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末期，燕人衛滿率移民進入朝鮮半島，並於公元前194年推翻了箕氏統治，建立衛氏政權，稱為「衛滿朝鮮」。此時《論語》已經成書，很可能被衛滿等人帶入朝鮮半島。從戰國末期一直到南北朝時期，中原及遼東的多年戰亂迫使大量中國人避入朝鮮半島。在這個過程中，一些難民也可能將《論語》帶入。但這些只是推測，直到漢四郡時期，《論語》在朝鮮半島傳播的證據才真正出現。
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在朝鮮半島北部設立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施行有效治理，史稱「漢四郡」。當時《論語》雖不在「五經」之列，但作為記錄孔子言行的典籍不可能被忽略，因而被列為「小經」。1992年平壤古墓出土的竹簡上寫有《論語》的《先進》、《顏淵》二篇的內容。經研究，這些竹簡是漢四郡時期樂浪郡下層官吏的隨葬品，時間為公元前45年，比河北定州竹簡只晚了10年，是迄今朝鮮半島發現的最古老的《論語》遺存。從竹簡的磨損情況可以看出墓主人生前勤奮攻讀《論語》，說明《論語》此時已經成為下層官吏的基礎教養科目。
朝鮮半島在公元前1世紀逐漸形成了高句麗（前37-668）、百濟（前18-660）、新羅（前57-935）三大政權，史稱「前三國時期」。《論語》在這一時期傳播的確切記錄已經出現，在三個政權統治範圍內的傳播各有特色。
高句麗建國初期開始用漢文修史。故國川王時期（179-196）的乙巴素任國相（宰相）之前曾經說：「不逢時則隱，逢時則仕，士之常也。」這句話與《論語·泰伯》篇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在句式、含義上很相似，由此能夠看出他讀懂並有意運用了《論語》。小獸林王二年（372），「立太學，教育子弟。」這是朝鮮半島設立太學的最早記錄。不過，《論語》未見於高句麗子弟所讀書目，這說明在當時以《五經》為中心的儒家教育體系中，《論語》還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
百濟建國後不久也開始用漢字記事。日本史書《古事記》記載，應神天皇時期（270-310），百濟博士王仁帶《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赴日本傳播儒家思想，很多學者認為這是《論語》在朝鮮半島「歷史上第一次隆重登場」。2005年韓國仁川出土了公元3-4世紀百濟時期的《論語》木簡斷片，「這一發現說明，在百濟時代關於孔子經典著作的學術研究已經不僅局限於首都漢城，還傳播到了周邊地區。」武王四十一年（640）「二月，遣子弟於唐，請入國學。」《三國史記》「武官」條載百濟設「孔子廟堂」一職，但設立時間和官職高低不詳，應當是負責守衛孔廟乃至國學的武官，可見百濟社會對儒家思想的景仰。較高句麗而言，百濟的《論語》傳播很有特色，在實物、制度方面都有令人信服的證據。
新羅接受儒學以後，將儒家理論用於治國安邦，如《北漢山新羅真興王巡狩碑》（韓國國寶3號，568年刻成）中有這樣一段碑文：「是以帝王建號，莫不修己以安百姓。」其中的「修己以安百姓」一句就出自《論語·憲問》篇。新羅統一半島前夕的幾位國王都重視儒學，加強與唐朝的政治、軍事、文化聯繫。如善德王九年（642）「夏五月，王遣子弟於唐，請入國學。」真德王二年（648）「冬，……遣伊飡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朝唐，……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
統一半島之前的新羅，主要藉助「世俗五戒」和「花郎道」思想來傳播《論語》，特色鮮明。「世俗五戒」即事君以忠、事親以孝、交友以信、臨戰無退、殺生有擇，與《論語》的主旨基本吻合。正是在這種認同的基礎上，新羅人在特定場合能夠恰當引用《論語》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如624年百濟大舉入侵，沙梁郡人訥催引用《論語·子罕》篇曰：「陽春和氣，草木皆華，至於歲寒，獨松柏後凋。今孤城無援，日益阽危，此誠志士義夫盡節揚名之秋，汝等將若之何？」「花郎道」堅守「世俗五戒」，是新羅培養、選拔優秀人才的一種獨特模式，融三教於一身。人們在貴族子弟中「取美貌男子，妝飾之，名『花郎』以奉之，徒眾雲集，或相磨以道義，或相悅以歌樂，遊娛山水，無遠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擇其善者薦之於朝。」著名的「花郎」有仇梨、欽春、官昌等人。「花郎道」這種傳播《論語》的獨特方式在新羅統一半島後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
統一新羅的歷代統治者均重視教育。682年，神文王（？-692）設立國學，並效仿唐朝，將《論語》和《孝經》指定為必修課程，從國家制度的層面確保了《論語》的傳播範圍、力度及效果，這是《論語》在朝鮮半島傳播史上的重要坐標。聖德王十六年（717）「秋九月，入唐大監守忠回，獻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圖，即置於太學。」惠恭王十二年（776）「二月，幸國學聽講。」景文王九年（869）「又遣學生李同等三人隨進奉使金胤入唐習業，仍賜買書銀三百兩。」這些措施都促進了新羅儒學教育的發展，也有力推動了《論語》的傳播。統一新羅還推行了「三品出身制」，以文才選人，《論語》仍是考察的基本項目之一。朝鮮半島的儒學教育由此形成了新的局面，而《論語》已經被明確列入重點學習、考察的經典行列，其影響力越來越大。
這一時期的士人更加深入地學習儒家經義，在日常生活中進一步體悟《論語》「內聖外王」的哲理，很多人能夠自由運用《論語》來抒情言志。如《三國史記·金庾信列傳》載其言曰：「吾聞見危致命、臨難忘身者，烈士之志也。」其中「見危致命」一詞出自《論語·子張》篇。《百結先生列傳》曰：「歲將暮，鄰裡舂粟，其妻聞杵聲曰：『人皆有粟舂之，我獨無焉，何以卒歲？』先生仰天嘆曰：『夫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來也不可拒，其往也不可追；汝何傷乎？』」其前兩句話分別出自《顏淵》篇和《微子》篇。更重要的是，這時的文學作品中出現了很多《論語》元素。崔致遠（857-？）被譽為東國文宗、漢文學之祖，年輕時入唐學習，其詩《長安旅舍，與於慎微長官接鄰》曰：「上國羈棲久，多慚萬裡人。那堪顏氏巷，得接孟家鄰。守道惟稽古，交情豈憚貧。他鄉少知己，莫厭訪君頻。」其中「顏氏巷」就源自《論語·雍也》篇。回國之後，他在兩篇碑銘的《序言》中也引用了《論語》中的詞句，《智證和尚碑銘序》云：「其具體則身仞餘，面尺所，儀狀魁岸，語言雄亮，真所謂『威而不猛』者。」「威而不猛」一詞引自《論語·述而》篇。《真監和尚碑銘序》云：「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吾豈匏瓜，壯齡滯跡？」兩句均引自《論語·陽貨》篇。儘管引用的數量不多，但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此《論語》就正式走進了朝鮮的文學作品中，其詞章、義理成為文人表情達意的依據和基礎，被使用的頻率更多、發揮的空間更大了，《論語》的傳播也隨之更為廣泛。
《論語》在朝鮮半島的早期傳播跨越了千年。在傳播過程中，歷朝歷代都看重《論語》中的倫理思想對社會、人生的重要指導意義，強調對「忠」、「孝」思想的體悟、踐行。因為當時還同時存在著原始宗教、佛教、道教等思想，所以《論語》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並沒有成為朝鮮半島這一時期唯一的指導思想。
總之，《論語》在朝鮮半島的早期傳播是《論語》魅力逐漸展現的一個過程，它提高了朝鮮半島的儒學水平，為《論語》在朝鮮半島的繼續傳播做了充分的準備。這也是儒家文化圈裡的一件大事，它開啟了「東亞漢籍之路」，奠定了儒家思想域外傳播的重要基礎，是研究儒家文化圈的構成、儒家文化影響的重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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