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Pixabay.com
前言：
1978年3月18日-31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這是中國科技發展史上一次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盛會。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從而澄清了長期束縛科學技術發展的重大理論是非問題，打開了「文化大革命」以來長期禁錮知識分子的桎梏，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每個中國人都沐浴到了改革開放的春風， 中國知識分子整體和許多個人的命運同樣發生了轉折。
我寫了一些乘改革開放的東風獲洪堡基金到西德做訪問學者的個人回憶，一點小故事而已。對我來說，「訪問學者」這個詞也是改革開放年代的產物，1978年底去美國、1979年初去西德的兩批留學人員年齡都在四十歲上下，他們留學不讀學位，不是博後，也沒有被聘用的正式職位，於是創造了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的一個名詞——「訪問學者」。這裡我要特別感謝中科院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的趙蘭香研究員和清華大學過增元教授提供的有關資料。
撰文 | 王志珍（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
責編 | 程 莉
新中國成立後，留學生全部派往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但在60年代初批判蘇修後基本停止了。在1971年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後，我國開始恢復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特別是恢復了向西方發達國家派遣留學生。1973年就選派了幾十位學者赴英國進修學習，其中有我們研究所的三位青年研究人員。沈恂回國後告訴我們，他在英國被同事稱呼為Doctor Shen，我們那時候真土，還以為是「沈大夫」呢，心想「他怎麼成了大夫」？
那個時代，到國外留學，對我們大多數年輕科技人員來說連夢都不會做的。但就在1978這一年，我被通知獲德國洪堡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資助去西德做研究。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郭沫若宣布的「科學的春天」的春風真吹到自己身上了嗎？這就像做夢一樣了。
「文革」後，德國洪堡基金會主動提供獎學金邀請中國學者到德國做科研。雖然當時有一種說法是「不能拿帝國主義的錢」，但科學院思想開放，富有改革和創新精神，認為德國基金會出資培養我國人才，是件互惠互利的事情，欣然接受了洪堡基金會的邀請。對自己有信心，就不怕資本主義「腐蝕」我們。
科學院與洪堡基金會達成共識後並建立了正式的聯繫。1978年，有64人通過中國科學院申請，被選中41名（其中8人為候補者）。中科院從14個研究所選派了首批24名學者，另外清華有4名，浙大3名，北大1名，二機部401所1名，最後總共33位，其中32人都是男同志（唯一的女同志就是我），1979年2月成行。1979年中國科學院又有54人向洪堡基金會提出申請，被選中28人。
1978年在科學院召開首批入選者的會議上，我們對「洪堡基金會」才有了初步概念。緊接著就是填寫申請表，當然要用英文，對我這個還沒有用英文寫過研究論文的人來說，感到非常複雜、非常困難。1978年夏，洪堡基金會的秘書長Pfeifer教授親自來中國，還來了我們所，我坦白地告訴他自己只會說簡單的英語，完全不會德語。他馬上說「never mind !」，我放下了一半的心，也學會了這句英語。
首先要決定去德國的哪個實驗室以及在那裡的工作計劃。「文革」後期，我很幸運地被安排到我們所胰島素晶體結構小組工作，加入到中國科學家「胰島素研究的第三戰役」。我主要參與胰島素衍生物的設計、製備、純化、生化性質鑑定，溶液構象和生物活性測定，進行胰島素結構與功能關係的研究。中國科學家在60年代中期首先人工合成了結晶牛胰島素，當時國際上另兩個實驗室也分別在做同類型的工作，其中一個是查恩教授（Helmut Zahn，1916-2004）為所長的聯邦德國羊毛研究所（Deutsches Wollforschungsinstitut）在從事羊胰島素的合成。查恩教授對中國十分友好，文革後訪問過中國。基於以上兩個原因，在考慮去德國工作的單位時，位於亞琛 （Aachen）的羊毛研究所成了我的首選。
填表時我第一次用英文寫自己的名字，當時我們用的是英國的韋氏拼音法，所以我的名字拼成Chih-chen Wang，等我1982年回國後，政府統一用「中文拼音」，我的名字拼成Wang Zhizhen。由於我是在德國開始用英文發表文章，用的是Chih-chen Wang，所以以後在科學論文中我一直沿用此拼音。
當時出國前有「置裝」的「大事」，每人可定製一件大衣，二套西裝。我們被安排到王府井百貨大樓買料子，幾乎所有的男同志都挑選了一種質地上好的黑呢子，很多人盤算著這件大衣是得穿一輩子的。我挑了一種深淺兩種咖啡色交織的呢子，似比全黑色好看，但質地差多了（價格便宜一半），所以不禦寒，中看不中用。買了料子可以到「鴻翔」——一家上海遷京的著名服裝店，去量尺寸做西裝，真正的tailor-made。放在今天，「定製」肯定不是我們這個階層的人能想要的「奢侈」了。那時我們幾乎都是第一次穿西裝。
北京的同志於1979年2月3日、上海及其附近的同志於2月4日分別飛到東京。《光明日報》1979年2月6日第4版登載了來源於新華社的文章：《首批獲得洪堡基金會獎學金 我國科學工作者啟程赴西德》。
通常從北京到西德不會飛經日本這條線，由於1970年代中東局勢緊張，洪堡為保證安全起見，謹慎地給我們訂了在東京換乘漢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經北極飛往漢堡的機票。我們北京組的同志在機場旅館住了一宿，預備第二天與上海來的同志在成田（narita）機場匯合，換乘飛德國的飛機。
我們到達日本當天下午有點空餘時間，我得到團長的允許跑去成田小鎮，第一次踏上別國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異國的建築、小店，商品、陳設、街道、人、衣著……
經中國駐日使館工作人員的安排，第一天晚餐我們吃了「和餐」，即飯店為我們配好的一桌飯菜。第二天午餐我們還是要求「和餐」，主要是便宜，況且我們也沒有任何自己點菜的要求，但飯店給了我們「和餐」外還給了我們一點臉色。沒想到在日本吃飯這麼貴，當時團長手中的錢都不夠付第二頓飯了，這頓飯的錢還是團長專門向使館求助的。
從國內到德國的這段時間，我們是一個團體，服從團長——清華的過增元老師的指揮，清華的錢佩鑫老師熱情地幫助團長，在旅館走廊裡大聲招呼我們「集合！」「出發！」
2月4日，我們在成田機場換機前在機場大廳休息，大廳內有暖氣當然不必穿大衣。突然通知要登機了，由於黑大衣的料子是一樣的，式樣也是一樣的，縫製商店的標籤也一樣的，耳邊又在催登機，於是出現了一場「尋找自己黑大衣」的忙亂……我穿上自己那件與眾不同、中看不中用的大衣靜靜地在一旁等著，看著他們緊張地尋找自己的大衣卻幫不上任何忙。無獨有偶，後來我得知1978年底第一批去美國的訪問學者被邀請去參加卡特總統夫人的晚宴，宴會散後在衣帽間也發生了類似的「找自己黑大衣」的情況。
漢莎航空提供十分豐富多樣而且量大的高熱量食品，我吃不完，覺得浪費了這麼好的食物很是可惜。
到達漢堡後，已有使館工作人員在火車站等我們，指導我們搭什麼火車和如何換乘火車分赴各地。我們6位同學到弗賴堡（Freiburg），一路的火車旅途也有看不完的新鮮事。
弗賴堡是德國西南邊陲靠近法國和瑞士、位於黑森林（德國南部東西寬20至60公裡的山區）南部最西端的一個極其美麗的小城。我赴德國前曾去看望所長貝時璋先生，他在1910年代留學德國圖賓根（Tubingen）。他告訴我，因為這是一片密布的針葉樹森林，從飛機上看下去一片黑壓壓的，故名黑森林。
據說弗賴堡是德國最溫暖，陽光最燦爛的城市，也是德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德國普遍光照少，一有大太陽，人們會到戶外把自己儘可能多地暴露在太陽底下，開始看到此景我們嚇了一大跳。
對弗賴堡城市印象最深的是一條遍布街巷的人工水渠，清徹的山泉潺潺而流，流水的聲音像樂曲，比樂曲還悅耳。上世紀50年代，德國汽車俱樂部要填平水渠，說它阻礙交通，引發汽車事故。但弗萊堡人強烈反對，千年小溪倖存了下來，為子孫後代保全了自然的饋贈，見證了歷史。
我們剛到弗賴堡，就被洪堡基金會安排到不同的住所。我和電子所的老柴被安排在一座不大的四層小樓，房東是一對老夫婦。房間不大，一眼看去特別乾淨、整齊、舒適，陳設簡單但齊全，有個人的衛生間，淋浴設備，毛巾，浴液等一概齊全，但有一條較粗糙的卻是潔白的毛巾不知做何用，後來才知道那是墊巾 。淋浴的熱水也不知如何調，開始時不敢開大龍頭，水老是冷的。德國的窗子可以向幾個方向開關，對我們來說十分新鮮。在雨天，天窗從未見過漏水。
有一次房東夫婦的外孫有個小學的music party，我應房東夫婦邀請與他們全家一起參加這次以巴赫的作品為主的小型音樂會，第一次見到德國的古鋼琴。
剛到弗賴堡，我們學德語的歌德學院（Goethe Institute）的院長和他太太便請我們中國學生赴他家的便宴，簡樸的德國家常菜加上紅酒，相信這是對第一次來此歌德學院的中國學生的友好厚待。記得院長太太用麵包小心地擦淨盤中的湯汁送進嘴裡，所以我後來在德國、在美國也都是這樣做的，但在中國這樣做是要有點灑脫的勇氣。聯想起前幾年屬於發達國家的德國的總理默克爾在中國自助餐時淡然地把掉在地上的麵包片撿起來照樣放進自己的餐盤中，而驚人的餐桌浪費現象卻發生在發展中國家……
德國穿衣服講究「場合」。在歌德學院，上課的老師穿著正式，女老師的套裝無論在顏色、式樣和配件的搭配上非常協調，在我眼裡已經是考究；而學生都是隨意的「學生裝」，所以我們這幾位西裝筆挺的中國學生顯得有點……我趕緊去義大利人開的市場（便宜啊）買了兩件毛衣。
總之，我們對一切的生活細節都在慢慢的極有興趣的琢磨和領會之中，除了我很久才適應瀰漫在整棟房子裡的奶酪氣味，哪知道我後來會越來越喜歡上各種奶酪。
由於我和絕大多數同志一樣沒有學過德文，所以洪堡基金會安排並資助我們到德國後立即進入歌德學院進行4或6個月的高強度德語訓練。歌德學院在德國多地以及多個國家都有開設（當時在中國沒有），教授德語和宣傳德國文化。我是從a、bei、cei、dei……開始的，在弗賴堡的歌德學院學了4個月。記得過增元老師的德文當時就比我們好得多，他在慕尼黑歌德學院學了2個月後又到弗賴堡的歌德學院學了2個月。
同班的同學大約有十幾位，記得有一位日本女孩，她為了在德國學音樂自費來歌德學院讀德文。在歌德學院還有一些來自非洲的黑皮膚同學，他們的英語、法語和德語好像都挺好的，而且表現出來的派頭都很大的，據說他們在德國留學回去後都會當部長，當時我們也覺得特新鮮、特好奇。
在歌德學院只允許講德語，我的德語是零，英文也不好，Ich和I還常混說，可以想像這開始的日子確實不好過。我一直遺憾自己的德文這輩子沒學好，記得有一次聽力訓練的背景音樂是我特別喜歡的拉德斯基進行曲（Radetzky March），那節奏強烈動人心弦的音樂令我無法不分心。
四個月後到亞琛，居然也能應付問路、買東西，和房東交談，我想這歸功於歌德學院教授語言的教材和高強度的方法，場景訓練，聽講讀並進，內容有趣，特別是緊密結合當地的社會生活學習語言。
不過進入實驗室，我和德國同事討論科學基本還是用英語，再後來用德文的機會和必要性更少了，我的德文也逐漸還給了老師，這一直是我的遺憾。但是2014年世界盃德國隊獲冠軍，德國人高唱Deutsch！Deutsch！Deutsch！我也非常激動地跟著叫。
在弗賴堡令我特別高興的是遇到在當地大學進修的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幾位德文女老師，其中一位是劉芳苯老師，她的父親是化學教授，所以給女兒起的名字都用有機芳香物的苯啊、萘啊、蒽啊等。劉老師的德文水平很高，曾為鄧小平同志做過翻譯。還有一位是老舍先生的女兒舒予老師，她們給我許多在德國學習和生活的指導，我特別開心。
在我學德語期間，我未來在亞琛實驗室的老師布蘭登堡博士和他太太專程從亞琛驅車來弗賴堡看望我和其他中國學生，我們很是感動。我們一起吃飯，他詢問我的德文學習，也談了一些在亞琛要做的工作。
布蘭登堡博士是亞琛合成胰島素組的骨幹，1977年秋曾來北京訪問，主要是在我們研究所講學，並指導我們胰島素室生化小組的成員做實驗。當時北大生物系的茹炳根老師和上海生化所的朱尚權老師也來參加，進行有關牛和豬兩個種屬胰島素的B鏈N端苯丙氨酸殘基被色氨酸取代的胰島素衍生物在溶液中的各種性質研究，合作成果發表在《中國科學》英文版。他當時住在友誼賓館，由於已是11月但尚未有暖氣供應，他受不了這冷，還讓我們給他帶了一瓶白酒。
學習之餘我們去了黑森林，清新的空氣、幽美的山谷，高聳的樹木……記得有一位非常熱心，經常幫助我們內地同學的香港年輕留學生還介紹給我們著名的「黑森林蛋糕」，這成了我之後最喜歡的甜點，但無論哪裡的「黑森林蛋糕」都無法與我在黑森林裡吃過的黑森林蛋糕可比。那時我們都沒有照相機，這位香港同學就為我們照相，由於當時用膠捲，大家也不好意思個人單獨照，所以我們幾個中國同學總是照合影。我把這幾張寶貴的「在外國」的照片寄回家，我6歲的女兒問我：「你怎麼老是和男生一起照像？」。
我經過請示得到允許參加過歌德學院組織的課外活動——去巴塞爾（Basal）附近遠足。在綠蔭如毯的山坡上，我第一次見到三角翼滑翔運動，抬頭滿是花花綠綠的三角翼，十分興奮。現在中國河南省的林州市已成為國際滑翔基地了。
我們到弗賴堡不久就參加了學校組織的到羅特韋爾（Rottweil）參觀一年一度的狂歡節（Karneval），在德國各地這種狂歡節的具體日期、組織方式和參與規矩都是不同的。人們扮成各種歷史人物，各種傳說人物，成群結隊走在小鎮的街道（parade），據說置一套行頭有的甚至要花幾千馬克呢。第一次身臨其境，我只是感到無比新鮮，信息量太大來不及接受，緊張得反而沒有了「狂歡」的感覺。
回憶這些好玩的經歷，再看看不過四十年後今天的中國，天壤之別，感慨萬千，改革開放帶給了中國歷史性的變革和發展。
本頁刊發內容未經書面許可禁止轉載及使用
公眾號、報刊等轉載請聯繫授權
copyright@zhishifenzi.com
商務合作請聯繫
business@zhishifenzi.com
▼點擊查看相關文章
楊震 | 腦圖譜 | 轉基因| 餘艾冰| 高考
青蒿素|可燃冰|P值爭論|許晨陽|博士後|潘建偉
張毅|王曉東|張啟發|崔維成|張鋒|楊振寧|李佩
盧煜明|王小凡|吳文俊|袁鈞瑛|張純如|劉若川
▼▼▼點擊「閱讀原文」，直達知識分子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