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美國當地時間11月18日,2015年度美國國家圖書獎揭曉,其中最佳非小說獎頒給了美國黑人作家塔那西斯·科茨的《在世界與我之間》。這部歐巴馬曾推薦過的、關於美國黑人問題的作品的英文版於2015年7月在美國出版,上海三聯書店預計在2016年6月出版中文版。現摘譯該書部分內容,提前領略科茨筆下有關黑人身體的歷史故事。《在世界與我之間》兒子:
上個星期天,一檔頗受歡迎的新聞節目的主持人問我:如果我失去了自己的身體,意味著什麼。主持人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做節目,而我坐在遙遠的曼哈頓西區的一間演播室。衛星彌合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但沒有什麼機制可以彌合她的世界、與我感到自己必須為之發聲的那個世界之間的距離。當主持人問到我的身體,她的面孔從屏幕上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我幾天前寫的話,在滾動條上顯示。
主持人為觀眾讀了這這段話,然後,又回到了「我的身體」這個話題,儘管她並沒有具體所指。但是,到了現在,我已經習慣了聽聰明人問及我的身體,而他們並未意識到問題的性質。具體來說,主持人希望知道:我為什麼會認為,美國白人的進步、或者說那些相信自己是白人的美國人的進步是建立在掠奪和暴力的基礎上。問題的答案在於相信者自己的歷史記錄。問題的答案就是美國史。
這種表述並無偏激之處。美國人奉民主為神明,雖然也隱隱認識到這樣可能會輕視上帝。民主是仁慈的上帝,同時美國的異端行為——酷刑、偷盜和奴役——在美國的每個個人和各民族之間也同樣司空見慣,沒有人可以聲稱那與己無關。事實上,美國人從未真正背叛過他們的「民主」上帝。當亞伯拉罕·林肯在1863年宣布,葛底斯堡戰役必須保障「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免於凋零」,他不僅僅是為了鼓舞人心;在內戰一開始,美國已是世界上投票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問題不在於林肯所說的「民有政府」的真正含義,而在於,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人民」這個政治術語的實際含義。1863年,在「人民」的含義中,不包括你的媽媽或你的外婆,也不包括你和我。那麼,美國的問題不是它對「民有政府」的背叛,而是「人民」獲得自己資格的方式。
運奴船這就帶領我們走向另一個同等重要的觀念,一個美國人隱而不宣地接受的觀念。美國人認為,「種族」真實存在,這是自然界一個明確、不容置疑的特徵。種族主義——給一部分人強加上不可擺脫的特徵,然後羞辱、貶低並摧毀他們——不可避免地從這一不可改變的前提中衍生出來。通過這種方式,種族主義被描繪成大自然的天真女兒,人們得像研究地震、龍捲風或任何能被描述為自然力的現象一樣,去研究運送奴隸的大西洋中央航線(Middle Passage),還有血淚之路(Trail of Tears)。
但是,種族是種族主義的結果,而非原因。界分「人民」的過程從來不是看家譜或相貌,而是劃分社會等級。膚色和發色的差異古已有之。但相信膚色和發色具有優越性,據此可以很好地組織社會,並且它們意味著更深層的、不可磨滅的品質,這種觀念卻是全新的。基於這種觀念,「新的人民」在無望、悲慘和被欺騙的境遇下成長起來,卻相信自己是白人。
像「黑人」一樣, 「新的人民」也是現代的發明。但跟我們不一樣的是,他們的新名字只是罪犯的別稱。這些新的人民在變成白人以前,是其他人,他們曾是天主教徒、科西嘉人、威爾斯人、門諾派信徒,如果我們的整個民族希望得以實現的話,他們將不得不再成為其他人。或許,他們將會真正成為美國人,為他們不切實際的謊言修建一個更高貴的基礎。這些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並且必須要說的是,把不同的部落「洗白」的過程、拔高身為白人的信念,不是通過遍地紅酒和冰淇淋的社交成就的,而是通過掠奪生命、自由、勞動和土地而實現的。鞭笞黑人;鎖住身體;殺死持異議者;摧毀家庭;強姦母親;出賣孩子,還有其他很多種方式,首要的目的在於拒絕給你和我權利,不許我們保護和管理我們自己的身體。
描繪「血淚之路」景象的藝術作品在這方面,「新的人民」並非獨出機杼。在某個歷史時刻,某種強權的上位或許也離不開對其他人類身體的殘暴剝削。如果曾經有,我還得去找找看。但暴力的平庸性並不能為美國開脫,因為美國從來沒有聲稱自己是平庸的。美國相信自己是例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最高貴的國家;美國認為,在白人的民主之城與恐怖分子、專制君主、野蠻人及其他文明之敵之間,自己才是孤獨的守護者。一個人不能既說自己是超人,又承認自己具有道德錯誤。
我建議,認真對待我們國人所主張的美國例外論,也就是說,我提議讓我們的國家置於一個例外的道德標準之下。這是很困難的,因為在我們身邊都有一個聲音,催促我們接受美國表面上的無辜,不要深究。別過臉去很容易,依靠我們的歷史成果而活、無視以我們所有人的名義所做的大惡也很容易。但你和我從來沒能真正享有那種奢侈。我想你是明白的。
埃裡克·加納案在你15歲的時候,我寫信給你。我寫信給你,因為在今年,你看到了埃裡克·加納(Eric Garner)因為賣香菸而窒息身亡;因為你知道,瑞妮莎·麥克布萊德(Renisha McBride)在求助時被射殺,約翰·克勞福德(John Crawford)只是到一個百貨商店逛了逛就被槍殺。你看到,穿著制服的男人們開車撞倒並謀殺了泰米爾·萊斯(Tamir Rice)——他只有12歲,是他們宣誓要保護的對象。
你看到,穿著同樣制服的男人們在路邊不停地毆打祖母輩的瑪琳·平諾克(Marlene Pinnock)。如果你以前不知道的話,你現在知道了,你所在國家的警察局被授予了摧毀你身體的權力。這種摧毀是不是一場不幸過度反應的結果,並不重要。這種摧毀是不是源自一個愚不可及的政策,也不重要。
如果未經正當授權去賣香菸,你的身體就可能被摧毀。對試圖誘捕的人表示憤怒,你的身體也可能被摧毀。走到一個黑暗的樓梯井,你的身體可能被摧毀。這些毀滅者很少會承擔責任。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會安然幹到退休。摧毀不外乎是最高形式的控制,它的特權包括搜身、拘押、毆打和羞辱。所有這一切對黑人來說都很常見。所有這一切,黑人已承受很久。沒有人對此負責。
瑪琳·平諾克被毆打這些毀滅者身上並不存在什麼獨特的惡,哪怕在這個時刻來說。這些毀滅者僅僅是在執行美國的奇思異想,正確地闡釋它的傳統和遺產。這讓人很難面對。但是我們所有的說法——種族關係、種族差異、種族公正、種族化犯罪推定(racial profiling)——都在隱藏「種族主義是深植內心的體驗」這一事實,而種族主義做了什麼,它取出大腦、鎖住呼吸道、撕裂肌肉、取出器官、粉碎骨頭、打落牙齒。你不能別過臉去。你必須一直記住這種社會學、這段歷史、這種經濟學、這些畫面、這些圖表、這種全面的倒退,它們伴隨著殘酷的暴力,對身體的暴力。
那個星期天,在那檔新聞節目上,我試圖在規定時間裡向主持人盡我所能解釋這些。但在片子的最後,主持人插入了一張廣為流傳的圖片:一個11歲大的黑人男孩流著淚抱住一名白人警官。然後,她向我提問關於「希望」的問題。那時候,我知道我失敗了。我記得我預計到自己會失敗。我又一次困惑於自己內心湧現的悲傷。我到底在為什麼而悲傷?我走出了演播室,散了一會步。那是12月一個平靜的日子。那些自詡白人的家庭正在街上閒逛。那些被當作白人養育的嬰兒正坐在他們的手推車裡。
我為這些人感到悲傷,也為主持人和所有在那裡觀看、對似是而非的希望若有所思的人感到悲傷。我那時明白了自己為何悲傷。當記者問及我的身體時,似乎她在邀請我把她從華美的夢中喚醒。我一路走來,一直凝望著那個夢。那個夢是有著漂亮草坪的完美別墅。它是陣亡將士紀念日的野餐郊遊、街區居民協會和車道。它是樹屋和童子軍俱樂部。那個夢聞起來有薄荷味,嘗起來像草莓鬆脆餅。
這麼久以來,我一直想逃到那個夢裡去,像展開一張毯子一樣用我的國家蒙住我的頭大睡。但這從來不是我們的選項,因為那個夢築在我們的脊背上,那張床是用我們的身體做成。知道了這一點,知道了那個夢是靠與已知的世界作戰而存在,我為那個主持人而悲傷,我為那些家庭而悲傷,我為自己的國家而悲傷,但在那個時刻,最重要的是,我為你而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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