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陳洪綬《玩菊圖》。
北宋趙令穰《陶潛賞菊圖》。
櫻花競相盛開。據新華社
華夏文明與「花」有著深厚淵源，「華夏」之「華」即花卉之「花（蕐）」，「花」「華」同源，成為華夏子孫對花的文化認同與審美認同。《書經》裡有「冕服採裝曰華，大國曰夏」；屈原《離騷》裡有「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農耕社會裡，花是生息繁衍、孕育供養的通道，是情愛的表達，繁榮的載體，美好的象徵。
社稷，是土神和穀神的總稱。社為土神，稷為穀神。社，與「土」本是一字，起源於原始時代的生殖崇拜；稷，即粟或黍屬，從西周開始被尊為五穀之長，與社並祭，合稱「社稷」。《左傳·僖公四年》：「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漢書·高帝紀下》：「又加惠於諸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史記·呂太后本紀》：「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社」「稷」，反映了我國古代以農立國的社會性質。
秦統一中國之後，國家的經濟地理中心逐漸由渭水流域向中原地區再向長江中下遊平原轉移的漫長過程中，水稻的種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稻在中國穀物中的位置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稻在五穀之外；稻列五穀之中；稻為五穀之首。
稻穀關乎社稷，從唐宋時期的「常熟熟，天下足」到明清時期的「湖廣熟，天下足」，可見一斑。稻花關乎國運，在農本思想的千年國度裡，稻花幾乎具備了成為「國花」的所有要素。稻花不僅是富足、安穩的象徵，而且在詩歌中也有著天生的家國情懷。先秦《鄴民歌》裡唱道：「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滷兮生稻粱。」毛滂的《立秋日破曉入山攜枕簟睡於禪靜庵中作詩一首》中：「山容便與新秋淨，稻花已作豐年香。」辛棄疾將稻花配豐年：「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贈譚海陽祈雨有感》裡，陳泰的百事皆好，就是稻花香、稻苗綠：「夜來好雨百事足，稻花吹香稻苗綠。」林朝崧與友人雅集之後，心情也如薰風稻花：「曉雨半林鳩語雜，薰風十頃稻花肥。」
大約在林朝崧詩讚稻花的前後，1912年，《少年》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北洋政府「嘉禾勳章」上的稻花體現了重農和平等的思想，「從此，稻花可稱為民國花了」。這是將「國花」視作民族與國家象徵的第一個探討案例，類似的定義，還有「國士」「國良」等。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1956年，29歲的喬羽為戰爭影片《上甘嶺》寫出了主題曲《歌唱祖國》，大河的雄渾與稻花的柔美，構成了硝煙之後和平歲月裡的如畫江山。幾十年來，歌裡的兩岸稻花，散作一枚又一枚，植在我們心中，成為我們對家國安穩最樸實的祝福。
對菊花最早的記載，見之於《周官》《埠雅》。《禮記·月令篇》裡有「季秋之月，鞠有黃華」之句，古人將菊花當作農作的節令之花。《離騷》裡有「朝飲木蘭之墮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化用了鳳凰非露水不飲，非煉食不食的典故，以志君子不可與世同汙。
在秦朝的首都鹹陽，曾出現過菊花展銷的盛大市場。漢代劉歆《西京雜記》中有：「菊花舒時，並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如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漢代至魏晉南北朝間，除黃菊外，白菊、紫菊、墨菊等各色菊花被發現。東晉文學家陶淵明在其《歸去來兮辭》中有「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不願為五鬥米而折腰而辭官回歸田園的陶淵明，在自己庭院中種菊、賞菊、採菊，留下很多詠菊詩篇。後世文人對陶淵明極為推崇，愛屋及烏，將菊花看做是卓爾不群的隱士的化身，紛紛種入園中。詩人李白曾經因為連續兩日摘菊花，作詩調侃：「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參加重陽宴聚的還有詩人白居易，作詩曰：「滿園花菊鬱金黃，中有孤叢色似霜。還似今朝歌酒席，白頭翁入少年場。」詩人將白菊比作老者，以花喻人，饒有情趣。黃巢把菊花比作身披黃色盔甲的戰士：「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範成大愛菊、賞菊、種菊，並著《菊譜》一部。明代宮廷有專設的「養菊房」，清朝康熙年間豐澤園中以菊為名，建有「菊香書屋」。
大約在初唐時期，菊花被引入日本。神龜三年（726），天武天皇的皇孫長屋王在送別新羅國使的宴席上賦詩：「桂山下餘景，菊浦鮮落霞。」同席的公卿安倍廣庭和以「斯傾浮菊酒，願慰轉蓬憂」。延曆十六年（797），朝廷仿效大唐風習，在宮中舉行「曲水宴」，桓武天皇曾經賦詩詠菊。從大同二年（807）開始，每年重陽日宮中都舉行「菊花宴」。其後的嵯峨天皇更對「唐風」亦步亦趨，在宮中大量栽培菊花，其栽培之菊被稱為「嵯峨菊」，被稱為「平安三筆」之一的他，還專門寫過一篇《菊花賦》。對菊花的推崇在平安末期達到頂峰，象徵著道德與長壽、神權與貴重的菊花成為日本皇室的家徽，也成為日本名副其實的國花。菊花王朝是日本到目前為止唯一的王朝，並從未間斷。即使在今天，日本人說的「菊花」，仍有指代君王皇冠的含義。
菊花從中國傳入日本，其栽培和發展成了日本文化性格的一個寫照。戰後的日本抑「刀」揚「菊」，再度成為經濟強國，「日本製造」功不可沒。「日本製造」的核心來源於「職人精神」，而「職人精神」卻來源於江戶時期的「細菊工」。
漢唐時期，櫻花猶如國花，櫻花絢爛多彩且極富生命力的特點象徵著昌隆國運。董仲舒有「天地之美」論，櫻花春生春謝，一時極盛，恰好作為天地同春的「代美之物」，彼時皇族宮苑大量種植櫻花，整個上流社會，無不趨之若鶩。大唐盛世，萬國來朝，櫻花遍及庭園阡陌。櫻花被唐人賦予了對盛世燦爛圖景的美好期待，成為他們的時代之花。從中唐開始，歌詠櫻花的詩歌也隨之多了起來。白居易喜櫻、贊櫻，筆下的櫻花柔美而爛漫，「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掘山櫻滿院栽」「小園新種紅櫻樹，閒繞花行便當遊」；元稹有「櫻花樹下送君時，一寸春心逐折枝」；李商隱有「何處哀箏隨急管，櫻花永巷垂楊岸」；薛能有「聽時坐部音中有，唱後櫻花葉裡無」；李煜有「櫻花落盡階前月，象床愁倚薰籠「；王洋有「桃花櫻花紅雨零，桑錢榆錢劃色青」……
和菊花一樣，作為盛世象徵的櫻花也在中晚唐時期傳入日本，當時的日本處於平安時代。天皇開筵賞櫻，貴族間也開始盛行在櫻花下舉行雅集，美其名曰：「櫻會」。然而，和菊花長居皇族不同的是，櫻花很快走進了大街小巷、原野山鄉，走進了尋常百姓家。如果說，菊花是代表日本皇族的國花，那麼，櫻花就是親密於日本普羅大眾的國花。《源氏物語》《源義經》等一系列作品對櫻花之美的解讀，也使櫻花成為了愛情之花、熱烈之花。明治時期，日本國力空前發展，櫻花鋪滿國土，櫻文化更是大盛。櫻花，宛如懵懂少女，安靜的在春天開放，滿樹的白色及粉色的花朵，是情人間訴說衷腸的最美語言。
「賞櫻日本盛於唐，如被牡丹兼海棠。恐是趙昌所難畫，春風才起雪吹香。」明代「開國文臣之首」宋濂對日本櫻花的讚美，尤為出神。然而，宋濂並未踏足過日本，但他在明初與日本政客、文人之間的交往等方面，顯得相當活躍。「一花一樹來婆娑，坐者行者口吟哦。攀者折者手挼莎，來者去者肩相摩。」晚清黃遵憲的這首《櫻花歌》裡，描繪的是在日本櫻花盛放時節，全城的人們同賞櫻花之美、共唱櫻花之歌的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