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伯重
導致近代大國興衰最關鍵的一個原因是什麼？工業革命。在工業革命以前，雖然西方已經出現一些強國，彼此之間展開競爭，但彼此的國力相差並不懸殊，而到了工業革命時期，各個國家之間的距離就大大拉開了。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的大航海時代，導致歐洲商業資本主義的崛起，商業資本主義的崛起為工業革命鋪好了道路，終於在18世紀末揭開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序幕。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說：工業革命是「把人類歷史分開的分水嶺」。著名全球史學家斯塔夫裡阿諾斯也說：工業革命在世界歷史上具有「頭等的重要性」。今天，如果我們不能正確認識工業革命，就不能全面認識當前的世界。
工業革命：人類歷史的分水嶺
通過工業革命，歐洲以及歐洲的延伸——北美——把世界其他部分遠遠拋在了後面。工業革命又擴散到世界其他部分，不僅是西方一馬當先，還影響到非西方地區，引起了全球變革。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低廉的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徵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依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現代世界就是這樣被創造的，它就是一個以西方模式塑造的全球化世界，一直到20世紀才發生一些變化。這就是工業革命的重大意義，工業革命改變了人類的命運，原因就在這裡。
工業革命的結果，就是西方的興起。西方的興起又導致兩個現象：一個是帝國主義，一個是大國爭霸。雖然說工業革命造就了一個新的全球化世界，在建立新世界過程中，西方國家是起主導作用的，但西方國家並不是按照全球利益來建立這個世界的。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帝國主義和大國爭霸這兩個現象的出現。
事實上，在工業革命甚至更早以前，國際貿易就與暴力徵服分不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指出：
「佔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著一種掠奪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時代的商業民族中的發展，是和暴力掠奪、海盜行徑、綁架奴隸、徵服殖民地直接結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羅馬，後來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蘭人等等那裡，情形都是這樣。」
西方興起：帝國主義與大國爭霸
到了大航海時代及以後，西方在世界各地的暴力徵服變成了常態。那麼，它們想要奪取什麼？是兩樣東西：市場和殖民地。
首先是市場。西方人之所以開展大航海，主要是尋找東方市場，特別是中國市場。第一個參加大航海時代成功的國家是葡萄牙，它在全球到處探險和尋求殖民地。因為這個國家面積很小，人口很少，勢力也不強，所以它在全球各地建立了很多貿易據點，被稱為「貨棧帝國」，我國的澳門就是這種貿易據點之一。
葡萄牙通過這個「貨棧帝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發生聯繫，打開市場，其他歐洲國家追隨其後，建立了由各自的殖民地據點組成的貿易網。一直到19世紀中期，英國用武力敲開中國的大門，中國割讓了香港。英國侵略中國，主要不是掠奪領土，而是為了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
其次是殖民地。歐洲列強在爭奪市場的同時，也極力爭奪殖民地，建立各自的殖民帝國。往日遊牧民族也徵服過許多地區，比如蒙古帝國徵服了歐亞大陸的大部分，當時他們主要是為了掠奪被徵服地區的現成產品，用於統治者的揮霍；而到了大航海時代以後，歐洲列強建立的殖民帝國，卻主要是為了掠奪殖民地的資源，用於發展宗主國的經濟。因此，殖民地對西方的興起起了至為關鍵的作用。特別是美洲殖民地，對西方興起所起的作用尤為重要。
美國學者、《大分流》一書作者彭慕蘭指出：
「當我們轉而對積蓄資產中包含的技術進行比較時，的確發現了歐洲在工業革命前兩三百年間出現了一些重要優勢；但我們也發現歐洲還存在著落後的領域。通過殖民地，歐洲能夠獲得這些資源，而不必進一步損害，在19世紀人口和人均資源利用都巨大膨脹之前，已經遭受沉重壓力的歐洲生態系統，也不必把它們自己的大量人力重新配置到各種各樣的勞動密集型活動中。」
這位長期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及環境歷史變遷的「加州學派」代表人物進一步強調：
「如果沒有這些外部因素，歐洲的發明創造自身對其經濟和社會的影響，不可能比在18世紀的中國、印度和其他地區不斷發生的邊緣性技術進步更具革命性。如果沒有它們促成的資源制約的鬆弛，歐洲其他的革新不會獨立創造出一個新環境，使其有限的土地不至於阻礙無限的人均收入持續增長。」
知識革命：經濟全球化的動力
綜上所述，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西方列強以及後來興起的日本，都要極力佔領殖民地。它們就是要利用全球各地的資源來供自己發展。而對於經濟全球化的最終動力問題，很多人有不同的說法，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知識革命。介紹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的《塵世的哲學家》一書作者羅伯特·海爾布羅納說：
「社會就像一架大馬車，它長期地走著『傳統』這個下坡路，現在終於在車裡裝上了內燃機。交易、交易、再交易，利得、利得、再利得，這些活動終於產生了一個新的強大得令人吃驚的推動力。是什麼力量強大得足以粉碎一個舒適的、既定的社會，而用這個新的、不受歡迎的社會來代替呢？」
這位1940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知名經濟學作家相信：
「這不是出於單獨的某一重大理由。新的生活方式是從舊的方式之內成長起來的，就像蝴蝶孕育在蛹之內一樣，當生命的騷動強大到足夠的程度時，它就突圍而出，把舊結構打得粉碎。造成經濟革命的，並不是某些重大事故、個別的冒險活動、這一或那一法令以及有權威的人物。這是內在成長的一個變化過程。」
技術進步、貿易等等都不是導致上述內在成長的單一原因，而是內在成長變化過程的一些方面，在此過程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知識革命。什麼是知識革命？西方管理學大師德魯克做了很好的說明。他指出：
「知識意義的基本改變就是工業革命、生產力革命即管理革命的基礎。在1700年之後的短短50年內，科技問世了。『科技』（Technology）這個詞結合了『技術』（Techne）和『學問』（Logy）兩部分，前者是工藝的訣竅，後者是有組織、有系統及有目標的知識。
「對知識定義的劇烈變動造成了工業革命的興起。無論在東方或西方，知識一直都被認為與『是』（Being）有關；但幾乎就在一夕之間，知識突然變成與『做』（Doing）有關；知識變成一種資源、一種利器。而一向被視為私有財產的知識，也幾乎是一夜之間變成了公共財產。」
德魯克總結道：
「知識帶來了三個革命：在對知識的定義大幅變動的第一階段中，持續了長達一百年時間，知識應用在工具、製造過程及產品上，最終造就了工業革命。在第二階段，也就是從188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期間內，知識的新定義與工作有關，進而引發了生產力革命。最後一個階段則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展開，知識開始運用在『知識』本身之上，直到今日，除了資本與勞力外，知識現在也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
走過漫長彎路 今朝覺醒奮起
德魯克的這些說法很有道理。確實，知識革命是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根本原因，而西方的知識革命也是全球化的產物。不少科技史專家都懷疑，如果沒有中國、印度、伊斯蘭地區的技術傳入，歐洲的工業革命是否可能發生。但在西方努力進行知識革命的時候，中國等國家卻在這個方面渾渾噩噩，甚至閉關自守，即使是自己早先已經創造的知識也不重視。
法國大文豪雨果曾辛辣指出：「像印刷術、大炮、氣球和麻醉藥這些發明，中國人都比我們早。可是有一個區別，在歐洲，一種發明馬上就生氣勃勃地發展成為一種奇妙的東西，而在中國卻依然停滯在胚胎狀態，無聲無息，中國真是一個保養胎兒的酒精瓶。」
魯迅先生也說過：「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來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來看風水。」這一批評或許過於嚴厲，卻也流露出心繫家國前途的先賢愛之深、恨之切。在一段時期內，中國和外國對知識革命的態度不同，導致了雙方不同的發展道路，我想這也是大家所說的「李約瑟難題」（編按：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的一個答案吧。
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後，「知識就是力量」才成為中國人的全民共識。對知識的重視，推動知識革命在中國大地上真正出現，四十年來天翻地覆的巨變，也為全球歷史寫下了亮麗的新篇章。
曾長期擔任法國總統密特朗特別顧問的經濟學家雅克·阿達說：
「全球化經濟誕生於歐洲，開始於15世紀末，是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因和結果。近幾十年來以一體化體制出現的世界經濟，來源於一個歐洲的經濟世界，或者說是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經濟世界。倘若沒有日本的有影響力的發展，沒有中國令人瞠目結舌的甦醒，人們還將今天的世界經濟視為歐洲經濟世界的延伸。」
所以我們看看這幾百年的世界歷史，會為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感到自豪，但是也要看到，曾經，我們確實走了很長的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