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倡導的對民眾實施「儒德」教育以達到治國的政治目的，其實就是主張以道德感化並教育人。韓愈認為人都是可以用道德去感化並教育的。他還認為教育是改造心理的過程，這個過程要實現使人心趨向善良，知恥辱而無奸邪。這是最徹底、最根本的積極解決辦法，法律制裁是不可能辦到的。韓愈主張對民眾實施「儒德」教育的思想是針對反佛鬥爭而提出，實際上，韓愈還有另一番話是關於德治和法治的關係。
那是在元和十四年(819)，52歲的刑部侍郎韓愈因諫迎佛骨一案被貶到潮州任刺史一職。他在《潮州請置鄉校牒》中說：「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韓愈在這裡引用孔子原話的前一半來表達自己對德治、法治關係的新見解，他認為政、刑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可以用來保護民眾和保障社會安定。但是，政、刑的缺陷也很大，它不能使民眾「知恥」。
因此，國家如果要長治久安，就要開展教育，施行「德治與法治相結合，德治為先，政刑為輔」。如果拿韓愈「以儒德治國」思想與孔子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比較，可見前者顯然帶有政治傾向，更切合中唐社會撥亂反正的迫切需求，只可惜當時的韓愈遭到的反對呼聲異常強烈，他的政治抱負無法得以實施。但據韓愈整個從政的人生道路來看，他興辦學校，培養人才時必定推行德育，因而韓愈任職過的地方，比如江西的袁州(今宜春)，廣東的潮州、陽山等地，千百年來這些地方的老百姓永久懷念著韓愈這位偉大的教育改革家。
韓愈推行「以儒德治國」，主張實施教育，向廣大老百姓灌輸封建道德觀念，再用刑罰加以控制他們的犯罪行為，以達到統治的根本目的。因此韓愈非常重視教育事業，他認為德治其實就是人治的問題，人治就需要有大批人才，人才的培養主要通過教育獲得，教育的任務就是要為治國培養人才。
韓愈還認為要為鞏固封建統治而培養人才，他主張統治者要善待人才，指出「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裡馬」，如果統治者缺乏鑑別人才的能力，那麼人才的能力也無法得以施展。韓愈又認為治理國家必須開放民眾的輿論，並推行輿論監督，使民情上達到中央。韓愈敢于堅持「德治與法治相結合」，並將其思想貫徹到自己的行動中，其思想也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
韓愈以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為出發點，用儒家「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其他教派。他倡導「以儒德治國」思想，其實也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進而鞏固封建國家政權。從整個封建歷史政治的發展「長河」來看，「以儒德治國」的教育思想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現，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
首先，韓愈提出的對民眾實施「儒德」教育以達到治國的思想主張，是在孔子「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上進行創新的，這種思想經過了孟子、荀子等歷代儒學家的不斷努力，內涵逐漸豐富；其次，「以儒德治國」思想的前提條件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否定「天命」神學，把人的思想從鬼神、天帝這些虛無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把人作為關心和研究的對象；再次，儒家認為有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是人與萬物區別的標準，故而要推行對民眾實施「儒德」教育。
以上的思想觀點說明了對於國家的行政管理、經濟管理以及文化管理，不能依靠「天命」和「神靈」，而是要依靠人，這是「以儒德治國」的前提。為了認清「人」的本性，儒家深入研究人性，期待通過認識人性來認識人本身，認識人本身的目的，其實在於統治階級更好地對人進行管理、控制與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