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史林》2020年第4期，注釋從略。
作者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與新加坡早期港口的興衰
胡德坤 王丹桂
摘要
漢武帝時期，新加坡海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所經之地之一。公元7世紀後作為室利佛逝屬國的古新加坡已初具港口形態，是海上絲綢之路必經的停靠點和貿易站之一。室利佛逝的式微和元朝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直接促使13世紀末14世紀古新加坡崛起成為繁榮的國際港口和區域商業中心。而明朝中國海洋貿易政策的變化，直接導致14世紀之後古新加坡港口的湮沒。新加坡早期港口的興衰與海上絲綢之路息息相關。
關鍵詞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 ；新加坡；早期港口興衰
一般認為，新加坡現代港口發端於1819年萊佛士自由貿易港政策，本文中「早期港口」是相較於1819年後「新加坡現代港口」而言，指1819年以前的新加坡港口。關於新加坡早期港口，國內外學術界鮮少有學者專門著述，新加坡本土學者也只在研究新加坡早期歷史時指出13世紀末14世紀初的新加坡已是貿易繁榮的國際港口。至於新加坡早期港口何時形成、為何衰落，幾乎沒有學者涉及。本文擬運用東西方古籍和新加坡考古發現的史料，就這一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一 新加坡海域是海上絲綢之路所經之地之一
新加坡，地處於東南亞半島區和群島區水域，扼守連接南海和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道——馬六甲海峽的咽喉地帶，不僅是東南亞地區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也是東西方海洋貿易必經的航行樞紐。
關於新加坡古稱的早期記載有公元前110年班固《漢書·地理志》中的「皮宗」和公元3世紀的《吳時外國傳·扶南土俗》中的「蒲羅中國」。漢朝時中國的造船和航海事業有了明顯進步，並掌握了季風知識。漢武帝元鼎五年（前112）樓船將軍楊僕平南越，以及元鼎六年橫海將軍韓銳浮海平東越，均可從其行軍路線（由北向南）與季節（秋冬）推斷是利用東北季風航行的。漢武帝時期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中國開闢了從海上到達印度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南海航線。班固的《漢書·地理志》記載了這條航線。中國的海船從雷州半島出發，趁著東北季風，沿中南半島東南和馬來半島東岸向南行駛，當風向轉換之際，由都元國穿越新加坡海峽和馬六甲海峽，再利用西南季風北上。返航時由印度東南部出發，航行八個月至「皮宗」，再北上行駛兩個月到達越南。關於「皮宗」，學術界普遍認同確指馬來半島南端近新加坡海峽處。因此，新加坡海域應是早期海上絲綢之路航線往返的所經之地之一。
三國時期，地處東南沿海的東吳造船業發達，既有戰船「艨衝」和「鬥艦」，又有最大的「樓船」。其統治者孫權，多次派出強大的艦隊去海外訪問，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派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出使扶南。據《太平御覽》卷787記載，「吳時康泰為中郎，表上《扶南土俗》：拘利正東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羅中國，其俗食人。」同書卷791記載，「《扶南土俗傳》曰：拘利東有蒲羅中，人人若有尾，長五六寸，其俗食人。」許雲樵考證「蒲羅中」就是新加坡，「蒲羅」是馬來語Pulau的譯音，是「島」的意思，「中」是馬來語Ujong的諧音，是「盡頭」的意思，「蒲羅中」就是Pulau Ujong，意為「半島盡頭的島」，顯然指馬來半島盡頭的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出版的《新加坡年鑑》和新加坡教科書都認同這一觀點。「蒲羅中國」載於《扶南土俗》，或許「蒲羅中國」是扶南的屬國，只是「其俗食人」，尚未開化，可能是唐朝「羅越人」（海人）的早期定居點。當然「蒲羅中國」之人是否長有五六寸長的尾巴，是否真有吃人風俗，都無從考證。但無論是漢朝開闢海上絲綢之路還是東吳派遣使節出使扶南，古新加坡海域都是其航程中的所經之地之一，或許只是作為航程中的路標而存在。到唐宋時期，作為室利佛逝屬國的古新加坡，位於東西方海上貿易航線的中途，毗鄰馬六甲海峽南口，成為阿拉伯、印度和中國商人穿越馬六甲海峽時的停歇站和補給地，為早期港口的形成奠定了基本條件。
二 東西方貿易往來的中轉站：室利佛逝時期港口雛形
公元7世紀，蘇門答臘島上的古國室利佛逝（Srivijaya）崛起為一個政治兼商業大帝國。672—689年，室利佛逝的勢力從其首府巨港（Palembang）的中心地帶擴展開來，涵蓋整個馬六甲海峽。
據1030年Tanjor銘文記載，1025年室利佛逝遭到南印度朱羅王朝（Chola）襲擊，逐漸走向衰落。1275年室利佛逝再遭東爪哇信河沙裡（Singhasari）洗劫，徹底失去對馬六甲海峽的控制。因此，可以推斷馬六甲海峽（包括新加坡）處於室利佛逝控制的時期大約相當於中國的唐朝和宋朝。唐宋歷史古籍和大量唐宋錢幣在新加坡的出土，證實古新加坡不僅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中轉站，而且初具港口形態。
（一）室利佛逝是海上絲綢之路必經的貿易王國
室利佛逝建國後，一直同中國王朝保持友好的朝貢貿易。據中國史籍記載，695—742年，室利佛逝6次遣使中國，向中國贈送樂師、侏儒和彩色鸚鵡，中國皇帝則授予國王榮銜作為回謝。此後有一段時間聯繫中斷，直到公元904年室利佛逝與中國恢復通好後，中國史籍改稱室利佛逝為三佛齊。904—983年，三佛齊先後遣使來中國達11次。室利佛逝在與中國保持較為密切來往的同時，也不斷進行對外擴張，控制了連接印度洋和南中國海的馬六甲海峽和巽他海峽。而此時的馬六甲海峽和巽他海峽是中國與印度、波斯、阿拉伯往來的必經之路，從西方來的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國商人，以及從中國前往印度和阿拉伯的商人都要經過此通道。東西方過往船隻中途在室利佛逝各港口停泊，或補充淡水和食物，或等待季候風向繼續航行。停泊時期東西方商人就地貿易。
室利佛逝作為古代海洋貿易強國，一直奉行強勢的海外貿易政策。室利佛逝勢力範圍內的港口（包括馬六甲海峽海域的海港），除非得到室利佛逝統治者的許可，否則不得同外國商賈進行交易。南宋周去非記載：「藩舶過境，有不入其國者，必出師盡殺之。」南宋泉州港市舶司趙汝適記載：「其國在海中，扼諸番舟車往來之咽喉，古用鐵索為限，以備他盜，操縱有機，若商舶至則縱之。……若商舶過不入，即出船合戰，期以必死，故國之舟幅湊焉。」來自海港的稅收和其他與貿易有關的財源，都流進了室利佛逝的統治者和少數貴族的口袋。阿拉伯人記載，室利佛逝統治者向猶太人索取每艘船2萬迪納爾的款項作為過境稅，納畢方可繼續駛往中國。據說摩訶羅闍每天徵斂高達二百曼黃金的貢品，每曼價值六百迪拉姆。除猶太人和阿拉伯的船隻外，中國也是室利佛逝貿易的主要對象。憑藉對東西方貿易通道的嚴密控制，室利佛逝發展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王國。
（二）唐宋古籍中古新加坡：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
唐朝時中國造船技術取得明顯進步。中國船隻以船身大、載重量大、結構堅固、抵禦風浪強見長，中國船員以擅長駕駛、善於利用信風而馳名。而且唐朝一改秦漢以來「重農抑商」的政策，實行積極的對外貿易，尤其鼓勵發展相距較遠、沒有安全威脅的南海貿易。史料記載中國和阿拉伯之間也實現了直接的海上交通。自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以來阿拉伯派使臣到唐朝達37次之多。
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宰相賈耽記載了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廣州通海夷道」：「又五日行至海硤，蕃人謂之『質』。南北百裡，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南中州之最大者。又西出硤，三日至葛葛僧祗國，在佛逝西北隅之別島，國人多鈔暴，乘舶者畏憚之。其北岸則箇羅國。」據伯希和考證，上文中「北岸羅越國」是馬來半島的柔佛，包括新加坡在內。「羅越」，即巫語「海」（La-uat）的譯音，是當時馬來半島上土著「海人」（Orang Laut）所建立的第一個國家。考古學家韓槐準考證，「羅越」是雅貢人（Jakun）的別稱Orang Laut（海人）後一字的對音，與閩南人方音La-wat很貼切，因此羅越必是新加坡。許雲樵認同韓槐準的看法，認為「羅越」是原始馬來人（Proto-Malay）建立的國家，新加坡在那個時候可能包括在「羅越」國範圍內。可見學者們普遍認同「羅越」即唐朝時期新加坡島上古國名。文中的「質」伯希和考作馬六甲海峽，德國漢學家夏德（Friedrich Hirth）從祚利尼（E.G.Genini）說考作新加坡海峽，新加坡學者邱新民認為「質」是新加坡海峽，包括新加坡在內，對應馬來語Selat(石叻)。而據851年阿拉伯商人報告所集成的《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從阿拉伯航行至廣州途中經過Salaht（即馬來語Salat、Selat）海峽，即馬六甲海峽。可見中國和阿拉伯之間的海上交通和貿易必然經過馬六甲海峽。
據英國人哈·弗·皮爾遜撰寫的《新加坡史》記載，「到了公元４世紀」阿拉伯人懂得了季候風的奧秘。他們發現利用西南季候風航行，可以渡過印度洋，通過馬來亞和蘇門答臘之間的海峽，直達中國海和香料群島。然後再等候東北季候風，從原路返航。」根據其航行路線和季候風風向，阿拉伯商人必然要經過新加坡島。「繼阿拉伯人之後，印度南部科羅曼德耳海岸的人又接踵而至」。根據皮爾遜的描述，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商船在狹窄的馬六甲海峽航行途中，常常需要淡水，便在附近的定居點停泊補充給養，再開往中國。因此，毗鄰馬六甲海峽南口的「羅越國」很可能就是阿拉伯和印度商人過往的停歇站和補給地。《新唐書》卷222記載：「羅越者，北距海五千裡，西南哥谷羅。商賈往來所湊集，俗與墮羅缽底同。歲乘舶至廣州，州必以聞。」可見這一時期的古新加坡已是商船雲集的港口，並且每年都有商船開往廣州。如前所述，這裡的商船，不僅來自東方的中國，也有來自西方的印度和阿拉伯。
公元10世紀宋朝建立後，中國航海和造船技術顯著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於航海，海洋貿易進一步繁榮，尤其南宋時期國家政治經濟中心南遷，使得海外貿易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高潮。在這種背景之下，宋朝不僅與三佛齊保持著發達的朝貢貿易，而且積極鼓勵民間貿易，允許中國商人出海貿易。中國私人海船隻要獲得市舶司準發的憑證便可出海貿易。這一時期中國的陶瓷器大量銷往海外，三佛齊便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中轉站。據《宋史·食貨志》和《宋會要》都提到「來廣、明、杭等州貿易的國家，計有三佛齊等，並通貨物」。南宋古籍《諸蕃志》不僅記載了三佛齊的貿易情況，也明確記載「凌牙門」的貿易。
據《諸蕃志·三佛齊國》記載：「三佛齊，間於真臘、闍婆之間，管州十有五，在泉之正南，冬月順風月餘方至凌牙門，經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國。」據蘇繼廎考證，「凌牙門即為元朝古文本《島夷志略》中的龍牙門，確指古新加坡」，即新加坡海峽的吉寶港，因其西口內有巖石挺立，山門相對，壯若龍門，我國航海者均以此稱之。位於馬六甲海峽南口的「凌牙門」，作為室利佛逝勢力範圍內的屬地，必然也執行其強勢對外貿易政策，東西方往來船隻或自願或被迫都會在此停靠且進行一部分的貿易。據《諸蕃志·三佛齊國》記載，「土地所產：瑇瑁、腦子、沉速暫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豆蔻，外有真珠、乳香、薔薇水、梔子花、膃肭臍、沒藥、蘆薈、阿魏、木香、蘇合油、象牙、珊瑚樹、貓兒睛、琥珀、蕃布、蕃劍等，皆大食諸蕃所產，萃於本國。番商與販用金、銀、甆器、錦綾、纈絹、糖、鐵、酒、米、幹良姜、大黃、樟腦等物博易。」室利佛逝時期的古新加坡不僅是海上絲綢之路「廣州通夷海道」的必經之地，也是中國與印度、中國與阿拉伯之間海上貿易的中轉站。
（三）新加坡出土大量唐宋銅幣：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
1822年2月3日萊佛士和新加坡第二任駐紮官約翰·克勞福（John Crawfurd）在福康寧山（Fort Canning）上的古代建築遺址中發現相當數量的中國銅錢，有北宋真宗（998—1022）、仁宗（1023—1063）與神宗（1068—1085）時代所鑄的銅幣。其中還有一枚是乾德年號的。1984年以來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發起福康寧考古勘查項目，新加坡國立大學著名考古學家約翰·米錫克（John N. Miksic）領軍展開考古挖掘工作，發現了大量唐代和宋朝的錢幣，大多數錢幣可以追溯到北宋年間，錢幣上鑄有清晰可見的字跡如元豐通寶（1078—1086）、宣和通寶（1119—1126）、建炎通寶（1127—1131）和一枚可追溯到南宋高宗時代（1127—1130）的錢幣。1989年新加坡舊議會大廈遺址出土了5枚硬幣，其中2枚硬幣可以追溯至990年。大約同一時間，靠近新加坡河口的皇后廣場也發現了一件刻有「紹聖」字樣的硬幣。1994年新國會大廈遺址挖掘出土124枚的中國銅錢，其中唐代2枚、北宋90枚、南宋6枚,以及其他無法辨認朝代的銅幣。2004年2月米錫克團隊從聖安德魯大教堂挖掘出土了6枚銅錢，其中5枚來自中國，一枚可追溯至1001—1006年間，一枚可追溯至1032—1033年間，另外3枚上的文字無法辨認，還有1枚來自斯裡蘭卡，可以追溯至13世紀晚期。
以上這些唐宋銅幣的出土，印證了歷史古籍中室利佛逝時期古新加坡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記載。而大量宋錢表明，宋朝的海外貿易較唐朝更為繁盛，東西方商人能就地交易。這與宋朝海洋貿易的政策相關，即允許中國私營商船出海貿易。據皮爾遜描述：「公元10世紀滿載香料和絲綢的中國民船開始向西航行，他們在馬六甲海峽附近的港口停泊補養時，與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相遇，互相交換貨物。但由於航程很長，東西方盛行的季候風時間不一致，導致中國和印度、阿拉伯船隻到達的時間並不總一致，於是一些東西方商人便在停泊的定居點成群聚居下來，建立棧房貯存商品，這樣無論東西方船隻何時進港，中國、印度和阿拉伯的商人都可以在此地購買貨物。」而古新加坡便是馬六甲海峽附近東西方商人進行貿易的定居點。據《宋史·食貨志》：「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公用。」宋錢一度成為國際上的通用貨幣，大量外流，南宋時限定只能用絲綢、瓷器等交換外國貨物。新加坡出土的大量宋錢以北宋居多，也印證了這一史實。因此可以說，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和民間貿易的開放，直接奠定了古新加坡貿易的繁榮。
（四）室利佛時時期的古新加坡：初具港口形態
20世紀50年代經濟歷史學家卡爾·波拉尼（Karl Polanyi）最早嘗試將「貿易港」一詞推廣指代一種特定類型的城鎮定居點。波拉尼認為，在國際市場建立之前，貿易港是一個普遍的海外貿易場所。1961年經濟歷史學家安東尼·利茲（Anthony Leeds）正式提出「貿易港」的概念和基本特徵。利茲認為貿易港是一個由機構和人員組成的明確界定的綜合體，是一個地緣政治實體，其中貿易是國家事務，是政治功能，而不是經濟功能。它有以下5個特徵：1. 一個自治的、專業化的城鎮、城市或者小型貿易中心;2.通常是不同生態地區間的轉運點;3.通常是一個特定的中立緩衝區;4.貿易港本身沒有土著群體參與實際的貨物交換，而是由港口官員管理貿易，但他們不是貿易的交易方;5.貿易的港口有外國商人長期居住，且外國商人被限制在特定的居住區域內活動。波拉尼和利茲界定的貿易港，顯然是世界資本主義崛起之前貿易港口的成熟形態。
縱觀殖民主義以前的東南亞國家古代歷史，早期政體幾乎都是基於東西方貿易形成的城鎮定居點和海外貿易場所，比如古代貿易王國室利佛逝。
其強勢的海外政策完全體現了利茲界定的「貿易是國家事務」的屬性，其與中國進行的朝貢貿易也表明了「貿易的政治功能」，但更重要的貿易功能則體現在對東西方貿易進行徵稅獲利的經濟功能。這一時期的古新加坡，作為室利佛逝的屬國，儘管無從考證其政體情況，但通過《諸蕃志》中「凌牙門」享有進行「三分之一」貿易自主權推斷，古新加坡是一個自治的小型貿易中心，也是中國與印度、阿拉伯之間不同生態地區的轉運點。而且，根據皮爾遜的描述，為了方便貿易，一些東西方商人在古新加坡建立棧房貯存商品，成群聚居下來。可見古新加坡完全符合利茲提出的「貿易港」第一條、第二條和第五條基本特徵。可以說室利佛逝時期的古新加坡已初具早期貿易港的雛形。
隨著室利佛逝的式微，馬六甲海峽海域擺脫其控制，一時成為無主的「真空地帶」。馬六甲海峽海域原有的港口開始自主與經過馬六甲海峽的船隻進行貿易，同時一批新的港口定居點崛起，爭相向過境的貿易商提供特定的產品，以期從印度洋和南海之間的亞洲貿易中獲益。在此背景下，位於馬六甲海峽海域、脫離室利佛逝控制的古新加坡迅速成為繁榮的國際港口和區域商業中心。
三 崛起為區域商業中心：早期港口的繁榮
根據歷史古籍記載，13世紀以前室利佛逝鼎盛時期和15世紀之後馬六甲王國時期，古新加坡分別是其屬國。林尼漢（W. Linehan）根據《明史》和萊佛士版本的《馬來紀年》，考證信訶補羅王國（Singapura,新加坡拉王國）建立於1299年，1391年被滿者伯夷滅國，1393年建立馬六甲王國。信訶補羅王國存續的時間，相當於中國的元朝時期。元朝統治者承襲宋舊制，積極鼓勵海外貿易，先後在泉州、廣州、杭州等七處設置市舶司。據《元史》記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設市舶都轉司於杭、泉二州。官至具船給本，選人入蕃貿易諸貨，其所獲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在這樣的鼓勵下，元朝時大批商人前往海外從事貿易活動。元朝古籍中唯一記載東南亞商業情況的古文本《島夷志略》與《馬來紀年》相互佐證了淡馬錫作為繁榮國際港口和區域商業中心的存在。新加坡考古發現也印證了這一點。
（一）《馬來紀年》和《島夷志略》證實淡馬錫是貿易繁榮的國際港口
馬來文獻中關於「淡馬錫」這一名稱，最早見於《馬來紀年》。據《馬來紀年》中記載，13世紀末室利佛逝王國的王子在淡馬錫建立信訶補羅王國，即新加坡拉王國。淡馬錫（Tamasak）就是新加坡的古稱。《島夷志略》和東南亞古文本如1330年的《越南編年史》、1365年的《爪哇史頌》都有「淡馬錫」的記載，可見「淡馬錫」這一古稱在14世紀時聞名於中國和東南亞國家。
據《馬來紀年》記載，信訶補羅王國一世時期，「信訶補羅是一個大國，從各方來的商賈不可勝數。它的口岸，人口極為稠密」。信訶補羅王國二世時期強盛起來，名震寰宇。如果信訶補羅王國真實存在，那麼13世紀末14世紀的古新加坡是一個人口稠密、貿易繁盛的國際港口國家，聞名於世。據皮爾遜描述，這一時期不僅阿拉伯、中國、印度的商人在此交易換貨，古新加坡的商人也參與其中，「發財致富起來，他們從中國買來絲綢，從香料群島買來香料，從西裡伯斯買來燕窩，從馬來亞買來金砂，還從蘇門答臘買來錫砂。他們建造了良好的棧房貯存這些商品」。《島夷志略》也印證了單馬錫港口貿易的繁榮。《島夷志略·龍牙門》記載：「門以單馬錫番兩山，相交若龍牙狀，中有水道以間之。……地產粗降真、鬥錫。貿易之貨，用赤金、青緞、花布、處甕器、鐵鼎之類。蓋以山無美材，貢無異貨。以通泉州之貨易，皆是剽竊之物也。」《島夷志略·班卒條》記載：「煮海為鹽，釀米為酒，名明家西。有酋長。地產上等鶴頂、中等降真、木綿花。貿易之貨，用絲布、鐵條、土印布、赤金、瓷器、鐵鼎之屬。」學者們普遍認同文中的「單馬錫」「龍牙門」確指新加坡，班卒可能是新加坡的一部分。吉普生希爾（C. A. GibsonHill）考證龍牙門是指新加坡吉寶港的西邊入口處。約翰·米錫克認為單馬錫、龍牙門和班卒都是指新加坡，單馬錫是新加坡的泛稱，班卒就是現在的福康寧山。這一時期，單馬錫以出產鶴頂、降真和棉花聞名。
降真是一種香木，廣泛生長在整個東南亞海上地區，13、14世紀時東南亞陸地沿海、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島和婆羅洲的港口都向亞洲貿易商提供降真。而單馬錫的脫穎而出，源於它的質量。據《島夷志略校釋》記載，這一時期出口的降真的港口多達14個，以粗降真和中等降真為主。而中國貿易商只認可包括單馬錫在內的5個港口可以出口質量中上等的降真。據汪大淵的分類，馬來半島港口中只有班卒的降真標記了「木」，表示可以用作建築木材，馬來半島其他地方都沒有。而鶴頂（犀鳥殼），很可能是再出口產品。鶴頂以朝貢貿易的方式傳入元代的中國，用於製作杯子、腰帶等雕刻工藝品。其地理分布從馬來半島北端延伸至婆羅洲。儘管新加坡島上可能也有犀鳥，但是班卒出口的品質上乘的犀鳥殼，也有可能來處柔佛，因為柔佛擁有豐富的林產品和野生動物資源，比如犀鳥和《元史》中「中國遣使臣前往龍牙門索馴象」的大象。木棉花一定是再出口產品，因為後來殖民時期曾將棉花作為經濟作物在新加坡種植的實踐失敗了。可見單馬錫出產的產品，除了從島上獲得的特定產品外，也有可能從鄰近地區獲得的再出口產品。
根據《島夷志略》附錄中東南亞海域貿易港口出口貨物種類記載，馬來半島的貿易中心，除淡馬錫外，主要集中於其北部地區；蘇門答臘島和爪哇的貿易中心離柔佛南部和廖內群島太遠，或者服務於不同的貿易圈。淡馬錫坐落在柔佛河口，靠近廖內群島，是柔佛南部和廖內群島進入更廣闊的亞洲海洋貿易最近的港口和商業中心。因此，柔佛南部和廖內群島很可能作為淡馬錫的經濟腹地，通過交換本地產品和外國商品與淡馬錫緊密聯繫在一起，成為「淡馬錫區域貿易的組成部分」。淡馬錫作為柔佛南部和廖內群島海域直接參與亞洲海洋貿易的中心，既是本地產品和外國產品的集散港口，也是區域商業中心。
（二）新加坡和廖內的考古證實古新加坡是區域商業中心
1984年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發起、約翰·米錫克領軍的福康寧考古勘查項目開啟了20世紀新加坡大規模考古發掘工作。新加坡考古隊先後在福康寧山、國會大廈以及靠近新加坡河口的皇后廣場和聖安德魯大教堂附近進行考古發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碎片。
福康寧山，又稱為禁山。1984年的福康寧考古勘查項目中發現了大量14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瓷器，以及新加坡製造的陶器。1984年、1985年和1987年新加坡考古隊分別對福康寧山進行再次發掘，出土了大量14世紀的文物，包括「細瓷」陶器、中國粗陶器以及不少刻有中國文字的陶器碎片、中國綠瓷、中國白瓷、早期藍白瓷器、大量玻璃（包括不成形的小玻璃塊、有孔玻璃珠、玻璃碎片及玻璃手鐲）等。據分析，中國瓷器碎片最晚可以追溯至元末（約1300—1367），其中凸起的雙魚圖案瓷器是典型的宋元風格。
位於新加坡河岸的國會大廈遺址分為舊國會大廈遺址和新國會大廈遺址。1989年約翰·米錫克帶隊在舊國會大廈地基下考古發掘出大量的陶瓷石器，其中陶器338件、石器包括水銀罐758件、青瓷311件。1994年11月至1995年1月新加坡國家博物院在新國會大廈遺址挖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13世紀（宋末元初）的瓷器和14世紀晚期到15世紀早期（明初）的瓷器和1枚古錫蘭銅幣（可以追溯達1273—1302年的Bhuvanika Bahu I統治時期）以及大量的銅絲、11個銅魚鉤、33塊鐵片、3件金箔、799克礦渣和10粒銅珠。約翰·米錫克認為國會大廈遺址可能是一個商業和金屬加工場所。
皇后大廈遺址，位於新加坡左岸（北岸）河口。1998年亞洲文明博物館和新加坡歷史博物館主持挖掘了此遺址，出土文物至少4萬件，包括中國瓷器、少量越南的青花瓷、5塊早期玻璃碎片、硬幣（6枚中國錢幣，其中1枚可能來自馬六甲或者柔佛州）、金帶碎片等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遺存。根據瓷器風格分析，既有13世紀晚期到15世紀中期的中國瓷器，也有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藝術品和18世紀下半葉的中國瓷器和硬幣。2015年新加坡國家文物局和東南亞研究院的那爛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Nalanda Sriwijaya Centre）又對皇后大廈一帶開展了大規模的考古挖掘，出土了大量14世紀文物，包括700多年前中國御用的龍泉青瓷、元朝的小型佛像、木板、金幣、青花瓷和古銅幣等。負責這項考古工程的新加坡考古學者林禎祥推斷，皇后大廈遺址很可能是一個市集。
2003年約翰·米錫克帶隊開啟了第四個遺址——聖安德魯大教堂的挖掘工作。新加坡考古隊在此發掘出土了其他新加坡遺址中沒有發現過的文物，例如三件14世紀時期完整的石器器皿；一串瑪瑙珍珠，可能來自印度；以及元朝的10文錢硬幣。2004年約翰·米錫克團隊又對聖安德魯大教堂進行了考古挖掘，出土了近一噸重的陶瓷石器碎片，還有少量的鐵鉤、金屬絲、爐渣、2件銅器和1枚可以追溯至13世紀晚期的斯裡蘭卡銅幣。
以上考古發掘的文物遺存中，陶瓷石器碎片的數量最多，也最常見，表明元朝時期古新加坡依然是海上絲綢之路上重要的貿易點和中轉站。除新加坡本土製造的陶器外，還有許多進口的產品，數量最多的是中國元朝的陶瓷器，還有泰國出口的細瓷陶器、越南的青花瓷、古錫蘭銅幣以及印度的瑪瑙串。可見這一時期淡馬錫主要的貿易對象是中國，同時也與東南亞國家和印度洋國家進行貿易。而考古文物中銅絲、銅魚鉤、爐渣、礦渣等的出土，表明淡馬錫具備一定的製成品加工能力，如將銅絲製成銅魚鉤之類，再出口至其他國家。因此，淡馬錫不僅是外國產品的「收集中心」和「出口門戶」，也是本地產品的「再分配」點，充當著集散港口的功能。
四 海上絲綢之路的轉折：早期港口的湮沒
14世紀下半葉位於馬六甲海峽南端的古新加坡，由於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繁榮的港口貿易，先後（也可能是同時）受到南面新崛起的爪哇麻諾八歇帝國（滿者伯夷）和北面素可泰王朝（暹羅）的侵略。關於這一段歷史，諸多文本記載含混不清且互相矛盾。據《馬來紀年》記載，信訶補羅王國五世而亡，其末代君主伊斯幹達沙也是馬六甲王國的開國君主拜裡迷蘇剌（Parameswara）。而據葡萄牙人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之子為父親撰寫的《紀事》和皮烈士（Tome Pires）的《東方志》記載，來自滿者伯夷的屬國巨港的酋長拜裡迷蘇剌起兵反抗滿者伯夷，失敗後逃往淡馬錫避難，卻殺害了接待他的貴人——新加坡酋長，佔領並主宰新加坡海峽及其領地5年，後被北大年或者暹羅統治者進攻，輾轉建立馬六甲蘇丹王朝。馬六甲王國建立後，馬六甲海峽海域的商業中心轉移到馬六甲，古新加坡作為港口的記載幾不可見。中國古籍中關於古新加坡的記載又回到了公元7世紀之前作為航程中路標或方位而存在。後期葡萄牙殖民者繪製的地圖中僅在新加坡位置標註「沙班達爾」，其他語焉不詳。目前新加坡考古遺存中也鮮少發現14世紀之後的文物。究其沒落原因，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其一，馬六甲王朝的興起，取代了淡馬錫的港口地位。據葡萄牙作家巴洛士（Joao de Barros）記述：「拜裡米蘇剌強迫那些以往航行於馬六甲和蘇門答臘之間海峽的船舶，不得再前往新加坡。同時對那些來自東方，依照舊習慣，過去常到新加坡交換西方物品的船隻，今後也一概禁止到新加坡去。結果新加坡變成商人絕跡的地方。他們都轉到馬六甲居住。於是，淡馬錫的港口地位迅速衰落，被馬六甲王國的首府馬六甲取代。
其二，奧斯曼帝國對歐洲的擴張戰爭嚴重影響了東西方貿易。14世紀是奧斯曼帝國向歐洲擴張的一百年，歐洲各國均被捲入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使得東西方之間的交通嚴重受阻，經常中斷貿易。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對中國絲綢、瓷器以及東南亞物產的需求；加之奧斯曼帝國對過往商人徵收高額的稅收，導致全球海洋貿易走向衰落。海上絲綢之路受到整個世界環境的影響，海外貿易大不如前，經由古新加坡中轉的東西方貿易因此也逐步走衰落。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明朝的「海禁」政策直接影響了淡馬錫的港口地位。1368年明朝建立後，倭寇侵擾，明王朝為了國家安全而實行「海禁」政策。所謂「海禁」，即取消民間海洋貿易，建立並實施官方的朝貢貿易體系，民間商舶貿易被確定為非法，市舶司機構隨之被取消。朝貢貿易以「薄來厚往」為原則，用精美的陶瓷作為賞賜來交換域外物資。這種朝貢貿易在明朝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的系列活動中達到頂峰。在朝貢貿易體系下，中國官方授予某一個強大的貿易王國處理該地區所有貿易的特權，這個貿易王國就成為該地區所有產品的集散地，這些產品隨後以屬國進貢的名義被運往中國的港口。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國際貿易商都會蜂擁至上述的集散地採購產品，較小的貿易港口漸漸人跡罕至、無利可圖。14世紀末15世紀後的馬來半島，馬六甲王朝（1405年成為中國明朝的屬國）就是被授予貿易特權的貿易王國，首府馬六甲就承擔著集散地的角色。鄭和下西洋時期，明朝更是將其作為基地，建立「官場」（後勤倉庫）。這樣一來，新加坡作為港口的角色被所馬六甲取代，漸漸淡出了歷史舞臺。
綜上所述，新加坡早期港口的形成繁榮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繁榮的時間節點幾乎一致。自漢武帝開闢海上絲綢之路至東吳孫權派使節出使扶南，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初期，新加坡海域是其航程中的必經之地，「皮宗」和「蒲羅中國」或許只是「海人」早期定居點。直到室利佛逝時期和淡馬錫時期，即唐宋元時期，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之一，海上絲綢之路達到鼎盛時期，東西方海上貿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扼守馬六甲海峽咽喉地帶的古新加坡，是東西方商人進入南海和印度洋必經要道，自然而然匯聚了來自中國、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在此停歇給養、就地貿易，進而發展為貿易繁榮的集散港口和區域商業中心。因此，新加坡早期港口的形成和繁榮得益於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這一時期的海上貿易，除了發達的朝貢貿易外，更有繁榮的民間貿易。然而明朝時海上絲綢之路的變化以及統治者實行的海禁政策和朝貢貿易，直接導致了古新加坡港口的沒落。新加坡早期港口的興衰與海上絲綢之路密不可分。回望過去，立足未來，現代新加坡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戰略支點，必然煥發新的蓬勃生機。
責任編輯：杜倩 | 排版：潘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