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 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
「我在農村問題上有一條原則:尊重農民。」
「要從實際出發, 因地制宜, 分散決策, 可以包產到組, 可以包產到戶, 也可以包幹到戶。」
「我苦勞多, 功勞少;爭取在可能的情況下, 多做一些有益於人民的事情, 無愧地走向生命的終點。」
這是一個一生低調, 從不大聲說話老人生前經常說的幾句話, 他被大家親切地稱為「農村改革之父」, 他的一生都在踐行著「尊重農民」這樣一條原則, 他也以畢生精力推動農村改革破局, 並不斷取得新收穫, 他就是我國農村改革重大決策的參與者和親歷者——杜潤生。
1979年, 有農村工作經驗的杜潤生被任命為當時剛剛成立的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 主管農村政策研究。那一年, 他已66歲。然而當時, 「包產到戶」仍是一個非常敏感而有爭議的話題, 大多數人還在反對包產到戶。
在一次討論「包產到戶」的工作座談會上, 因各方分歧太大, 會議無法繼續。杜潤生突然撇開這一話題, 說起溫飽問題該如何解決。擺事實、講道理, 最終推動形成了1980年的「75號文件」。這個文件打破了多年來形成的包產到戶等於資本主義復闢的僵化觀念, 在當時中國農村產生了較大的思想衝擊。
這個有名的「75號文件」, 被後來人們概括成了「可以可以也可以」:在一般地區, 集體經濟比較穩定, 「可以使群眾滿意的, 就不要搞包產到戶」, 對於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 「可以包產到戶, 也可以包幹到戶」。這便是有名的「杜氏公式」。
「他把黨內幹部隊伍關於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引起的關於道路和方向的爭論高度簡化為『責任制』三個字上面。」已近70歲的翁永曦用手指敲著桌子, 木桌嗡嗡作響。「他把『責任制』三個字作為一個支點, 居然幾年之內很平穩地撬翻了1949年以來農村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 還成功啟動了中國整個經濟領域的改革。這是大手筆, 大智慧!」
杜潤生說:「我在農村問題上有一條原則:尊重農民。」他是這麼說的, 也是這麼做的。改革之初, 他堅持儘可能延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 將使用權物權化。後來, 他繼續呼籲免農業稅, 呼籲破除製造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 呼籲警惕因徵地而造成農民流離失所……
晚年的杜潤生, 已不願過多回顧自己的貢獻——他把那歸結為農民自己的發明。他更強調面對複雜性和多樣性國情, 「尊重農民選擇」和「調查先行」的重要性。
1989年, 農村政策研究室撤銷。76歲的杜潤生正式離休。離休之際, 他原本有調往中辦的機會, 卻舍不下為之關注一生的農民, 「我還是留在農口吧」, 他說。
直到2009年他住進醫院, 20多年間, 杜潤生幾乎每天早上都要走進磚塔胡同那間為他存留的辦公室, 即使在2003年非典時, 他也沒間斷過。「整幢辦公樓, 就他辦公室開著。」
在那間光線昏暗, 白天也需要開燈的辦公室, 他寫下了「當時我們認識到, 中國的農村改革, 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經用盡;如果不觸動深層機構, 就很難再前進一步」。
辦公室冬天極冷, 要靠電取暖烤手, 而在轉型中的中國讓他停不下來。他戴著茶色的眼睛, 弓著身子趴在堆滿書的書桌上, 乾瘦的手一筆筆寫下一個又一個議題:免農業稅、破除製造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 警惕因徵地而造成農民流離失所, 警惕權貴資本主義、保護生態環境……
他不止一次地向跟他請教的門生強調, 解決三農問題涉及中國深層的政治經濟體制問題, 是個系統工程, 不能指望畢其功於一役。直到今天, 杜潤生的門生們還記得他的那句「要接地氣, 不進村入戶, 不了解農民的真實情況, 就制定不出好的農村政策」。
歲月的痕跡在杜老身上越來越明顯, 腿腳不靈便, 聽不到了, 說話也不清楚了, 和家裡的幾十隻貓生活在一起。可他腦袋還清楚, 還在思考。
他20多次提及建立農民協會, 讓農民有自己的代言人。
他又時時不忘還有兩個方面沒破題, 「一個是如何用市場機制激勵人, 一個是如何用民主政治團結人。你們要努力。」
即便最後的時日他多數昏睡, 可是每當聽到感興趣的「農口」問題, 他又能「興奮地醒著」。
他喜歡跟年輕人交流。「每次我去見他, 他都招著手, 讓我快坐在他身邊。」53歲的徐慶全回想起老人, 微微笑著說。杜老任一家刊物的顧問, 他不是「顧而不問」的那種掛名, 「9點的會, 老人家8點半就到了。」
年輕時穿中山裝黑布鞋的杜潤生, 晚年更愛西裝、軟底皮鞋。他從來不抗拒新鮮事物, 他敢於嘗試, 第一次使用手機時, 快90歲的他笑著打給就坐在他身邊的門生張木生。他拋棄了80年代常用的鋼筆, 改用更簡便的中性筆。他甚至給電腦裝了語音程序, 希望語音輸入就能寫作, 可是由於「山西太原話」電腦無法識別, 只好作罷。
低調而又心懷天下的杜老, 就這樣走完了他102年的人生歷程。然而那顆愛民的心, 將永遠不會停止跳動。
來源：《勞動保障世界》2019年13期，作者清影
如有侵權，聯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