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向來並舉「中華上古」來讚譽古籍出版界的南北雙雄。2016年適逢「上古」一甲子華誕，10月22日下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社長李國章、王興康及現任社長高克勤、現任總編呂健齊聚「海上博雅講壇」，回望上古社的發展歷程。澎湃新聞節錄部分講座內容與讀者分享。
「我們的歷史要從新文藝出版社講起」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過3個名稱，從1956年的「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的「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到現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橫跨60年。但若要追根溯源，則得從1952年成立的新文藝出版社說起。活動伊始，老社長李國章講述了這段歷程。
作為近現代中國的出版中心，上海曾雲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生活書店等諸多出版社與書店，民國期間全國出版各類圖書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由上海出版業完成的。
解放初期，上海成立了十幾家國營和公私合營的出版社，其中包括1952年成立的新文藝出版社，由原群益出版社、海燕書店、大孚出版公司、上海出版公司等十幾家原私營、公私合營的出版社合併而成。
1954年，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遷到北京，這讓上海作為中國新聞出版中心的地位有所弱化。更重要的是，這裡沒有了專業做古籍的出版社。
出於對古典文學的熱愛，時任新文藝出版社社長的李俊民先生在社裡成立了一個中國古典文學編輯組。後經上級同意，1956年11月1日，在這個編輯組的基礎上又建立了古典文學出版社，以出版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書為業務方向。當時全國共105家出版社，古典文學出版社堪稱建國以後成立較早的出版社。
從古典文學出版社到「中華上編」1958年，國家強調古籍整理的重要性，國務院專門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由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領頭。6月1日，在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統一規劃下，古典文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上海辦事處合併成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中華上編」。後來又將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納入進來，都由上海市出版局統一領導。
時至今日，我們說起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淵源，仍不得不提「中華上編」。「中華上編」名義上是中華書局的一個分支機構，但兩者實際上是相對獨立的，從專業古籍出版的角度來說，「中華上編」和中華書局幾乎同時起步。二者在選題規劃上有分工，「中華上編」以古典文學典籍和普及讀物編輯出版為主，歷史、哲學等歸中華書局。
「文革」中，上海市出版局及下屬出版社包括「中華上編」均被撤銷，重新成立一個「大社」，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1月，「大社」撤銷後，又恢復了各出版社的建制。1978年1月，在原來「中華上編」和「大社」的古籍編輯室基礎上，成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俊民先生被任命為社長、總編輯，當時他已經年過七十了。
在「文革」後的一段時間內，全國擔負古籍整理出版的專業出版社，仍然保持「三足鼎立」的局面：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部。隨著改革開放深入發展，全國出版事業的不斷發展，全國各地出版社紛紛擴展，由一家總社分為七八家出版社，古籍出版社也發展到18家。
大型古籍出版工程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均為專業出版領域的翹楚，而與前者相比，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型出版工程更具特色。
據王興康社長介紹，改革開放之初，上古社引進臺灣影印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恰逢學術界新入開放之勢，1000多套全部出售。「李社長任職期間，為我們上古爭取了一個大項目——《續修四庫全書》的編纂，這是一個艱難的工程。李社長頂著巨大的壓力著力進行，我在任時對這個項目進行收尾，同時負責將這些書全部銷售出去。這個項目的成功，為上古社帶來了許多榮譽，提高了上古的品牌力度，也贏得了市場和豐厚的回報。」
「『團結敬業 開拓奉獻』是李社長主政期間提出的口號，李社長將上古社交接給我時，我們正朝著文明單位衝刺。一些同志認為『奉獻』已經過時，但是社裡經過商討，保留了這兩個字。現在回頭看，保留這兩個字太對了。沒有奉獻，我們的企業是發展不好的。」王興康說。
續修四庫全書上古社的學者型編輯古籍整理出版是出版業中專業化程度極高的領域，古籍出版社曾經擁有傲稱全國出版界最專業的編輯隊伍，尤以學者型編輯著稱。編輯既要掌握最新的學術動態，知道學術界哪些是執牛耳之人，同時也要發現有潛力的學者,這就需要編輯有專業的學術水平和發現的眼光,從而作出準確的判斷。
「古籍出版社為什麼能堅持下來？因為我們有一批既有奉獻精神又懂業務的出版人，有一批堅持熱愛古典文學的專家型編輯。」現任社長高克勤在活動上說。
上古社發展史中繞不過的人物是李俊民先生，圈中人尊稱其為「李俊老」， 他奠定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典文學方向。他廣納人才，網羅了一批在古典文學方面頗有專長的編輯。中華上編的編輯隊伍陣容（包括外聘人員）在今天看來是十分強大的，其中有著名的文史學者瞿兌之、劉哲民、呂貞白、於在春、劉拜山、胡道靜、金性堯、何滿子、陳奇猷、富壽蓀等；現在享譽學界的朱金城、錢伯城等先生，當年還是三十出頭的青年編輯。「李俊老用人注重看學術成就，不計較其他問題。有些在歷史上所謂『有問題』的人，俊老不顧眾議，邀請他們擔當重任，發揮才學，像呂貞白、金性堯等，還有特約編審瞿蛻園先生。」高克勤說。
從「上古」成立到「文革」前的十年，上古社出書並不多。文革中，俊老被列為上海第一批打倒的對象之一，受到殘酷的折磨。江青反革命集團粉碎後，俊老徹底平反，恢復名譽。重新主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兩三年內出版初重版古籍500餘種。
在李俊民之下，中華上編的領導團隊中具體負責出版業務的是陳向平（1909 —1974）。1957 年7 月，任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副社長。中華上編成立後，任副主任、副總編輯。他的業務能力非常強，1959 年7 月，陳向平赴廣州期間拜訪陳寅恪先生，贈新印《古本董解元西廂記》線裝本一書，並聯繫陳先生的《金明館叢稿初編》的交稿事宜。具體負責黨務工作的是戚銘渠（1914 —1990）。1957年12月調任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副社長。中華上編成立後，任副主任、副總編輯。他是老革命，老軍人。作為出版人，他不是專業出身，但他發揚打仗的精神：「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在工作中學習，用比別人多得多的時間刻苦學習，向行家學，向書本學，努力使自己從外行轉變成內行。
俊老和陳向平、戚銘渠是中共中華上編分黨組成員，其中俊老是書記，他們三人組成了中華上編領導團隊的「三駕馬車」（「文革」中被稱作中華上編的「三家村」）。1978 年1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俊老任社長兼總編輯。他重新工作後，與老搭檔戚銘渠一起，著力推進上古社的規劃和發展，使古籍出版工作迅速走上正軌。
在古典文學領域之外拓展「我們在古典文學領域的成就非常突出，但是我們不會在這個領域停步不前。」上古社現任總編呂健在活動上說。
據呂健介紹，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十年來的重大出版項目中，除傳統的傳世文獻整理的項目外，出土文獻、民間文獻等內容的廣義古籍整理方面的圖書佔有相當的比重，如甲骨文整理、青銅器銘文整理、墓誌整理等，還有像家譜選編之類過去並不看重的資料。
「古典文學領域能體現我們的核心競爭力，我們堅守這個專業傳統，同時也在努力拓展專業出版的範圍，從《續修四庫全書》，再到《清代詩文集彙編》，大項目一直在進行。還有敦煌文獻的修訂，英藏、法藏、俄藏、天津的、上海的等，我們應該是國內外做敦煌文獻做的最多的。」
在古典文學之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幾年前成立了考古編輯室，專業方向側重考古與古文字；2014年建立了歷史文獻出版中心，以新史料為運作重點。以甲骨圖書為例，從北大甲骨、中國社科歷史所藏甲骨、旅順的甲骨、俄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甲骨、重慶三峽的甲骨，上古社都有涉及。
「在圖書志編纂的時候，上古社不僅承擔出版的功能，在編纂的時候我們還參與拍攝。我們對甲骨文做全面的專業的拍攝，青銅器方面，上古做了《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在集成基礎上又做了續編。簡帛製作我們也開闢一塊新的領域。墓誌方面，我們做了《唐代墓誌彙編》，也在做敦煌文獻以及西北的一系列文獻如黑水城文獻、西夏文獻少數民族文獻等。」
據呂健介紹，今後上古社著力開拓的方向，除傳統古籍整理方面如「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唐五代詩全編》、《清詩話全編》、《「朱陸異同」文獻彙編》等之外，還有《山東省博物館藏甲骨》、《甲骨文合集三編》、《海外藏中國青銅器集錄》、《北京大學藏秦簡》、《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俄藏龜茲藝術品》、《中國少數民族家譜通論與總目》、《民國上海市通志稿》、《格薩爾文庫》（含藏文、蒙文、土族文、裕固族文）等項目，有些已經列入國家「十三五」重點規劃，有些已經進入編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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