卷1，《梁惠王章句上》，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809頁。
[50]《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319頁。
[51]《史記》計為12「本紀」，其中卷1為《五帝本紀》，其他11本紀亦皆是中原華夏君主。卷110、113、115、116、123分別是周四各民族或民族政權之列傳，即《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而對於「天下」觀，在《史記》之中也僅在《太史公自序》（卷130）中，就曾出現「天下」計30處。
[52]「朝鮮」最早見載，是在《管子》之中，《揆度》載為「海內玉幣有七筴……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輕重甲》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服而為幣乎。」這二則史料所載是春秋時期齊國與發、朝鮮貿易的情況。其中的「發」是指遼東地區的古貊族，「朝鮮」即應該是箕氏朝鮮。其後，在《山海經》、《戰國策》等文獻中，「朝鮮」出現的頻率明顯增多，然而多是從地理坐標的角度一筆帶過，如《戰國策》卷29《燕》：「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
[53]參見李培棟：《魚豢「發蒙」》，《文史哲》1993年第3期。
[54]陳壽著，裴松之註：《三國志》卷30.《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後注引《西戎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58頁。
[55]《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傳·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48頁。
[56]新羅存在「譯語」最早見載於唐人顧況的《送從兄使新羅》:「共散羲和歷，誰差甲子朝。滄波伏忠信，譯語辨謳謠。」（參見陳貽掀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第二冊，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頁。在東亞文獻中，與譯語相關的記載最早見於《禮記·王制篇》：「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說文解字》解釋「譯」為「傳譯四夷之言者」。
[57] [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第14頁。
[58] [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第28頁。
[59]據崔溥的《漂海錄》載：崔溥及同船42人在從朝鮮之濟州島漂至我國浙江沿岸時，泊於岸邊的「中國」（《漂海錄》語）船擁來，並說：「『看你也是好人，隨我可行。你有奇物送些與我。』（崔溥）臣答曰：『漂流已久，所齎之物盡撒海中。若指我生路，所乘船楫皆恁的所有。』……」應對如流。（參見葛振家《崔溥〈漂海錄〉評註》，線裝書局2002年版，第53頁。
[60]《三國史記》卷29，《年表上》，中華書局1959年版。
[61] [高麗]金富軾：《進三國史記表》，參見《東文粹》卷1，或《東文選》44。
[62]《三國史記》卷20，《高句麗本紀》嬰陽王十八年條。
[63]《資治通鑑》卷181，《隋紀》煬皇帝上之下，大業六年條。
[64]隋唐時期，類似的議論較多，如：「（溫）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堤封之內，……』」（《舊唐書》卷61《溫大雅列傳》）等。（參見苗威：《從隋唐君臣的高句麗觀看高句麗政權的性質》，《北方民族》2004年第2期）
[65]《三國史記》卷22，《高句麗本紀》之「論曰」。
[66]《三國史記》卷32，《雜誌第一》。
[67] [朝鮮] 一然：《三國遺事》，《校訂〈三國遺事〉敘》，[韓]明文堂1993年版《三國遺事》，第1頁。
[68] [高麗]一然：《三國遺事》，《古朝鮮》，（漢城）明文堂1993年版，第34頁。
[69] [朝鮮]鄭道傳：《三峰集》卷7，（漢城）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刊《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第5冊，1990年，第414頁。
[70] [朝鮮]安鼎福：《東史綱目》，（漢城）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版，第1頁。
[71] [朝鮮]安鼎福：《東史綱目》，（漢城）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版，第39頁。原文為手寫影印，標點為作者所加。
[72]朝鮮王朝所謂「小中華」，據吳慶元在《小華外史總要通論》中云：「小中華者，中國稱朝鮮為小中華，以其禮樂文明亞於中國也。」（《小華外史》上冊，東京朝鮮研究會印行1914年版，第208頁）。
[73]《朝鮮王朝實錄》卷40，世宗實錄，世宗十年四月辛巳，（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年版。
原載《中國邊疆學》第2輯，省略了餘論，引用請核對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