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華書局的友誼和學誼，是從與趙守儼先生的關係開始的。1956年秋，我從南開大學調回北京，在中科院考古所工作。當時守儼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他經手出版兩種書，一是鄧之誠(文如)先生的《東京夢華錄注》，二是陳夢家先生的《尚書通論》。有時我在海澱成府鄧先生家和考古所陳先生辦公室遇到守儼。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有一次守儼去陳先生辦公室，我也在場，談完正事後，守儼已離開辦公室，忽然又很緊張地回來，小聲問陳先生還有什麼事?陳先生愕然說沒有事。這個情景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夢家先生是位玩世不恭的學者，大禍臨頭尚茫然不知；守儼一貫奉公守法，謹小慎微，所以，才形成了陳先生愕然，守儼緊張的情景。
徐萍芳
陳夢家先生被劃為「右派」，是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事，我知道這位玩世不恭的學者，同時也是一位有民族氣節、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學者。我與守儼並未在對陳先生看法上交換過任何意見，但都在「反右」時期儘量地給陳先生安慰。這使我與守儼的友誼有了進一步的加深。
後來因出版事業的規劃制定和分工，關於中國古代文史哲和古籍整理出版皆由中華書局承擔，商務印書館則側重辭書、翻譯和語言學諸方面，守儼也從商務調至中華，這才建立了我與中華書局的友誼和學誼。
守儼到中華書局後，主要抓「廿四史」標點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後「廿四史」標點本出版。出版界的分工稍有鬆動。中華書局被允許出版與文物考古有關的部分圖書。80年代我先後經手出版了考古類專刊《居延漢簡甲乙編》、《漢簡綴述》、《善本碑帖錄》和《語石異同評》等。
應守儼之邀，協助中華書局編輯了一套《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已出《東京夢華錄注》、《歷代宅京記》、《唐兩京城坊考》、《河南志》、《類編長安志》和《汴京遺蹟志》六種，尚有《長安志》和《雍錄》未出版。
古籍整理小組學術委員會成立後，在傅璇琮先生的主持下，辦公室就設在中華書局，我從考古所到中華書局近在咫尺，經常往來。在這個階段中華書局的許多先生確實為古籍小組做了大量的工作，編輯了三輯《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三十種，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策劃編輯中國古籍書目和提要，這項工作後來因計劃改變而停頓，但它在全國古籍整理界卻起到了導向性的作用，雖然這個作用目前是潛在的，卻並不妨礙它在將來會成為古籍整理界的共識方向。毫無疑問，中華書局的諸位先生是為這個不為人知的冷僻事業作出了貢獻的。
我作為考古所的原所長，在我主持所務的期間完成了夏鼐先生所策劃的《殷周金文集成》的編輯工作，交由中華書局出版。趙誠先生是這部書的責任編輯，他盡了他的最大努力，使這部書從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陸續分十八分冊出版。這部書的出版在中國考古學、中國古代歷史學、中國古文字學和古代銘刻學上是十分重要的。夏鼐先生在這部書的「前言」中闡述了它的學術意義，它可以稱得上是中國考古學的大型基礎學術資料集，連續數年，榮獲國家多種優秀科研獎。中華書局為此作出的傑出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可惜的是，作為《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的普及版未被中華書局所接受，失之交臂，而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誠為憾事!
我與中華書局的諸位先生的友誼，除前面所舉的趙守儼、傅璇琮、趙誠之外，還有程毅中、許逸民、張忱石、沈錫麟、謝方和張世林諸先生，特別是程毅中先生，我們是燕京大學的校友，他在中文系，我在歷史系，我們曾經住過同一個宿舍樓，現在我們正共同編輯新復刊的《燕京學報》。
中華書局九十華誕，我衷心地祝願它在中國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史哲書籍出版上，保持固有的地位，作出更大的貢獻。但是，現實的情況是十分嚴酷的，在市場經濟浪潮之下，中華書局的命運是十分困難的。我建議中華書局一方面要全力爭取國家對傳統文化研究和出版的資助，另一方面也要自謀出路。當年，張元濟先生經營商務印書館時，他能夠既出版各類有經濟效益的書籍，也能出版沒有經濟效益而有學術價值的書籍。我們應當學習老一輩出版家的經驗，為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而努力!
(《我與中華書局》，中華書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