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英語是毛澤東讀書生活的一個部分。我於一九五四年秋到毛澤東辦公室擔任他的國際問題秘書，前後有十二個春秋。在這段時間裡，我除了秘書工作外，大部分時間幫助他學習英語。從那以後，二十年過去了，但毛澤東學習英語的生動情景，仍然歷歷在目。最近我查閱了毛澤東生前閱讀過的英文書刊，訪問了一些在他身邊工作過的同志，並查閱了我當時的筆記，以便使我的回憶和敘述更真切一些。
「決心學習，至死方休」
毛澤東歷來十分重視中國語言和外國語言的學習，並主張把學習本國語言和學習外國語言，學習現代漢語和學習古代漢語結合起來。新中國建立以後，毛澤東多次提倡幹部學習外語。一九五八年一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他建議在自願的原則下，中央和省市的負責同志學一種外國文，爭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時間內達到中等程度。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初期，他重申了這一建議。在七十年代，他還提倡六十歲以下的同志要學習英語。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自學過英語。但是，由於當時嚴酷的戰爭環境，他的學習受到很大限制。全國解放以後，有了較好的學習條件和環境，學習英語成為他的一種愛好。
一九五四年，我到他身邊工作時，他已年逾花甲。他第一次同我在一起學英語是在同年的十一月，在廣州越秀山的遊泳池畔。他在遊泳後休息時，想讀英語，便讓我坐在他身邊的藤椅上。當時我的心情有些緊張。他問我是什麼地方人，多大年紀？當我談到我的籍貫是江蘇，童年生活在保定，「七七」事變後才舉家遷到北京時，他便談到保定有個蓮花池，原是為北洋軍閥頭子曹錕修的花園，進而談到曹錕用五千銀元一張選票的手段收買五百多名「豬仔議員」，賄選總統的醜史。毛澤東神態安詳，談笑自若，使我緊張的心情很快平靜下來。
毛澤東那時熟悉的單詞和短語還不很多，我們先從閱讀英文版《人民中國》、《北京周報》雜誌、新華社的英文新聞稿和英文參考的新聞、通訊、時事評論和政論文章入手，以後逐步學習《矛盾論》、《實踐論》、《莫斯科會議宣言》的英譯本。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九六〇年出版以後，毛澤東特地給我寫了一封信，要求閱讀這一卷的英譯本。他的信是這樣寫的：「林克同志：選集第四卷英譯本，請即詢問是否已經譯好？如已譯好，請即索取兩本，一本給你，另一本交我，為盼！」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會議聲明」發表以後，十二月十七日，他又寫了一信，說：「莫斯科聲明英文譯本出版了沒有？請你找兩本來，我準備和你對讀一遍。」此外，毛澤東還讀過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英譯本，如《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一些討論形式邏輯文章的英譯本。
在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英譯本時，毛澤東曾經遇到過不少困難。因為這些經典著作英譯本的文字比一般政論文章的英文要艱深些，生字也多些。但是，毛澤東不畏困難。一九五九年一月，一位外賓問他學習英文的情況時，他說：在一字一字地學。若問我問題，我勉強答得上幾個字。我要訂五年計劃，再學五年英文，那時可以看點政治、經濟、哲學方面的文章。現在學了一半，看書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樣，到處碰石頭。很麻煩。他對我也說過，他「決心學習，至死方休」。他還詼諧地說：「我活一天就要學習一天，儘可能多學一點，不然，見馬克思的時候怎麼辦？」
毛澤東和秘書林克
帶著字典，學習英譯政論書籍
毛澤東說話，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英語單詞發音不準。他就讓我領讀，他跟著讀。有時，他自己再練習幾遍，請我聽他的發音是否合乎標準，並讓我糾正他發音不準的地方，以便他掌握髮音要領。遇有生疏的單詞或短語，在我領讀、解釋字義和解釋語法結構之後，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鉛筆，在單詞上註明音標，並在書頁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註明每個單詞和短語多種不同的字義。在《共產黨宣言》和《矛盾論》英譯本上，他從第一頁直到最後一頁，都作了詳細的注；直到晚年，每當他重讀一遍時，就補註一次。只是，由於他年事已高，視力減退，已不能用蠅頭小字，而是用蒼勁的大字作注了。
學英語離不開字典。毛澤東身邊經常放著兩部字典，一部英漢字典，一部漢英字典，備他經常查閱。每次到外地視察工作時，也都帶著字典。考慮到他的工作繁重，為了節省他的時間，對他未學過的單詞，我常常事先代他查好字典。但是他往往還要親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標和註解。為了學習英語的需要，自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他多次要過各種辭典和工具書，如《英華大辭典》（鄭易裡、曹成修主編）、《漢英字典》（美國出版）、《英漢字典》、《現代漢英辭典》（王雲五校訂，王學哲編輯，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華漢英大辭典》、《綜合英漢大辭典》增訂本（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八年出版）、《漢英分類詞彙手冊》（北京外國語學院編）、《漢英時事用語辭彙》等。對當時收集到的漢英辭典，他都不滿意，曾希望能出版一部好的漢英辭典。至今，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著他生前用過的《世界漢英字典》（盛谷人編，世界書局一九三五年出版）和《英漢四用辭典》（詹文滸主編，世界書局一九三九年出版）等。
為了學習英語的生活用語，毛澤東還閱讀過《基礎英語》和《中國建設》等。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期間，他還要人把《初中英語》、《中級英語》課本、《英語學習》雜誌、外語學院編的《英語》修訂本、北京大學英語系編的《英語教材》和《英語語法》等圖書送給他。
毛澤東學習英語的重點，放在閱讀政論文章和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上。因為這些文章和著作的內容，他非常熟悉，學習時，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句型變化和句子的結構以及英語詞類的形式變化上。有些文章和經典著作，他學習過多遍。《矛盾論》的英譯本他就先後學習過三遍，並在封皮的內頁記下了三次閱讀的時間：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開始讀第一遍；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開始讀第二遍；一九六一年十月九日開始讀第三遍。他反覆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加強記憶和加深理解。他對漢語的起源、語法、修辭都有深刻的了解，常常喜歡把英語同漢語的語法、修辭作比較，或者提出問題進行討論。他說：「我學英語是為了研究語言，用英語詞漢語來比較。如果有機會，我還想學點日文。」後來由於他工作實在太忙，學習日語的願望未能實現。
廣泛談論其他問題
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毛澤東很喜歡談論問題，這些問題涉及面廣，遠遠超過了語言的範圍。即使在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英譯本時，他也十分注意密切聯繫中國的實際，特別是當前的實際。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他讀到英文本《共產黨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話：「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這時，他說，可惜教條主義者不懂得這個道理。《共產黨宣言》序言中還有另一段話：「關於共產黨人對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問題所提出的意見（第四章）雖然大體上至今還是正確的，但是由於政治形勢已經完全改變，而當時所列舉的那些黨派大部分已被歷史的發展進程所徹底掃除，所以這些意見在實踐方面畢竟是過時了。」讀到這裡，毛澤東說，以中國的情形來看也是這樣，從清朝的康梁保皇派到袁世凱、北洋軍閥時期的研究系（後來的政學系）、吳佩孚、曹錕、段棋瑞、張作霖、青海的五馬……都被歷史的進程掃掉了。唯有民族資產階級的黨派存在下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他讀英文本《矛盾論》時，對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具體分析了農業合作社存在的六大矛盾及其解決辦法。他說：第一個矛盾是國家與農業社之間的矛盾，其中包括國家計劃與農業社機動性的矛盾，農業稅、價格與農業社的矛盾；第二個矛盾是農業合作社與生產隊之間的矛盾，農業社管理委員會權力太集中是民主辦社的障礙，解決辦法是給生產隊一些有利於搞好生產的權力，例如，實行三包（包工、包產、包開支）制度，在一定範圍內進行農副業生產管理、施行增產措施的權力；第三個矛盾是農業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矛盾，解決辦法是農業社的積累與社員的收入要有適當的比例；第四個矛盾是窮隊與富隊之間的矛盾，解決辦法是各負盈虧；第五個矛盾是社員與社員之間的矛盾，解決辦法是貧農不要佔中農和富裕中農的便宜，對他們的意見不要採取粗暴的態度，否則不利於貧農與中農的團結，不利於生產；第六個矛盾是幹部與群眾之間的矛盾，解決的辦法是定期公布財務帳目，幹部參加生產，遇事及時同群眾商量。後來讀英語時，毛澤東還談到，分配製度是關係到五億農民的大事，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說是一盤棋，甚至半盤棋都談不到。整社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否則整社是整不好的。
毛澤東在學英語時常探討歷史問題。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刊登了一篇論柳宗元的文章。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的觀點有不同的看法，對我們說：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義哲學家，見之於他的《天論》，劉禹錫發展了這種唯物主義；而這篇文章無一語談到這一大問題，是個缺點。在這之前，毛澤東還談到翦伯贊關於曹操的一篇文章，說：曹操結束漢末豪族混戰的局面，恢復了黃河兩岸的廣大平原，為後來的西晉統一鋪平了道路。他還說：《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不是繼承司馬遷的傳統，而是繼承朱熹的傳統。南宋時，異族為患、所以朱熹以蜀為正統。明朝時，北部民族經常為患，所以羅貫中也以蜀為正統。同年五月，毛澤東還談到，他要寫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蔣介石登臺的大事記。他說，蔣介石集團本身的變化可以不寫，但是蔣介石登臺後的軍閥戰爭要寫進去。孫中山當臨時總統，蔡鍔反袁世凱，蔣桂之戰，蔣馮閻之戰等等都要寫進去。
毛澤東還談到他自己寫的幾首詞的主題思想。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學英語休息時說，《沁園春·雪》這首詞是反封建的，「惜秦皇漢武，略輸文採；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是從一個側面來批判封建主義制度的，只能這樣寫，否則就不是寫詞，而是寫歷史了。《念奴嬌·崑崙》這首詞的主題思想是反帝的。《菩薩蠻·黃鶴樓》是描述大革命失敗前夕，心朝起伏的蒼涼心境。《水調歌頭·遊泳》這首詞是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他還談到《浪淘沙·北戴河》一詞寫作的緣由。他說，李煜寫的《浪淘沙》都是婉約的，沒有豪放的。因此，他以《浪淘沙》的詞牌寫了一首豪邁的詞。
毛澤東在學英語時還經常縱論國際形勢。他對國際事務的了解和對世界歷史知識的熟悉，使他常從戰略高度考慮問題，對未來表現出明晰的預見性。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戴高樂當政之前五個月，毛澤東就非常注意歐洲中立主義的發展。他說，要繼續進行觀察。一九五八年五月戴高樂當政時，國際大多數輿論認為，歐洲的政局將向右轉。但毛澤東明確認為。戴高樂當政有利於歐洲中立主義的發展。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了他的論斷是正確的。
毛澤東曾說「決心學習，至死方休」
一種特殊的休息
毛澤東學英語，善於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他常常說：「要讓學習佔領工作以外的時間。」這裡的學習固然是指讀書，但也包含積極休息的意思。他利用業餘時間學英語，是他的一種特殊的休息。一九五九年一月，他接見巴西外賓說：學外文好，當作一種消遣，換換腦筋。
毛澤東經常在剛剛起床，在入睡之前，在飯前飯後，在爬山、散步中間休息時，以及遊泳之後曬太陽時學英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他在杭州休息時，遊興很高：接連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頂、莫幹山等處。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來略作歇息，這時往往坐下來學習英語。在多次攀登北高峰之後，他曾誦詩一首：「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飛鳳亭邊樹，機花嶺上風。熱來尋扇子，冷去對美人；一片飄飄下，歡迎有晚鶯。」在攀登莫幹山時，他口誦《看山》詩一首：「翻身躍入七人房，回首峰巒入莽蒼。四十八盤才走過，風馳又已到錢塘。」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毛澤東學英語興致最高的時候。他在國內巡視工作朗間，無論在火車上，輪船上，隨時都擠時間學英語。有時哪怕只有個把小時也要加以利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他先後在天津、濟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幾千人的幹部大會上作報告，講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時的工作很緊張，但在旅行中仍以學習英語為樂趣。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二十一日，他巡視長江流域的湖北、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等省市，沿途參觀工廠、礦山、學校、公社，大部分行程是乘汽車，每天都要乘車六七小時，途中十分辛苦，即使如此，學起英語來仍很有精神。
使人難忘的是，即使在飛機上的短暫時間或者出國訪問期間，他學習英語的興致絲毫不減。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十一時至十二時，由徐州飛往南京途中，他書寫了元人薩都剌的《徐州懷古》詞後，即學英語。三月二十日十三時至十四時，由南京飛往上海途中，他的大部分時間也在學英語；當飛機飛臨鎮江上空時，他書寫了辛棄疾的詞《南鄉子·登京口北固樓有懷》，並向我解釋了這首詞的意思和詞中的典故。這一年十一月，他到蘇聯參加莫斯科會議，當時住在克裡姆林宮。有時早上天色未明，他就讓我同他一起學英語。在會議期間，他的英語學習沒有中斷過。毛澤東在長時間的開會、工作或會見外賓之後，也常常以學英語作為一種調節。例如，一九六〇年五月六日至十日，他在鄭州連續會見非洲十二國、拉丁美洲八國等四批外賓後，多次以學英語作為休息。同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會見蒙哥馬利，兩人談得很融洽，休息時又讀了一會兒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