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9年考入大學的。那個時候我們生活在鄉村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外面有些什麼大學。填志願的時候，所有志願就抄在兩個教室的黑板上，讓我們從裡面選。那時我們所有老師裡上過的最好的大學就是南京師範學院，不知怎麼趕巧了，我竟然考上了南京大學中文系。
在南京大學讀了四年書後，我就直接到北京去了，進入了編輯行業。這時就要開始說到中華書局了。我從1983年開始工作到不久的將來退休，除卻中間有不到三年時間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做副研究員，基本上就是四十年在中華書局的編輯生涯。
在我三十多年的編輯出版經歷裡，前半段是從助理編輯、編輯到編輯室主任，做具體的編輯工作；後半段開始於2003年，那時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回到中華書局進入了領導班子，一路做副總編輯、總編輯、總經理，到現在的黨委書記、執行董事，主要是管理工作。在中華書局108年的歷史上，大概我是唯一一個總編輯、總經理、執行董事、黨委書記全做過的人了。
在職場的三十多年連同讀書的四年一共四十多年的時間裡，我讀書的機會其實特別少，編書也僅是在我工作的前半段，而且由於那時沒個三五年出不了一本書，所以總體上編書的經驗也是比較有限的。因此，今天就主要跟大家談談我過去經歷過的與書有關的事兒，也希望大家有更多機會了解我們中華書局。
八十年代的中華書局是什麼樣的，年輕的讀者可能不了解，我在第一次拿著畢業分配的派遣單去往北京之前也一直在想像。我記得特別清楚，當時系輔導員通知我說「你分配到中華書局了」，我立即就從南京大學的北園跑到南園的宿舍裡，拿起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看版權頁——王府井大街36號。在1983年8月8號這個日子，我從上海坐13次綠皮火車到了北京，又坐104路公交車到了王府井，拎著一個小包去中華書局報到了。
那時候的中華書局，簡單概括地說，就是專業性和學術化體現得最為集中的階段。中華書局108年的歷史裡，1954年以前在上海，是一個綜合性的出版社。1954年遷京後經過四年的調整才恢復獨立建制。對於現今格局的形成，起主要作用的就是1958年的恢復獨立建制和第一屆古籍小組的成立，從此開始，傳統文化尤其是古籍整理出版成為中華書局的特色。中華書局的老書很多都是六十年代（主要是1963至1966年）整理出版的。這是形成中華書局品牌和品格的第一個階段。
中華書局品牌和品格形成的第二個階段是八十年代，特別是1982年第二屆古籍小組成立之後。可以說，八十年代的中華書局，在恢復古籍整理出版、學術出版上的努力，為後五十年的發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我們學文史哲學科的用到的最基礎書，叢書套書，都是八十年代開設的，如《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新編諸子集成》等。別看現在我們的規模變大了很多，實際上我們每天做的工作都沒有離開八十年代前輩們的「手掌心」，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前人工作上做的加法，無論是圖書選題板塊還是產品線，新闢出來的幾乎是沒有的。
1983年進入中華書局後，我先是在古籍小組辦公室工作了一年多，當時組長是李一氓先生。李老大概算是我黨老革命裡最好古的一個人，藏了很多書，尤其是明清的詞集，他任組長期間也安排編《全明詞》和《全清詞》。我經常到李老家，見到他收集的各種書畫真跡和古董擺件，當時我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傻了」。那時李老寫完稿子，會要我用稿紙謄抄下來，有時候也整本抄他借來的一些文人集子……
我進入中華書局後經歷的很多事，都是之前根本沒有接觸過的，比如一項最基本的技能——「捆書」。一本書要捆，一摞書也要捆，不是簡簡單單地捆個「井」字，而要把四個交會處都捆成結。那時候全國各地每位古籍小組成員收到的新書，都是我捆的，郵寄地址也是我寫的。
在古籍小組待了一年多之後我去了文學編輯室。每個剛進編輯室的編輯都要先定一個方向，一旦定了方向，很多人一輩子就專在這一個方向裡做書。我初進文學編輯室的時候，還是個毫無經驗的學徒，被安排做《中國文學家大詞典》的近代卷。《大詞典》開始只有清代卷，是錢仲聯先生主編的，後來決定要加近代卷，就要從清代卷裡拿出一部分來，於是就派我去蘇州向錢先生匯報。為這件事，我去找過錢先生很多次。做後來的編輯工作中也交往過很多其他學者。
文學編輯室最年長的前輩要數周振甫先生。周先生那時已經退休，但每周都會擠公共汽車來局，然後又自己低調回去，不讓單位用車送，為人十分謙遜。周先生的信箱就是我身後的柜子抽屜，每天都有讀者來信，我就幫他收信，等他來了拿給他，有時也送去他的家裡。周先生一直到九十歲都在堅持給讀者回信。他每出一本書，還會用特別小的字寫上「徐俊同志」，然後籤上自己的名字，蓋上自己的章，不論對誰，都會恭恭敬敬地送到面前。周先生與錢鍾書先生的交往是學林佳話，我第一次從檔案中看到周先生密密麻麻的《管錐編》審稿記錄，深受觸動，1996年我開始學習電腦打字，就把38頁近五萬字的周先生的審讀意見和錢先生的批覆，練習打字全部校錄出來。記得2000年過後，傅傑老師找我，完整刊發在《錢鍾書研究集刊》，現在網上也不難搜索到。
開始做編輯最怕的是什麼呢？是程毅中先生來談稿子。程先生是當時文學編輯室的主管局領導，後來他在尚未到退休年齡的時候就引病辭去了副總編輯的職位。說到這裡，今年疫情嚴重的時候，九十歲高齡的程先生，還把三萬多稿費一次性捐贈給了湖北中心醫院的一線醫務人員。
我們編輯做書稿審讀加工，一般有兩樣東西必須有，一是審讀報告，二是加工記錄。我入職文學室後做的第一本書是一個《世說新語》的稿子，最後退稿了。審讀意見，主要是對書稿體例和價值的判斷，對古籍整理書稿來說，首先要審核選用的底本恰當不恰當，就要弄清楚本書的版本源流，不同版本系統中選什麼本子來做底本、通校本、參校本，甚至還要去圖書館查有沒有批校本之類的，都要像作者一樣去研究一番，把判斷寫到審讀報告裡；對於書稿內容的意見，不能在稿子上寫和劃，意見要寫在浮籤上貼到相應位置，俗話說貼條子……稿子審完之後總是貼滿了條子，然後交上去。這時候，程毅中先生可能就會突然站到你跟前，說：「徐俊同志啊，我要跟你商量商量。」最怕的就是這個時候，因為有的是貼的條子完全不對，有的是該貼條子的地方沒有貼。
每接到一個稿子，從版本、前人研究到稿子本身的問題，一個個問題怎麼解決，還都要寫信和作者商量，作者同意了才能確定怎麼做，怎麼改。實際上，我所謂的讀書，那時候就是讀稿子，是從讀稿子開始的。
周先生、程先生，這些老先生的學養和為人以及在工作上的敬業精神，確實對我們年輕人影響很大——不管你進局的時候是什麼樣，最後都被塑造成中華書局人的那個樣子。
比周先生晚一輩的老編輯，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就是程毅中先生和傅璇琮先生，他們是前後直接分管我們編輯室的領導。我在九十年代初開始做文學室負責人的工作，會直接與他們打交道——責任編輯一審過後，我負責二審，然後就由他們負責三審……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我有機會從編輯工作進入了古代文獻的整理研究。
我們的同事裡，每個人都學有專長，能寫一些學術文章，最起碼也都整理過一些古籍。所以，剛進編輯室感覺壓力特別大，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該做什麼。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全唐詩補編》的稿子來了。
當時陳尚君老師的《全唐詩補編》列入出版計劃，我被安排做責任編輯，於是我才開始接觸一點唐詩和唐代文學。其實，我離開家鄉去南京大學讀書之前，連《唐詩三百首》都沒見過，讀的第一首唐詩就是小學課本裡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了。我找到古典文學編輯出版的門徑，並結合工作完成了敦煌詩歌的整理，就是從《全唐詩補編》開始的。所以說，陳尚君老師是我真正的老師。
當時學術界有一陣不小的熱潮——補《全唐詩》之遺佚和糾正《全唐詩外編》之誤輯。學術界已經發表的文章，我都要去找來核查；陳老師的每一篇輯佚及考辯按語，我都要一條條去核查。認真地說，我就是通過這樣的核查審讀，了解到唐代文獻的大致框架結構，以及不同文獻在考辨、輯佚中的價值和作用的，從一無所知，到逐漸進入。六年後這個稿子才出版成書，就是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我接觸到唐詩本身、唐代詩人、別集、總集、類書、地方志等，才在實踐中了有了審這類稿子必備的知識。
陳老師是我交往的作者裡信件來往最多的，每過一段時間部分卷次審讀完了，遇到不清楚的問題需要確認或者一些修改建議，就會給陳老師寫信，長的短的都有。2000年我離開中華書局去了文學所，離開的時候清理書信，很多信都燒了，但我保留的信裡陳老師的是最多的，一封也沒少。
那時也特別能夠體會到陳老師的工作方式。陳老師首先做的工作是清理清康熙年間《全唐詩》成書後新見的文獻，換句話說，就是清編《全唐詩》沒有用到的書是哪些？然後一本一本讀過去，陳老師經常說，每天都要看一本新書，每天都要從新書裡發現新的唐人佚詩，生活十分之快樂。
對我後來做相關研究工作影響最大的一點，就是陳老師做輯佚工作和前人的不同。前人關於唐詩輯佚的發現，大多是通過個人的閱讀機緣偶爾得來的，可以說是「覓寶式」的，往往是看到一篇一首或者拿到一個敦煌卷子就寫一篇文章，缺乏系統和完整的關照。陳老師所做的《全唐詩補編》區別於前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其系統性，他以地毯式的梳理最終形成了集成性的成果。
要說我進入學術領域，一個小的切口就是《全唐詩補編》裡面包含的《全唐詩外編》。《全唐詩外編》的第一種是王重民先生的《補全唐詩》，他三十年代在倫敦就開始做《補全唐詩》的工作。用敦煌寫卷補《全唐詩》的工作是很難的，因為那時候看敦煌卷子是非常難的，分場於世界各地，沒有影印本。在我接受《全唐詩補編》的八十年代，也只有縮微膠捲和臺灣版《敦煌寶藏》可以利用。據我所知，那時在北京，140巨冊的《敦煌寶藏》只在北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有，但中華書局也有一個好圖書館，其中就有一套完整的《敦煌寶藏》。這個時候我核校王重民先生的《補全唐詩》，就會借《敦煌寶藏》來核，實在看不清楚就去國家圖書館，鑽進那個黑布蓋著的閱讀器仔細看。就是這樣我開始接觸敦煌遺書，也因為這項工作接觸到了敦煌詩歌。
當時看到每個人都有專長，有自己的學術方向，於是自己就開始學著做。我覺得自己有所有人都不具備的條件——別人要到圖書館才能看到《敦煌寶藏》，很難完成翻檢、抄錄、查考等工作；而我們中華書局的《敦煌寶藏》是可以借到辦公室裡的。於是我就五冊五冊地借，用完再還回去，一段時間每天看到凌晨兩三點，樂此不疲，就這樣把140冊《敦煌寶藏》一頁不落地翻完了，對照《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對所有詩詞作品做了校錄。
那個時候沒有好的檢索工具，還好我們文學編輯室當時留存了河南大學李嘉言先生主持唐詩研究室的時候手抄的一套《全唐詩首句索引》，這又給我提供了一個非常便利的條件，陳老師的《補編》，我每一首都用這個索引查過，核查是否佚詩。很快，我又承擔了《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的編輯工作，正好裡面所有新見的詩人和詩人履歷考證，都是陳尚君老師寫的，由於和陳老師的工作聯繫，在我查考敦煌詩歌的時候，再次獲得了這一重便利條件。
對於新見文獻，我們往往首先重視的是他的補缺輯佚價值，當我把《敦煌寶藏》全都翻檢完了，對詩詞寫本一個卷子一個卷子做了錄文，關注到卷子裡面的同類文獻，關注到敦煌文學地域、時代（創作年代、傳抄年代）的差別，有了一個整體判斷之後，我有了一個體會：敦煌文書對於當時文學生態的還原價值，遠遠超過作品的輯佚價值。從中可以看出來，在敦煌那個區域裡，唐五代到宋初這個時段，文學的發生、發展和傳播的情境，文學傳播過程中的改寫以及和當地的宗教文學、民間文學的穿插，這是一個特別豐富的現場。
有一年在香港的敦煌會議上我提交了一篇文章叫《身臨其境的詩壇》，這個「詩壇」與我們通過《全唐詩》讀一篇一篇詩、一個一個詩人得出來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樣的。後來我花了很大的功夫給《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寫了五萬字的前言，談自己的認識和體會——對敦煌文學作品的認識、寫本時代和刻本時代的區別、敦煌詩歌整理的原則等。目前，這篇文章仍然是我自己最滿意的一篇。
講過陳老師，就要講講這系列講座的第一期嘉賓榮新江老師。當時，所有與敦煌有關的書我都是找榮老師借，經常向他請教問題，而榮老師得到與詩歌有關的資料也都會第一時間分享給我。記得有一年春節放假之前，我的稿子全部完成了，複印裝訂成三冊，送給給榮老師看。榮老師在未名湖北岸健齋接待我。榮老師用全部寒假時間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做了大量批註，貼了條子。還有一次榮老師去巴黎開會，只有一天空閒時間，為了我發郵件詢問的關於一些原卷的問題，就在巴黎圖書館給我校了一天的卷子，把我有疑問的地方全給解決了。
有些事兒，功夫下到了，就會有奇蹟。榮老師對敦煌寫本《張公德政碑》寫本做過研究，這個寫本由多個斷片綴合而成，綴合之後仍然有有個小洞，缺若干文字。榮老師在英國為未定名殘片編目的時候，神奇地找到了這個只有指甲大的殘片，補得天衣無縫。《張公德政碑》的背面是詩抄，正面《德政碑》綴合天衣無縫，但是背面S.6973部分確是一片空白，我根據詩抄的情況判斷空白之處一定有詩，應該是被褙紙遮蓋了。於是請榮老師在倫敦向圖書館申請查看原卷，果然解開褙紙，裡面就是與前後相接的詩抄。榮老師又幫我向英圖申請了發表權，圖片第一次刊發在了《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卷首。
我真的特別幸運。唐代文學方面有最頂級的陳尚君老師，敦煌文獻方面又有最頂級的榮新江老師，才讓我的工作能夠順利開展。後來我的論文集《鳴沙習學集》出版，就想一定要邀請陳老師和榮老師作序。因為這本論文集對我這個已離開研究領域的人來說，是一個學術的紀念品，而紀念品要做得完美，就不可缺兩位老師的在場。講了這麼多，我的經驗總結起來就是，學術研究也好，編輯工作也好，一定還是要有機會去打一口深井，觸類旁通地去接觸相關的文獻。如果你曾經深入地做過一件事，再接觸到其他事時，哪怕沒有直接經驗，你的認識、理解和敬畏之心，都會帶給你很多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