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研究創生史十年：
知識構建、學術規劃和政治-學術關係
牛可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摘要：在美國社會科學、高等教育體系和智識生活中創建對美國以外地區研究的龐大學術群落和跨學科制度體系，大體經1943至1953年十年而告成。地區研究創生史階段奠定了美國戰後地區研究的基本智識和制度格局，呈現出知識構建事業、學術體制改造工程和學術思想運動的內容和風貌，而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SRC）在這一過程扮演了關鍵的、戰略性的領導、推動和中心規劃角色。SSRC在地區研究方面的活動構成地區研究創生史的基幹，其參與或者獨立組建的地區研究專門委員會、所主持召集的各種層級的會議，以及所發布的學術、思想和文化內涵豐富的報告反映了地區研究創建過程所具有的學術規劃的根本特性。地區研究創生史在本質上是一個學術性事態，過於簡單化的「冷戰知識史」或者「冷戰社會科學史」對政治—學術關係的認識模式不符合這一實際歷史過程。
關鍵詞：地區研究 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SRC） 學術規劃 政治-學術關係
01
地區研究創生史：
知識構建、體制改造與學術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軍事行動擴展到歐洲、亞洲、非洲以及太平洋地區的大片土地，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對其中許多地區的軍事佔領和行政管理任務。在美國以外土地上規模空前的國家政治軍事行為對海外知識和語言能力產生了巨大需求；而美國缺乏歐洲老牌國家那種與殖民地治理術相聯繫的海外知識儲備，甚至也缺乏「戰略情報」觀念及這種觀念下的制度配置和工作領域。由此美國對域外地區各類知識的短缺一時之間凸顯出來，成為須加應對之急。一戰以來對「總體戰」已有深入理解的美國陸海軍對此知之甚深，在戰爭初期即著手應對。
1942年初以來，在為因應戰爭需要而開展的大規模培訓活動中，美國軍方以「地區和語言」為名號，啟動多項關於海外行動所需知識的培訓項目，包括：陸軍專門化培訓項目（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ASTP，1942年12月建立）所屬的「外國地區和語言學習課程」（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Study Curriculum，FAL），陸軍的「民政事務培訓學校」（Civil Affairs Training Schools，CATS，1943年夏季開始），以及海軍的「軍事政府和管理學校」（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這些培訓項目都借重軍隊以外的資源，與大學建立合同關係並把項目設在大學，廣泛徵召大學裡的專家制定培養計劃、課程大綱並承擔教學任務。參與軍方項目的各高校經歷了海外地區的語言、文化和社會科學（尤其是地理學和人類學）課程史無前例的擴張。ASTP下的FAL項目有55所院校加入，參訓人員在1943年12月的高峰中即達13185人。
除大學和學院外，美國學術團體和大基金會也介入戰時海外知識的開發和培訓。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ACLS）、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全國研究理事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和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很快參與襄助軍方項目，於1942年6月決定聯合組建「民族地理學委員會」（Ethnogeographic Board），利用史密森的資金和設施，並從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獲取資助，一方面致力於為軍方培訓項目提供支持，並直接提供軍方所需的「世界地區」（world regions）知識，另一方面也有意識地清點地區研究現有資源，在參與地區研究培訓的各種機構間聯繫協調，承擔地區研究實踐的「票據交易所」（Clearing House）功能。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尤其在一段時間內將民族地理學委員會視為其在地區研究方面的興趣的代理。而以參與戰時項目為契機，在自1920年代以來在美國社會科學領域裡扮演某種中樞領導角色、被稱為美國社會科學的「旗艦組織」（Flagship Organization）的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當中，生發出領導、發動和規劃戰後地區研究的意圖和行動。
戰爭時期迅猛增長的軍事情報，特別是在新的「戰略情報」理念下開展的工作中，也有很多可歸入後來所謂「地區研究」的內容和要素。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OSS）創始人多諾萬（William J. Donovan）在該機構初創時期就促請SSRC和ACLS幫助他編制學術顧問備選名單，其中許多人之入選是基於其在對外研究領域的專長。特別是戰略情報局的下屬部門研究分析處（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由著名外交史和歐洲史專家、哈佛大學教授威廉·蘭傑（William Langer）領導，從一開始就按照地理區域組織研究工作，並在美國各大學中尋訪徵召社會科學學者尤其是有地區和語言專長的學者。先入者把自己的同事以及博士研究生帶進OSS，而後來者又繼續把他們的同事朋友拉入，使得研究和分析處像一個快速滾動的雪球，在短時間內膨脹擴充，最盛時聚集了大約900名學者。戰間情報活動涉及敵國、友方以及戰事所及之地的多方面情報採集分析，具有明確的對外研究性質，且呈現突出的跨學科協作和當下關切（presentism）取向，而這些特性正是戰後地區研究的突出屬性。OSS及各軍種情報機構成了某種史前階段「地區研究」的活動平臺，二戰情報工作經歷是後來一些社會科學家從常規學科「改宗」（conversion）進入地區研究領域的契機。由此戰時情報活動——以及當時與情報機構相聯繫的戰時宣傳活動，如在戰爭信息辦公室（OWI）下進行的活動——也與戰後地區研究建立了歷史聯繫。不過，顯然戰時情報活動這一領域並沒有像軍方地區和語言培訓項目那樣，從中衍生出對戰後地區研究的思考和規劃的系統工作。
知識的領域和國家權力的領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這種交疊匯合，是作為一場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知識構建事業、學術體制改造工程和學術思想運動的美國地區研究之創生史的開篇。
所謂地區研究的創生史，其基幹部分大體上可以認為是從1943年以來至大約1953年代的大約十年間，美國社會科學家領導共同體以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為最主要的組織平臺，通過倡導、研議、調查、論證、規劃、評估、組織協調以及面向公眾的傳播和教育，在美國學術體制和知識生活中啟動、培育和推進社會科學導向的、多學科參與的對美國以外的世界的研究。地區研究在美國的創生，不是學術生活積累性變遷和「自然」演進的產物，而是一項託馬斯·本德所說的「長期智識議程」（long-standing intellectual agenda），或者說是一項包裹著激切的變革意圖，有規劃、有領導、有組織的學術構造工程和大型學術運動。
當然，SSRC平臺上所發生的並不是美國地區研究創生史的全部。這是因為：第一，遠在地區研究創生之前的十九世紀，美國就有與「業餘紳士」（gentlemen amateurs）學術活動、基督教會海外傳教活動以及國際商業、國際旅行相連帶的非職業化域外知識的綿長傳統；同時域外知識也以歐洲式「古典學」、「東方學」的形式緩慢、零散地進入新的研究型大學當中。而在20世紀上半葉由這兩種傳統匯合而成的美國國際知識儲備大體存在於大學人文學術範疇，雖然一般關注古代典籍和古代問題、偏重海外語言和語文學（philology），與後來社會科學的、跨學科的地區研究有根本差異，卻是戰後地區研究一個局部的、但也是必然的遺產。
第二，193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些學者以個人努力拓展海外研究的醒目情況，繼而少數高校開始設立東方學傳統下的東亞、中近東等系科，同時社會科學中歷史學對西歐、東亞，人類學對拉美的研究形成最初集結，由此出現更接近戰後地區研究的學術形態和因素；而大約同一時期大基金會（尤其是洛克菲勒和卡內基）也開始推進零散的地區研究試驗。因此地區研究的規劃活動才有了最初的根據和基礎。而在二戰以來SSRC平臺上開始展開「中央規劃」實踐的同時，在各個高等院校、學術團體[如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ACLS、遠東學會（Far Eastern Society, 1943年建立）]乃至於學者個人學術事業的層面上，「斯拉夫」、「遠東」、「中近東」、南亞、東南亞、非洲等地區領域裡各自的學術史也在生成和發育。這種呈現為個別地區和國別研究領域、高校地區研究團隊和項目乃至於個人學術志業的不同層次上學術史，也是地區研究創生和演進的歷史的組成部分，而這後一部分作為「分支」的歷史與作為「基幹」的地區研究之「中央規劃」的歷史之間的聯繫有如樹之枝、幹，共同構成地區研究歷史的完整結構。然而無論如何，地區研究都不應只被視為各自出生、發育著的對個別海外地理區域和國家的研究領域（如拉丁美洲研究、東南亞研究、中國研究）的簡單集合，而是美國社會科學在經歷了19世紀晚期以來以常規學科構建為主的初期階段之後，有著共同的社會科學認識論思考、學術文化偏好和國際主義理念的學術共同體，在世紀20世紀中葉以世界戰爭的重大國際危機為契機重構社會科學的大型學術運動。
美國國際知識的規模、格局和形制在我們所說的地區研究十年創生史中發生巨變，此中根由和機理首先在於這一學術進程同時具有知識構建、學術體制改造和學術思想運動的內涵、性狀和風貌。二戰前，美國社會科學各學科雖大多以實證主義和普遍主義自期自許，但它們眼界和經驗採集空間多囿於北美、西歐，總體上棄置世界其餘部分，尤其不以廣大非西方文明區域為當然研究對象。國際知識虛弱、零散，其規模、水平均不遠如歐洲傳統學術大國；而且其在在美國高等教育和學術體系中的存在邊緣化而缺乏制度基礎。直至二戰前的1940年，美國大學和學院中的15萬教師中僅有200人從事與外國有關的研究，而當年獲得國際研究方面博士學位者不超過60人，而且大多數研究古代問題。美國關於海外世界的知識生產傳播仍主要靠傳教士、旅行家、外交官、記者和商人，專業化學術界貢獻微薄。麥考伊考察二戰前美國國際研究狀況後稱：少數海外研究學者無非是「盲瞽之國，獨目為王」（In the land of the blind, the man with one eye is king）；相對於對海外知識的巨大潛在需求而言，則更是「杯酒難解大渴」（small beer for thirsty times）。儘管關於中國的知識相對其他各國來說還算是比較充實，但時人仍因深感眛於中國，而發出「我們和中國的距離，幾乎和月亮一樣遙遠」的感嘆。有學者回顧說，在1950年代之前，在學術意義上，特別是就社會科學而言，美國知識的世界地圖上除西歐之外的其他地區實際上都是「未知區域（terra incognitae）」。而經十年創生史完成對這一領域的學術界定和組織創建，繼之以後續一二十年的發展，至1960年代末，地區研究已在社會科學各學科和高等教育的知識體系中佔據龐大比重，且以跨學科的中心和研究所為主要組織形式牢固嵌入高等教育制度體系。這一巨變，僅靠匯總各支地區國別研究和高校地區研究史，乃無從得以深入、準確的理解。然而，社會科學史、高等教育史和學術思想史等相關領域對地區研究並沒有給予其應有的重視；其創建階段的歷史尤其沒有得到系統、全面、細緻的記述和清理。以往數量本就不多的研究即使注意到SSRC和其他組織所進行的研議和規劃活動，也未加細密述說和周詳解讀。
地區研究的創生史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甚至遺忘了的重要歷史篇章；而缺少了對這一篇章的深入認識，對認識戰後地區研究本身的性質和意義可能導致認知偏差，對理解美國學術史和高等教育史，乃至於更廣泛的公共智識生活也可能構成或大或小的缺失。筆者在研究中逐漸認識到，由於SSRC在美國社會科學中所佔據的戰略性地位，特別是它在1943年以後那個關鍵歷史環節上在地區研究創建過程中所發揮的強有力的中心領導作用，所以充分利用SSRC歷史檔案文獻就有可能更集中、深入地呈現地區研究創建的歷史篇章，而更細緻周詳的地區研究創生史則有可能修正和改變關於地區研究的一些模糊或者片面的通行認識。SSRC組建或者參與的地區研究專門委員會，其組織平臺上所展開的討論、所制定的思想和行動議程，其與大學、學科學術組織和其他學術組織、基金會和政府機構展開的溝通聯繫和合作協調，其在對地區研究加以界定和合法化論說時所引入的新學科觀念和話語要素，其所主持的研究狀況調查和召集的各種層級的會議，特別是所發布的學術、思想和文化內涵豐富的報告，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規定了美國國際知識的形制、內容、特性和發展方向。
02
SSRC和地區研究創生史：
委員會、報告和會議構成的學術規劃
地區研究在SSRC組織平臺上的規劃和創建過程，在此概述如下。
戰間軍方項目在大學的大規模實施，在美國學術界的一些部分——尤其是SSRC、ACLS，以及基金會和一些大學——當中，引發了對美國海外知識匱乏的緊迫感，但也促生出關於構建地區研究的長遠考慮：超越當下短期的、應急性的戰爭需要，從美國社會科學、美國高等教育乃至於美國文化構造的長期目標著眼，使戰爭期間開始的地區研究獲致高標準的學術專業化品質，並成為美國高等教育和學術生活的永久組成部分。民族地理學委員會以及SSRC、ACLS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首先開始著手對地區研究現有人員和設施資源進行調查，也展開一些相關的研議和協作組織活動。此中產生了地區研究創建時期最初的一份調查報告即《芬頓報告》。應軍方項目而生、並與之密切配合的民族地理學委員會成員將戰後地區研究的發展提上議事日程，並成為戰後地區研究的規劃者和領導者的最初的集結。如民族地理學委員會成員中的羅伯特·霍爾（Robert Hall）和溫德爾·本尼特（Wendell Bennett）日後都轉入SSRC的地區研究領導組織並發揮突出作用。
一個更加值得注意的動向是，SSRC出於其對美國社會科學在戰後發展趨勢的考慮，以及大轉變時代需要社會科學做出重大轉變和總體規劃的明確思考，於1943年1月單獨組建其下屬的世界地區委員會（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而該委員會旋即委派其專任秘書漢密爾頓（Earl J. Hamilton）起草一個「聲明」，旨在提出對大學和政府的地區研究加以「指導」的「原則和政策」（principles and policies）。2月底，初稿撰成並提交世界地區委員會討論，是為《漢密爾頓報告》。經委員會討論修訂，當年6月正式版本以「社會科學中的世界地區」為題，被散發到政府部門和各大學領導層。漢密爾頓報告篇幅不長，但它視野宏闊、立旨長遠，是為地區研究創建進程中的第一份宣言和行動綱領。在SSRC內部，《漢密爾頓報告》還表達和引發了一種領導地區研究的強烈意願。9月的一次SSRC高層會議上，SSRC問題和政策委員會（Committee on Problems and Policy，SSRC最主要的倡議、規劃和審議機構）主席泡芬博格（A. T. Poffenberger）在向理事會主席所致報告中以大篇幅談及世界地區委員會的工作，在大段引讀漢密爾頓報告原文後發問：「理事會難道不能、不應該在這個（地區研究）計劃中發揮領導作用嗎？」
《漢密爾頓報告》發布以後，世界地區委員會工作終止。但實際上，這份報告是SSRC領導和規劃地區研究事業的開始，而不是結束。地區研究的長期規劃在SSRC高層以及問題與政策委員會中的研議擘劃並未停止，而且與大基金會尤其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就此保持密切聯絡協商。問題和政策委員會委任了一個專任小組考察現有項目，以期跟蹤地區研究方面的新進展並相應地制定工作方略。這樣，SSRC就開始以比民族地理學委員會更系統、深入和更多學理性的方式推展對地區研究的整體思考和長遠規劃。1944年3月，SSRC秘書處兩位成員韋賓克（Paul Webbink）和楊（Donald Young）提交了一份題為《在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地區專業化規劃中的社會科學考慮》的備忘錄，著意從其與社會科學的關係角度闡述地區研究的目標和功能，進而申述地區研究作為學術專業的標準和要求，試圖給出「地區專業化的必要內容」，為地區研究的規劃做出進一步學理上的概念廓清。該備忘錄還討論了地區研究的學科基礎以及各主要社會科學學科的各自的優勢和作用，明確主張未來地區研究應由社會科學（而不是人文和語言學科）主導，並在其中實現多學科整合。《韋賓克—楊報告》是繼《漢密爾頓報告》之後SSRC申述其在地區研究方面的意圖和思想又一份重要申明。1944年4月，SSRC董事會成員、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寫成「教育和研究中的地區項目」（Area Programs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一文，提交大學社會科學組織委員會的會議，並由SSRC散發到與《漢密爾頓報告》相同的範圍。
因應戰時需要而建立的民族地理學委員會在進入1944年後工作任務逐漸減少，戰時應急性地區知識人員培訓和研究活動也轉入收尾階段。在二戰已經結束的1945年9月，SSRC、ACLS和NRC三方聯絡組織「理事會聯席會議委員會」（Conference Board of Associated Research Councils，1944年春設立）決定，民族地理學委員會於當年12月31日終止，以六個月時間進行相關移交和收尾工作。SSRC、ACLS和NRC又於1945年底共同委任接替民族地理學委員會的「世界地區研究考察委員會」（Exploratory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委員會包括6名成員，但其中最為活躍和有影響力顯然是來自SSRC方面的兩位成員，即擔任主席的霍爾（Robert Hall，密西根大學教授、地區理學家，美國日本研究的先驅）及本尼特（Wendell C. Bennett，耶魯大學教授，人類學家、拉丁美洲專家）。聯合委員會的任務被規定為考察與世界地區研究相關的各種問題，並在獲得三個理事會共同授權的情況下制訂地區研究領域的行動方案。SSRC在說明建立聯合委員會的動機時則強調自身的考慮：「根據世界地區來對研究和教學加以組織的相關問題，自戰爭初期以來即引起理事會的密切關注」；而面對戰爭期間地區研究加速發展的情況，理事會「認識到自身在這種局面下的責任，並為霍爾先生關於與採取行動的必要性和機遇的認識所引導，主張建立一個關於外國地區和文化的委員會。」
SSRC具有與美國大公益基金會類似的科層制式「組織剛性」，而且自成立後積累了學術組織和規劃的大量經驗，同時也承襲了美國自進步主義時期「社會調查運動」（social survey movement）以來形成的對調查、統計和計劃的注重，可以說有一種在學術領域裡的對「技術治理」（technocracy）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文化偏好」。由此可以理解，SSRC領導和規劃地區研究的意願和能力顯然強於其他任何組織。而自戰時建立的三大理事會聯繫機制似乎越來越成為SSRC關於地區研究的主張和創議的掣肘，SSRC尤其與ACLS方面產生了公開的分歧和潛在的牴牾，更強化了SSRC方面自1943年以來一直在萌動著的在地區研究方面獨自行動、確立領導權的意願。這樣，世界地區考察委員會實際上在1946年2月和4月召開兩次會議之後即限於停頓，未再發揮作用，至1946年12月18日正式由理事會聯席會議委員會宣布解散。
然而在此期間，SSRC在地區研究上的工作動力未因聯合考察委員會內協作不利而稍有減退。在與ACLS不能達成一致的情況下，1946年3月SSRC自行撥出專款，授權霍爾開展一項關於美國大學和學院內地區研究開展情況的調查。霍爾調查從1946年4月1日正式開始進行直至9月，其間訪問了精心選列的24所美國主要大學，並順路走訪了三個本科學院以及一些研究機構和基金會。霍爾考察了所選列大學中開展的114個地區研究項目，其中包括52個本科生項目，41個研究生培訓項目，以及21個針對特定地區的集體研究項目。霍爾調查的任務並非編列美國地區研究的項目目錄（inventory）或清單（roster），而是把重點放在考察和評估地區研究對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的意義上，因此更關注研究生和集體研究項目，只把那些在人文學科之外至少有三個社會科學系參加的項目列入考察範圍。同時調查也關切地區研究和本科生通識教育的關係，但鑑於ACLS等機構已對此著意，因而將這個問題放在在較為次要的地位。調查按照美國6大地理區域（新英格蘭、大西洋中部、中北部、西海岸地區、西南部和中西部南方）選取各區域中有代表性的機構，顯然有為地區研究的全國布局提供基礎的明確意圖。
1946年9月，霍爾攜帶著調查成果返回紐約，在向SSRC理事會議匯報時稱，經由戰時經歷，很多高校產生或增加了對地區研究的興趣，地區研究方面的活動相當活躍，相關項目和組織的存在要比他自己以往所知廣泛得多。同時霍爾也指出，很多地區研究項目當前處於試驗和藍圖階段，相關思考和決定紛雜凌亂；而關於地區研究在未來高等教育體系當中的地位和作用，各高校內部意見分歧嚴重。霍爾強調指出，在這種局面下，正有待SSRC發揮不可替代的領導和推動作用。進而他呼籲SSRC單獨建立一個新的地區研究委員會，其「任務是觀察地區研究組織方面的趨勢，並為未來發展制定計劃……」此後霍爾繼續推動此議，並為新的委員會開列了多項工作和研議議程。在1946年10月底問題與政策委員會的會議上，決定將由SSRC單方面發布霍爾調查報告，以此為起點開展新的調查研究；並同意建立「社會科學中的世界地區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隨後的正式組建中棄去「社會科學」這一贅語，而定名為「世界地區委員會」（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CWAR）。與先前三個地區研究委員會相比，CWAR人員組成有一個明顯區別，即不再有代表其他理事會和基金會方面的成員，而且四位委員全部是社會科學家，這當然體現CWAR對 SSRC和社會科學（而非人文學科）的歸屬。與1943年世界地區委員會（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相比，新設委員會名號中添加「Research」一詞，這顯然意在凸顯其強調學術導向、崇揚專業化/職業化的旨趣。顯然，較之民族地理學委員會和三方聯合委員會，由霍爾任主席、專屬SSRC的世界地區研究委員會是SSRC更得心應手的組織手段。CWAR的觀點將更順暢地轉化為「政策」，而這種「政策」也將更容易化為實際的行動。CWAR取代三方聯合委員會，標誌著地區研究的規劃徹底脫離戰時形成的路徑和組織模式，實現了這一事業由戰爭驅動向長期學術建設的方向的關鍵轉換。
地區研究當時之大局有兩個突出情況，其一，在SSRC方面，以及與其保持密切聯繫的高校社會科學界、基金會方面的領袖人物當中，經多年思謀研議，已就地區研究的理念和方略形成相當多的定見和共識；其二則是，多個高等教育機構經戰間項目實施經驗的刺激推動，在地區研究方面的活動和項目陡然增加，但同時也存在突出的紛亂和無組織狀況。因此對SSRC而言，繁多議題和事務中凸顯出來的中心問題是：如何就地區研究的學術理念和組織建設的基本方略在全國範圍內予以傳播和推進，以使地區研究穩固地嵌入現有高等教育體系。CWAR之積極活躍顯然為前三方聯合委員會所不可同日而語。
從1946年底至1952年春季，CWAR共舉行17次會議。在其活動和研議日程中，推廣和貫徹地區研究中業已達成的「長期智識議程」的目標更加明確和強烈，也以更加多樣化、也更具實踐性的措施得到更加切實的實施。CWAR的會議中曾以不同程度的注意力和精力加以關注、商議的議題包括：地區研究的專業化質素和標準，地區研究和常規學科的關係，地區研究中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平衡，地區研究和語言教學研究的關係；地區研究在高校中適當的組織形式，中心、研究所和項目以及常規系科各自的優勢和缺點，地區研究組織與常規系科的配合協作；如何確立地區研究的「全世界覆蓋」格局的問題，地區研究的合理地理區劃方式，以及是否和如何給各分支地區的研究確定優先發展的次序的問題；地區研究和通識教育的關係，地區研究中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關係；地區研究專業化培養中常規系科與地區研究組織的關係，外國學習、田野工作以及在本科接受培訓的關係；促進官方戰爭文件的解密，使之成為地區研究可用的資料，建立地區研究資料庫和加強圖書館建設（一度考慮建立全國性地區研究信息中心），發布地區研究公報或者簡報，選列編制美國優秀地區研究中心的目錄；地區研究如何與其他美國學術項目（尤其是富布賴特項目）相銜接配合的問題；在地區研究方面與政府、商業界和其他學術團體保持溝通和協作，推動政府機構對地區研究的支持；地區研究人力資源的各種來源，充分利用外國在美學者的問題，以及如何增進地區研究學者的就業機會和職業前途；等等。這些議題既涉及學科認識論問題，又涉及高等教育機構內部組織調整和改造問題，當然還有一些屬於具體行動措施。可以想見，通過與高校的各種聯繫和傳播途徑，這些研議對高校地區研究建設自然有啟發、指示和建議作用。而地區研究構建過程內容之繁、牽連之廣，由此可見。
1946年11月至次年11月的一年間，世界地區研究委員會召開了6次會議，此間三項工作尤為突出。第一是在《霍爾報告》的基礎上對地區研究的認識論和實踐方略問題繼續予以深入研議，第二是提出召開地區研究全國大會並進行相應的籌備；第三是設立全國性地區研究研究獎學金一事進行實際布置和操作。與此同時，CWAR還設立下屬的西海岸地區分委員會（Pacific Coast Sub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以求推進地區研究規劃和研議在全國範圍內充分開展，進而促進地區研究在全國的平衡發展。1947年1月11日，CWAR第二次會議對尚在SSRC內部流通，並加以「嚴格保密」的霍爾調查報告予以審議，商討其修改和公布事宜。會議顯然意識到霍爾報告意義非同尋常，在對報告初稿表示「高度贊成」的同時，決定通過吸收委員會其他成員的意見，將報告由一份表達霍爾個人觀點的研究提升為委員會的集體意見，並作為SSRC公報予以發布。5月，SSRC在其工作文件系列中以「地區研究：及其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的重點思考」為題發布《霍爾報告》。該文件清理、分析了美國地區研究現有基礎，並力圖呈現1943年以來美國學術共同體在地區研究議題上已經形成的基本共識，在此基礎上系統、深入地闡發了地區研究的理念以及戰後地區研究發展的基本方向和諸多內容，在地區研究創生史中具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堪當地區研究「憲章」。而《霍爾報告》的發布，也使得地區研究全國大會有了一個討論的共同基礎。
1947年11月28至20日，經由CWAR和SSRC其他層級會議近一年的醞釀籌劃，在卡內基基金會在贊助下，美國學術史上罕見的地區研究全國大會（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tudy of World Areas）在哥倫比亞大學男教授俱樂部（Men’s Faculty Club）舉行。會議醞釀參會人員名單時考慮學科、地區和機構的代表性，但更重要的意圖是要集合那些「有成熟的研究、思想和洞察力，並對地區研究有強烈興趣的人」，而且這些人「要麼能夠對地區研究的思考做出真正的貢獻，要麼有必要就地區研究學到些什麼」（後者顯然是指那些對地區研究的意義認識不足的人）。最後確定代表SSRC方面參會者11人，對SSRC以外發出會議邀請109份，會前將《霍爾報告》散發到每一個參會者手中。實際與會者為105人，其中74人是大學教授，17人是聯邦官員，5人是基金會成員，9人來自其他學術機構。會議特意要求參會者均不代表所在機構發言，用意顯然在於使學術意見得以充分、自由表達。參會者中包含了當時地區研究領域裡倡導者、領導者，即那些從1943年以來深入介入地區研究的研議和規劃，包括曾在各個地區研究委員會機構中任職的人士；當中自然也有當時以一己之力在各個高校篳路藍縷地開拓海外研究的為數不多的學者，如中國和東亞領域裡的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韋慕庭（C. Martin Wilbur）、埃德溫·賴肖爾（Edwin O. Reischauer）等人；此外，還有一些代表美國社會科學各學科、嚴格意義上並非地區研究學者，但其工作涉及外國問題、或者其本人對地區研究有某種興趣並參與高校地區研究的重要學者，其中如政治學家、後任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主席的彭德爾頓·赫林（Pendleton Herring），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人類學家克萊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經濟學家瓦西裡·裡昂惕夫（Wasily W. Leontief）和亞歷山大·格爾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等。在全體大會外，會議按大地理區域分為蘇聯、拉丁美洲、歐洲、近東、遠東、東南亞和印度舉行小組會議。全國大會後，SSRC委託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家、拉丁美洲專家查爾斯·瓦格雷（Charles Wagley）就會以情況予以記錄和總結，次年以SSRC工作報告的形式公開出版，以求進一步鞏固、傳播全國大會的成果。是為《瓦格雷報告》。霍爾稱：「美國地區研究和地區培訓隨著這份關於世界地區研究全國大會的報告而告一段落。」
CWAR自建立以來著力推動的另一事項是建立全國性的地區研究獎學金項目，及至全國大會前，也已就此形成意向共識和較為細緻的方案。這一項目的要旨，是從各種層次以及各種可能的來源中為合格人員嚴重短缺的地區研究「招募」從業者，以求在短期內擴充地區研究人力。在多次研議的基礎上，1947年11月2日CWAR會議劃分了功能明確的三種獎學金項目：給博士和博士後階段的學者提供的田野研究培訓資助；為吸引社會科學常規學科中的成熟學者進入地區研究領域的所謂「改宗資助」（Conversion Fellowships）；以及針對資深地區研究專家進行海外研修的補充性資助。與此同時，SSRC經與卡內基基金會接洽求助，得到後者對地區研究獎學金項目10萬美元第一期專項支持。1948年1月CWAR第七次會議上通過了關於建立地區研究培訓獎學金（Area Research Training Fellowship， ARTP）和世界地區研究旅行資助（Travel Grants for Research in World Areas）兩個項目議程；並決定在CWAR之外建立地區研究培訓獎學金委員會（Committee on Area Research Training Fellowships，CARTF），全權負責以上兩個項目的人員選拔和管理。該委員會工作任務與CWAR相互協調，其人員組成與CWAR有所交疊，亦可視為後者的附屬組織。由此SSRC建立實際上建立了一個特別的機制，在其多年來對社會科學人才施行獎助的一般框架——當時是由社會科學人才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Science Personnel）統一管理——之外，對地區研究人才培養予以著重支持。1949年，卡內基基金會又提供第二筆贈款13萬美元。截止到1953年，ARTP在6年間累計向216人發放了獎學金和旅行資助，總金額超過70萬美元。地區研究學者因而「得以前往世界上幾乎所有可以去的地方以開展他們的研究」。
為推進地區研究專業化、探索和界定地區研究的方法並建立高水平研究研究的典範，CWAR曾先後考慮在示範性（demonstration）研究計劃、試點田野研究計劃（Pilot Field Research Project）和「鑑定項目」（appraisal project）名下直接組織研究項目。由於拉丁美洲研究在當時美國社會科學對海外研究當中具有某種領先地位（戰爭期間的1942年SSRC與NRC、ACLS共同建立了拉丁美洲聯合委員會，開展了大量工作），同時鑑於人類學方法對海外研究具有普遍意義，能夠給地區研究提供相對寬闊基礎，CWAR最終在1948年春選定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家朱利安·斯圖爾特（Julian Steward）主持下全面考察波多黎各文化的一個研究項目。斯圖爾特屬於少數已對地區研究的整體問題有深入思考的地區專家，而該項研究是從他所屬的人類學角度定義地區研究並構造地區研究的一般工作路徑的一種嘗試。雖然這引起對如此多樣而分散的領域裡是否可能確立共同工作法則的懷疑，但CWAR認為這一項目對深入推進對地區研究的概念、理論和方法——尤其是跨學科工作方法——的探索和討論大有助益，仍屬意於推廣該項研究。為了使地區研究工作者從斯圖爾特的研究實踐工作中充分獲益，CWAR特意安排斯圖爾特在1948至1949年擴充其研究，經CWAR委員和其他學者對初稿予以審閱，於1950年春以SSRC工作公報的形式予以發布，是為《斯圖爾特報告》。
1949年10月以後，CWAR又開始籌備第二次地區研究全國大會，此事繼續得到卡內基基金會的資助支持。次年5月5至7日，大會在哥倫比亞大學召開，有97名代表參會，以小組討論和圓桌會議方式就「地區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地區研究在大學的地位」、「地區研究未來的作用」以及「地區研究與世界事務」展開討論。大會主席看到，「如果把1950年與1945年相比，則我們可以看到，學生、教授和大學管理層（對地區研究）的態度已然發生巨大變化，說明我們為此付出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全都是值得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地區研究項目的開展，今日大學的課程已經更好地適應了現代世界的現實。」第二次大會「在更多的研究的基礎上，基本上肯定了1947年大會就以下問題做出的結論，即：開發高素質人才，提供培訓獎學金，提供田野工作條件，改善地區研究組織，開發更精確的理論和技術等方面。」與第一次大會相比，高揚的樂觀情緒讓位於對地區研究實踐已展開的項目的冷靜評估，以及對其中更具體、更困難的問題的仔細審視，同時關注的中心從「地區研究能為社會科學貢獻什麼」的問題轉向「社會科學各學科能為地區研究做些什麼」的問題，顯示地區研究創建者在地區研究的學術合法性已有廣泛認可的情況下更多關注實際操作和細節政策問題。1950年大會亦由SSRC理事會秘書處的辛德爾（Richard H. Heindel）撰成總結報告，是為《辛德爾報告》。
SSRC與卡內基基金會以及一些美國大學的領導層醞釀繼霍爾調查後舉行一次新的對美國大學地區研究狀況的調查。1949年2月2日，在卡內基促進教學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召集美國主要大學校長會議，提議就地區研究情況舉行新的普查，目的是獲取關於大學地區研究，尤其是已經建立的中心組織的狀況的準確圖景。該調查的成果由CWAR委員本尼特撰寫成文，題為《美國大學裡的地區研究》，於1951年6月由SSRC公布，是為《本尼特報告》。報告對所考察各主要高校地區研究項目予以清點介紹之外，指出未來地區研究有待加強的方面和需要克服的障礙；同時報告也顯示了已經形成的地區研究共同體對1949年杜魯門政府提出的「第四點計劃」的重視和回應，討論了大學地區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何種方式向政府方面的需要提供幫助，以及與政府加強協作的可能性和方式等問題。
第二次全國大會和本尼特報告發布後，地區研究全國性格局大定，CWAR工作明顯趨向收縮，只在增進政府部門對地區研究的興趣和支持方面有所擘劃和作為。實際上，為適應地區研究向縱深發展、加速實際研究開展的需要， 接續1942年建立拉丁美洲研究委員會的先例，SSRC先後於1948和1949年與ACLS聯合組建建立斯拉夫研究委員會、南亞研究委員會和中近東研究委員會，而這些致力於建立個別地區研究分支的組織與以總體規劃為任務導向的CWAR平行存在至1953年。1953年2月，CWAR主持舉行了一次關於公共衛生為主題的會議，意圖是為公共衛生專家和地區研究專家共同研討欠發達國家的當代問題提供機會，同時也敦促地區研究超越單純學術研究的眼界而更多關注外部世界的現實問題。這是CWAR的最後一次活動，當年它與地區研究獎學金委員會同時平靜地終止工作，此後SSRC在地區研究方面的興趣和努力由上述各分支地區委員會乃至於1954年建立的比較政治學委員會（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所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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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研究創生史的長期歷史和知識社會學透視
地區研究創生史之基幹部分，就此告一段落。這段歷史當中，貫穿著作為制度工具和組織平臺的民族地理學委員會（1943-1944年）、世界地區委員會（1943-1944年）、世界地區研究三方聯合考察委員會（1945-1946年）、世界地區研究委員會（1946-1953年）、地區研究培訓獎學金委員會（1948-1953年），以及拉美（1942-1947年）、斯拉夫（1948年設立）、南亞（1949年設立）、中近東（1949年設立）等幾個個別地區委員會，其中1946年以後SSRC專屬的世界地區研究委員會（CWAR）尤其發揮了特殊的強有力的規劃和組織功能。而在這些組織平臺上舉行的無數次各種規模和層級的會議，尤其是1947年和1950年的兩次全國地區研究大會，承載著學術思想史方面的豐富內涵和學術制度創設的重要意義。
這十年間依次出世的《漢密爾頓報告》（1943年）、《芬頓報告》（1944，1947年）、《韋賓克—楊報告》（1944年）、《霍爾報告》（1947年）、《瓦格裡報告》（1948年）、《斯圖爾特報告》（1950年）、《辛德爾報告》（1950年）、《本尼特報告》（1951年）等歷史文本，則承載著地區研究領導集團的抱負、思慮和學術規劃藍圖，也清晰刻錄了這一歷史的各個環節和階段。我們認為以SSRC為主體的美國學術共同體領導層對地區研究的規劃是地區研究創生史的基幹，則其中的委員會組織、會議和報告又是這一篇學術規劃史中的主要元素；或者可以說，這些委員會、會議和報告蘊含和昭示著早期階段地區研究運動的規劃和組織的特性。這一歷史當中，學者個體、學術機構（高等院校）、地區研究之下級單元（特定國別和地區分支）和「學派」等各個層面的基層學術史的意義是次要的，而呈現在高層中樞平臺（即SSRC）的規劃和組織才是首要的、關鍵的因素。而與這種規劃特性同樣明顯的是，在地區研究的創生和早期發展中呈現出明顯的整體布局、全面推進、高速發展的性狀。這一基本狀況，要求我們以更充實的知識社會學和科學「外史」（external history）問題意識來認識和闡發地區研究。就此而言，桑頓稱地區研究是一項「強大的社會和智識發明」（powerfu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invention），恰如其分。
地區研究創生的歷史篇章展現或牽連了美國學術史和公共生活史的多重面向、多種問題，但我們可以認為，它直接和首先顯示了的，是學術組織和學術規劃在一個重要知識領域的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而這一點也許要連帶美國歷史的更大圖景才能得以領會。自19世紀晚期並行的進步主義運動和高等教育革命以來，互有交疊的社會調查運動、城市管理運動和社會改良運動建立起社會知識和公共生活的前所未有的密切關係，「社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和「技術治理」（technocracy）理念日趨豐沛、廣泛傳播，致力於運用知識改善社會的各種公民組織（civic organizations）和「旨趣團體」（interest groups）層出不窮，大公益基金會更將「科學公益」（scientific philanthropy）和對社會科學的支持確立為工作任務，學術規劃因而也獲得最初實驗。
與此同時，伴隨著社會科學學科在大學體系裡的擴張以及職業化、制度化，崇尚客觀性、確定性、精確性的實證主義成為美國社會科學學術的文化底色，一方面規範化社會知識的生產能力大為提升，另一方面現代專業化知識體制本身就給智識生活賦予前所未有的組織性和規劃性。凡此諸般，潮流匯聚，美國式的「規劃」（planning）理念和規劃文化因而得以生發成長；而於上述各項歷史事態，SSRC或接續餘流，或深涉其中，不僅成為美國在社會政治和公共管理領域裡規劃理念和實踐的主要推手之一，而且也從不遲退於將計劃施諸學術領域。而SSRC自創建20多年來已在美國社會科學領域佔據特殊權威地位，且於學術規劃積累豐富經驗，至時機來臨之際承擔地區研究創建大任，根由固深。只是以地區研究事業規模之巨、任務之迫切、牽涉之繁複，在SSRC工作歷史上即便不是僅此一例，亦屬罕見。在自然科學領域，大約同一時期「大科學」模式因曼哈頓計劃而大行其道，當時後世備予關注。地區研究創生運動中則有某種意義上的「大社會科學」赫然浮現，其資金投入固然不如曼哈頓計劃，但其對學術體制牽動之大、對智識生活影響之巨，或與前者可有一比。
美國式的計劃理念和實踐在公共事務領域（包括政府政治領域）的擴張中有三項要素殊為突出，即：第一是任務為本、功能單純、目標清晰的小組形式的組織設施即「委員會」，常見以committee，commission、task force或board為名，其活動在不同程度上涉及研究、論說、諮議、決策，人員構成往往以專業知識和經驗上的資質和權威性以及與相關領域的代表性和聯繫效能（associational effects）為依據；第二，是針對特定議題和任務，充分動員、恰當配置專業知識，廣泛採集、測量和分析事實數據，並往往指向規劃綱領和政策方案的文體類型，即「報告」（report）。而報告，特別是大型報告經常跨越專業化知識的常規界限，兼涉或貫通思想和行動、目標和現狀、歷史與當下、原理和方案，是高度專業化、知識化社會公共事務中的計劃實踐最通用的工具；第三是在委員會內部，或在委員會主持下頻繁舉行的各種層級、規模、形式的會議。它們承擔商議（deliberation）、傳播（教育）、發起創議、醞釀共識的功能，是一種體現集體合作、民主商議的常規工作方式。借用社會學家查爾斯·梯利所說「社會抗爭運動的戲碼」（repertory）一語，我們可以認為此三要素正構成歷史地演化並獲具文化意涵的「美國式規劃實踐的戲碼」。20世紀美國歷史枝脈環節紛繁多出，其間「委員會」和「報告」也疊見不窮，其中多有堪為歷史進程的載體和歷史環節的標記。在美國已形成的 「公民組織」和技術治理兩方面的強大傳統之下，才有此三項戲碼在公共生活中顯要作用。此或可舉為美國特性之一端？不論如何，在這裡我們已經看到，在地區研究創生史的大劇中，承載著美國歷史和文化某些特定要素的三項「規劃的戲碼」是如何交錯上演並大著其效。有鑑於此，我們很難認同多年關注地區研究問題的蘭博特稱美國地區研究是一種「自由放任式的增長」（laissez-faire growth）的說法。至少對創生十年而言，所謂「自由放任」並不適用。
計劃在地區研究創生史中的突出作用，使人聯想到一個乍看之下似不相干領域裡的「格爾申克隆命題」。經濟史學家格爾申克隆在遍察歐洲各國工業化後發現，一國經濟之「相對落後」程度越高，則該國在後來經濟發展中就越可能呈現出強調高速度、大規模、整體推進的特性，就越可能借重非經濟幹預和基層經濟單位以外的制度工具，也就會在更大程度上脫離原有經濟生活的自然演進軌跡或者說「歷史路徑依賴」，更多地受制於 「趕超」的目標設置和中央計劃。這裡不避牽強引入此說，在於似可期待它協助理解地區研究創生史中的一個關鍵機理：在1940年代，一方面是美國海外研究的薄弱狀況，另一方面是美國社會科學領袖群體對這一知識領域的應然狀態的期待（expectations），這兩者之間的巨大差距是學術規劃主導地區研究創生過程的根本原因。在兩個案例中，計劃都意味著對現狀的不滿和對「自然進程」的廢棄。只不過格爾申克隆的領域與地區研究的領域之間還有一個並非不重要的差別，即：格爾申克隆的落後國家經濟趕超計劃更多地受表現為國際發展差距的「相對落後」的驅動；而地區研究的規劃則更多地立基於「絕對落後」之上，也就是說，是在本國社會科學學術、公共智識生活和國家使命的參照範圍內診斷其國際知識的虛弱、欠缺和「落後」，而不是在與他國的比較中認知現狀、想像差距和制訂規劃。美國地區研究創建者自《漢密爾頓報告》後一再迫切表達對美國海外研究薄弱的不滿和危機感，其中也可見到他們對歐洲傳統海外研究大國經驗加以考察分析，但從未出現以歐洲某國（如德國、英國）為典範和「趕超」對象的想法和表述。證之以事後大體狀況，美國地區研究與歐洲海外研究傳統有兩個截然的斷裂，其一在智識上與其歐洲式人文學術和東方學傳統的斷裂；其二是在制度方面，美國地區研究不像歐洲海外研究那樣，依賴於政府的資金投入或者政府下屬研究機構。這裡要記住，領導和規劃地區研究的是SSRC，而它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儘管它也是一個真正「全國性的」（national）組織。它的領導地位在於其在學術共同體權威體系中的地位，而不是其政治和行政權力。
而第二個方面的差異可能具有更加重大的意義。在世界大多數國家，海外研究的存在規模經常取決於政府機構資金支持和建立研究機構的政策舉措，非政府學術部門在通常情況下一般不會供養大規模的域外研究隊伍，尤其是對本國文化傳統區域以外的地區而言。1940年以前美國的情況即大抵如此。這當中很可能有一個機理在起作用，即職業化、專業化學術追求「高深研究」（advanced research）的律令會自發產生優待本國研究而排抑外國研究的效應，至少在有些學科情況如此。二戰期間軍方項目的大規模開展打斷已經職業化了的美國學術生活的「自然」進程，地區研究因而獲得學術的「自然進程」下或許不可能出現的發展機遇。
的確，戰後地區研究在很多方面發端於戰時軍方「外國地區和語言」名目下的培訓項目，兩者之間存在直接的、實質性的依承關係。單就多所大學因戰時項目而首次系納入地區研究，強化相關人員和設施，並在理念、管理和組織方面做出相應設置和變更而言，就可以說這是二戰留給戰後地區研究的一筆切實遺產。戰時項目開啟大規模的跨學科學科協作，是很多美國大學的全新經驗，為戰後各高校內部為地區研究的教學和研究以及相應的組織重建提供了最初憑據。《芬頓報告》據在1944年所做調查稱：一些學校管理層非常歡迎ASTP，因為這是一個打破系科隔閡，在特定地區的文化的基礎上實現統一的學術規劃和組織的機會。同時主持軍方項目的大學學者則更是認識到，這一就美國以外的世界展開的項目「在學院和大學的歷史上沒有前例」，靠現有社會科學課程體系無法滿足其需求；而且現有學科格局和地區研究的目標存在多方面的衝突和不適應。為此參與軍方項目的高校經常成立跨系委員會進行必要的組織協調。《芬頓報告》還指出：「如果我們把整合性地區研究界定為為了探究一個特定地區的整體文化和文明而結合社會科學的方法和人文學術的研究對象，那麼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已經獲得了一種研究途徑或者學術實體，而這是到目前為止的學院或者大學已有的任何學科和研究領域所不能提供的。」而且，SSRC、ACLS和大基金會開始推動和規劃地區研究並在相互間展開協作，在這一過程中形成地區研究的領導集團，也端因軍方戰間項目而起。
但是戰時軍方項目和戰後地區研究的這種繼承關係——以及相應的政府和軍方的在戰後地區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應該過度放大。一個關鍵問題在於，把戰後地區研究看成戰爭期間的軍方項目的模式的複製和擴大，進而斷定冷戰時期地區研究也主要受冷戰鬥爭需要和政策動機的支配，是多少會有偏頗和誤導的。我們已經看到，在從戰爭當中到戰後的大約10年時間裡，地區研究理念的構建、規劃的推行以及相關的研議和傳播在持續進行當中，而戰間項目不過是這一進程的發端。而戰爭尚未結束，這個研議和規划進程就在美國學術共同體的某些關鍵部分（最重要的是在SSRC的組織平臺）當中啟動了——在這裡不可忽略一個基本事實，地區研究的規劃活動畢竟不是在政府官僚和軍人操持之下。為地區研究進行的整體規劃與戰間項目有根本不同：它不再是僅著眼於急迫的軍方和政府的需要，而更多地基於美國社會科學、美國文化的長期發展的長遠思考，儘管為政府政策目標服務從來也不是地區研究所要刻意排拒的。《漢密爾頓報告》中的這段文字正可對此佐證：
「
我們關於海外土地的全面知識的需求不會隨著停戰和重建而消失。無論國際格局呈現出什麼樣的性狀，美國都將獲得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沉重的責任。便利、快捷、廉價的通訊和交通勢將促進各國間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關係。貿易、海運、航空、新聞、石油的生產和分配、銀行業、工業、政府機構、工業和通訊都會要求千千萬萬的美國人把他們的職業和技術訓練與關於外國的語言、經濟、政治、歷史、地理、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的知識結合起來。為了擔當我們作為聯合國家成員的戰后角色，我們的公民必須了解外國土地上的人民、文化和制度。展望未來，關於世界地區的研究、研究生培養、本科生教學、基礎教育都將不可或缺。
」
在一篇產生廣泛影響的指認地區研究的「冷戰」起源的文章中，沃勒斯坦在引述上一段文字後，徑直斷稱這是《漢密爾頓報告》的出發點即「地緣政治考慮」（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但這段文字的內涵豈能以此一言而蔽之？這段文字更恰當的旨要和標籤，難道不是「國際主義」？難道不是20世紀中期那種包涵著對國際關係的豐富性的認知、整體的文化和文明觀念，以及「跨文化理解」的文化意願的美國式「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嗎？更有甚者，沃勒斯坦在引述中掐去關於戰時項目的兩段文字，而這兩段的意見恰恰指向戰間項目的局限性：「……緊急狀態期間為地區研究培訓所制訂的計劃會廣泛地偏離由國家的長期需要所決定的模式……為緊急狀態制訂的計劃不考慮永久性需要，將扭曲和削弱我們的高等教育機構給未來幾代人提供的服務。」
就SSRC來說，它一方面通過參加民族地理學委員會介入、襄助軍方項目，但另一方面也始終對軍方項目保持一種觀察距離和有保留的態度，把它看成一個有價值的試驗而不是一個用以在戰後推廣的模板。實際上，自《漢密爾頓報告》之後對地區研究的研議和思考中，一個不時浮現出的主題正是對戰間項目的局限性的考慮。這裡，強調更多的是戰間地區研究模式影響過大所可能造成的弊害，而不是其成功經驗和範例意義。換句話說，與其說SSRC是在考慮如何利用戰時項目的遺產，不如說它是在思謀如何避免陷入對這個已經形成的地區研究的歷史基礎的路徑依賴。而這一想法在學術共同體中獲得越來越多的迴響。在《漢密爾頓報告》初稿草成後，SSRC世界地區委員會乃至於理事會會議對初稿的專門討論中反覆被提出的是，戰時項目膚淺粗糙，具有忽視長遠學術目標和偏離高深學術的弊端，地區研究的規劃組織必須從以僅滿足戰爭需要為基礎轉向為和平時期的長遠發展奠定基礎。1944年3月《韋賓克—楊報告》斷言，戰時軍方項目過於偏重語言學的路徑存在根本缺陷，其「培訓在社會科學方面過於膚淺（superficial），對社會科學的內容和資料事前計劃太少」；而軍方培訓項目以及在OSS和國務院開展的地區研究相關活動都不足以為「大學地區研究教學的發展提供一個合理的基礎」。1944年4月《雷德菲爾德報告》也認為，戰時項目是一把適用於戰爭條件的「熠熠閃亮的利劍」，但其模式卻不敷戰後和平時期需要，特別是就旨在「造就明智的公民或者培養能夠採取明智行動的頭腦」的大學通識教育而言。1944年7月，與SSRC在地區研究方面展開密切合作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一份備忘錄中稱，已在廣泛的交流中趨近的共識是：「地區研究不應該被作為一種針對軍方棄置的剩餘資源的活動方式。它們（軍方項目）是為有限的目的而造就的。為此設計的方式不大可能是實現新的非軍事目標的最恰當方式。一旦新的目標被充分確認，就應該考慮達成新目標的恰當途徑。」
進而言之， SSRC之主導戰後地區研究規劃，脫離軍方項目既是主觀意圖也是客觀結果。而SSRC在地區研究方面組織設施的經歷也大體符合這一情況。1943年SSRC之所以在已有民族地理學委員會的情況下另起爐灶，單獨組建世界地區委員會，即說明SSRC領導層當時已越過戰爭期間的短期應急性需求，開始著眼於社會科學在戰後的發展前景而對在諸多社會科學領域發動長期規劃，而他們看到民族地理學委員會不能滿足地區研究長期規劃的需要。1945年民族地理學委員會在解散前夕提交最終建議，主張其後續組織繼續沿用「民族地理學」名稱，但當年12月SSRC問題與政策委員會會議斷定，如此冠名的委員會無論是對提供研究建議，還是對「推進外國事務和文化的研究所必須的領導作用的發揮」而言都「太過狹隘」，而「一個關於世界地區的聯合委員會應該能夠包含所有這些活動」。至1946年SSRC設世界地區研究委員會（CWAR），霍爾在對該委員會的工作任務予以說明和規定時完全著眼於學術性考慮，首先強調地區研究任務是在專業研究和研究生培養層次上確立「完全的世界覆蓋」（complete world coverage）的目標，SSRC方面須對對地區研究予以「長期的規劃和推動」，而絲毫沒有提及因應政府需要、提供決策支持等方面的話題。麥考伊在考察地區研究的重要著作中將CWAR輕易說成是「戰時民族地理學委員會的自然產物（outgrowth）」，這顯然是僅以時間上後先相繼著眼的想當然之論，未能深查其中款曲，對CWAR的「身世」和創建使命多少算是一種誤讀。可以說，CWAR最好被看成是1943年世界地區委員會的再生和拓展，進而也恰恰是對民族地理學委員會的某種割棄。
到1947年《霍爾報告》這個地區研究的「憲章」中，在系統地分析了地區研究的戰時遺產後作者斷然得出兩個結論：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地區研究之母」；第二，「戰爭（對地區研究）的影響中有許多對合理的（sound）地區研究是有害的而不是有利的。」八年後，另一位學者也刻意重申了「二戰並非地區研究之母」的論斷。此皆時近察深之論，其切當在於洞悉了戰爭促動的海外研究活動與後來作為一場本質上的學術運動的地區研究之間的根本差異。而這這一差異，正是後來因立旨於冷戰批判而誇大地區研究在二戰期間的非學術起源的各類論說所有意無意忽略或則遮蔽了的。
有學者把地區研究看成是美國「帝國擴張」目標之下的一項知識建構，尤其認為戰時軍方項目是「經冷戰時期鞏固下來的地區研究的學術版本的一個模型」。這背後是越南戰爭以來美國學術界在對冷戰的批判中形成的『冷戰知識史」或者「冷戰科學史/冷戰社會科學史」論說，而這種論說已經成為關於現代美國權力和知識關係的「常規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加爾布雷斯語）。這些研究慣於以「恩主—附庸」（patron-client）關係模式看待冷戰中美國「國家安全國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和學術的關係，指斷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為冷戰政治和國家政策需要所塑造、驅動和制約，具有作為國家政治權力的僕從、「冷戰知識事業」的性質和作用。在這一本質上批判性的學術傳統中，地區研究是一個突出的靶標。但是，以對地區研究創生史的更細密考察，我們會看到其中存在著不恰當的「冷戰規約論」（cold war reductionism）或者說「過度的冷戰決定論」（Cold War over-determinism）。在本文已經呈現的地區研究創生史，以及在這一創生史所承載的思想史（對此本文來不及著力呈現）都將顯示，這種「冷戰地區研究」忽視和貶低了驅動地區研究的深刻文化關切以及豐富的學術和智識內涵。在地區研究初創的歷史篇章中，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佔據了獨特、關鍵的戰略性領導地位，而它的地位和作為首先反映的不是政治宰制學術的邏輯。
地區研究的創生，是發生在一個20世紀中期美國的「知識社會學情境」中的事。作為連續發生的國內、國際危機事態，大蕭條、二戰和冷戰推動美國「管理型國家」、「國家安全國家」快速形成和擴張，聯邦政府逐漸改變不供養、不幹預學術領域的美國固有傳統，大幅度提升對知識和學術的運用和動員；與此同時，美國現代自由主義共識之下學術領域也對美國的國家目標和國際使命予以總體支持。由此權力和知識的關係趨向緊密，政府政治領域與大學和學術生活領域各自的相對獨立被打破，兩個領域之間出現了大片灰色地帶，政府（包括軍方）與大學和學術領域構成的多方面、多層次的聯繫；而在這種關係中，在美國學術生活佔有獨特領導地位的全國性學術組織（如SSRC）和大公益基金會經常扮演政府方面所樂見的聯繫中介角色，並承擔就對學術的供養和規劃而言的（對政府缺位的）「替代」作用。
但是，美國式「知識社會學情境」不止上述「學術政治化」方面的內容。實際上，我們在地區研究運動領導群體的思想和行動中能夠看到，默頓意義上的「科學（學術）共同體」並沒有因為這種政治化而消亡。時至1947年冷戰啟動大局已定，但我們在SSRC此後的研議和報告中並沒有看到多少冷戰的氣息，更沒有看到地區研究的目標從此受制於「了解你的敵人」（know your enemy）的動機，地區研究活動從此步調一致地反映冷戰鬥爭的節律。地區研究中有與「冷戰史」交疊的部分，但地區研究整體不能被置入冷戰史之下。本文已經表明，在地區研究創生史中，最為明顯和重要的不是冷戰鬥爭的律令，而是在20世紀中期美國學術生活中那種寬鬆、開明的實證主義和普世主義（universalistic）知識議程和學術文化偏好下，追求「所有知識的根本整體性」（fundamental totality of all knowledge），為此對西方中心論和美國中心論的社會科學加以「去偏狹化」（de-parochialization）和「去想當然化」（denaturalization）改造，建立「全世界覆蓋」的完備社會知識體系。地區研究也被它的構建者明確地看成是克服社會科學「過度專業化」（hyper-specialization）和學科間「畫地為牢」（compartmentalization）狀態的一種途徑，因而它也匯入19世紀晚期以來專業化、職業化初期階段以後美國社會學科新的跨學科運動的長期潮流。地區研究規劃者念茲在茲的，是在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內社會科學常規系科之外確立地區研究的學術合法性和長期、穩固的存在，並使之成為大學通識教育乃至於更廣泛的公共智識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們看到，通過對美國通識教育的「國際化」改造，地區研究運動對美國國民心智中的 「狹隘孤陋」（provincialism，parochialism）予以明確、系統的反對和削弱，使其學術文化和精英心智中自美國立國早期以來所具有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和「國際主義」成分得以鞏固、豐富和拓展，並開始被有意識地注入「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的價值和精神要素。
作者簡介
牛可，1998年獲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 曾作為哈佛 燕京學者（2004-2005學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富布賴特高級訪問學者（2011-12學年）在紐約大學、洛克菲勒檔案中心從事研究。
（本文首次發表於《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6年第1期，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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