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越有名，科學家可能越愛走捷徑，甚至編造數據，以便自己的論文能夠發表。
■本報記者 唐鳳
看上去Ferric Fang和Arturo Casadevall似乎沒有什麼交集。他們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幾乎不通電話。
Fang在美國洛杉磯長大，曾就讀於哈佛大學。而Casadevall11歲離開古巴到達美國，在紐約與家人重聚後再也沒有離開那裡。「我以前從沒想過從事與科學有關的職業，我不知道作研究也能得到報酬。」Casadevall說。
儘管彼此存在不同，但他們在微生物學和免疫學領域不斷成長，逐漸擁有了大實驗室、終身職位以及各種各樣的榮譽。Fang任職於華盛頓大學，Casadevall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他們認識但並不熟悉，偶爾會碰面，僅此而已。
直到5年前，命運使他們有了交集。那時，Fang和Casadevall決定重新體驗那些最初將他們帶入科學領域的東西：追逐、超越自己的興奮之情。他們質疑：我們正在用最好的方式作研究嗎？如果沒有，我們能竭盡所能改變什麼？
最佳拍檔
「實際上，99%的科學家正被恐懼所驅動。」Fang說。一個清晨，他坐在費城的一間咖啡館裡，聽著音樂。這裡距離賓夕法尼亞大學數步之遙，而Fang剛剛在這所大學作了一場有關一氧化氮和細菌的報告。
像往常一樣，他遇到的那些同行更喜歡談論研究之外的事情：獲得下一筆撥款和發表另一篇文章帶來的壓力、科研不良行為的高比例等。而這些，Fang關注已久。
2008年，Fang和Casadevall聚到了一起。當時，Fang是美國微生物學會（ASM）旗下刊物《感染與免疫》的總編輯，Casadevall也是那裡的編輯之一。「我要寫一些社論，於是向編輯們詢問關於科學現狀的意見。而Arturo在這方面做得很好。」Fang回憶道。
這兩個人發現彼此「志同道合」。2009年初，他們發表了名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同行評議改革——我們需要的是改變，還是豬擦口紅》的評論（編者註：「豬擦口紅」形容無論怎樣裝扮，甚至塗上口紅，豬還是豬）。他們發現科學家依靠津貼支付工資，並質疑NIH提出的同行評議改革是否能帶來很大不同。
「我們的文章獲得不錯的反響，本來很少有人給雜誌寫信，但是他們很願意給我們寫信。」Fang提到。
「我們的看法一致，不過Arturo是個詩人。」Fang說，Casadevall負責修飾語言，而Fang負責計算數據。這對「最佳拍檔」一直用文章反思著同行評議、基礎科研以及科學如何表達等問題。直到一天晚上，Fang收到一封郵件。
這封來自日本琉球大學的郵件寫道：「我們寫這封郵件是希望告知你，以下發表在《感染與免疫》的文稿重複使用了其他文稿中的數據。」當時的Fang還不知道，這所大學審查了濾過性病原體學家Naoki Mori發表在《感染與免疫》上的論文，發現其多篇論文存在內容重複等學術不端行為。ASM相關調查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後來，Mori同意撤銷這些論文。
這件事對Fang的觸動很深。之前，Fang一直在「科學能自我更正」的假設下進行工作。這之後，他忽然意識到：「很多科學研究可能是錯誤的。」
問題所在
Casadevall的世界觀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古巴移民經歷的影響。他的父親是一位律師，曾在古巴被監禁，而在美國則沒有資格從事律師職業。於是，父親鼓勵Casadevall投身於一份沒有國界的職業。
和Fang一樣，Casadevall帶著全部的理想投入科學工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開始對科學家不情願學習如何展示自己的成績而感到困惑。而且Casadevall意識到很多至關重要的問題並沒有答案：獎勵對普世科學有利還是有弊？最理想的實驗室規模是怎樣的？學術不端行為有多普遍？
Casadevall和Fang決定先來回答最後一個問題。他們偶然發現有豐富的數據可以幫助他們，這些數據來源於科學文獻，包括數十年來備受矚目的論文和被撤銷的論文。
二人首先從期刊影響因子和文章撤銷比例入手開始調查。他們推測，期刊越有名，科學家可能越愛走捷徑，甚至編造數據，以便自己的論文能夠在這裡發表。
通過索引生物醫學文獻資料庫，Casadevall和Fang發現撤銷論文數與期刊影響因子間存在極大相關性。當然，他們並不是最先發現這種相關性的人，但是，他們的文章引起了轟動：「撤銷指數」被全世界的媒體廣泛報導。
他們下一個目標更具野心，這個二人組希望能量化學術不端行為。他們還參照了美國研究誠信辦公室（ORI）對於學術不端行為的調查報告。他們發現，67%的撤銷論文存在包括欺騙和剽竊在內的學術不端問題。兩人的相關調查報告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
雖然，論文撤銷並不多見，大約每1萬篇論文中有一篇，但是，「即便只有一篇論文存在欺騙，也會對科學信譽產生極大危害」。Fang說。
誘導因子
Fang和Casadevall也致力於追尋學術不端行為背後的原因。
《科學》雜誌報導稱，他們發現體制存在缺陷。例如，只有作為第一作者把論文發表在知名期刊後，教師申請人才有機會接受相關面試。「你獲得了一個發現，但是所有的關注點卻不是這個發現，而是你打算把它發表在哪裡。」Casadevall嘆息道。
另一個潛在問題是經費。Fang的父親——上世紀60年代的一位臨床科學家——曾告訴他，科學的挑戰只是科學本身。「而現在，科學競爭的方式變化很大，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學生或是博士後，他們會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得到錢。」Fang說。
「最高產的科學家也在為錢擔憂，因為他們要填飽很多人的肚子。」Fang提到。實際上，數年前，這種困擾就常伴Fang——他的研究資金情況不容樂觀，實驗室裡半打人面臨失業風險。「一切都是錢！你如何保證獲得經費？」Fang反問道，而答案又回到了發表論文上。
另外Fang和Casadevall還在思考騙子跟其他人的本質不同點在哪裡。他們最終認為，一個有毒的環境會鼓勵不端行為。
最近，Fang、Casadevall和羅格斯大學微生物學家Joan Bennett在mBio雜誌上發表了最新的研究報告。他們分析了ORI的報告，評估學術不端行為是否在男性科學家中更為普遍。結果顯示，在存在學術不端行為的大學教學人員中，有88%的人是男性，換句話說，在72個犯錯的人中，只有9人是女性。而在存在學術不端行為的女性研究人員中，有1/3的人被視為是生命科學領域的女性代表人物——發生在該領域的學術不端行為數量佔據了ORI案例的絕大部分。
解決之道
去年年底，Casadevall曾去密西根、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和智利旅行，無論在哪裡，大家都在討論這個話題。對於學術不端的調查結果，科學家，尤其是年輕科學家，感到無力，而年老的科學家則感到擔憂，Casadevall提到。「我想我們需要盡力讓科學變得更好。」Fang說。
Casadevall支持進行更廣泛的科學教育，而非極度專業化的培訓。一個熱情的歷史讀者會發現，19世紀及以前，諸如牛頓、萊布尼茨等偉大的科學家，首先是哲學家，其次才是科學家。同時，他也對現在的一些同行評議感到失望，認為這會產生對數據的無止境需求，而非真正提高文章質量。
二人組知道自己無法想出所有問題的答案。不過，他們的目標是帶動廣泛的討論，促使其他人共同尋找解決方案。
「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改變誘因。」喬治亞州立大學經濟學家Paula Stephan說，她的書《經濟如何塑造科學》討論了科學家和研究機構角逐資源和獎勵的方式。「歷史證明，許多批評來自科學界之外的人。」Stephan提到。
現在，Casadevall和Fang開始改變方向，遠離學術不端這個議題，轉而研究其他可能更困難的議題。無論如何，「我認為Ferric和我要做的事可能是我生命中能做的最重要的事。」Casadevall說。他們將繼續建造科學大廈，而眼下，他們希望先修整這座大廈現有的基礎。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