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北方沿海是中外交往的重要通道，自先秦時期就有成熟的海上航線，徐福東渡即循此而行，後來中外民眾頻繁來往於此，形成了著名的北方海上絲綢之路，密切了中國同朝鮮、日本等地的聯繫。隨著海上航線的貫通，海防也成為重要問題，特別是明清以降，面臨倭寇侵擾、日本入侵朝鮮、列強入侵等問題，北部沿海承擔起拱衛京畿、防禦海上之敵的重任，為此，兩朝統治者採取各種措施加強海防，有得有失，留下了深刻的經驗、教訓。
山東半島隔渤海、黃海與朝鮮半島相望，是中國歷史上與海外交往的東方門戶，也是古代史上著名的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從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資料都可以看出，山東半島的居民是最早走出海外的中國人，對於中華文明在歷史上對海外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周初年，箕子率五千封地民眾遷徙到朝鮮，是文獻記載的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箕子名須臾，是商朝貴族，被封於箕地（今山東萊州、龍口一帶），他因為反對商紂王暴政而被囚禁。周武王滅商，釋放箕子出獄，箕子不願在周為官，率其封地民眾五千人從山東半島北部渡過渤海至遼東半島，又輾轉進入朝鮮北部，建立了古朝鮮國，周武王封其為朝鮮國王。箕子在朝鮮，教民以耕作、禮儀、法治，將中國文化傳播到朝鮮半島，為當地文明進化和社會進步作出了貢獻。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曾撰寫「箕子碑」，讚譽箕子在朝鮮有「化及民」之功。
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半島及其沿海已初步形成中日朝居民早期交往的通道。20世紀，在朝鮮西海岸及日本九州地區發現數百件青銅器，其中的銅鐘被日本考古學家考證為來自齊國的「紀侯鍾」，為齊國田氏十鍾之一。類似的青銅器物，沿朝鮮西海岸的慶尚南北道到日本的對馬島、博多灣、北九州等地多有發現，很顯然是中日朝沿海居民沿這條海上交通線相互交往所遺留的器物。文獻記載，齊國給周天子的貢品有「斥山之文皮」，這裡的文皮，是來自朝鮮的虎豹等獸皮，斥山（亦稱赤山）是今榮成市石島鎮，是早期齊國商人與來自朝鮮的商人交易之處，這也是史籍記載最早的海外貿易地之一。
秦漢時期，是自山東沿海經遼東沿海，再沿朝鮮西海岸南下，渡過對馬海峽到日本九州，再沿瀨戶內海進入日本腹地的這條北方海上絲綢之路正式形成時期。其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東渡事件。徐福是一位長期活動在山東沿海一帶的方士，他利用秦始皇追求長生不老的心理，以到海外求仙為名，贏得秦始皇信任，為其準備了遠走海外所必需的人員和物資，然後揚帆東渡，沿著北方海上絲綢之路到了朝鮮半島南部與日本列島。徐福東渡為秦末漢初躲避苛政和戰亂的山東半島居民指出了一條走出海外謀生的途徑，而方士們宣傳的海外有仙山、仙境、仙人，以及不時出現的「海市蜃樓」幻境更是激勵人們走出海外去追求一種理想生活。於是出現了「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者數萬口」（《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列傳》）這樣的海外大移民局面。山東半島居民移民朝鮮、日本，有力地推動了兩地社會進步，日本學者認為日本社會從繩文時代（原始社會）進入彌生時代（奴隸社會），是與大量來自中國的移民分不開的。徐福作為中國移民的代表性人物，其遺蹟、遺存也被中日韓三國人民長期保存，並經常舉行紀念活動。
隋唐時期，是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時期，山東半島是日本、朝鮮各界人士頻繁往來之地。日本遣唐使共來唐朝14次，其中8次有在山東半島活動的記載，前6次遣唐使更是從山東沿海登州往返，隨遣唐使船入唐的日本留學生和學問僧沿北方海上絲路先經山東半島再向西行去長安，學成後再從山東沿海返回日本。如日本法相宗創始人道昭，從山東入唐後進入長安追隨著名佛教大師玄奘學習佛法，九年後回國，不僅創建了日本法相宗，而且還將從唐朝學到的鑿井、架橋等技術在日本加以推廣。著名的日本高僧圓仁前後在山東活動兩年半，足跡遍及山東半島各地。他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真實地記載了當時山東各地的經濟和社會狀況以及新羅和日本人在山東的活動。該書成為後人研究唐代社會史和中外關係史的重要文獻。唐代山東與朝鮮的交往更為頻繁，尤其是新羅王朝統一朝鮮後，新羅移民渡海來到山東半島，在半島各地建立多處居住和活動的新羅坊、新羅院，當時的登州和萊州都成為唐朝與新羅商人貿易的重要場所，來自新羅的商品多達百餘種。曾擔任唐朝軍官、後回國擔任要職的新羅人張保皋就長期活動在山東沿海。他創建了一支頗具規模的商船隊，沿著北方海上絲綢之路往返於唐朝和日本、新羅之間從事商業活動並為往返三國的使節、留學生和學問僧攜帶貨物，提供方便。他還在赤山（今榮成石島）修建了著名的法華院，成為留居山東半島的新羅人節日聚會和做法事的場所，也是往返於此的新羅和日本人臨時留宿的地方。新羅著名學者和詩人崔致遠也是在十二歲那年從新羅渡海經山東進入唐朝留學，中進士後回國為官，最終成為朝鮮著名的文學大師。
明清時期，自山東半島啟程的北方海上絲路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在明初和明末，明朝到朝鮮的陸路交通受阻，山東沿海成為朝鮮使節入明朝貢的必經之地，他們經海路抵達山東沿海登州、萊州後，再往返於南京或北京。朝鮮使節、文人與山東官員和文人多有詩文交往，互動密切。朝鮮使節還將在中國得到的西方器物和西學知識從山東沿海傳入朝鮮。
明初，山東半島沿海不斷受到倭寇入犯，明太祖朱元璋多次派出使節到日本勸說其統治者禁絕倭寇，這些使節也是沿著北方海上絲路從朝鮮沿海抵達日本。如洪武三年（1370），萊州府同知趙秩作為明朝使節自萊州渡海至日本九州，面見日本關西統治者懷良。面對懷良死亡威脅恐嚇，趙秩大義凜然，毫不屈服，堅定表達了明朝願意恢復中日友好，並要求日本禁止倭寇入犯的意願，迫使懷良答應了明朝要求，並放回被倭寇擄掠到日本的部分山東沿海等地居民。
明朝萬曆年間，日本統治者豐臣秀吉大舉入犯朝鮮，應朝鮮國王請求，明朝援軍進入朝鮮抵禦日軍入侵，山東半島成為明朝援助朝鮮的重要後勤基地。尤其是戰爭的後期階段，明軍統帥邢玠調集大批軍需物資從山東半島沿北方海上絲路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朝鮮南方沿海地區，有力地保障了前線明朝官兵的軍需供應，改變了戰爭初期明軍供應不足的被動局面，為贏得援朝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間，隨著中日貿易的正常開展，山東半島商人與日本、朝鮮商人的商船往來也多有記載。《清高宗實錄》和《登州府志》都記載了山東半島居民對來此經商在海上遇難的日本、朝鮮商人和船工提供救助之事，當地官府和百姓提供給他們衣服、食物，並安排船隻送他們回國。《清宣宗實錄》還記載了道光十一年（1831）來自琉球的商船在山東日照海邊與當地商人進行菸葉等商品交易。清代中期以後，山東沿海雖然屬於軍事禁區，禁止外國船隻往來，但沿著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中、日、朝人員與商貿往來始終沒有間斷。
古代北方海上絲綢之路是一條中外文明交往通道，它將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傳播到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同時也吸取了來自朝鮮與日本的文化。山東半島作為北方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勤勞勇敢的山東半島居民對開創和推動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作出了貢獻。縱觀歷史變遷，由於受到戰亂、海禁和經濟發展滯後等不利因素的影響，北方海上絲綢之路也有過沉寂和曲折發展的過程，但它的作用已載入中外交往的史冊中。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有力推動下，古老的北方海上絲綢之路必將展現出新的繁榮與生機，在山東與日本、韓國和朝鮮的經濟文化交流中作出更大的貢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北方海上絲綢之路史研究」（19AZS01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山東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外關係史創新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