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發展時報 IDT
作者| 徐秀麗 鄧理峰作者簡介| 徐秀麗，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國際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IDT發起人，關注中國對外農業投資、對外援助的政策與實踐。
鄧理峰，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公共傳播學系主任。近年來主要關注風險治理與溝通、傳播與企業社會責任管理。
備註備 注 近幾年，在國際發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圈內，有關發展知識的探討逐漸成為焦點。在各個關鍵性的國際場域，比如9月份在美國召開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12月在南非剛閉幕的中非合作論壇峰會，以及明年即將在中國召開的G20峰會，如何制定、理解與指導下一步的國際發展合作政策與實踐，都需要發育出更多的發展知識作為儲備，而「一帶一路」建設正為中國參與國際發展知識的重塑提供了一個契機和載體。在眾多構建發展知識的切入點中，超越於援助之外的投資與貿易，超越於公共部門之外的私有部門也越來越多地引起了國際發展研究界的關注，其中，企業社會責任（CSR）正成為一個新的知識增長點，粘連著國際發展議題與跨國企業負責任商業經營的話題。今年2015年12月10日，我們與挪威奧斯陸大學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丹·班尼克（Dan Banik）教授在廣州一起組織了「一帶一路與企業社會責任（CSR）」研討會。研討會的規模並不大，但參會人員經歷的相關性與知識來源的多樣性卻在會議準備的過程中得以重點強調。來自國內外大學相關領域的教授、智庫研究人員、國際發展機構專家、企業家、以及非政府組織（NGO）管理人員等都貢獻了自己的經驗，可以說，這是一次跨領域、多視角碰撞思想火花的嘗試。總體而言，會議實現了「二、三、四、五」探討CSR議題的初衷，即「二」為探討CSR的兩大場域（國際發展、一帶一路），「三」為三類話語（可持續發展、海外投資風險、市場地位與競爭格局），「四」為四個案例（肯亞、坦尚尼亞、尚比亞、莫三比克），「五」為五大後續交流與合作設想（包括設立網路、建立海外投資指南、搜集最佳實踐案例、出版理論探討文章、以及建立資源共享庫等）。以下部分我們就會議要點與大家分享。
作為作為本次會議的發起方之一，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國際發展研究中心的徐秀麗副教授首先以「國際發展視野裡的企業社會責任（以下統稱為CSR）」為題，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上展示了CSR議題與國際發展議題發生粘連的全球趨勢和現實選擇。她進而談及國際援助與海外投資在中國案例下的某種聯繫，並指出，對於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而言，CSR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議題，但卻是新時代下基於中國國際發展實踐之上具有強勁知識增長點的一個研究新領域，它使經濟問題嵌入社會、文化與政治環境，也使發展研究更關注公司與企業這類私有部門的角色和作用，與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研究視角不同，發展中的CSR議題更關注本地文化與社會結構對於全球化規則的重塑和調整，從而凸顯地方因素的力量，這也是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必不可少的關鍵性支點。同樣作為一個多學科交叉領域，發展領域所關注的減貧、社區發展、社會性別、治理、資源管理、可持續發展等議題與CSR研究具有很大的交叉，兩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將為革新傳統發展研究議題，建立新發展知識做出貢獻。最後，她結合這些年在非洲，尤其是坦尚尼亞的調研數據，指出中國企業在非履行CSR時可以切入的三個要點，即第一，基於非洲當地的社會問題，減貧與農業發展是重點；第二，非洲國家建設過程中經常出現動員機制缺乏、合作機制斷裂等問題，國內政商社互動、共創發展模式可以為此提供經驗分享與啟示；第三，中國在非企業的日常運營中不斷創造「商業邊地（businessborderlands）」，可以在溝通中非雙方上發揮「第三空間」的橋梁聯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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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拋開單純地講CSR，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倫理研究中心主任劉寶成教授則將注意力主要放在「一帶一路」問題上，提醒與會者思考「一帶一路」的本質是什麼。橫跨歷史的洪波，梳理「一帶一路」的歷史淵源，他認為不管是源於漢時期的「古代絲綢之路」，還是初建於秦漢時期、轉型於明朝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最早並非或僅僅是商業貿易之路，而更多的是古代帝國體制之下對於世界的想像，是夷夏與朝貢概念的投射，因此，經濟帳並非總是合算，比如，在明朝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中，中華與周邊國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交往如果單純從經濟帳上算是虧本的，即周邊國家給出一份貢品，明帝國要拿出五份回禮。新時代的「一帶一路」體現了新的關係和理念，目前來看，也並非是一種純粹商貿意義上的戰略，而是和國際發展政策、國際關係，甚至「禮品外交」（gift diplomacy）等多元背景相關。上述「一帶一路」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走出去」所嵌入的當地環境，因而需要加強中方對於當地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的了解，否則海外投資將面臨諸多風險。劉教授的視角代表了當今學界對於「一帶一路」性質的理解方式之一，除此之外，還有產能轉移說、南南合作說、挑戰霸權說等諸多視角，不同的視角就會指導不同的行動方略，但不管何種方略，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了解、增長中國對於其他國家的知識逐漸成為學界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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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次研討會的另一發起方，來自挪威奧斯陸大學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丹·班尼克（Dan Banik）教授基於早期團隊的研究成果，系統回顧了CSR在中國發展的歷程，從早期的「引進來」到如今的「走出去」，CSR在中國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從「外源式（exogenous）」發展到「內源式（endogenous）」發展、從「回應國際需求」模式到「主動制定規則」模式的轉變，是個不斷「自主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際發展機構在全球範圍內的推動、學者與智庫的引入、消化與批判性創新、前鋒企業的先行實踐，以及政府的引導與規制，都成為該領域發展起來的重要因素，而相對而言，NGO在此領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相對有限。班尼克教授還基於團隊在浙江的實地調研發現指出，與許多西方企業基於準則型的（rule-based）CSR實踐模式相比，中國企業CSR實踐更多的是維繫「關係（relationship）」型。他還指出，北歐企業的CSR實踐在其境外比北歐本土更為活躍且投入更多，這是因為北歐的社會福利及公民權益保障已經很好，而企業可做的相對較少。
比較的研究方法在接下來前瑞典CSR大使、新環境AB諮詢智庫的發起人彭特·詹森（Bengt Johansson）先生的展示中得以進一步延伸，當我們探究中國公司海外經營時所面臨的社會文化環境時，我們自然也想了解源於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是否面臨類似的問題。詹森先生曾受僱於歐盟委員會，曾在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長期工作過，對中國有著較為豐富的理解。他在展示中提到，當他的關注點從中國加入WTO轉移至中國對外投資時，他開始更加關注比較西方企業在發展中國家運行發展的經驗。他提到瑞典公司在尚比亞運營的故事：某公司需要僱傭身體健康的當地員工，而這個目標的達成卻需要提高整個家庭成員乃至整個社會的健康水平，換言之，這家公司需要幫助尚比亞社會提供公共衛生、愛滋病防治等服務，以及乾淨整潔的水，提高教育水平等。對於瑞典公司而言，這些工作並非是公司的分內之事，一般也無法構成公司的責任，而更多的是當地政府的責任，然而，當地方政府的能力低下，尚不能完全承擔這些功能，而企業又需要在此地可持續經營時，那麼企業就必須需要和當地政府分擔發展的責任，這一點和我們之前所提到的中國企業在非履責的三個切入點有了很好的呼應。詹森先生在報告中還提到了「CSR報告疲軟」、以及中國公司與世行機構合作來落實國際CSR規則的實踐都富有啟示。
2.有關一帶一路CSR議題的三類話語：可持續發展、海外投資風險與市場地位CSR話語與實踐在中國經歷了一個從「外源式（exogenous）」發展到「內源式（endogenous）」發展、從「回應國際需求」模式到「主動制定規則」模式的轉變，是個不斷「自主化」的過程，而「一帶一路」的推出毫無疑問加速了這個自主化過程的進展，也將在根本上塑造了中國與國際CSR發展的路徑。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國際發展機構通過國際化準則、學者與智庫通過研究與批判性思考、前鋒企業通過探路實踐，以及政府通過引導與規制，都成為塑造這個領域的重要利益相關者，而溝通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話語就變得至關重要。本次研討會還呈現出三類有關「一帶一路」CSR議題的話語體系，即可持續發展、海外投資風險，以及市場地位與競爭格局，這三類話語儘管具有各自不同的背景、理念與方式方法，但相互之間具有一定的可溝通性。
「當我們面對企業講CSR，我們一般更多的講可持續發展，而非社會責任」，這是來自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王亞琳女士的開場白。商務部、國資委、UNDP三方合作剛剛在11月初發布了首份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該份報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首次較為全面系統地梳理了中國政府的相關政策和措施，並運用國際普遍認可的公司治理、經濟、環境和社會四個維度進行分析，既有助於用國際通用的語言來講述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經驗，同時也助於中國企業樹立海外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方法。王亞琳在報告中首先將「一帶一路」8大工作領域與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進行對接，認為兩者存在許多交叉重合的地方，兩者都將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升級和農業發展作為重點關注的領域，兩者也都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計作為努力的目標。她的報告重點在於提供了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經營的基本數據，包括比如90%以上的中國受訪企業都建立了或計劃建立海外CSR管理體系，但僅有10%左右的企業定期單獨發布了海外經營的CSR報告等。中國企業落實CSR所面臨的三大限制因素主要是：缺乏理論或實踐層次的指導、缺乏激勵的動力或懲戒、財務困難等。UNDP作為聯合國的重要機構，也將搭建貫通國內外政界、金融機構、學界與媒體、國際機構、NGO與行業協會等各個利益相關者的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經營聯盟（ASCEA），加強各方溝通與集體行動，共同助力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圖片來源於聯合國官網
與「可持續發展」話語緊密相關，「海外投資風險」也是與企業展開CSR溝通的另一類話語體系。如果說，可持續發展是從正向角度激勵企業開展CSR，海外投資風險則是從負向的角度給企業提供了落實CSR的動力機制。來自商道縱橫的郭沛源博士以「中國海外投資中的透明與社區對話」為題，展示了中國企業在海外經營過程中保持透明度以減少海外經營風險的重要性及具體方式。商道縱橫2015年發布的《以透明降風險：中國採掘業海外投資透明度與風險管理研究》報告中發現，儘管大部分企業都認識到了保持透明可以減少企業海外經營中的風險，卻僅有28%的受訪企業知道並執行了有關透明的國際準則與倡議。中國企業海外經營中對於CSR的高認知度與相對低行動度上的差距恰巧呼應了商務部、國資委和UNDP報告中的內容，由此也可斷定，如何縮小這中間的差距將可以成為下一步CSR工作的切入點。此外，海外投資的風險在不同的區域是不同的，比如在亞洲地區主要是政局政策不穩，而在拉美地區主要是商品價格波動，而在非洲地區則更多的是員工安全問題，這點在之前UNDP報告中有所提及。同樣引人注意的是中國企業海外經營中利益相關者的優先序，郭沛源博士的研究表明，排在第一位的是東道國的地方政府，其次是股東和投資者，再者是社區和居民。當問及為何企業在海外經營中未能與NGO展開有效的溝通，排在前三位的原因主要是「NGO沒有聯繫我們」、「不知道如何與他們溝通」、以及「他們無法決定最終結果」。如何推動NGO與商業之間的合作，探析海外經營中的風險分布，在理論與實踐層次都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目前，商道正在製作中國海外投資的風險地圖，有關社區互動的工具開發、有關社會許可的理論探討也正逐漸啟動。
第三類有關一帶一路CSR議題的話語體系是市場地位和競爭格局。來自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段志蓉教授指出，「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制度環境和市場發展水平不盡相同，中國企業的CSR實踐深受這些因素的影響，存在不同的選擇或優先考慮，比如有的企業側重於員工的保障，有的則更多地關注環保，與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的關係也存在序列差別。根據之前他們對於採掘業的調查發現，海外經驗較多、CSR相對成熟的企業對社區的關注要高過初涉海外市場的企業。同時，市場地位已經建立的企業會相比較開創期的企業也會對合規有更高的要求，並且主動通過產業鏈去影響更多的群體，產生更大範圍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她還進一步指出，除了正面的CSR行為，我們還應該關注CSiR，即企業「對社會不負責任行為」，因為這些行為對包括企業在內的所有利益相關者而言，都是風險所在，最近的德國大眾汽車「柴油門」事件就是一個例子。各個行業因為市場競爭的程度差異，以及各國制度的不同，對於造成發生「不負責任行為」的機率也不盡相同，這其中有一般性規律存在，值得進一步研究和總結。總體而言，市場地位與競爭格局既為中國企業海外經營中執行CSR提供了激勵機制，同時也為落實CSR提供了思路和優先序。
一帶一路所涉國家廣泛，區域分類方式繁多，本次研討會主要聚焦於東部和南部非洲國家，選取了肯亞、坦尚尼亞、尚比亞和莫三比克四國中資企業海外投資中的CSR相關案例進行分享，這四國案例各具特色，凸顯出中資企業海外經營主體、行業、方式與環境的多樣性、複雜性和動態性。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模塊中，分享者既有來自國內NGO的，也有來自落地海外由中國年輕人創辦的NGO，既包括中資企業海外農場的經營管理者，也包括國內從事CSR研究的智庫研究人員。由於機構性質的差異，經歷的不同，他們所呈現出的中資企業海外經營中的CSR議題也各自不同。
中南屋（China House）是一家落地肯亞致力於支持中國企業樹立海外形象，推動CSR實踐的年輕機構，也是為數不多的由中國人創辦的直接落地於非洲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在本次會議上，其聯合創始人胡椒展示了他們協辦的中航國際在肯亞的非洲職業技能挑戰賽（ATC）項目。中航國際在肯亞經營20多年，其中，最值得一提的CSR項目是非洲職業技能挑戰賽（Africa Tech Challenge，簡稱ATC）。中航國際近年來與肯亞教育部合作的職業教育項目（TVET），其項目模式是中航國際向當地政府出售工具機加工等成套設備，再由教育部門發給肯亞各高校和職業技術學校，同時輔以向肯方提供師資和工程師操作培訓等服務。在此基礎上，針對本地青年失業率高、技能缺乏的問題，中航國際還在2014年發起了非洲職業技能挑戰賽（ATC）項目。通過「培訓加競賽」的方式為肯亞青年提供了一個增強技能、提升就業能力的平臺，並通過策劃ATC TALK邀請本地企業家分享個人成功故事鼓勵參賽學生創新，ATC2015繼續舉辦，未來也將拓展至其他非洲國家，並考慮是否要設立非洲技術中心。在這個案例中，中航國際在落實CSR方面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找準當地急迫的社會發展問題，青年就業在非洲一直是備受關注的話題；第二，注重加強與當地利益相關者的溝通；第三，商業與NGO合作的一個案例；第四，與自己的主營業務相聯繫，這樣更容易將CSR實踐內化成企業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長期戰略。
攝影：黃鴻翔
農業企業與非洲農村社區的互動就更為緊密，中農發中非農投坦桑分公司劍麻農場在坦已運行15年，在總經理管善遠看來，所謂CSR事實上是企業日常運營的內在部分，而非僅僅是「公益行為」，遵從「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的古訓，海外農場的運營中始終要貫徹「尊重」的理念，從我做起，從細微處入手，持之以恆，與當地社會產生良好的互動。作為企業的運營者，管先生總結了該農場在當地落實CSR的13個方面，包括：1.依法合規經營，提供就業機會；2.出口創匯；3.興辦醫院，服務社區；4.為中坦「三農問題研究」搭建平臺；5.承辦中坦村級減貧學習中心項目；6.為當地居民解決生活用水；7.選送相關人員到中國培訓、增進了解；8.為當地社區、學校、警務局提供支持；9.捐獻；10.公司重視企業文化建設，重視工會功能；11.重視婦女與殘疾人的平等就業；12.與坦尚尼亞訪問團、坦籍留學生互動交流；13.尊重當地宗教習俗，幫助修建。其中，村級減貧學習中心的項目成為最近備受關注的典型項目。劍麻農場的CSR案例也可總結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與當地社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緊密結合，日常式互動中的「尊重」、而非項目式的突擊是該企業落實CSR的典型特徵；第二，當然除了日常式的互動，該農場也有自己品牌式的CSR項目，即村級減貧學習中心項目，該項目目前正進入南南合作的典型案例庫，實現了由中國事業單位、民間組織及海外企業合作在發展中國家實施對外援助項目的探索，是我國對外援助模式多元化的體現。第三，中坦「三農問題研究」平臺的建設恰恰印證了之前「商業邊地」的切入思路，農場為加強中非之間的溝通和了解搭建了橋梁，構建「第三空間」。
坦尚尼亞村級減貧中心
與前兩個「做」CSR的案例不同，後兩個案例主要是「觀察」和「記錄」下的CSR實踐。首先是來自中國社科院CSR研究中心的葉柳紅從影視人類學的角度展示了中國電建在尚比亞的運營實踐。面對英國BBC製作的《中國人來了》等紀錄片，中國社科院CSR研究中心希望通過用影視的語言以更多元的方式講述中國企業和中國人在海外的故事和經歷。在2015年7-8月為期半個月的實地走訪中，他們用影片記錄下採訪的過程：根據當地人的反饋，中國電建為當地提高了18%的電力供應，企業也較好地實現了本土化的過程，在慈善方面，該公司為當地建造了50所學校，捐贈了8萬美元的教學物資。而當問及CSR相關問題時，當地員工均表示，「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當地的一家媒體主編也表示，「這是中國公司的痛點，他們埋頭苦幹，卻很少對外界宣傳與溝通」。
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落地海外經營的中資企業不僅缺少對外的宣傳和溝通，他們對國內相關政策條例的了解也相對有限，儘管不同類型的企業其熟悉程序會有差別。社會資源研究所（SRI）研究員吳晨通過對莫三比克17家中資企業的實地研究發現，中資企業對於國內有關CSR相關方面政策和條例的知曉度也並不高：僅有不到12%的受訪企業對於國內33條相關的政策與條例較為熟悉，而不到24%的企業聽說這些政策和條例，但不是很熟悉，而剩下的64%的企業則從未聽說過這些政策和條例。在熟悉的企業中，海外員工一般是通過電腦網路、中國駐莫三比克使館、以及他們的社會網絡來獲取這些信息。他們還發現，中資企業對東道國的法律較為重視，而對國際規則的了解則取決於公司規模和合作夥伴。不到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搭建了與當地不同利益相關者溝通的機制，而當地最主要的利益相關者是當地政府、商會和行業協會。受訪者也表示他們與當地社區的溝通非常有限，這一方面是由於語言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影響力方面的原因等。儘管如此，中國海外企業也面臨著履行CSR的重大壓力，這些壓力一方面來自東道國政府的壓力，同時也來自於行業協會或商會、以及當地員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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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趙夢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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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責編：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