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潘光旦現在走進大學圖書館翻一下借書記錄，恐怕依然會火冒三丈。
上世紀40年代末他擔任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時，有次抽查圖書館借書情況，發現最多的是「中文——白話——小說」，不禁極為生氣，因為這說明學生偷懶，喜歡看小說而不看文言、外文。他後來專門著文分析，說青年人受時代成見的支配，喜歡讀白話、譯文書籍與報紙，冷落了外文、文言書籍，這是應該引以為憂的——今日之大學圖書館，借閱最多的，往往也是各類商業性質濃厚的暢銷小說，潘光旦若見了，焉能不氣？
潘光旦為這樣一件事惱怒，並非吹毛求疵。他一生的為人、處世、做學問都充滿著傳統士大夫的人文情懷。反映在他的教育思想上，便有著濃厚的儒家特色。
潘光旦教育思想的核心，「中和位育」，即典出儒家經典《中庸》。其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潘光旦以此為核心，聯繫當時國家社會發展實際，對人的發展作了深刻的觀察和思考，並身體力行。
所以他為什麼那麼在乎學生不讀文言、外語？那是因為他認為文言、外語是學生成為「完人」的必備工具。當時教育界的思潮是熱衷造就專門技術人才，潘光旦對此十分反感。他認為，教育必須以每一個人為目的，必須在每一個人身上著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完成一個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為了促進個性發展，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進到一個「至善」的境界，成為「完人」。專家人才必須是在完成人的教育後，才能成為完整的「人」的意義上的專才，否則充其量只能是優良的工具。
但潘光旦顯然不是一個舊時代的老先生。要知在他的頭銜裡，還有一項「第一位揭開國人性心理面紗的學者」。即便在今天，「性學家」這三個字都比他們的研究成果更能吸引人們的目光，何況在當時。然而早在22歲那年，潘光旦就用西方性科學理論寫就《馮小青考》，為此深受梁啓超賞識：「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以吾弟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另一個說明潘光旦積極入世的事例是，他是政治的積極參與者。他參加政治運動的次數之多，並不遜色好友聞一多。聞一多遇刺後，下一個就要輪到潘光旦，以至於他不得不躲入昆明的美國領事館避難。
如此積極的「入世」，除卻他身上士大夫氣質，更和他注重教師的言傳身教有關。潘光旦看重教師的表率作用，他提出要慎擇師資，選擇教師不僅要看他的學識多少，學問深淺，更重要的是他的學識對他個人的日常生活已經發生了多少良好的影響，潘光旦認為教師風度的表率作用遠遠勝過訓導中實行的那些生活戒條和所訂的幾種獎懲功過的條例。
潘光旦是有資格說這話的。他在意氣風發的十七歲時，因運動事故失去半條腿，要出國留學，還被當時清華的代理校長嚴鶴齡嘲諷「怕不合適吧，美國人會說中國人兩條腿不夠多，一條腿的也送來了」！換做別人，恐怕早已一蹶不振，但潘光旦不僅不以為意，還做詩述懷：談兵臏腳傳孫子，述史喪明說左丘。此思尚存志仍在，縱教偏廢亦何憂。後來，他拄著雙拐，拖著一條殘腿在美國四年拿下碩士學位，回清華擔任教務長後，更成為是老清華人中最得力的核心成員之一。
潘光旦熱愛學生。他喜歡演講，還愛和學生互動，使學生有如沐春風的喜悅。學生不但在課堂上與他交流，還可以自由地到他家去討教，他大事小事總是誠懇地解答。學生說「潘先生的為人也同他的圓圓的臉一樣的和藹可親」。他的幽默更是獨樹一幟。在西南聯大演講時，他講到孔子時說：「對於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接著，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條腿，更正道：「講錯了，應該是四體投地。」引來哄堂大笑。建國後他任政協委員，外出視察時走路用雙拐，有人取笑他說：「潘先生的立場觀點都有問題。」他說：「不止如此，我的方法也有問題，我駕的雙拐是美國貨。」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敢這麼說話，潘光旦的性情可見一斑。
然而他還是沒逃過命運的劫難。1967年6月10日晚，受盡迫害的他在學生費孝通的懷中停止了呼吸。據費孝通回憶，潘光旦早就預言到自己生命結束，即便是那一刻，他亦沒有怨恨，甚至淡然地表示，這是時代的必然。這是怎樣的胸襟和品格？熟悉潘光旦的人，無不被他的大儒風範所折服，費孝通如此感慨：「潘先生的人格和境界非常人所能及！」
兩根拐杖是潘光旦形影不離的夥伴，但是他積極健康地行走了一生。
《中國教育報》2016年11月17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