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月12日上午，由翻譯界泰鬥柳鳴九先生發起、36位國內資深翻譯家出席的「譯道化境論壇」在京召開。
1896年嚴復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迄今已有120餘年，早已深植人心。但在翻譯界，關於這三個標準的討論一直在持續。據主辦方果麥文化介紹，此次論壇旨在研討以「化境」為標準的翻譯理念，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更好的貢獻。
論壇上，83歲的柳鳴九先生做了主旨發言，並授權本報刊發，以饗讀者。因篇幅所限，刊發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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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家都是一群「搬運工」，一群「擺渡者」。
我們一生的時間，幾乎都忙乎在文化橋梁的兩端，搬運著有巨大分量、深邃意義的文化產品，我們要把一件件內容豐富的貨物，從橋的那一端搬運到橋的這一端。我們有責任把有益於本土社會機體與自我精神主體的原汁養液輸送給大眾，使其心靈獲得靈動活躍的滋潤劑；我們有責任為本土的民眾帶來開闊的精神視野，帶來世界各異域各社會形態的歷史與現實複製品、真實的畫卷與圖像，種種臨摹的細節，以及人類在各個領域中認知世界、創造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種種思想材料。
翻譯乃文化之要務，經緯之大業。中國翻譯事業的開始，恰巧是中國人上下求索，尋找強國之道、富國之道的啟蒙時代。事業的出現，必然要求道路；道路的出現，必然使得事業出現更大的延伸、開拓與發展，嚴復與林紓正是在投身翻譯事業之後提出了翻譯工作的三大原則：信、達、雅。這是翻譯工作者從事這項工作必須達到的標準、必須遵守的藝術守則，而世人評論譯人譯品的時候，必須持信、達、雅三大標尺。總之，信、達、雅三大標尺為中國的翻譯事業圈出了第一個寬闊的平臺。
魯迅的「硬譯說」、「直譯說」，則對這三大標尺發出了不同的聲音。魯迅翻譯中突出一個「直」字，似乎有特別強調「信」的意味，似乎把「信」與「直」置為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而「譯」的生命線似乎就是「信」與「直」。
無庸諱言，在共和國時期，魯迅的精神地位與學術地位要比新中國成立前的近半個世紀崇高得多，幾乎被供在一個神壇上，與此相應，在翻譯領域方面，魯迅無言的、沉默地享有著權威的地位，他似乎是一個永恆的標準，是一個絕對的尺度，他對「直譯」的精神與態度，影響著一兩代人約有一個世紀之久。在這一個世紀之內，極少有翻譯家、外國文學學者，對魯迅的權威地位提出異議，別說是挑戰了。我孤陋寡聞，據我所知，只有兩個人有這份膽子，直言魯迅的「直譯說」不合理——一位是梁實秋，一位是以學貫中西、博通古今、語言尖銳而著稱的錢鍾書。在他們看來，翻譯是給本國人看的，就必須符合國人習慣的詞彙、語句、文法規則、語言規律、修辭學美感，要叫國人「悅讀」，讀起來有美感，而不是讀起來費力。總之，要符合講究的、純正的修辭美學的追求。
我感覺，在翻譯理念上，對「信」的絕對盲從，對原文的絕對符合，必然造成對「雅」和「達」的忽略、損害、游離與折扣，也就是我們常常所說的語法上的歐化與語調上的翻譯腔。看來，要把「信」、「達」、「雅」三個標準單獨化、獨立化，必然帶來翻譯工作中、翻譯作品中的某種局限性與病態。
如果還原到實踐本身，事實似乎要簡單一些：那就是面對著一篇原文的文本，先把它攻讀下來，對每一個意思、每一個文句、每一個話語都徹底弄懂，對它淺表的意思與深藏的本意都了解得非常透徹，然後，以準確、貼切、通順的詞彙，以純正而講究的修辭學打造出來的文句，表達為本國的語言文字。簡而言之，翻譯就這麼回事，但這裡有一個嚴格的關卡，那就是要看譯文的這些修辭意圖與審美追求是否符合原文的形態與意念。過了「信」這一關的「達」，才是真正有資格的「達」，而這種翻譯實踐，往往不僅被認為譯得「信」，而且被稱為「譯得活」。但是「活」，仍然不過是「譯得活」或為「不活」，還不能說是水乳交融的「化」。
按照錢鍾書先生的說法，作品從一國文字變成另一國文字，既不生硬牽強，又能保存原有風味，就算入於「化境」；這種翻譯是原作的投胎轉世，軀殼換了一個，精神姿態依然故我。照此說來，好的翻譯實踐，不是別的，就是進入了奇妙的化境。
中國譯道的「化境說」具有堅實的哲學基礎，是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延伸與發展，也是中國翻譯事業更進一步，達到豐富多彩新景觀的有效途徑。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終身榮譽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