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為聲援女大學生秋白告教育部恐同教材一案公開出櫃後，在廣東高校任教的崔樂遭到處分。
那是被認定為二級教學事故的處分，通報發往全校，他被取消當年的評優資格，還扣除了一個月崗位津貼。隨後，他在社交媒體噤聲，不得再發布性別議題的評論。兩年後，崔樂辭職，前往紐西蘭攻讀第二個博士學位。風波過後，他的研究選題仍然與高校同志教師有關，研究中國高校男同性戀教師的職場經歷。從作為高校教師公開出櫃被處分，到研究同志教師處境，崔樂由個人走向了群體經驗的揭示。他選擇講述當初的經歷和現在的研究，2020年5月，他在媒體發布當時公開出櫃後的種種遭遇；2021年新春之際，他又接受了《
水瓶紀元》的採訪。我們聊到了他的過往，聊到了他研究中的中國同志教師的身份披露，也聊到了性少數在紐西蘭學習、生活的喜與憂。
在訪談中，崔樂多次提及的是，中國高校的同性戀教師儘管受到多重束縛，但不應被僅僅看作被動的受害者。他認為，不一定要出櫃才能挑戰異性戀規範，個人可以服從規範，也同時挑戰規範。水瓶紀元：你曾在文章提到，剛入職的時候「小心翼翼地掩藏」同性戀身份，那麼2015年是出於什麼考慮在媒體發文出櫃？當時有擔心過實名公開發聲可能帶來的後果嗎？
崔樂：當時在媒體發表評論、公開出櫃是為了聲援女大學生秋白。她因為恐同教材而起訴教育部，遭到校方的約談、壓制，輔導員把她的性傾向告知了她的家長，造成秋白「被出櫃」。秋白被家人帶到醫院」治療「性傾向。她的遭遇讓我感到憤怒，可是幾乎沒有體制內的教師公開表達對她的支持，所以我站了出來。刊發文章之前編輯曾找我確認是否需要匿名，
我覺得同性戀在媒體上已經被打了太多馬賽克，出櫃就是要用真實的力量破除人們的偏見。當時沒想到這篇文章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沒有料到第二天就被我所在大學的師生刷屏，當然也不會料到我的發聲會讓我承受巨大代價，成為改變我人生軌跡的一個轉折點。
所以，當時的出櫃並不是有些人想像的多麼「英勇」的「壯舉」，只是簡單地做了我認為對的事。水瓶紀元：說出不公需要面對更多的壓力，需要莫大的勇氣，事發五年後，你是怎麼決定再站出來的？
崔樂：之所以決定2020年講出我的個人經歷，
一個誘因是李文亮。我對他因為言論而被訓誡的經歷感同身受。回憶和講述過往的灰暗的經歷是一個非常消耗心力的過程，還可能會強化」受害者「的人設。可是必須要說出來。
如果人們只看到出櫃的「自由」，卻看不到背後的代價，我是在釋放錯誤的信號，誤導人們對環境的判斷。講出經歷的不公是一種自我療愈，也是為同性戀社群中那些有過類似經歷而不能發聲的人發出聲音。
水瓶紀元：說說你的研究吧。中國高校裡男同性戀教師的生存狀況是怎樣的？
崔樂：我訪談的40位中國高校的男同性戀教師中，絕大部分沒有在高校公開同性戀身份，有少數會選擇性地對信任的同事公開身份。不出櫃並不意味著不接納自己的性傾向，
他們接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不出櫃是一個利弊權衡之後的理性選擇。在一個以異性戀作為規範的（heteronormative)環境下，
他們需要謹慎地進行身份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是否、何時、對誰、怎樣出櫃。我的研究揭示出他們進行身份管理的三種主要策略。
第一種策略是通過婚姻和異性戀關係來偽裝異性戀。例如，隱瞞性傾向與異性戀女人結婚，與女同性戀組成」形式婚姻「，編造女友，或利用父親的身份來暗示自己是異性戀。這可以讓他們擺脫被同事介紹女友的煩惱，更好地維持人際關係，免於被懷疑性傾向，獲得職業安全感。但這種「表演」耗費心力，一方面需要持續不斷地進行異性戀的表演，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被人八卦或識破真相。
第二種策略是與同事、領導或學生保持距離，從而避免談及私人生活。例如，一些教師避免與同事私下社交或發展出友誼，以免暴露身份後職業發展受到影響。哪怕在同志社群內部，許多教師也儘量自我孤立。比如，他們在同志社交軟體上接觸到同一個校園的同性戀師生，大多小心翼翼地隱藏身份，避免暴露身份後「被出櫃」。因此，一些教師不會在校園使用同志社交軟體，拒絕認識任何校內的同性戀師生。在這樣的自我隔絕中，他們像是一個個孤島，小心翼翼地保守著秘密。
第三種策略是通過出色的職業表現獲得安全感。同性戀身份往往會激勵教師們更加努力地工作，從而為身份暴露後可能遭受的歧視做好準備。在高校裡，出色的職業表現往往體現在學術產出，例如科研資助與發表。出色的學術能力能夠帶給同性戀教師一定的職業安全感，甚至提升他們性身份的公開程度。在我的被訪者中，少數的幾個在校園出櫃的教師往往是有海外博士學位、具有英文發表能力的教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他們的學術優勢讓他們「有恃無恐」。
然而，那些學術能力一般或缺乏學術能力的教師會因為性身份而更有心理負擔。有的教師認為自己很難通過職稱晉升獲得職業安全感，擔心在體制的嚴密監視和管理下暴露同性戀身份，最終選擇了辭職；也有的教師準備轉行到受體制約束較小的行業。隱藏身份可以讓同性戀教師更順利地融入一個以異性戀作為規範的體制，得到認可，避免了公開性身份可能招致的汙名和後果。然而，在職場隱藏身份意味著持續不斷的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需要時時處處保持警惕，根據情境評估出櫃的風險，讓人身心疲憊。
水瓶紀元：除了隱藏身份，同性戀教師們的身份管理是否有別的選擇？
崔樂：同性戀教師的身份管理是隨著情境動態變化的，櫃裡、櫃外的邊界常常不是截然分明的。一些教師沒有公開身份，但也並不覺得自己是在「櫃中」。比如，一位教授是做同性戀研究的，在他所任教的大學沒有公開性身份，會通過編造女友的方式偽裝異性戀；但他在面向同性戀組織開展工作、或參與學術會議的時候，並不隱藏身份。他的研究生在同性戀組織開展他的研究項目的時候，可以從工作人員那裡得知他的同性戀身份。雖然他沒有公開出櫃，但他覺得同事和學生一定會懷疑他的性傾向，他也並不在乎。因此，他認為自己既沒有出櫃，也沒在櫃中。還有的教師一直未婚，並且拒絕被同事介紹女朋友。他們清楚同事可能會懷疑他們的性身份，但覺得「猜就猜吧」。
這種身份狀態模糊了「同性戀」與「異性戀」的身份邊界，一定程度上挑戰了異性戀規範。水瓶紀元：當下的高校仍然是一個異性戀規範主導的場域，同性戀教師是完全服從於這種規範嗎？
崔樂：我的博士研究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揭示同性戀教師如何應對異性戀規範（heteronormativity)，或者說，他們在一個以異性戀作為規範的體制中的能動性（agency）。
研究發現，雖然絕大部分教師沒有出櫃，但他們以各種或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挑戰了異性戀規範。譬如，一些教師通過同性社交軟體接觸到本校的同性戀學生，有的幫助他們接納自己的性傾向，有的向學生普及性健康知識，有的會解答同性戀學生關於性身份的困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支持同性戀學生。還有的教師從學生的性別表達上發現貌似是同性戀的學生，當發現他們的學業和心理遇到困難後，會給與特別的關心——儘管互相都不會公開性身份。這些故事有別於西方教育界一種主流話語——同性戀教師應該通過出櫃的方式為同性戀學生做出表率（role model)，以此支持同性戀學生。
也就是說，即使不在校園公開出櫃，中國的同性戀教師仍然可以以多種不同的方式支持同性戀學生。在教學方面，許多教師會在課堂上談論同性戀議題。其中一種方式是談論學科內的同性戀知名人物，譬如計算機專業的教師會在講計算機發展史的時候提到圖靈的個人悲劇。教師們對此充滿顧慮，包括性身份暴露、學生反感、教學監控與審查，但他們會以多種策略降低風險。譬如，教師們通常在談論同性戀議題時小心地把控時間與內容——「點到為止」、「一帶而過」。這很短的教學片段充滿了內心張力——「既想多說，又不敢多說」。
為了避免暴露身份，有的教師有意以「局外人」的視角，也就是異性戀身份，來談論同性戀話題。有的教師會把同性戀議題「藏」在一個更大的話題裡，比如在談論西方高校的時候提到高校對同性戀學生的支持，或在談論親密關係話題時最後補充「不管什麼性傾向，我都是這個觀點」。為了提升教學的正當性，有的教師特意選取官方文本作為教學素材，譬如一位教師在進行對外漢語教學時講授的文本是CCTV國際頻道一則「臺灣同性婚姻引發爭議」的報導。為了降低風險，教師們大多迴避表露自己的立場，或以間接的方式表達支持立場——比如，呈現同性戀群體的邊緣處境，或介紹專家學者的觀點，「用別人的嘴說話」。
通過這些策略，他們將同性戀議題融入了教學，並不同程度上引導學生反思異性戀規範。還有一些教師會進行同性戀議題的學術研究。他們談到在中國學術界做同性戀研究的各種顧慮和阻力，譬如暴露性身份，研究發表與申請資助的阻力，同性戀研究在高校的邊緣位置。因此，一些教師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研究興趣，轉而研究更為主流的議題。
然而，儘管阻力重重，不少教師通過各種策略「保持低調」，以降低研究同性戀的風險。例如，不以同性戀研究作為自己主要的研究領域；只以聯合署名的方式發表研究；不參與學術會議，降低曝光度；在發表和簡歷的措辭中以更隱晦的「酷兒」（queer)代替「同性戀」；迴避較為敏感的研究議題。還有一些教師通過英文國際發表提升同性戀研究的正當性，或迎合官方話語和政策來儘量將同性戀議題主流化。通過發掘和揭示沒有出櫃的同性戀教師反抗異性戀規範的經歷，我希望打破人們對中國的同性戀和高校教師的刻板認知。中國高校的同性戀教師受到學術自由與異性戀規範的雙重束縛，
然而，如果認為他們僅僅是被動的受害者，則低估了他們應對社會規範與限制的能動性。另外，我的研究還希望改變人們對沒有出櫃的同性戀的認識。受西方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影響，中國同性戀社群內部常常有公益組織或行動者鼓勵大家「勇敢出櫃」、」做自己「。這種社群動員有助於提升同性戀的可見度，改變人們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將這一身份正常化，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一些倡導出櫃的話語簡單粗暴，無視不同人出櫃承受的不同代價，認為不出櫃就是不能接納自我、「怯懦」的表現；只要不出櫃，就是異性戀規範的「共謀」或恐同的「幫兇」；只有出櫃，才能夠有所改變。
然而，我的研究可以體現出，即使不出櫃，同性戀教師同樣能夠以形形色色的策略挑戰異性戀規範；正是因為柜子為他們提供的安全和保護，他們才能夠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有所反抗。譬如，一位教師既從事同性戀議題的教學與研究，又指導學生社團為同性戀議題發聲，他因而選擇了形式婚姻，認為「必須有婚姻的保護才不會暴露身份」。由此可見，
服從規範與挑戰規範不一定是一個二選一的單選題——一個人可以既服從規範，又挑戰規範；正是因為他們在櫃中服從了異性戀規範，由此獲得的認可和權力才使得他們有能力、有機會挑戰異性戀規範。崔樂導師的辦公室：一張奧克蘭大學表達對性與性別少數群體支持的的彩虹貼紙，以及一張表達尊重他人性別認同、停止跨性別歧視的宣傳單。
崔樂：許多人在得知我做同性戀教師研究後，第一個問題通常是：會不會很難找到他們？其實並不難。我在招募同性戀教師接受訪談的海報上特意公開了我的實名、同性戀身份，以及曾經是高校教師的經歷。這有助於體現我的insider（「圈內人」）身份，得到參與者的信任。事實證明這確實有效，不少同志社群內的朋友、學者、活躍分子主動幫我轉發海報、介紹訪談對象。陸陸續續不斷有男同性戀高校教師聯繫我，以至於我訪談到40個之後就只好拒絕了。西方已經有許多同性戀學者在研究反思中寫道，他們在做同性戀研究時公開同性戀身份有助於建立信任，共情對方的經歷。但也可能會有弊端，比如被訪者可能會因為共同的身份而覺得「你懂的」，「一切盡在不言中」，因此省略很多重要的信息。
另外，insider的身份可能是一種幻象，同性戀社群存在許多內部差異，不同身份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使得社群內部的經歷非常多元，僅僅基於相同的性傾向並不保證一定能夠相互理解。比如，我在招募研究參與者的過程中，也在一些同志群遭到防範、敵意、甚至辱罵。雖然同性戀研究者在做同性戀研究時公開身份有很多好處，但在一個充滿汙名的環境下，同性戀研究者公開身份並不容易，哪怕訪談對象也是同性戀。我的研究揭示出中國的那些沒有出櫃的同性戀教師做同性戀研究所面臨的挑戰和阻力。比如，一位教師非常希望能夠通過研究同性戀學生的校園經歷來為他們發聲，推動中國校園的多元平等。可是，他擔心的是，如果採用訪談的方法做質性研究，難免會暴露身份。他很糾結地說，「如果我訪談的同性戀學生對我敞開心扉，我又怎麼能躲在面具後面呢？」可以想像，當他訪談的同性戀學生問他的性傾向時，哪怕他只是遲疑或迴避回答，都可能會暴露身份。而一旦暴露身份、「被出櫃」，可能會對他的工作和生活造成難以預料的影響。儘管有顧慮，但他還是決定在職業發展初期就做同性戀研究。
水瓶紀元：在紐西蘭，觀察和體驗到的對待同性戀的氛圍是怎樣的？
崔樂：對同性戀來說，紐西蘭整體而言是自由友善的。以我就讀的奧克蘭大學為例，校方對性與性別少數身份的師生非常支持，對恐同零容忍是官方政策。在校園裡不難看到彩虹海報或貼紙，用於表達和倡導對性少數的尊重。奧克蘭大學的學生在大學登記個人信息時，在性別欄除了「M（Male）、F（Female）」 之外，還有
「X（diverse）」 選項。另一項可以填報的身份信息是性少數身份。這些信息用於組織性與性別少數師生的社群，提供支持資源。大學每年會組織方陣參與奧克蘭同性戀遊行，我所在的教育與社會工作學院的院長就是一個公開身份的男同性戀，也曾參與其中。
奧克蘭街頭的彩虹標識 圖/受訪者提供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同性戀在這裡的生活沒有身份壓力。紐西蘭是一個種族多元的移民國家，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受到自己所在社群的影響。比如，我作為華人，日常會接觸到中國留學生與華人移民，不少人對主流的性別文化缺乏批判思考，對性少數的理解相當有限。一個類似的觀察是，我所發表的同性戀議題的媒體文章引發惡評最多的，是在海外中文網站。這些網站用戶可能多為觀念傳統的中年華人移民，加之海外網站沒有言論審查，因而湧現出大量恐同評論。
因此，我在紐西蘭所認識的華人同性戀，包括中國留學生與華人移民，很少有公開同性戀身份的，大多需要隱藏身份。每年的同性戀遊行隊伍中也難得看到華人面孔。作為從事同性戀研究、且公開同性戀身份的人，我常常會面對一些日常話語中無意的冒犯，或者說，「微冒犯」（microaggression）。譬如，一些人得知我的研究和身份後，會說「做這種研究，你小心被掰彎了」；「同性戀的 『成因』 是什麼」；「你為什麼不能喜歡女孩」；「你跟你男友在一起時，是扮演男性角色還是女性角色」。
這些話語預設異性戀是優等的、「正常」的，同性戀是次等的、反常的，並以異性戀視角與傳統性別角色來審視同性關係。我還常常被人們默認為是高調的social butterfly——與之一脈相承的邏輯是，
異性戀者談及婚戀是去性化的(desexualized)的日常表達，而一個同性戀，只要你不加掩飾，就已經是在招搖炫耀了。因此，我比較反感那種呼籲主流社會」包容「、」接納「同性戀的話語，仿佛這是一種異性戀居高臨下的特權。
事實是，同性戀往往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包容」異性戀的冒犯與無知。崔樂：
共情是一種能力。首先需要看到他人的經歷，進而理解他人的經歷，這並不容易，尤其對於那些在社會結構中處於優勢地位的人。譬如，當一個異性戀教師向同事和學生很自然地提起自己的家庭時，可能很難想像這對於同性戀教師來說是一種奢侈和特權。另外，反思主流的性別文化需要一定的批判思考能力。我想我作為同性戀的邊緣身份與經歷，以及我所受的性別研究、社會學、語言學的學術訓練，能讓我敏感於話語中滲透的意識形態，理解性與性別的權力運作，從而更能共情那些邊緣經歷。·水瓶紀元會不定期徵集同主題稿件，邀請你來講述和分享跟女性經歷、體驗和成長有關的故事。· 故事投稿郵箱：shuiping2021@88.com，詳情請見【徵稿函】· 故事線索、建議，轉載及合作，請後臺留言或郵件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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