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28日，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前，不只有馬丁·路德·金。那些來到美國首都，為民權振臂高呼的人聽到的也不只是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
這次行動的正式名稱為「為工作和自由進軍」，也被非正式地稱為「向華盛頓的偉大進軍」。召集活動的組織很多，有工會組織、宗教團體，特別是有色人種社團。他們中的許多代表上臺，向二三十萬觀眾發表了激昂的演說。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二大遊行示威活動。根據政治對藝術媒介的利用邏輯，一些表演界人士也參與了活動。
其中有芭蕾舞者約瑟芬·貝克，她是唯一一位發言的女性；還有演員馬龍·白蘭度、伯特·蘭開斯特和西德尼·波蒂埃。眾歌手自然也不會缺席，他們與示威者共同高歌。瓊·貝茲演唱了《我們將勝利》，「彼得、保羅和瑪麗」樂隊（PPM）則以《答案在風中飄蕩》和之。
《我們將勝利》的第一版是在1901年由牧師查爾斯·廷德利發表的，與之一同發表的還有其他一些福音歌曲。1908年一次礦工罷工期間，它第一次被用作抗議活動歌曲。1945年，一個新版本成形，重新製作的歌詞和音樂受到了另一首可以上溯至19世紀中期的靈歌作品《不想再上拍賣臺》的啟發。而鮑勃·迪倫曾經承認，《答案在風中飄蕩》也是在這首靈歌的基礎上創作的。
1945年的秋天，為了反抗美國菸草公司，黑人菸草工人舉行了為期5個月的大罷工。他們將新版本的《我們將勝利》選為戰歌。2年後，皮特·西格聽到了這首曲子，並對其再度進行修改，才產生了今天我們聽到的最終版本，即1955年起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使用的版本，也即1963年的活動開始後，與瓊·貝茲聯繫到一起的那首歌曲。
如果說《我們將勝利》背後有一段很長的歷史，那麼不考慮迪倫聲稱的共同音樂起源這一因素，《答案在風中飄蕩》算是舞臺新人。根據作者的說法，整個創作只用了10分鐘，並於1962年4月16日在紐約的一家小酒館裡首次演唱。「答案在風中飄蕩」的含義並不十分清晰，不過但丁曾寫過，「翻飛的葉片上，西比拉的預言隨風而逝」。
歌詞中的9個提問對應了一系列模糊的哲學問題，提問均使用普通的措辭進行表述，從「一個人需要走過多少路，才能被稱為人」，到「一個人可以多少次轉過頭，假裝看不見」。也許正是因為這些特徵，歌曲觸動了某些敏感之人的心弦。此歌的「彼得、保羅和瑪麗」樂隊演奏版本大賣100萬份，並被用於任何種類的社會或政治問題。
它也可以關聯宗教問題。若望·保祿二世就曾將副歌部分運用到他自己的音樂之中。1997年9月7日，他在博洛尼亞音樂會上聽到歌手的演繹後，對他的信徒這樣說道：
你們中的一個代表，以你們的名義說，你們生命問題的「答案在風中飄蕩」。這是對的！但這風不是讓一切消散的虛無的旋渦，而是飄蕩著聖靈之聲。那聲音召喚道：「來吧！」你們問我：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才能了解人類？我回答你們：一條！人類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基督的路。
除了《答案在風中飄蕩》，1962—1963年，迪倫還創作了相當多抗議歌曲，收錄在《自由馳騁的鮑勃·迪倫》和《時代在變》兩張專輯中。在林肯紀念堂前的舞臺上，他也演唱了其中幾首作品。但此後他逐漸脫離了政治表態，投入到更廣闊的詩歌和音樂創作世界裡，避免被定性為抗議歌曲歌手。在2005年關於馬丁·斯科塞斯執導的紀錄片《無家可歸》的一次採訪中，他對瓊·貝茲表現出極大的不屑。
但即使對於此前迪倫創作的歌詞，人們也不應該過於嚴肅地看待，對待所有具有傾向性的唱作歌手的作品也是如此。安德魯·索爾特1988年的紀錄片《想像》中的一個場景證明了這一點：一位歌迷告訴約翰·列儂，他的一些歌曲能與自己的靈魂溝通無礙，而後者坦率地回答道：
不要把歌詞和你們的生活弄混了。我不過是用文字娛樂罷了。那些歌純粹是無意義的。迪倫也這麼做，所有人都這麼做。我們拿出一些詞語，把它們放到一起，看看能不能產生什麼意思。有時候能成，有時候則沒有。
說起列儂的政治傾向，我們需要從「為工作和自由進軍」轉向「終止越戰遊行」（The Moratorium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活動。這次抗議發生在1969年10月15日華盛頓的白宮前，是截至目前美國最大的遊行示威活動，參與者達50萬人。與1963年相比，抗議之火已經從民權鬥爭轉移至和平主義，因此活動期間人們聽到的歌曲旋律也發生了變化。
這一次，皮特·西格與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一起演唱了《給和平一個機會》。這首歌來自除甲殼蟲樂隊以外列儂單獨發表的第一張專輯，於6月1日在蒙特婁錄製，彼時也正值他與小野洋子舉行第二次「不下床」反戰活動期間。一年前的3月——他們的蜜月期間，在阿姆斯特丹，兩位藝術家首次進行了這種新形式的反戰宣傳活動，一整周的時間待在床上，面對攝像機和記者聊天、討論、歌唱。
歌曲誕生於一位記者向列儂提問「通過這種行為想得到什麼」時，他的回答：「我們正在表述的一切，就是給和平一個機會。」這成了歌曲的副歌部分，前面增加了關於「某些主義」和其他的一些冗長歌詞。幾次嘗試後，在一小群各色人等的見證下，列儂直接在床上完成了全部錄製。這群人包括頹廢派詩人艾倫·金斯堡和幻覺心理學家蒂莫西·利裡，後者此後被尼克森定義為「美國最危險的人」。
《給和平一個機會》不僅與1970年的《現世報》和1971年的《想像》並稱為獨立音樂人時期列儂的三大經典歌曲，也成為那些年和平主義者的聖歌。《想像》將前者傳遞出來的希望極致化，幻想了一個不僅沒有戰爭，甚至沒有宗教和國家，共享「人類手足情」的世界。這顯然是一位幻想家的夢，但絕不只是一個人的夢，恰如歌詞的結尾寫的那樣。
儘管存在激進的表述，《想像》還是成了純真的烏託邦之象徵。對此，列儂認為理由如下：「它反宗教、反民族主義、反因襲舊例、反資本主義，但能被人接受，因為它態度溫和。」然而世界上並不是只有烏託邦主義者和天真坦率之人。2001年，擁有大量聽眾的美國清晰頻道通信公司將這首歌加入了「反美國」歌曲清單，在「9·11」事件後不再播放。
雖然音樂上的表現直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才出現，但列儂對和平主義的興趣許多年前就已經形成了。據保羅·麥卡特尼所說，在60年代中期，列儂第一次與伯特蘭·羅素會面後，樂隊諸人便開始對越南問題（那時還不是一個能登上報紙頭版的熱門話題）敏感起來。另一方面，麥卡特尼自己也不能免於政治站隊。例如1966年《記事冊》雜誌青少年版封面的第二行印著列儂關於耶穌的名言，首行則是麥卡特尼說的一句話：「這是一個糟透了的國家，每個黑人都是一個髒兮兮的黑奴。」
此前甲殼蟲樂隊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持爭議性立場，但從那時起，他們便不再閉口不言了。正在鮑勃·迪倫逐漸從有政治立場的搖滾歌曲中轉移出來時，約翰·列儂卻採取了相反的行動，用了幾年時間，從美國的吟遊詩人手中接過了演唱抗議歌曲的擴音喇叭。
在1971年的秋天，列儂搬到了美國，很快成了各種學生和黑人抗議組織領袖之友，其中包括艾比·霍夫曼、傑瑞·魯賓和鮑比·塞爾。他開始投身各類激進的活動，比如呼籲釋放社會活動家約翰·辛克萊，以及抗議對阿提卡監獄的血腥鎮壓。為這兩次活動所寫的兩首歌曲都收錄在1972年的專輯《紐約時光》中。這些音樂的政治影響力之大，連尼克森都在擔憂它們可能對自己1972年再次參選造成麻煩。
尼克森政府試圖將列儂驅逐出國。據電影《與約翰·列儂對立的美國》記錄，這場艱難的法律戰爭持續了3年半，以列儂獲得永久居留權告終。結束的那一天是1975年10月9日，恰好是他35歲的生日，也是他的兒子西恩出生的日子。在那個時刻，與1974年8月9日辭職的理察·尼克森以及1975年4月30日西貢解放後的越戰一樣，約翰·列儂正式退出了政治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