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圖片來源：網絡
據新浪財經消息，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先生今晨6點20分於北京醫院病逝，享年102歲。
如果說有誰曾以思想的力量深刻影響過中國高層，並培養了在中國之後改革之路上留下諸多「腳印」的得意門生。杜潤生絕對是一個。
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的王岐山、陳錫文、杜鷹、林毅夫、周其仁、溫鐵軍等都聆聽過杜老的教誨。
1982年，時任河北省正定當縣委副書記的習近平面臨著農業、農村、農民諸多現實問題的困擾，也得到過杜老熱情耐心的指點和幫助。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劉鶴當年到美國留學，也是杜潤生寫的推薦信。
「杜老毫無當官的架子，不輕易表揚，也絕不會批評，只通過你一句我一句的提問，引導人深思下去。大有古希臘蘇格拉底式的教育風範。」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曾這樣評價老師。
作為國內最知名的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歷者，杜潤生一直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他堅持稱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而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在許多人眼裡，杜潤生甚至就是「中國農村改革」的代名詞。
如今已是中國農村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的陳錫文曾在杜潤生99歲壽辰的致辭中說，被認為對中國社會現實影響最大的原創新經濟理論「農村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正是杜潤生和他領導的農口團隊所貢獻的。
然而，杜潤生自己卻坦言，農村改革靠的是一個團隊，我只是這個團隊的一個符號。可喜的是，這個團隊出了不少人才，但沒有出一個腐敗分子。
杜潤生，山西省太谷縣人。晉中太古，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祖籍地，也是民國大財閥孔祥熙的故地。杜霞說，老爺子曾經在家裡自嘲，太古出了三個名人，一個是白居易，一個是孔祥熙，「還有一個便是我老杜」。
1932年10月，杜潤生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群眾組織抗日反帝同盟會和社會科學家聯盟，1936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在北平師範大學上學期間還曾參加「一二·九」運動。
解放後，他的農村工作履歷，即開始於武漢。從1949年直到1953年，作為當時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中南局軍政委員會土改委員會副主任，杜潤生曾經在湖北工作，女兒杜霞，也出生於武漢協和醫院。
1953年初，杜潤生調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國務院農村辦公室副主任，輔助時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參與組織領導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由於力主農村合作社的形式應更為多樣化，多種經濟並存，他還曾受到毛澤東的點名批評。
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成立農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農業合作化。杜潤生對此卻都保持謹慎態度。
在杜潤生看來，土改之後，農民才從地主那裡獲得土地，成為自己的財產，自然要求獨立自主地經營發展。即使貧農有生產上的困難也不願意把私有權拱手相讓。
他將自己的想法透露給時任農工部副部長的陳伯達，陳伯達非常不悅，他說，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他認為杜潤生是違背馬克思主義，不尊重馬克思。
1956年，杜潤生就被調入中國科學院工作，直至「文革」開始被下放「五七」幹校。但他對農村問題總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檢查，一面作為旁觀者，不斷反思，向歷史實踐尋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受到「文化大革命」衝擊迫害的杜潤生得到平反，1979年出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
可以說1979年-1989年的十年是中國農村發生翻天覆地大變化的十年，也是杜潤生一生中最為閃耀的十年。
「1981年2月，北京大學招待所召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立大會，鄧力群杜潤生到會致辭。說是'大會'，不過三四十個回城知青，一群'藍螞蟻'白丁。"多年以後，中國稅務雜誌社研究員王小強回憶當年圍繞在杜潤生周圍的年輕人成立著名的農發組的情景時如此表示。
從四面八方上山下鄉回京的年輕人，在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的指點下，探索著改變中國廣袤農村面貌的道路。
當年他們工作的西皇城根南街九號院，也因為出臺諸多影響巨大的改革措施而聞名於外。在那個神秘、簡樸的院子裡，年輕人們毫無顧忌地施展著他們的才能，甚至在不自覺中已經將自己的意見直達高層。
當年，杜潤生組織了17個聯合調查組，分赴15個省調查包產到戶。來自安徽的調查組報告說，包產到戶是「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這一年全國有161萬個生產隊包產到戶，佔生產隊總數的32%。
1982年到1986年，杜潤生連續五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這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是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路線圖」，而王岐山、陳錫文、周其仁等當年的改革青年，都是在參與「一號文件」起草工作中開始聆聽杜潤生的。
杜潤生本人這樣總結5個「一號文件」的歷史使命：「中國農業的進一步改革，受制於城市國有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用當時的一句話來講，就是對於中國農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項目已經出臺，不觸動深層結構，再不能向前進一步了。」
以中央名義確認「包幹到戶」的第一個「一號文件」特別提出：所有的責任制形式，包括包產到組、包幹到戶、包產到戶，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杜潤生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有個農民聽了文件傳達後說：「這會兒上級主意說得在理，合乎莊稼人心意。」當天到城裡書店要買本「包產到戶政策書」。
而一向是集體主義模範的大寨村，其領頭人陳永貴在北京聽到消息，表示猶豫，「咱大寨人能願意幹嗎？」結果出乎他的預料，多數群眾願意幹，社員說：「砸了大鍋飯，磨盤不推自己轉，頭兒不幹，咱大家幹！」
在很多人的記憶裡那是中國一段朝氣蓬勃的日子。
周其仁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真的很感謝那個時代，基層和地方的創新變化源源不斷，而上層由實事求是路線主導，主政者思想開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經驗基礎上決定政策。我們這些年輕人生逢其時，在村莊田野和中南海之間來來回回。
1989年後，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問題研究中心先後被撤，杜潤生離開工作崗位。但與上世紀50年代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後一樣，杜潤生並未退出思考.
2007年1月15日，他還在一份文件上寫道：「現代民主國家，既有透明的政府，還有公民社會，組織起來，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現在已經有工會、婦聯、青聯、商會，唯獨農會缺失，理應及時補救。」
「我有一個心願是農民還要進一步組織起來，要發展公民社會。有些事我恐怕來不及了，要岐山、錫文等你們年輕一代來做」 他說。
杜潤生簡歷
杜潤生，原名杜德，中國經濟學家、資深農村問題專家，是19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喻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
1981年，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確立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結束了對「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
杜潤生1913年7月18日出生於山西太古陽邑村。
1927年，考入太原國民師範。
1934年，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文史系。
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被中共山西省委派到太行山地區打遊擊，建設抗日根據地。歷任晉冀豫抗日義勇軍三支隊隊長，太行區黨委宣傳科科長，太行區黨委城市部太原城委書記等。
1947年，在解放戰爭中隨劉鄧大軍南下，參加「挺進大別山」和淮海戰役，領導所在的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和農民運動，歷任中共中央原局秘書長等。
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區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在領導中南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提出了分階段土改的主張，即先普遍發動群眾，剿匪反霸，建好農會，再轉入分配土地，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
1952年，調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任秘書長，兼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爭論中，支持鄧子恢「穩步前進」的主張（即堅持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多種經濟並存，並利用有益於生產力發展的私有經濟的思路），受到點名批評，被解除職務。
1956年，調入中國科學院，歷任副秘書長、秘書長，兼院黨組副書記。
1966年「文革」開始後，被停職檢查，受到衝擊迫害。
1970年，到中國科學院在湖北潛江的五七幹校監督勞動。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徹底平反。
1979年，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負責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政策研究。
1980年，提出可在貧困地區全面推廣土地家庭承包，其他地區也可以因地制宜。
1981年，受中央委託支持起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肯定包產到戶的合法性，肯定了責任制長期不變，得到鄧小平和陳雲的高度肯定。
1982年元旦，由杜潤生起草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成為當年中央「一號文件」。此後，杜潤生多次接受中央委託，主持多個農村政策文件的起草，為關於農村工作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出臺作出重大貢獻。
1983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倡導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
1989年後，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先後撤銷。杜潤生離職後，繼續從事農村經濟和政策研究。
杜潤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等。同時，還是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國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農業經濟學會理事長、中國合作經濟學會會長、中國國土經濟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等。
杜潤生善於培養後進。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林毅夫，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等，都曾師從杜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