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發動政變，雨果的表現怎樣？
從1851年2月起雨果在議會不僅發言反對政府，也反對路易·拿破崙·波拿巴本人。而當波拿巴企圖修改憲法、要求延長任職年限的時候，雨果簡直是要切齒大罵了：「你們說，這是『光榮的君主政體』，原來如此！可你們有何光榮？指給我們看看！真新鮮！對這種政府，有何光榮可談！」雨果知道自己這樣做將會帶來什麼後果。他已經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因此當《時事報》被查封，編輯們——他的兒子查理·雨果、法蘭蘇亞·雨果；他忠誠的學生保爾·麥利斯、奧古斯特·瓦凱利，一個一個相繼被捕時，他一點也沒有驚慌失措。他每天都到監獄去看望他的兒子和朋友們，和小夥子們一塊兒津津有味地品味偶爾從監獄小鋪子裡買來的紅葡萄酒。他明白下一個會輪到他自己。監禁？流放？他都覺得無所謂。對凡夫俗子來說，流放是一種侮辱，但對一個詩人、一個幻想家來說，流放不正是一種解放、一種出走嗎？不正是一個解決難題的浪漫的方法嗎？他義無反顧，他豁出去了。
1851年12月2日，是奧斯特裡茨之戰的紀念日，也是拿破崙皇帝加冕的紀念日。對于波拿巴主義者來說，這當然是一個吉利的日子。在這一天，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發動政變。雨果在政變中的傑出表現，傑出的傳記作家莫洛亞有過一段非常精彩的記述：12月2日，雨果早上八點起來，正躺在床上寫詩，僕人神色驚慌地走進來報告：人民代表維爾西尼來了！維爾西尼走進來講了如下幾句話：波旁王宮夜裡被包圍；總務大臣們被捕；各個角落都張貼著暗示政變的傳單；決定抵抗的代表們要到布蘭什街科本男爵夫人家集合。雨果匆忙穿好衣服。他接濟過的失業木匠瑞拉爾來了，好幾條街他都去過。
雨果問他：「人民說什麼？」「人民什麼也沒有說。人們讀過布告，就都上班去了。」瑞拉爾說。雨果說：「鬥爭即將開始。」隨後走進了妻子的臥室。她正躺在床上看報。雨果說明了可能要發生的事。「你準備怎麼辦？」「履行自己的職責。」她吻了吻他說：「去吧！」在科本男爵夫人家，雨果碰見了米歇爾·布爾熱和其他代表。客廳裡很快就擠滿了人。雨果首先發言，建議立即開始巷戰，針鋒相對。布爾熱表示反對：「現在不是1830年。那時挺身而起的代表有二百二十一人，而且都是真正的人民代表。現在國民議會沒有威信。」為了讓人民有所準備，必須給他們時間。雨果沒有吭聲，他像往常一樣，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跑到林陰道上。
這時在聖馬丁門的崗哨周圍，已經聚集了一大群人。一隊步兵鼓手打頭，走上林陰道。一個工人認識雨果，問他該怎麼辦。「撕毀宣告政變的傳單，高呼『憲法萬歲』！」「要是向我們開槍呢？」「你們也拿起武器……」於是響起了轟鳴的口號聲：「憲法萬歲！」陪同雨果的一個朋友勸他要放明智一些，不要給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士兵製造槍殺群眾的口實。雨果返回布蘭什街，把見到的情況告訴同伴，建議散發一份簡明扼要的傳單——只用十行字：告人民書：路易·拿破崙·波拿巴是叛徒，他破壞了憲法，他是一個背棄誓約的人，他不受法律保護……讓人民履行自己的職責吧。
共和派的代表們要站在人民的前列……科本男爵夫人的家很快就遭到了警察的監視。代表們轉移到馬普街2號拉封家。選出了一個左派委員會，法夫爾、布爾熱和雨果都在其中。有人建議叫「起義委員會」，雨果說：「不，叫抗暴委員會，暴徒就是波拿巴！」不久蒲魯東就把雨果叫到街上，對他說：「作為朋友，我應當警告你，你真糊塗！人民站在鬥爭之外，他們毫無動靜。」雨果堅持自己的立場。他希望鬥爭明天就開始。第二天一大早雨果回了趟家，僕人一見他就告訴他：「昨天夜裡他們來過，想逮捕您！」
12月3日發生了巷戰。當時雨果正在巴士底廣場上慷慨激昂地勸說一群軍官和警察。這些天一直沒有離開過他的尤麗葉走到他的身邊，握住他的手說：「你這不是有意叫人家槍殺你嗎？」12月4日，是決定性的一天，也是開始大屠殺的一天。自由資產階級的抵抗遭到了殘酷鎮壓。在巴黎，死亡不下四百人。雨果斷言有一千二百人被殺，卡斯泰爾說有兩千。在這場血腥的混亂中，尤麗葉一直跟著雨果。在這個女人身上，有一種悲壯高尚的氣概，她雖然鬢白色衰，但依然美貌動人。她形影不離地追隨著她的愛人，以便在必要的時候撲上去，用胸膛擋住射向他的子彈。
「德魯埃女士為我做了一切，犧牲了一切，」維克多·雨果寫道，「全仗她那感人至深的忠貞，我才在1851年12月的日子裡保全了性命。我能活下來，應該歸功於她。」12月6日，尤麗葉把雨果帶到一個叫蒙弗萊夫人的家。夫婦兩人都是極右分子，但卻慷慨地為雨果提供了五天的庇護。五天之後，尤麗葉又通過一個忠實的朋友蘭文找警察局長搞到了一張到比利時的經商護照。12月11日下午，「蘭文先生」戴著一頂工人鴨舌帽，在一個兩鬢帶霜的清秀女人陪伴下，懶散地走上了巴黎火車北站的檢票口。檢票員盯著護照看了些許時候，便例行公事地擺了擺手。火車離開了閱臺。「蘭文先生」朝女人咕嚕了一聲：「尤麗葉，他們不會得意太久。一切都要結束，我們就會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