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彭鏡陶
2019年11月30日到12月1日，由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世界近代史研究中心主辦的「全球時代的區域史與國別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在京召開，來自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師範大學、雲南大學等院校的十餘位學者共同參加了此次學術研討會。
歐洲篇的研討分為兩個分論壇，第一個分論壇共有六名學者發言。來自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謝豐齋以《重商主義與歐洲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生成》為題發言，他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出現在近代以來的歐洲，並且具有強勁的擴張性和掠奪性的原因是與歐洲的重商傳統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重商主義對壟斷市場的需求導致了大農場、手工工場和工業革命的發生，由此造成資本主義在近代以來不僅成為一種巨無霸式的經濟類型，而且進一步發展成為一種超越其他文明的文明類型。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的黃豔紅的報告題目是《近代早期的國際競爭與財政動員：一項比較研究》，他考察尼德蘭革命期間的聯省共和國和西班牙、18世紀的英國和法國的財政史發現，各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對財政動員的效率產生了不同的影響，這體現在稅收體制的合理性和公債信用之上，而後者也直接反映在公債利率上。在16-18世紀西方各國的競爭中，財政動員能力對競爭的走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活動現場
雲南大學的錢金飛以《近代德意志諸侯領地國家的財政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為題進行報告，他分析了帝國財政問題出現的原因有維持國內和平的需要；帝國國家構建的新機構的運行的資金需求；保衛帝國免遭外敵入侵，構建帝國防禦體系的需要；傳統的方式無法解決新形勢的需要等，以及軍事義務攤牌製成為了帝國財政問題的解決辦法。
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的孟虹以《二戰反思與中德記憶文化建構理念和方案對比研究》為題進行報告，首先對歷史反思與「記憶場所」、「文化記憶」理論的已有研究進行了簡單概述，指出記憶文化建構促進雙邊或國際層面和平發展的作用，最後對中、德記憶文化構建的異同進行比較，並指出了二戰反思及記憶文化重建中所面臨的棘手問題。
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羅衡林的發言題目為《從一戰至二戰：德國人的民族特性淺析》，分成兩部分發言。第一，討論一戰前影響德國人的民族特性的因素，德國人的民族特性有其文化、思想上的發展根源——赫爾德、語言哲學、高等文化向大眾文化的轉向、古典主義，此外，四分五裂的狀況、法國大革命衝擊、帝國現代化發展進程等也對德國人民族特性造成影響；第二部分是一戰至二戰時期德國人的民族特性，一戰至二戰時期德國人具有崇尚權威、樂意服從、遵守秩序、看重榮譽、注重身份地位、偏好歇斯底裡的政治強人、崇拜暴力思想等民族特性，這些特性使這個民族一次又一次地重蹈了世界大戰的覆轍。二戰結束以後，盟國對德國人進行了「非納粹化」改造和民主化教育，終於使得德國人脫胎換骨。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孫立新以《從「德意志特殊道路」到「歐洲內戰」—— 聯邦德國納粹史研究範式解析》進行發言，詳細闡述了「德意志特殊道路」和「歐洲內戰」的提出、發展以及不同歷史學者對其的支持與批判，認為這兩個命題都以探討納粹主義產生之原因為宗旨，都運用了歷史比較的方法，但其所代表的黨派立場、價值觀和歷史觀迥然不同。其提出不僅反映了左、右派歷史學家在思想觀念方面的嚴重分歧（左翼自由主義和民族保守主義），也折射出聯邦德國政治文化複雜曲折的發展軌跡。
歐洲篇的第二個分論壇也有六位學者發言。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王廣坤報告的題目是《衛生視域下的家國福利：查德威克「因病致貧」論評析》，他從一份原始史料1842年埃德溫·查德威克《英國勞工階級衛生狀況調查報告》出發，探究了衛生的外延——疾病的恐慌。首先，查德威克用事實揭示出疫病與貧苦的內在關係。其次，為讓自己「因病致貧」觀點深入人心，查德威克著重分析了整個社會「無病」狀態下「非貧」與富強狀況，這直接關係到個人發展、社會進步與國家富強。再次，衛生環境惡化導致的「因病致貧」的現象一旦泛濫成災，就很可能會導致非常嚴重的社會倫理失序與道德崩壞問題。
活動現場
嶺南師範學院法政學院的蘭教材以《簡析19世紀中期英國對食品藥品摻假問題的認識——以議會專門委員會的調查為例》為題進行報告。1855年，英國議會成立專門委員會調查食品藥品摻假問題，聽證會上有57個證人，針對摻假的程度和性質、如何防止摻假等許多問題，圍繞著英國食品藥品摻假的程度和性質、是否需要政府介入管理以及政府如何管理等問題，證人的觀點出現了嚴重分歧。總體來看，委員會的調查過程是客觀公正的，它沒有迴避矛盾，直面相關團體的利益糾葛，提出政府應該介入食品藥品的生產和銷售，保護消費者的健康不受損害，保護消費者的金錢免遭欺詐，甚至提出尤其要保護窮人，因為窮人沒法保護自己。專門委員會最終形成的調查報告完整、全面地呈現了社會各界對當時英國食品藥品摻假問題的認識。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徐佳星的報告題目是《從出身之爭到利益之爭——英國護士官方註冊運動探析》，她認為國內外學者對於英國護理業職業化的研究多側重於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對此所做的傑出貢獻，忽視了對爭取護理業職業化得到官方認可這一模塊的研究。英國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護士官方註冊訴求的國家，但經過三十多年的時間才最終實現這一訴求。與英國相比，其他國家則較為順利地完成了這一進程。從根本上講，英國護士隊伍的內部分化、各方利益交織導致的分歧和政府的觀望是造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英國護士官方註冊運動是一場護士群體爭取職業化地位得到政府認可的運動，運動的勝利在英國護理業職業化過程中具有裡程碑式的意義。
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李興以《國際體系視域下的區域與國別史研究——以俄羅斯為重點》的題目進行發言，他認為只有通過維也納體系，才能清楚地明白和分析英俄百年競爭的表現和原因。只有通過雅爾達體系，才能深刻地剖析美蘇之間的50年冷戰和對峙。阿富汗戰爭是俄羅斯的滑鐵盧，越戰是美國的滑鐵盧，但是美國及時止損。也只有通過四百年來國際體系演變的視角，才能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上海外國語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的那傳林的報告題目是《俄羅斯政治反對派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論綱》，他的觀點是作為俄羅斯政治反對派史的發展，在俄羅斯政治史上有這樣7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標誌是16世紀初的約瑟夫派和禁慾派的對立，第二個是伊凡四世和庫爾勃斯基之爭，第三個是東正教的新舊禮儀派之爭，第四個是1730年彼得二世病逝，羅曼諾夫王朝男性繼承人譜系就此斷絕，沙皇伊凡五世次女安娜將繼承皇位，第五個是1905年日俄戰爭戰敗與俄國社會動蕩，尼古拉二世被迫成立國家杜馬，籤署了維特負責起草的《整頓國家秩序宣言》，第六個是俄共、蘇共時期，第七個是當代俄羅斯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政治反對派。
浙江大學的朱曉罕的發言題目是《全球視野下的法國知識分子史研究》，他嘗試重新梳理法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認為法國知識分子具有深遠的公共關懷，在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自由主義運動中，發揮了不同性質、不同程度的作用，其原因也是多種多樣，體現了法蘭西特性。因此，一部全球視野下的法國知識分子史書寫是可能的。
美洲篇：在原有史料基礎上提出嶄新的理論框架
美洲篇分論壇共有六名學者進行報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牛可以《哈佛智識主義發凡》為題進行報告，他提出了要建立一個普世社會科學（universal social science）。之後的學術史，以哈佛大學為題則是因哈佛資料較多，哈佛有豐富的智識國際主義的內容。它有著豐富的構建外部世界的努力和思想史的內涵，但這是一個宏大的學術框架，需要很多人共同來搭建。
北京師範大學的林偉的報告題目是《橋接哈佛與中國：查爾斯·艾利奧特與中美大學網絡的轉變》，查爾斯·艾利奧特是美國高等教育史最重要的領導者和改革者，他將美國學術界和中國聯繫起來，他親自來東亞考察，協和的醫學教育是他最大的遺產，他使當時中國大學與外部社會（資本與政治）的互動加強。
首都師範大學的翟韜以《再續歷史友誼：冷戰前期美國對新中國宣傳政策的演變（1949-1969）》為題進行發言，他的結論是這一時期的反華宣傳針對的不是大陸居民，而是邊緣的海外華人和港澳臺僑胞。隨著當時中國的初興和宣傳，所以在世界範圍內的外文宣傳是反華的。尼克森政府完全是走上層路線，通過與領導人建立聯繫、示好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而之前從杜魯門到甘迺迪的路線完全是民間路線，不直接和政府接觸，而寄希望於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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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師範大學的蔡萌的發言題目是《階級研究的概念重構與範式更新——二十世紀美國勞工史綜論》，歷史學界缺少對勞工史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以前，威斯康星學派認為，美國工人沒有階級意識，只有工作意識，他們是機會主義和保守主義者的；六十年代社會轉向新勞工史：研究的是工人自身，不光是工作場所，更多的是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90年代以後，後現代思潮興起，階級研究和種族研究、性別研究交織在一起，不再是獨立的分析範疇；現在學者關注的更多是不局限於西方世界的跨國轉向。
北京大學的薛冰清以《理察·普萊斯與美國獨立前夕的英美激進主義網絡》為題進行發言，網絡是理解18世紀英美政治文化具有解釋力的框架和概念，普萊斯是18世紀後期英國激進派的代表人物，終身致力於英國的改革，在美國革命時期支持殖民地人民，出版了許多小冊子。薛冰清不僅注重文本，也根據社會史關注普萊斯本人。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安然的報告題目是《雙面民粹與多元民主——美國民粹主義與民主政治的歷史互動》，她討論了民粹主義的概念，對民粹主義和民主制度的關係進行了思考，民粹主義是否否定了現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是否導致民主制走向墮落，是否是全球化的陷阱。民粹主義不依賴於理性，只依賴於直覺，可能帶來惡果，也可能帶來好的方面，取決於他的制度，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相伴而生，沒有什麼特別的應對方案，真正應該聚焦的是國家制度的建立。
東亞篇：近代中國對世界的想像發生了改變
東亞篇分論壇共有六位學者進行報告，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柳若梅的報告題目是《俄藏珍稀漢籍清代稿抄本〈羅西亞國史〉考》，《羅西亞國史》在清代由俄文譯為中文，是清代早期中俄文化交流的體現；俄羅斯的國史著作被全篇翻譯為中文，把中國的俄國史著作歷史推早了一百多年；就中俄文化交流方面而言，《羅西亞國史》在俄國史學中也有很高價值，是中俄文化交流的一個縮影，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北京師範大學的陳奉林的報告題目是《東方外交史學科的創立與編纂實踐》，他提出創建東方外交史學科，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目前東方外交史還沒有成立一個學科。東方國家的外交內容豐富、形勢複雜，建設東方外交學是很有必要的，有利於建立東方國家的話語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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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崔金柱以《甲午賠款交接與日本戰後賠款分配案》為題進行報告，中日雙方都對《馬關條約》後的賠款研究有一些盲點：一是賠款不用白銀，交接的是歐洲；二是翁同龢不懂當時的國際體系，不知道如果以俄國為擔保向各國借款，是將中國視為俄國的保護國，後奕訢否定了這一條，為國家節省了一千多萬兩白銀；三是日本以賠款為契機，加入英國主導下的金本位制國際金融體系，賠款與英鎊掛鈎。
山東大學的楊魯慧的報告題目是《冷戰以來美日同盟的歷史演變階段及趨向》，戰後美日同盟分為三個演變階段，分別是冷戰初期美國對日本的管控階段、韓戰以來美國對日本的戰略利用階段、冷戰結束後美國對日本的放縱階段。美日同盟關係的歷史演變，不是一個簡單的雙邊關係，折射出國際和地區格局的平衡問題。
首都師範大學的喬瑜以《桉樹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外來物種與本土知識（1890-1920）》為題進行報告，桉樹從澳洲傳到歐美，再從歐美傳入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桉樹傳入中國最早的記錄是1890年澳大利亞政治家莫理循發現法國殖民者在雲南種植。從哥倫布以來物種大交換的視角來看，桉樹的傳播影響了太平洋地區內部的生態環境。
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潘瑞芳的報告題目是《知識、權力、想像：晚清世界地圖中的地理知識與傳播》，在魏源的《海國圖志》與徐繼畲的《瀛環志略》中，所採用的世界地圖，均是以歐洲人所制新地圖為主，他們沒有採用利瑪竇模式的世界地圖，也反映了晚清知識分子在批判的基礎上，對世界新知識的重新吸收，對世界的想像也有了新的變化。
非洲與大西洋篇：大西洋兩岸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非洲與大西洋篇分論壇共有七位學者參與發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的黃暢報告的題目是《英國聖公會與非洲約魯巴地區的發展（1841-1914）》，在英國殖民前，約魯巴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奧約帝國，18世紀英國通過貿易與約魯巴直接聯繫，19世紀開始通過探險、傳教深入內陸，最早在這裡傳教的是葡萄牙人，但是非洲人是為了和歐洲人結盟得到武器才接受基督教，因此傳教失敗，但為英國傳教士打下了基礎。英國傳教士不僅傳播基督教，還幹涉約魯巴內政、外交。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劉少楠以《中國搪瓷與奈及利亞家用容器的歷史變遷》為題進行報告，在殖民時期，搪瓷被引進到奈及利亞，獨立時期搪瓷取代了奈及利亞本土傳統容器融入了當地傳統文化，甚至成為了當地人富裕的象徵。
浙江師範大學的李鵬濤，發言題目是《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表示，國內對於非洲的研究停留在了道德評價的層面，但是全球化時代，非洲移民對大西洋世界的形成影響很大，非洲裔美洲移民就是非洲人口全球流動的代表。
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溫爽的報告題目是《阿拉伯語報紙對中國甲午戰爭的報導》，傳統觀點認為，晚清時期中阿歷史交往（如絲綢之路）中斷，都自顧不暇。但材料表明這段時期兩個世界仍然有各種各樣的人員、物種交往，只是其中有英帝國起作用。阿拉伯民眾通過英國人辦的報紙來了解中國，吸取中國的經驗教訓。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的魏濤的報告題目是《大西洋視野下的美國革命史研究》，研究方向是18世紀大西洋史。他對美國革命史進行了綜述，大西洋視角下的美國革命，考察了跨國革命這種宏大現象，但大西洋視角下的美國革命開始讓位於全球視野下的美國革命。
北京師範大學的趙媛春的發言題目是《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融合：1877年印度德裡「帝國杜爾巴」儀式的出臺與影響》，她探究了1877年在印度德裡英國人主持下的加冕儀式的出臺原因、表演流程、影響等。在大起義被鎮壓之後，英國改變了其文化政策，杜爾巴儀式就是其文化政策最鮮明的體現，用英國的文化做根本，用印度的器物做裝飾，以此掩蓋統治中的外國特性，來進行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
北京師範大學的劉巖以《第一次塞米諾爾戰爭與美國的領土擴張》為題進行發言，他表示美國佔領佛羅裡達的過程，並不是從西班牙購買領土這麼輕鬆簡單，而是和西班牙、塞米諾爾人進行了艱難的拉鋸，最終才成功。美國得到了佛羅裡達，但是塞米諾爾人仍然在抵抗美國，這也為後來的戰爭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