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一本好的教材遠勝於一打好的學術著作作者簡介：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教授。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曾應邀擔任香港浸會大學、日本京都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臺灣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國禪思想史》《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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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些年，我比較關心教科書的情況，包括世界上各種有關教科書的討論。比如2006年初，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刊登了加州歷史教科書有關印度問題的討論，認為雅利安人和印歐語系起源於印度，這反映了美國人對印度文化的推崇，但又引起了另一批人的反擊。從1990年代起，歐盟各會員國就準備在其境內的中小學發布新教材，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出發，倡導「歐洲一家」的理念，為歐盟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礎，同時花了大量經費支持相關研究。在東亞，如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就引起過中國大陸、中國臺灣以及韓國的爭論;同樣，臺灣的歷史教科書把臺灣史從明代(相當於中國明代中期)開始接到了世界史上，這就不再是單一的中國史了。2007年，有一個俄羅斯重編教科書的討論，2009年梅德韋傑夫籤署了總統令，宣布成立一個與「危害俄羅斯利益篡改歷史行為鬥爭」的委員會，國內有人將它翻譯為「歷史證明委員會」，主要工作是負責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的編寫與改寫，比如討論史達林時代的大清洗、大饑荒，以及赫魯雪夫時代應如何重新評價等。到了梅德韋傑夫和普京時代，這種清算或重新檢討所謂蘇共時代歷史的傾向，又轉向了要重新塑造一個擊敗納粹，解放東歐的偉大形象。從這些方面看，歷史教科書不僅負責傳播歷史知識，在很大程度上，它還承擔著身份認同、提高國族凝聚力和培養愛國主義的作用。所以，歷史教科書問題確實很重要。中國影響最大的歷史教科書，有錢穆的《國史大綱》、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羅香林的《高中本國史》等，最早的中國現代歷史教科書是學習、參考了日本東洋史教材的，這就使得歷史教科書擺脫了古代的「二十四史通鑑」、「通鑑綱目」一類書籍。
編寫好歷史教科書，能起到一系列好的作用；如果編寫不好，則會起相反的作用，這是很麻煩的。國外常常在討論一個問題，即歷史教科書如何「塑造忠誠國民」。所謂「忠誠國民」最關鍵的一點是:不要誤解為僅僅是忠誠於某個政府或某個組織的人。其實，幾乎所有的歷史教科書都包含著民族和國家認同的信息，如我們國家的歷史很偉大，出過很多傑出人物，對世界文明作出過很大貢獻……這些放在哪一國的歷史教科書都會出現，無可非議。但它的界限在哪裡?界限就是不要滑入國族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泥淖。「塑造忠誠國民」的「國」，更多的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國家，而非政治意義上的政府。但我們現在的教科書政治意識形態太強了——例如，改革開放了，洋務派的地位就上升了;列寧說一句話，王安石就變成了11世紀的改革家;不考慮中國疆域族群的不斷變化，只是簡單地下定論「誰是民族英雄」，「誰是什麼什麼」。舉太平天國的例子，研究歷史的人若能撇開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我們都能看到這一事件導致後來的中國歷史發生了一個什麼樣的變化，不能因為它的階級屬性，就下定論說這是一場偉大的運動，實際上太平天國帶來的是國家的遍體鱗傷，並導致了很多激進化的傾向。義和團同樣如此，至始至終充斥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做法，我們不能為維護政治正確，而評價它是下層人民的運動，是正確的——如果從中國要開放、改革，要現代化的一個大目標來看，它到底起了一個什麼作用?我們的教科書之所以不好看，是因為讀者覺得其中負荷了沉甸甸的政治責任，主導教科書的不是歷史知識和文化認同，而是政治意識形態。另外，目前有幾個問題很突出，比如我們常說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悠久且偉大，可我們是否想過這樣的問題:第一，這裡指的中國文化到底是什麼?是儒家文化還是包含了各種文化的漢族中國文化?抑或是不僅包含漢族中國文化，還包括各種異族的中國文化呢?這個文化的內部是多元的還是只唱主旋律而沒有和聲的?第二，有否考慮過本國文化也是在跟世界各國文化交流、交融發生關係的過程中形成的，是否考慮過從古到今中國文化不斷交流融合的線索，這是複數而不是單數。第三，教科書有沒有告訴讀者，如果固守原教旨式的文化，會帶來什麼後果?日本的鎖國時代帶來了什麼後果，中國明清時代以後的天朝意識帶來了什麼後果，這些都是必須檢討的。現在很多人講中國文化就是優秀文化，講得聲嘶力竭，其實文化不能說誰比誰更優秀，只有文明之間可以作比較，有的進步，有的落後，文化是沒有優劣分別的，如果有，那種族就有優劣之分——這與希特勒鼓吹的種族歧視有何區別?
我最近在看美國的大學教科書，有些編得很好，比如我手頭上就有一本普林斯頓大學編的，叫「worldtogether，worldapart」(《世界一體，世界分裂》)，它提倡的理念首先是教科書要超越國家的界限，要變為全球的歷史，內容應涉及各個偉大的文明而不是單一文明。世界史應該讓大家跨越社會和文化的邊界，形成自覺的、跨文化的、多元的意識。該書在「主題」一章中提到:「教材應該討論以下問題:第一，讓人們嘗試在歷史學習裡面跨越宗教、政治、文化的邊界，讓世界成為一個世界，所以叫worldtogether;第二，人們要懂得跨地域的觀念、物品和人是怎樣轉化的，當然這其中也會產生衝突，這種衝突實際上是可以避免的;第三，人們要討論在當今世界上，由於歷史的原因，世界如何分裂、離散甚至產生衝突」。我覺得這本書的目的是什麼呢，很簡單，就是培養「世界公民」。從大的角度講，這應該正是歷史教科書所追求的目標。但我們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做不到這一點。不僅僅教科書是割裂的，連教育部似乎都在有意無意地製造這種裂痕。比如，原來中國史和世界史是在一個一級學科裡，現在把它們分成兩個一級學科，這就等於把中國和世界分割開了——世界史是沒有中國的世界史，中國史是沒有世界的中國史，似乎中國從來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中國不在世界的關係互動中，而世界史就等同於外國史。歸納來說，各種文、史、哲方面的教科書，有三條最重要:第一就是剛才所講的，文化自覺、身份認同、塑造忠誠國民;第二是怎樣成為世界公民，培養學生的多元意識;第三是通過這些文史教材，培養人的文明和教養。文明和教養非常重要。一個人知道自己的民族和國家背後有多少文化遺產，他的肚子裡有一些文、史、哲知識，他想問題、看問題的角度就不一樣了。其次是能擁有完善的語言表達，會運用優雅的語言和多種語言。我們現在所謂粗俗和粗鄙的東西太多了，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塑造文雅」。再者是視野要開闊，不再只看眼前的，而要看長遠的;不只看到鄉土的，而要放眼世界。一個人的知識、視野應該是他所能閱讀到的世界，而不是目之所及的一畝三分地，讀書就是通過書本了解過去及憑藉自己的經驗、眼睛不能直接了解的東西。可我們現在的教科書看起來很「窩囊」，莫言得了諾貝爾獎了，他的文章就要選進教科書，做決策的人有否考慮過莫言的小說儘管寫得好，但它有可能不適合當教科書;季羨林地位高，他的散文就要進教科書;餘秋雨走紅，他的文章也要進教科書。這些都是違反常識、教養和訓練的，跟「論功行賞」沒什麼兩樣。
我現在對各種教材非常不看好，但作為一介學者，也沒有太大能力去改變現狀。教材編寫者是決定教材質量的重要一環，寫教科書是一項極為困難的事業。偉大的歷史學家比如法國年鑑學派的布羅代爾，他曾寫過歐洲史;當年寫出《國史大綱》的錢穆先生，是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教授，是很了不起的歷史學家。他們能寫、願意寫，我們現在所謂的大牌學者為什麼就不能寫、不願意寫呢?抗戰時，錢穆先生曾有感而發:「對傳統要有一種溫情的敬意。」為何這麼說?除了有民族情緒在裡面，他很願意讓他的歷史知識變為一種普及性的、有教育意義的東西，他有這種責任感。現在的教授並非沒責任感，而是有責任感但起不了任何作用。教材都是上面定好的，在這種大環境下，學者的積極性就會被一點一點地磨滅掉。
我在這裡呼籲，國內的學者們能否去做「編些好的教科書」這樣的事情，雖然這個要比寫著作更難。有的學者認為編寫教材不算科研成果，評職稱時又派不上用場，能得到什麼好處呢?我曾講過一句話，可能很多人都引用過:「一本好的教材遠勝於一打好的學術著作」，因為它的影響力太大了。現在我國專業的教科書編寫隊伍普遍參差不齊，很多情況下，是出版社臨時拼湊一群人，編完就散了
。教科書應該由最好的學者來寫，有的人並非教育界人士，而是從事專業研究的;有的人是做教育的，但又沒有廣闊和深入的研究，現在需要的是將這兩種人結合起來，否則編不好教科書。而且教科書應該百花齊放，不應該由某個教育指導部門單獨指定。僅就歷史而言，我們通常定義它是一部社會發展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流行所謂的「社會的幾個發展階段」，認為社會的發展一方面是由於生產力的提高，一方面是由於階級鬥爭的推動——當然現在不怎麼提「階級鬥爭」了，但看看我們的博物館，裡面的「中國通史陳列」，多數還是按這個路子來走。所以我們的教科書裡人物很少，穿插的故事看起來也相當枯燥。這樣的教科書不是一個充滿了故事和人物的活生生的歷史，而是一些圖解，或是用一些歷史線索來填充的教條的東西。從技術層面出發，應如何把教材寫得好看、學生愛讀?我認為一方面可以運用相對多的圖像資料，上面列舉的美國的兩本教科書還有英國劍橋的教科書，其中的圖像資料都很豐富，質量也很高，看起來賞心悅目又能很好地輔助閱讀。另一方面是編寫時應學會運用故事，描述人物。此外，可以儘可能多地運用文學材料，文學材料其實是可以反映歷史脈絡的。比如講安史之亂，這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果單講安祿山如何從範陽(即今日北京)起兵，打了幾年戰爭，最後到唐代宗時期被平定了，顯然沒多大趣味。若能在講解的同時穿插杜甫的詩《哀王孫》《兵車行》、「三吏三別」，讓大家感同身受，覺得這一事件確實使得唐帝國中央地區遭受苦難，是帶來大變化的一個轉折點，效果自然會大不一樣。又比如黃巢之亂，能否用韋莊的《秦婦吟》來展開討論?如此學生就會知道黃巢起兵對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經濟命脈——中原地區帶來多大的困擾，明白為何起兵導致後來國家的中心從唐代以前的長安遷到了河南的汴梁、開封一帶。我在教學中常常採取兩個辦法:一是放棄教材而採用參考資料(我當年就編寫過《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讓學生直接面對紛紜複雜的歷史文獻，自己作出判斷;第二個方法是在主流的教材外，寫一些適合學生閱讀的輔助性參考書、教材，我自己也做過這方面的嘗試，比如《古代中國文化講義》《中國經典講義》，都是我在通識課上講課的記錄。相較而言，那裡面意識形態的東西會少些，我個人的東西要多一點，而且因為它是通識教材，涉及的面要廣一些，講的也淺一點，生動一點，目的是儘可能改變現行教材過於生硬的引導性。
總之，我們的教材一是要高手來寫，二是要想很多招數、方法使教材變得生動，三是要排除各種意識形態教條對教材的影響。來源：《同舟共進》2013年第9期（本文由本刊記者梁思慧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