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史的學術史：
歐洲東方學、 日本東洋學與中國的亞洲史研究
摘要：這是一份講義，主要講述的是亞洲（或東亞）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史。雖然在中國學界，以亞洲（或東亞）為單元的歷史研究並沒有成為顯學，但19世紀以來，歐洲的東方學以及日本的東洋學，在種種因素的刺激下，先後形成了一種超越傳統中國，視野擴大到亞洲（或東亞）的研究風氣，並且曾經在20世紀影響了中國學界。這篇講義就是對歐洲、日本以及中國的亞洲史研究及其背後的學術、文化與政治背景的分析。
關鍵詞：歐洲東方學 日本東洋學 亞洲史 東亞史 學術史
這一講的主題，是有關亞洲/東亞史研究的學術史。我要和大家討論三個問題：第一，亞洲史或者東亞史的研究，在東方和西方學術界是怎樣形成的？第二，它為什麼會形成？第三，從學術史上看，現在中國的亞洲或東亞史研究，還有什麼問題？
我很早之前就講過，討論學術史不是為了懷舊，也不是為了表彰，而是要了解學術的變化，就像一句老話講的「一代有一代之問題」，或者「一代有一代之方法」。我以前多次說過，學術史研究的目的有四，即看清轉型、 背景、方向和路徑。具體來說，第一，「轉型」，通過學術史，了解今天的現代學術是怎樣從過去的傳統學術「轉型」的。第二，「背景」，通過學術史了解這樣的轉型的背景或者動力是什麼。是域外刺激？是政治危機？還是新資料發現？第三，「方向」，就是通過學術史的回顧，掌握當下學術研究的方向、理論、方法。什麼重要？什麼是前沿？什麼是潮流？第四，「路徑」，就是通過學術史的回顧和研究，探索學術研究未來的方向和路徑是什麼，什麼才是可以持續發展的、有前景的領域。
回顧亞洲史或東亞史研究的形成與發展，我們看到，這一學術潮流是從東洋和西洋先開始的，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承認。所以，我們先從東洋說起。
1853年7月8日，美國的佩裡（Matthew Calbraith Perry）準將帶領四艘軍艦進入江戶灣，迫使日本答應開放港口，這就是所謂的「黑船事件」。經過1853年到1868年，也就是所謂「幕末」時代，日本很快開國，進行以近代西方為效仿對象的改革，這就是「明治維新」。明治維新以後，簡單地說，日本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出現了三大變化：（1）尊王攘夷。將權力逐漸從幕藩收歸中央，當時維新人士提出尊王是為了攘夷，也就是通過建設富強的現代國家，以融入國際的方式，對抗來自國際的壓力（具體策略包括「大政歸還」與「撤藩置縣」）。（2）確立神聖國家，為了強化帝國的神聖性，要樹立國族之根本。這裡包括神化萬世一系的天皇系譜，以及通過「神佛分離」與 「祭政一致」確立日本國體的特殊性與文化獨立性。（3）進入世界。一方面大量吸收西方的知識技術和文化，一方面努力捍衛本國的文化獨特性，從所謂的「和魂漢才」轉為「和魂洋才」。這刺激了日本的世界潮流與亞洲意識， 也塑造了日本的普遍價值和日本主義，形成非常糾結的國民意識形態。
也正是在這三個背景之下，日本有關亞洲/東亞的學術研究出現了重大的轉型。其中，有三方面表現得格外明顯，即學術取向上的「趨向現代」、 解釋亞洲上的「與歐人爭勝」和政治上的視東亞「有如國土」。
首先，明治時代興起的日本東洋學，是一種現代的學術研究，或者說是現代學術體制支持的，按照科學邏輯運作的學術研究。應該說，這種學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刺激而產生的。
當時的西方，尤其是影響巨大的德國歷史學，一方面固然在為民族國家書寫歷史譜系，另一方面則強調客觀而理性的史料批評。大家可以注意到，當時日本學界很注重國際學術交流，很多人在德國、英國等地留過學。比如，開創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井上哲次郎（いのうえ てつじろう，1855— 1944）就在德國留過學；東洋史研究的重要開創者白鳥庫吉（しらとり くら きち，1865—1942），在20世紀初兩次在歐洲長期訪學；著名的歷史理論家坪井九馬三（つぼい くめそう，1858—1936）也到德國、瑞士留過學。特別是明治年間，德國的歷史學家李思（Ludwig Riess，1861—1928）在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史學理論，通過他傳來的歐洲史學理論和方法，影響了很多學者。大家看看浮田和民（うきた かずたみ，1860—1946）的《史學通論》和《史學原論》就知道了，他是留美的，在耶魯大學留學。因為中國的梁啓超也受到浮田和民這本書的影響，所以可以說中國是通過日本轉手，把西方史學理論引進中國了。當時，很多日本學者的歷史學理論和方法，都帶有強烈的歐美色彩。概言之，19世紀以德國的蘭克史學為代表的西方現代史學，一方面強調客觀、中立、史料和考據，另一方面強調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從後來者的角度看，這兩方面都對日本產生了影響。
除了李思之外，還有另外兩位美國學者直接在日本史上產生了影響。1877年，美國的考古學家和生物學家莫斯（Edward S. Morse，1838—1925） 對於日本石器時代遺蹟的發掘和研究，在日本產生了很大震撼力。他用英文在東京大學發表了對武藏大森（在今東京吉祥寺一帶）之貝塚的研究（Shell Mounds of Omori），描述了古代日本的繩紋陶器。1879年，他的報告由矢田部良吉譯成日文，題作《大森介墟古物篇》。莫斯的科學考古方法，深刻地影響了日本學界諸如坪井五郎等一批學者。而另一位美國考古學家高蘭德 （William Gowland，1842—1922）關於古墳時代的考古和研究，更是對日本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稱為日本考古學之父。因為他們客觀的、講究證據的、儘可能還原古代實況的研究方式，不僅示範了一種科學方法，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顛覆了日本所謂的「神代史」，瓦解了早期用神話傳說構造起來的系譜。
大家可能都知道，現代歷史學一開始就有一種使命感，就是追求真相。真相、真相、還是真相！用真相瓦解神話，用真相揭破謊言。而且現代的歷史學相信，歷史是有真相的，歷史學是能夠發現真相的，歷史學家依靠證據可以恢復真相。現在，這種自信和使命，也許在後現代理論那裡，有點兒被質疑，但是在19、20世紀這種信念很強大，而且是歷史學領域的大潮流。在這股潮流裡，在日本也逐漸形成了一種追求「科學」的歷史研究風氣。在這股歷史學潮流中，日本明治時代的東洋學根據這一科學、客觀、中立的立場，出現了旨在瓦解過去東亞（中國、朝鮮和日本）傳統的歷史系譜，用西方近代的判斷方式和概念工具，對東亞歷史重新進行敘述和整編的取向。
這裡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過去，中國一直依循三皇五帝到如今的歷史脈絡，朝鮮則有檀君和朱蒙的傳說，日本則有神武天皇的傳說，這都是「起源」神話，也就是構造出來的國家和民族的神話或者叫作神聖歷史。可是，那珂通世（なか みちよ，1851—1908）《支那通史》（1888）就已經對此表示懷疑，指出三皇只不過是「後人徒設其名，以表三才開始之序也」。白鳥庫吉則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寫了《檀君考》，對朝鮮流傳的早期神話加以批判，指出這是朝鮮半島三國時代（高句麗、百濟、新羅）為了統一重塑歷史，從《魏書》裡面找出一個「檀君王儉」，來證明自己的歷史仿佛堯舜禹，比殷周之際的箕子要長。而檀君神話，可能來自佛教的牛頭旃檀故事，在中國實際上是東晉鹹安二年（373）至北齊天保二年（551）之間才形成的，那時在朝鮮半島還是高句麗的鼎盛時代。同樣，白鳥庫吉還撰寫了 《支那古傳說之研究》和《關於尚書的高等研究》，他和那珂通世一樣，質疑中國傳說中的帝王堯、舜、禹，只不過是比附後世儒家所謂「三才」即天（天下為公）、人（孝順倫理）、地（勤勞成長）三種價值。在這裡，中國和朝鮮的「五千年文明和歷史」都被他顛覆了；同樣，他的私淑弟子津田左右吉（つだ そうきち，1873—1961）對於日本神代史、天皇萬世一系的質疑，也同樣顛覆了傳說中的日本歷史。而後來的今西龍（いちにし りゅう， 1875—1932）則更精細地考證了朝鮮的早期神話傳說，在《檀君考》裡面指 出，檀君不過是平壤一帶的神話傳說，原本只是地方性的，加上當地流行的薩滿儀式，直到蒙元入侵的時候，為了鼓舞和動員高麗民眾，建構自己的認同，檀君才被塑造成全民族的始祖。
這一類研究，對於現代歷史學產生的影響，就是把傳說和神話從歷史裡面驅逐出去。說到這裡，也許大家會聯想起中國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運動。東亞整個早期歷史的再書寫，把神話傳說從歷史裡面驅逐出去，使原本神聖化的古代不再具有神聖性，打破古代（在中國是三代）黃金時代的想像。這其實可以看成是一個學術史上的大趨勢，就是東亞歷史學現代轉 型的大趨勢。
除此之外，明治時期日本的東洋學，出現的另一個很大轉變是傳統日本關於中國的學問（比如漢學），轉化成具有現代性意味的東洋學。這裡面包含了很多新趨向，其中最重要的是，更加注意史料的批判，更加注意中國的周邊。由於涉及史料的視野超越了漢族中國經典，使得歷史學更注重證據和更加科學化，這都是現代的學術意識。其中和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最有關係的，就是一方面超越漢族為主的傳統中國，一方面超越王朝為中心的傳統文獻，把原來的中國史放大為東洋史。所以，我們應該承認，日本明治時期形成的東洋學是很現代的學術。現在流行一個詞叫作「現代性」，這種追求客觀、中立、科學的歷史研究，相信歷史有真相，相信這個真相可以被認識， 也可以說是歷史學的現代性吧。
上面我講的，好像主要是出自東京帝國大學那個學脈。其實應當說，在日本明治時代，不只是東京帝國大學一脈，也不只有西方現代史學的單一影響。其實，在日本現代東洋學裡面，從京都帝國大學一脈那裡，我們還可以看到來自中國的清代考據學的資源，也在起著催化轉型的作用。換句話說，就是日本東洋學從日本「漢學」或者日本對於中國學術的傳統知識中，也轉化出來一種很「現代」的研究方法。
大家知道，日本漢學（かんがく）和我們現在講的歐美漢學（sinology） 不完全一樣。在日本語境中，它指的是對漢文典籍的學習和對儒家思想的研 究，這使得一部分日本學者，從這些知識傳統中，直接繼承了中國宋代、明代和清代的知識傳統和問題意識。特別是有一部分人受清代學術影響，沿襲 了中國清代的考據學傳統。到了明治時代，一些學者又把這些知識和方法， 與來自西洋的近代主義思路結合起來。其中，這一風氣在日本東洋學裡表現特別明顯的，是所謂「京都學派」，即以狩野直喜（かの なおき，1868— 1947）、內藤湖南（ないと こなん，1866—1934）和藤田豐八（ふじだ とよ はち，1869—1928）為代表的一批人。
可以一提的是，中國學者羅振玉、王國維曾經長期住在京都，既深受日本京都東洋學的影響，也深刻地影響了京都東洋學。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裡說到王國維與羅振玉曾一道在京都，有兩句是「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就是說的藤田豐八、狩野直喜和內藤虎次郎（湖南）。這批人跟東京那些受到歐洲學術風氣影響的學者相比，好像有一點兒不 太一樣，無論在學術方法上、研究重心上，還是價值判斷上，都是如此。其中， 有三點很重要。第一，他們認為，現實中國雖然不好，但歷史中國還是很好的，中國傳統中的那些思想、知識和學術，還是很了不起的，像章學誠、崔述等，就很有科學精神。這一點與東京不太一樣。第二，他們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往往心中的問題意識來自日本的歷史、社會和文化，以及中國傳統的政治、 社會、思想、文學與日本的關係。第三，他們離明治時代的政治中心比較遠，學術與政治的關係也比較淡，因此他們採取的似乎是一種更加中立、科學、強調理解的研究方式。他們將來自中國的這種考據學學術傳統，與現代科學規範相結合， 形成後來所說的京都學派。後來，他們提出很多關於亞洲和中國的歷史見解，比如「唐宋變革」「明清學術的近代色彩」「中古的貴族社會」等，都很有影響。
很多人都把學術史上日本的關東和關西，分成所謂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 據說這是日本現代中國學的風景之一。但是，從根底裡說，他們都是在明治大正時代大潮流之下形成的，相同的地方更多。怎麼說呢？歸納起來有三點：（1）他們都開始不局限於傳統歷史文獻，重視邊緣資料與實地考察；（2）研究的視野，同樣逐漸超越傳統漢族中國或中央王朝，把滿蒙回藏鮮甚至更遠的東南亞、南亞和西亞納入考察範圍；（3）他們都越來越注重新問題和新觀念。
京都帝國大學的學者和東京帝國大學的學者一樣，也注意發掘西域、南海和滿蒙的資料，像內藤湖南對滿洲檔案的注意就是一例，他曾經編輯了蒙文版的《蒙古源流》，也在日俄戰爭後在瀋陽故宮發現《五體清文鑑》，還收集了很多滿文老檔案，出版了《滿蒙叢書》；而狩野直喜更是日本最早研究敦煌文書的學者之一。1909年，敦煌發現古文書的消息，先是由於伯希和在北京的宣傳，後是經過北京一家書店文求堂的日本老闆田中慶太郎，以及中國學者羅振玉的介紹，狩野直喜就特別注意到敦煌文書的意義，他請羅振玉代拍了照片。這一年的11月，也就是伯希和透露消息的一個月以後，狩野直喜就率先在京都史學研究會第二屆會議上舉行了展覽活動，引起當時京都很多學者（如小川琢治、富岡謙藏、濱田耕作、羽田亨、桑原騭藏等人）的注意，還約定分頭研究，他本人開始了敦煌本《老子化胡經》的研究。第二年也就是1912年，他更親自到歐洲調查敦煌文書。再過一年（1913），他在支那學會上做了《敦煌發掘物視察談》的報告。到了1917年，他又在支那學會上做了《關於敦煌遺書》的報告，促進了日本學界對敦煌的關注。他自己則對敦煌文書裡面的俗文學資料（比如變文），進行了深入的研究，1916年就發表過《支那俗文學史研究的資料》。大家可以聯想到，當時在京都的羅振玉、王國維等，也都受了他的啟發。狩野直喜等日本學者後來居上，在敦煌研究方面，反過來對中國學界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其實，明治、大正年間東京與京都的學風，未必那麼截然兩分，而是彼此交錯，互相影響。像在京都任教的藤田豐八、桑原騭藏以及後來的羽田亨、矢野仁一、宮崎市定等，與東京究竟有多大區別？恐怕很難說。更何況他們都在明治、大正日本學術整體轉型的大背景和大趨勢裡。當然，如果從學術特色上說，和東京帝國大學為中心的那些東洋史學者比起來，也許京都帝國大學的一部分學者，他們的主要學術貢獻和研究特色不是滿蒙回藏的研究，而是在傳統中國的文獻中不斷發掘出有關中國的新資料。包括後來對中國影響很大的清代學術研究，例如對考據學者崔述的發掘和研究，對史學家章學誠的研究，以及當年胡適都曾經受到日本學者那珂通世和內藤湖南的啟發和影響；而魯迅撰寫《中國小說史略》，雖然不應當說是「抄襲」日本成果，但也應該承認，確實受到過日本人鹽谷溫《中國小說概論》的啟發。
以上，是日本東洋學轉型的一個方面，大家如果有興趣，我願意向大家推薦一本老書：王古魯《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這部書現在沒有重印是很奇怪的，在1936年它剛剛出版的時候，很多人都很重視，有過好些書評，雖然它主要是編譯，也就是編譯日本人自己的綜述，但是王古魯還 是做了一番整合和評論。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附錄」部分，題為 「明治維新以來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趨勢」，裡面有王古魯自己的分析，很值得一看。
總而言之，明治、大正時期，是日本東洋學追求現代性的時代。換句話說，就是明治、大正時代的日本中國學，有意識地把傳統中國影響下的學術 （漢學），轉化為具有現代科學特質的東洋學，把單純的漢族中國的文史研究，轉化為對中國及其周邊也就是「亞洲」的研究。這種轉換不僅對當時的日本學界，也曾經對近代中國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 「與歐人爭勝」：
歐洲東方學與日本東洋學的趨勢
更重要的是第二方面，也就是當時歐洲所謂「東方學」對日本學界產生的刺激。
事實上，歐洲人的東方學在源頭上，跟早期傳教士對中國和日本的考察，以及新興的人類學對亞洲的闡釋分不開。18—19世紀歐洲東方學和傳教士、人類學家、探險者都是彼此有關的。一方面，傳教士了解中國和日本，跟一般意義上的中國學家，尤其是日本熟讀中國經典的學者不一樣，他 們往往帶有傳教信念，所以會深入邊緣地方，下潛到基層社會，去了解跟經典中、文獻中的中國不太一樣的中國。另一方面，當時一些歐洲學者在亞洲探險，同時做人類學和文化學的比較，甚至進行地質、動植物、語言學的研究。當然有人說這是為殖民主義深入亞洲做準備，但在這個探險過程中，歐洲東方學者對中國及中國周邊，比如印度支那半島，以及蒙古、新疆、西 藏、雲南這些地方，乃至所謂「亞洲內陸」，都有很多了解。這些學者包括李希霍芬、斯文·赫定，還有斯坦因、伯希和，以及一些俄國學人。歐洲人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對亞洲的了解，促使歐洲學者形成後來人們所說的「西域南海之學」，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學界。
日本學界從一開始就有跟歐洲東方學爭勝的心理。我曾經在《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中寫道：「日本學者對於進入世界學術潮 流相當自信，他們甚至覺得，日本人比中國人更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於閱讀東洋文獻，所以，日本才應當是『東洋學』的前沿。」也就是說，在日本學界，有一個「究竟是誰更了解亞洲」的動力在裡面，當然也有誰是亞洲的主人這個意識在裡面。這很快就刺激出來一種學術傾向，日本也不再把漢族中國當作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對象，而是把中國及其周邊國家乃至整個亞洲，都放置在日本的所謂「東洋學」的研究範圍內。
這裡，我們不妨粗線條地回顧一下18世紀歐洲人對東亞史的認識。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最早研究和撰寫中國或者亞洲歷史的，是來中國的傳教士。在書寫東方歷史的歐洲來華傳教士裡面，有幾個人很值得注意。首先，是法國傳教士馮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他編寫有《中國通史》12卷，唐代以前的部分，本來是對朱熹《通鑑綱目》的編譯，唐代以後宋元的部分，則加上明代商輅《續通鑑綱目》，而明代以及明清之際的歷史，主要是收集了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加上傳教士們自己的見聞。這部書編纂完成以後，在1737年，也就是乾隆二年送回法國。當時，法蘭西金石考古文藝院秘書長準備出版這部大書，但是很不幸，這個秘書長很快去世了，而馮秉正也在十年以後去世，這部書的出版就擱置下來。一直到 1773年耶穌會解散後，人們於1775年在裡昂的大學院（Grand College）圖書館發現了書稿，這才讓它得以陸續出版（1777—1783）。後來，到了1785年， 又出版了第13卷，這不是馮秉正的著作，而是古羅歇神父的《中國志》（巴黎，1785年）。根據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1891—1974）的說法，這部書一 出版，「不知為歐洲之中國史，尤其是不懂中文者的中國歷史增添了多少知識！極大地推動了歐洲中國學日新月異」。後來，法國學者考狄（一譯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的《中國通史》就受到他的很大影響。
但是如果注意看歐洲東方學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後來情況在逐漸變化。如果說這部《中國志》教給人們的還是傳統知識，仍然局限在「傳統的中央王朝」歷史裡面。那麼，這個時代其他的法國傳教士，則看到了漢族中國之外的情況有一些變化，明清易代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看劉應 （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他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到中國來的， 那個時候中國已經是大清帝國了。他很敏感地注意到，書寫東方歷史不能僅僅圍繞漢族中國和中央王朝，而要注意塞外和周邊其他民族的歷史。不過，由於流傳的文字史料不足，他也強調漢文史料的重要性，他覺得「東方文庫」裡面，沒有依靠中國的資料是一個遺憾，所以，他翻譯了中國各部正史裡面有關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的記載，又取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四裔 考》，編成《韃靼史》（Historie de la Tartarie）四卷稿本。這個取向在稍稍晚 一些的傳教士，比如宋君榮（Antoine Caubil，1689—1759）那裡看得更清楚。他到中國來之後，不僅學了漢語，而且學習了滿文。他在1739年出版了《蒙古史》（Histori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ynastie des Mongous, Paris: De l』imprimerie de Quillau，1739），雖然他還是主要利用清代學者邵遠平的《續弘簡錄》即《元史類編》等資料，但他的關注焦點，顯然並不是只有傳統中央王朝了，也許是因為那個時代，中國已經是一個包括滿蒙漢在內的龐大帝國，不能只關注漢族中國了。
有的學者把17世紀之後，歐洲傳教士逐漸關注漢族中國之外所謂「四裔」的趨勢，叫作「前民族志」（Proto-ethnography）觀察。比如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的《大中國志》有關中國北方「韃靼」 應分為東、北、西三部的說法，以及對滿洲人的一些記載；義大利人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韃靼戰紀》對所謂滿洲韃靼也就是女真後裔的記載，特別是對於明清易代，韃靼統治中國的記載，也已經使得「沒有歷史的人民」或者「不為西方所知」的中國四裔即非漢族群，進入了西方學者的視野。應當說，再往後一些，上面我們提及劉應和宋君榮的那種研究趨勢，或許在18世紀還未必開花，但是在19世紀則逐漸結果。可以說，歐洲東方學的巨大變化，出現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大家可以注意到，那個時 代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紛紛成立了東方學會或者亞洲學會，一大批很驚人的、有關亞洲史的學術成果產生出來了。
我們舉兩個19世紀上半葉歐洲東方學者的例子和一個文獻的例子：
1.法國人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據說他身體極 差，而且很早就一隻眼睛失明，但他是個神童，11歲的時候就自己編了一本 《神話小詞典》，14歲就編過《英國皇室系譜》。1815年也就是清朝嘉慶二十 年，他27歲，擔任法蘭西學院特地創設的「漢學講座」第一任教授，第二年就被選為法國著名的金石文學院的院士。
他 在1829年 出 版 了《 新 亞 細 亞 雜 纂 》 兩 卷 本（Nouveaux Melange asiatiques，2 tomes, Paris，1829）。大家注意，其中的第一卷，就包括對元代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的譯註，根據清代邵遠平《續弘簡錄》編譯的《旭烈兀西徵記》，根據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對西藏和中亞住民的研究，還有 對《馬可波羅遊記》的研究，關於日本的《小笠原島志》，以及《基於回教文獻之蒙古史》等；第二卷裡面又有《蒙古皇帝海山論》，有關成吉思汗以 及其後的各色人包括回鶻出身的宰相統阿、蒙古將軍速不歹等的人物論，佛圖澄的傳記，以及傳教士人物等，當然也包括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些人物。
2.德國人克拉普羅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1783—1835）。這是一個精通漢語、滿語、回鶻文等語言的學者，他和雷慕沙都是歐洲亞細亞學會的發起 人。他在20歲左右就寫了《中國佛教》《滿清中國徵服記》等論文。1806年他 23歲的時候到中國，開始收集漢、滿、蒙、藏文資料。他曾經編纂過第一本德國圖書館中文藏書目錄，出版過《亞細亞文學、歷史、語言雜稿》（1810），也出版過漢文、回鶻文雙語對照的《高昌譯語》（1820）。其中，斷定維吾爾人屬 於突厥種的著名論文《畏兀兒言語文字考》，就是在1812年發表的。
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亞細亞雜考》（Memoires ralatifs a I』Asie, contenant des recherc heshistoriques, geographiques et philosophiques sur les peuples de I』Orient, 3 tomes, Paris, 1826—1828）。其中，第一卷有《俄清國境考》《中國 紀錄中的俄國》《蒙古可汗史：蒙古源流的批評》《臺灣島志》《臺灣語彙》 《滿族起源考》《韃靼考》；第二卷有《蒙古所傳佛經》《琉球諸島志》《和闐 城的歷史》《中日所繪製的印度地圖》；第三卷有《中國的異名》《阿富汗族 的語言》《阿羅史密斯的亞洲地圖》《大英博物館藏日本所繪世界圖》，以及有關滿文的研究論文等。
3.以上是兩個歐洲東方學者，我們大概可以看出他們的研究取向。下面是一部書，我們再從這部文獻的研究中看看他們的興趣在那裡。這部書就是元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
《真臘風土記》是元代溫州人周達觀在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奉命隨團出使真臘之後，對真臘也就是今柬埔寨情況的記載，大約成書於14世紀初。因為周達觀在真臘住了差不多一年，對當地情況有深入了解，這一文獻是那個時代對柬埔寨唯一也是最可靠、最詳細的記載，因此非常珍貴。中國學者研究不多，但自19世紀起，由於法國進入東南亞，所以法國學者一直非常關注這部文獻。1819年，前面提到的雷慕沙根據《古今圖書集成》本，翻譯了這部文獻，大家知道，這種涉及古代異邦的文獻，有很多地名、人名、 風俗、事物，都是需要通過各種證據來考證的，所以這一翻譯就等於是一次歷史文獻的考證；接著在1902年，著名的伯希和又根據《古今說海》對這部書做了譯註，比雷慕沙的本子更為精審，這個譯註由馮承鈞翻譯成中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中。伯希和本來還想完成更加詳細和周密的新譯本，但是這個工作一直沒有完成，直到他去世後的1951年，才由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和戈岱司（George Coedes, 1886—1969）續補並整理出來。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於這些涉及中國四裔或者說亞洲的文獻 與史地研究，有多麼濃厚和持久的興趣。
從以上這三個例子我們就可以看出，歐洲東方學的視野是整個亞洲，他們不僅對中國有興趣，而且對整個亞洲都有興趣。從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 葉，歐洲出現了很多傑出的東方學者，他們的研究範圍都不局限在中國本部， 所以也不能說是漢學家，這裡僅列舉幾位，他們主要來自法國、英國以及荷蘭等國：
法國人儒蓮（Stanislas A. Julien，1797—1873）翻譯《大唐西域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法國人畢甌（Édouard Biot，1803—1850）翻譯《算法統宗》等。
英國人玉爾（Henry Yule，1820—1889）在1871年就譯註了《馬可波羅 行紀》，又著有《東域記程錄叢》，後由考狄修訂。法國人考狄著有《中國學書目》。
荷蘭人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著有《中國宗教系統》六卷本。
法國人烈維（Sylvain Lévi，1863—1935）研究梵文、佛教和中印交通史。
其中，特別值得介紹的，是法國學者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他除了做過《史記》的翻譯之外，還對漢族中國之外的中亞、印度、南海等區域的中西交通史，始終特別關注。他對《魏書·西戎傳》（1905）、《後漢書·西域傳》（1907）、《後漢書·班超班勇傳》 等有關中西交通的文獻，做過很深入的研究；在文獻翻譯上，除了他的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1894）法文譯本獲得「儒蓮獎」之外，還有與人合譯的《悟空行紀》（1895），北魏《宋雲行紀》（1903）、宋初《繼業行紀》 （1902、1904）以及宋代出使遼金的許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1897—1898）、南宋淳熙年間周輝《北轅錄》（1904）的譯本；同時，他也對景教碑 （1897）、突厥12支（1906）、印度來華僧人僧會（1909）、求那跋摩（1904）、 闍那崛多（1905）進行過研究或考證。此外，如果你要了解今天的雲南，也要看他當年對南詔德化碑等石刻資料（1900、1909）、麗江歷史（1912）等的研究論述。大家可以思考，他的關注點在哪裡？
法國學者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
他還有三個著名的學生，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伯希和、馬伯樂（Henri Masparo，1883—1944）、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他們大體上 都延續了這一路數。所以，歐洲19至20世紀的東方學有兩大特點：第一是視野放大到整個亞洲。雖然中國研究還是大宗，但他們的視野早就已經擴大到整個亞洲，難怪後來馮承鈞翻譯歐洲學者的東方學研究論著集成，名字就叫作「西域南海史地譯叢」。西域之學包括中亞、西亞、南亞，南海之學則涉及東亞和東南亞。第二是語言學的發達。無論在埃及、印度還是中國研究 上，歐洲學者的語言工具都格外出色，這是歐洲漢學和東方學的長處，他們不僅掌握漢語，而且掌握很多活的和死的亞洲語言，不僅有梵文、藏文、巴 利文、吐火羅文等，還包括東南亞的各種語文。
到了19世紀下半葉，俄國學者也投身亞洲研究的潮流。當時，俄羅斯逐漸併吞了中亞各國。1860年之後，它先後蠶食了現在的木鹿（Merv，又稱 「馬魯」，在今土庫曼斯坦）、布哈拉（Bukhara，在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Samarqand，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希瓦（Xiva，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即 古代之花剌子模）等，領土從裏海一直延伸到阿姆河，並且向南發展，尋求打通進入印度的通道。這種擴張趨勢和早就在印度擁有利益的英國發生了衝 突，比如在阿富汗等地。當時，英國採取「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控制了整個克什米爾。1880年，英國又把阿富汗納為保護國。在這種背景下， 英國人也好，俄國人也好，都對中亞、西藏、新疆、蒙古的民族、語言、歷史產生極大的興趣，很多探險者就出現在那個時代，好多旅行家就是探險家，旅行記就是考察報告，形成了一種對陌生、未知、荒蠻區域的探索風氣。俄國人中間最重要的，就是有名的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y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1839—1888）上校，他曾在騎兵護送下，從西伯利亞出發，經過 新疆的羅布泊，越過崑崙山，進入青海和西藏，以及中亞地區。
這些當然是政治意圖刺激下的探險活動。不過從學術史上看，在那個時代也就是19世紀，歐洲興起的「亞洲」熱，以及對陌生異邦的歷史和語言的重視，帶動了這一風氣向學術研究方向發展。當時原著的校訂、翻譯、注釋、 考證，成為東方學的「第一工作」，而阿拉伯文、突厥文、拉丁文、梵文、中 文、波斯文的文本被高度重視，也被大量翻譯，逐漸刺激和探明了亞洲內部、 歐亞之間，特別是中國和歐洲之間那麼廣大的區域的交往及其影響。
俄國人後來居上，也很快加入了「亞洲研究」或者東方學研究。我不懂俄語，但是通過翻譯的文獻知道，俄國東方學也很值得注意。舉一個例子，有一個學者中文名叫貝勒（Emil.V. Bretschneider, 1833—1901），就很值得我們加以關注。1866年，貝勒曾經作為醫生在俄國駐大清國使館工作，從 33歲一直到50歲，在中國住了17年。當時，他在北京東正教大主教的指導下，學習東方語言和知識，當時北京的東正教大主教帕拉迪烏斯（Paladius） 在中國生活30多年，很有學問。貝勒的一些論文刊在《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會刊》（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比如《中亞與西亞中古時代之史地考》（1875）、《先輩歐洲人對中國植物的研究》 （1879）、《中國植物志》三篇（1881、1890、1894）等。他在植物、地圖特 別是西域研究方面很有成就。此外，他對中西交通、中亞史地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在英文的《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上，他寫於1870年的《大 秦國》（「Ta-Ts』in Kuo」）一文率先指出中國古文獻中的「大秦國」就是羅馬， 這很正確；而他1870年寫的《扶桑國，或誰發現美洲？》（「Fu-Sang, or Who Discovered America?」），雖然不可靠，但也開啟了後來所謂「中國發現美洲」 的話題；特別是他編的《中古中國西域旅行者紀行》（1875），有點類似王國維的《蒙古史料校注》，匯集了耶律楚材《西遊錄》、烏古孫仲端《北使記》、 丘處機（也就是長春真人）《西遊記》、常德《西使記》、《元史·耶律希亮 傳》等進行校注，但比起王國維的類似工作，要早了差不多40年。
還有一件標誌性的大事值得注意，這就是1890年《通報》（T』oung Pao） 的創刊。
法國東方學家考狄（高第）和荷蘭學者施萊格爾（Gustav Schlegel， 1840—1903，曾任荷蘭自然博物館館長、萊頓大學教授，研究中國與日本， 曾經編有《荷［蘭］）漢詞典》四卷本，也有關於天地會的著作），在萊頓創 立了《通報》這份東方學的雜誌。在《通報》創刊的第1卷上，共發表了13 篇文章，其中12篇由考狄親自撰寫。這個雜誌在此後的100多年裡，一直到現在，始終是有關東亞或者亞洲研究的最重要刊物，而它最初的副標題，就是「東亞歷史、語言、地理、人種志研究的檔案」。
有關歐洲東方學這一方面，我想向大家鄭重推薦馮承鈞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關西學和中外交通部分的若干篇提要。這些提要現在收入 《馮承鈞學術著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下冊。這實際上 是一本很好的早期歐洲東方學的入門讀物。它的前半部分，一一介紹了伯希和、沙畹、多桑、希勒格、色伽蘭（謝閣蘭）、烈維、費瑯等歐洲大學者的東方學著作，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歐洲東方學在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的大體趨向；中間的部分，是關於明清以來傳教士著作的介紹，從裡面可以看到西學傳入中國的軌跡；再往後，則是中國學者對於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研究， 這也是這一領域很好的簡明學術史綱要。以前有成語叫作「按圖索驥」，還有一句叫「順藤摸瓜」，其實，馮承鈞的這些提要就是一個很好的入門和進階，如果你要粗粗了解，只需要看看提要；如果你想進一步深入研究，那你就按照提要，把原書找來仔細看看。
至此，在我這些粗略的介紹中，人們可以看到，19世紀蓬勃發展的歐洲東方學所發展出來的新領域和新興趣，和中國、日本、朝鮮、越南依據經典漢文文獻進行研究的傳統領域是相當不同的，前者關注以下幾方面：
1.西域與南海之學，地域範圍包括蒙古、中亞與新疆、西藏、滿 鮮、琉球與臺灣、東南亞；
2.走進宗教與社會—佛教與道教、民間宗教、社會生活禮俗（如高延和祿是遒對中國民間信仰的研究，沙畹對道教泰山投簡的研究等）；
3.歷史與語言的結合—中亞、蒙古、滿洲、西藏以及東南亞各種語言文字；
4.中國與周邊之交往—旅行記、出使行紀、諸蕃志、殊域志、航海記錄等；
5.邊緣資料的發現—西域（中亞）南海（東南亞）的資料、敦煌文書和民間文獻、異族語言的文獻（如蒙古史）。
我想，這就是那個時代所謂「預流」之學問，或者說是「國際」的學問。那麼，為什麼這一學術取向，會成為潮流？一方面，當然是「形勢比人強」，近代歐美列強的力量大，他們的學術取向也就成了潮流；另一方面， 這些又確實是東方人研究東方，所缺失的或落後的地方。正因如此，19世紀末，歐洲東方學給日本學者造成了巨大的刺激。原來，日本學界有一種固執觀念，認為日本比歐洲人更懂得東亞，更懂中國，可是這個時候他們卻發現，近代以來，特別是在西域、南海這些區域，由於工具、資料和方法上的差異，歐洲人比日本人早走了一步，這使得在理解「亞洲」和「中國」上，日本已經落後於歐洲。
歐洲東方學的刺激，應當是日本東洋史研究發生變化的一大背景。就這一點而言，如果看明治四十年（1907）白鳥庫吉撰寫的《亞洲研究為戰後一大事業》，就可以看到他感到焦慮的是，英國除了在倫敦設立皇家亞洲學會， 還在印度、中國和韓國設立支部，發行雜誌與調查報告；法國在巴黎建立了東方語言學校及亞洲學會，在越南的河內設立法國遠東學院，發行考察遠東與東南亞歷史與文物的雜誌；德國在柏林大學設立東方語言學校，發行了亞洲研究的刊物；俄國也因為領土大半在亞洲的緣故，亞洲研究更加興盛，甚至在海參崴設立東方學院專門從事遠東的研究調查。他在震驚之餘，很感慨歐洲諸國亞洲研究的著作之多，「遠在本國人夢想之外」。
據榎一雄（えのき かずお，1913—1989）回憶說，白鳥庫吉還在高中讀書的時候，就已經深受那珂通世的影響—那珂通世的意義，下文再仔細講—他已經明確地意識到，東洋史不只是中國史，而是東洋各國的歷史。那珂通世在明治二十七八年（1894、1895）也就是甲午戰爭前後，就意識到這一點。所以，白鳥庫吉就立志要超越歐洲人，使得日本在亞洲史領域的研究水準也高於歐洲。有一個故事很有象徵意義，據說桑原騭藏（くわば ら じつぞう，1871—1931）曾經從別人那裡聽說，法國學者沙畹不僅閱讀過 《悟空行記》，而且在1895年就對這個唐代就在西域天竺居留達數十年的佛教僧人旅行記做過很好的譯註和考證，而日本學者包括他本人，卻連「悟空」 這個名字都沒有聽說過，因此大受震驚和刺激，覺得必須迎頭趕上，和西人一較高下。因此，日本東洋學家們要努力通過和西方學術一致的工具、資料和方法，研究西方學界感興趣的領域、課題和問題，使用和西方科學相同或相似的、被標榜為「中立」的所謂客觀主義立場，來促進日本「東洋學」的形成。在這些方面，最重要的領域就是所謂「四裔之學」，而所謂「四裔之學」實際上就是亞洲區域的史地語文。
我們來看明治、大正年間這兩個日本頂級學者的夫子自道。白鳥庫吉《滿鮮史研究的三十年》中說：
為了不輸給歐美學者，我們建立了規模很大的東洋歷史學會，與實業家、政治家攜手，提倡根本的東洋研究的必要性。特別是，當時歐美人在東洋研究方面，多在中國、蒙古、中亞，確實其中有非常權威的成就，但是，在滿洲和朝鮮研究上，卻尚有未開拓處，因此，我們日本人必須要在歐洲人沒有進入的滿洲、朝鮮的歷史地理方面，有自己的成果。
桑原騭藏《支那學研究者的任務》曾列舉美國的柔克義（Rockhill，研究 西藏和蒙古佛教、文化、地理及《諸蕃志》《島夷志略》等有關南海交通的文獻）、英國的菲利普斯（Phillips，研究荷蘭佔領時期的臺灣史及明代中國與南洋交通）、衛禮（Wylie，精通蒙古文、梵文、滿文，研究傳教士對中國的影響）、理雅各（Legge，研究和翻譯中國經典）、俄國的貝勒（研究蒙古時 代）等人的成果，沉痛檢討「我國（日本）最大的失誤，在於我國的支那學研究，還沒有充分使用科學的方法」。
正是在這一學術史的大背景下，日本東洋學界，以東京帝國大學和白鳥庫吉為代表，開始了與歐洲東方學爭勝的努力。
一方面，東京帝國大學在哲學、和文學、漢文學之外，在1886年新設立 「博言學科」，也就是歐洲所謂Philology（1900年改為「言語學科」），在歐洲人巴茲爾·H.張伯倫（Basil H. Chamberlain）的推動下，發展文獻學和語言學結合的方向（高楠順次郎和上田萬年是最早的博言學科教授）。另一方面， 佛教界的南條文雄、笠原研壽也去歐洲留學，學習當時德國和英國的比較宗教與比較語言，主攻梵文、藏文和巴利文。配合這一趨勢，寺本雅婉等人也在政府支持下，到處收集滿文、蒙文、藏文的大藏經，推動了各種語言之學的興盛。而在考古方面，日本學者也開始把注意焦點，從中國擴大到整個東亞甚至亞洲，中村久四郎（なかやま きゅうしろう，1874—1961）曾經指出，明治四十年到大正初年，像關野貞、鳥居龍藏、濱田耕作等人，已經把考古的空間延伸到滿洲、朝鮮、蒙古。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東方對歐洲文明有一些疑問，因此更要從東方自身尋找文明源頭。為了回應和推翻瑞典學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的「文化西來說」，他們對東亞整體的考古就更有興趣，除了外蒙古、西伯利亞之外，他們對於古代朝鮮如漢代樂浪郡的考古、吉林集安的高句麗早期王陵的考古，都發展起來。
其中，明治、大正年間最值得注意的，當然是白鳥庫吉的研究成就。他最引人矚目的學術成就，基本都是圍繞著中國四裔展開的歷史與語言研究。例如他在赫爾辛基世界東方學會上引起轟動的報告《突厥闕特勤碑銘考》和 《匈奴及東胡諸族語言考》（發表於1900年聖彼得堡的《學士院雜誌》第13卷 第2期），1902年在德國漢堡世界東方學會上獲得好評的《關於烏孫的考察》 和《朝鮮古代王號考》，1922年在巴黎亞細亞學會百年紀念會上發表的《匈奴起源考》等，都屬於這一類論著。正如市村瓚次郎所說，白鳥庫吉的研究囊括「東南西北」，東是朝鮮、滿洲和日本，南是東南亞，西是中亞和西南亞的民族，北是蒙古。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看看他的論著。他的一些論著分別由王古魯和方壯猷翻譯，很早就在中國出版了。王古魯翻譯的《塞外史地論文譯叢》，收有白鳥庫吉著名的《條支國考》《大秦及拂冧國考》；方壯猷翻譯的《東胡民族考》，收有《東胡考》《烏桓鮮卑考》《羯胡考》等，都是有關中古中國影響甚大的北方非漢族有關族源與文化問題的考證。
讓我們具體看一個例子。你如果讀《東胡民族考》裡白鳥庫吉的各篇論文，就會發現他對「東胡」的研究相當深入。首先，他對歐洲東方學家們把「東胡」整個說成「通古斯」族，是相當不贊成的。比如雷慕沙、克拉普羅特等把東胡說成是蔓衍於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民族的總稱，但是，他引用《史記·匈奴列傳》和其他資料證明，早期的「東胡」只是中原漢人對北方匈奴以東部族的稱呼，大體上在宣化（今河北）以東、沈遼（今遼寧）以 北，他們和匈奴/蒙古人有關，因為在東方，所以叫作「東胡」，並不在西伯 利亞。他特別指出，古代族群的名稱，開始往往是「一地方之小名」，只是因為歷史變化或勢力擴張，「遂成一國一洲之總稱」，就像邪馬臺變成日本之名、韃靼變成蒙古之名，所以考察「東胡」也要注意歷史變化。其次，他非常仔細地考證了屬於東胡的烏丸（烏桓）、鮮卑、揭胡、蠕蠕、吐谷渾等族群的起源和位置，這一點雖然主要依賴中古中國的文獻，但也充分使用當時留下的各種語詞，進行對比和考證。再次，他充分運用突厥、蒙古、回鶻、契丹、西夏、女真等語文，特別是突厥各部的語言資料，對北方胡人各種姓氏進行考證，如慕容、拓跋、禿髪、宇文、乞伏、地豆於等。比如「慕容」這個姓氏，他破除了古代中國人望文生義，把慕容解釋為「步搖」或 「愛慕美顏」的說法，指出慕容氏出自「西喇木倫至義州」即右北平到上谷 一帶，發展到東北靠近朝鮮的區域，所以他們用「燕」這個名稱。慕容是胡語即古文獻中之「莫輿」，應當是Ba-yan的漢語寫法，在突厥、蒙古、通古斯語中，就是「富裕」的意思，它原來是一個部族酋長的美稱，後來成為一個族群的姓氏，這一說法很有意思。又比如說，羯胡的石勒，《魏書》卷九五說他小字「匍勒」，白鳥庫吉則注意到《北史》卷九八《高車傳》裡面記載大和年間（487）豆侖西遷，自立為王，記載中有一句，「國人號之曰侯婁匍勒，猶魏言大天子也」。他敏感地注意到這個詞，因為高車是突厥系的族群， 因此從突厥語來看，「大」就是ulu或者ulug，即「侯婁」，而君長或王，突厥 語是baj或beg或big，所以，他斷定「匍勒」或即高車語的bejlik或者beglik。石勒的小字，也是大王或者天子的意思。他進一步說明，匈奴、突厥、通古斯語是互通詞言，也就是有血緣關係的。這種充分運用歷史文獻和歷史語言知識的考證方法，正是研究中古民族史的不二法門，所以，他在當時東西學界的聲譽很高，成為中國周邊歷史、民族和地理研究的權威學者。
白鳥本人的學術研究成績當然很大，但是從學術史上看，他最重要的作用是作為日本東洋學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正如羽田亨（はねだ とおる， 1882—1955）回憶白鳥庫吉一生事跡時所說，「振興我國的東洋學，使之達到甚至超過世界學界之水準，乃是白鳥庫吉博士的夙願」。他列舉白鳥庫吉的功績，包括：（1）組織亞細亞學會，並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和東洋協會調查部合作，出版學術報告，後來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改為《東洋學報》；（2）明治四十一年推動滿鐵株式會社進行滿鮮歷史地理的調查，編輯了《白山黑水文庫》，出版《滿洲歷史地理》（包括德文版）、《朝鮮歷史地理》；（3）大 正十三年（1924），他推動巖崎家建立了「東洋文庫」並親自擔任理事和研究部長等。
在白鳥庫吉之後，當過京都大學校長的羽田亨成了這一趨勢的領袖人物。用石田幹之助的話說，羽田亨推動了日本學界「注意中亞探險隊的發現與成果，也注意到敦煌、高昌、龜茲、于闐遺址出土的如流沙墜簡、石室遺書，以及這些發現帶來的新方法，努力使用語言學知識，靈活地使用新出的殘簡逸籍，並介紹西方人的新材料和新研究，為我國學界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別是入主京都大學，為這個大學帶來新風氣，尤其是將敦煌學帶入了京都大學。這是20世紀初以來世界中國學的新潮流和新趨勢，也是任何中亞、遠東研究者不得不接觸的新學問，也就是陳寅恪教授所謂的『預流』，否則就 會『不入流』」。
當時日本東洋學界對亞洲或者東亞史的研究，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四裔之學」，成為一股很大的潮流。我們舉一些例子，比如前面提到過的，和羅振玉、王國維都是好友的藤田豐八，他在中國待過十幾年，漢語很好。他主要關注的就是西域和南海之學，尤其是東西交涉的歷史。他對在敦煌發現的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做過箋釋，對元代汪大淵記載海外各國情形的重要文獻《島夷志略》做過研究，就是因為這些文獻是有關中外之間交通，是涉及中國之外史地的。他最重要的著作，當然是兩卷本《東西交涉史研究》（1932— 1933），分為《南海篇》和《西域篇》，其中，尤其是1932年先行出版的《南海篇》，收錄了二十幾篇論文，更是這一領域必讀的著作。有一些內容非常精彩，比如，他比桑原騭藏更早指出蒲壽庚是大食（阿拉伯）人，並且說明因為他並沒有漢族中國人的認同感，做著宋朝的官兒，卻幫助了蒙元入主中國；又比如，他還考證了五代十國時期，南漢的先祖劉謙，也是大食人，這一點是他最先發現，當然後來陳寅恪等有一些修正和補充（可以看陳寅恪的《劉復愚遺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問題》）。不過也有人不同意，這可以另外討論。所以，江上波夫（えがみ なみお，1906—2002）介紹說，藤田特別關注的，首先就是東西之間的交通路線和要衝，如城鎮、港口，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歷史地理；其次是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殖民、物產、生活；再次是中亞和北亞遊牧民族的起源、移動、王號、軍隊等。此外，像稍稍晚一點的池內宏（いけうち ひろし，1878—1952），是研究東亞如朝鮮史、日本史的 大學者，前面提到的今西龍（いちにし りゅう，1875—1932）則是研究朝鮮史的大學者。而再晚一點的，像原田淑人（はらだ よしと，1885—1974）對明代蒙古的研究和對滿蒙的考古發掘；石浜純太郎（いしはま じゅんたろ う，1888—1968）精於西夏、藏和滿的歷史和語言之研究；和田清（わだ せ い，1890—1963）精於滿洲和蒙古的研究。這些學者的學術，都呈現了明治、 大正時代日本東洋學的取向。
羽田亨曾經總結說，這一時期日本東洋學的一些進步表現在：（1）東方 新的考古資料與諸文獻的研究（如闕特勤碑）；（2）古代語文的發現（如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3）西域各國的人種的研究；（4）各種非漢族宗教文 獻的新發現（如摩尼教經典）；（5）粟特文化對東方的影響；（6）回鶻文化的東漸。另外一個著名學者宮崎市定（みやざき いちさだ，1901—1995）也總結過明治大正時代東洋學的變化，從明治時代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桑原騭藏《中等東洋史》，到大正年間桑原騭藏《中等教育東洋史教科書》，當然也包括其他東洋史著作，這時日本逐漸明確了亞洲史就是東洋史的重要性， 也逐漸區分了單純的中國史和東洋史，「中國史以記述中國自身沿革為最終目標，東洋史要解明東洋所包含的所有民族的命運」。
這個逐漸發展的歷史學取向，就意味著要把研究視野從漢族中國拓展開，逐漸關注到整個東亞，甚至整個亞洲；把過去純粹依賴文獻進行的歷史研究，變成結合考古學和語言學的歷史研究。而現代形態的「東亞/亞洲史」 的研究，在日本就是這樣在明治、大正年間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的。
三、 「有如國土」：明治大正時代日本的侵略野心與學術取向之關係
我如此強調日本東洋史研究者在超越漢族中國的歷史研究方面的作用，並不是說同時代的中國學者，就不關注漢族中國之外的歷史、地理與文化。事實上，從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也有後來叫作「西北史地之學」和「補訂 重修元史」的學術潮流。正如王國維所說，「道鹹以降，塗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所以，王國維才說「道鹹以降之學新」。這個觀察，不是只有王國維一個人有，陳寅恪後來也說，晚清的學風「治經頗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並且指出，公羊學後來變成改制疑古，和浪漫的文學與變幻的政治連在一起，倒是西北史地之學比較接近樸學，將來可能「驚雷破柱，怒濤振海」。
為什麼那個時候西北史地之學也開始興盛呢？這大概和當時大清朝的周邊環境刺激有關。大家知道，從康熙到乾隆，清朝開疆拓土，最終把西域、 西藏併入大清，使異域變成了新疆。但是，乾隆盛世之後，國勢漸漸衰退， 俄國、英國等新帝國對中亞、新疆一帶虎視眈眈，而大清帝國的理藩院，經營這一片新的土地，卻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剛好，這時有一些知識人，由於各種機緣，到了新疆或者關注西北。於是，開始有一些西北史地著作出現，對原來屬於異族殊方的邊疆地區，進行了初具規模的研究，也撰寫了不 少著作。比如：
劉統勳（1698—1773）《欽定皇輿西域圖志》。
七十一（姓尼瑪查，字椿園，？—1785 ？）《西域聞見錄》（包括 《新疆紀略》《外藩紀略》《西陲紀事本末》《回疆風土記》《軍臺道理表》）
祁韻士（1751—1815）《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
祁韻士、祁雋藻（1793—1866）撰，張穆改訂《皇朝藩部要略》
松筠（1752—1835）《伊犁總統事略》
徐松（1781—1848）《西域水道記》
魏源（1794—1857）《聖武記》
張穆（1805—1849）《蒙古遊牧記》
何秋濤（1824—1862）《朔方備乘》
一直到光緒年間，還有韓善徽的《蒙古紀事本末》四卷出現。
至於重修元史的，除了眾所周知的學者錢大昕之外，另有邵遠平《續弘簡錄》即《元史類編》、汪輝祖《元史本證》、魏源《元史新編》。到了晚清民初，出現了域內域外的各種新史料，除了早先張穆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元朝秘史》、清初薩岡根據蒙文藏文資料撰寫的《蒙古源流》之外，人們又看到了海外文獻和論著（如波斯人拉施特哀丁的《史集》、蒙古人阿卜而嘎錫《突厥世系考》、法國人多桑《蒙古史》、西域人志費尼《世界徵服者史》等），於是又出現了不少有關蒙元歷史的新著。比如洪鈞（1839—1893） 在光緒三年（1877年）出使俄國，看到了很多新史料，於是撰寫了《元史譯文證補》30卷，他採用了國外的新資料，對蒙元帝國的初期歷史（主要是太祖、太宗、定宗、憲宗這四朝的歷史）做了補正。此後，屠寄（1856—1921） 撰《蒙兀兒史記》，用紀傳體對開國武功和西域汗國的歷史做了系統敘述；柯劭忞（1850—1933）撰《新元史》257卷，整個重寫重編了蒙元史（1922年 出版後，曾作為正史）；沈曾植（1850—1922）撰《蒙古源流箋證》，對原有文獻做了精細的考證。如果我們再加上姚瑩（1785—1853）《康輶紀行》15卷對西藏史地的記載，李文田（1834—1895）《元秘史注》15卷對蒙古早期歷史的疏證，就可以看到那個時代，也就是道光、鹹豐、同治以後，一直到民國初年，中國學界已經有了西北史地和異族歷史的研究風氣。
不過值得深思的是，晚清中國學術大勢，並沒有像陳寅恪所說的那樣， 能夠「驚雷破柱，怒濤振海」，這些超越中國本部的學術研究最終重返書齋， 成了「絕學」。前幾年有一個年輕學者研究清代西北史地之學的著作，書名就叫《絕域與絕學》，絕域是指遙遠的西域新疆，絕學就是西北史地之學。
這是為什麼呢？我嘗試做一個解釋。
一般來說，現代的學術和政治，確實應當有一些距離，否則學術被政治糾纏和幹擾，往往不能做到客觀、中立和科學。但從學術史上看，人文學術的盛衰成敗，又常常與政治分不開。什麼是知識分子？按照愛德華·W. 薩義德（Edward W. Said）《知識分子論》的說法，知識分子就應當是在體制之外不斷給他搗亂和批評的，換句話說，知識分子就是批評者。政治制度的實際變化，固然有執政的政治家的努力，學院的學者往往插不上手，不過如果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有問題，知識分子就要說話了，他的批評就像通常所說的啄木鳥，把有害的病蟲剔除，讓政治重返清明公正。歷史學也是這樣，歷史學家可以通過歷史知識，對現實政治表示支持、修正或反對，而現實政治有了歷史知識的支持，就擁有歷史合理性也就是權威性；如果現實政治沒有歷史知識的支持，那麼它就沒有合理性、權威性。由於政治影響每一個人，所以，政治在某種意義上，會對歷史研究產生影響，歷史研究也會對政治產生很大的作用，而在這種雙向作用的過程中，學者也會經由政治關懷和社會影響，對學術方向有所引領或限制。以前，傅斯年就說過，「學問不應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然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惡影響及於政治，自當在取締之例」。其實，學術與政治之間，從來就沒有絕對的界限，尤其是涉及國家、民族和認同的歷史學，這是沒有辦法的。
中國的西北史地之學、重建蒙元史之學，並沒有進入公眾關注的政治領域，也沒有和社會關懷掛上鉤，卻漸漸成為所謂「絕學」。什麼是「絕學」？意味著它很難，會的人很少，陽春白雪，只是書齋的學問，也就是所謂荒江野老的素心之學。可是，日本的東洋學之所以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卻是因為它和日本明治大正時代的政治有著緊密關聯，具體說來，就是明治維新成功以後，東洋學的趨勢，和日本試圖成為東亞盟主，因而產生的領土要求和侵略野心，兩者剛好合拍，政治和學術互相激蕩，使得東洋學成為「顯學」。大家知道，日本在1894年甲午戰爭打敗清朝之前，就已經對中國有很大的心理優勢，因為它覺得自己已經成為東方最先進的國家了，所以它從一開始就對中國帶有一種蔑視。日本當時的普遍心理，就是覺得歷史中國和文化中國是很不錯的，但現實中國是很差的。所以，它在通過明治維新成為現代化世界強國以後，就對中國產生了很強烈的傲慢意識，甚至認為，中國應該被瓜分，而日本一定要參與對中國的瓜分。日本近代思想的奠基者之一福澤諭吉 （ふくざわ ゆきち，1835—1901）—就是1萬日元鈔票上印了頭像的那一 位，在1898年發表《十四年前的支那分割論》時就說，他早在14年前的1884 年就預見中國會被瓜分，所以日本應該參與。中島端、有賀長雄、大隈重信等人，無論對中國的感情是好是壞，都持有這種看法。
大家都知道，日本很早就認為，17世紀中葉明清中國的變化，就是「華夷變態」，也就是中華變成了夷狄。所以在他們心目中，一直有一種想法， 就是長城以內18省的明代疆域是「中國」，而包攬滿蒙回藏鮮的清代疆域， 則未必是「中國」。這種日本傳統的中國觀念，在明治、大正時期，隨著日本國力增強，變成所謂「支那非（現代）國家論」或「中國唯本部論」。這種論調在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期的日本非常流行。因此，他們對「中國本部」之外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已被日本控制的朝鮮，毗鄰朝鮮的滿洲，與滿洲相連的蒙古，當然還有已經被割去的臺灣，都懷有極大興趣，甚至產生了 「如同國土」的感覺。這種國家政治意義上的興趣恰恰與學術上受到歐洲 東方學影響的「四裔之學」風氣互相結合，推動了明治大正年間對鮮、滿、 蒙，甚至回、藏的研究熱潮。
關於這一政治與學術潮流，我們不妨看幾則日本的史料：
中野正剛（耕堂）《大國、大國民、大人物—排除滿蒙放棄論》 （1895）
福澤諭吉《十四年前的支那分割論》（1898）
中島端《支那分割的命運》（1912）
浮田和民《支那的未來》（1913）
酒卷貞一郎《支那分割論》（1917）
特別可以代表日本東洋學這一政治趨向的，就是東京的白鳥庫吉和京都的內藤湖南兩位大人物。白鳥庫吉在明治、大正年間推動滿、鮮、蒙研究， 就和日本對朝鮮、滿洲、蒙古這一線區域對日本的安全與利益考慮相關，所以，他在1915年創刊的《滿蒙研究匯報》第1號（1915年11月1日）「發刊詞」中說，「滿蒙於我（日本），一為北門之鎖鑰，一為東洋和平之保障，今滿洲為歐亞聯絡最捷徑，在未來東亞文明接觸圈，況我於滿洲投入戰費二十億，人命犧牲五六萬以上，我國民豈可輕忽視之？」這個意思他在《滿洲歷 史地理》的序文中又一次說到，「（朝鮮）半島對於我國（日本）來說，有著密接之關係，古今無異，而半島上的風雲變幻，又往往來自滿洲的曠野，因此，滿洲也與我國國運消長息息相關，同樣古今如一，從這一點思考，查明這一區域的民族競爭之真相，就非常必要」。同樣，內藤湖南的《支那論》（1913）也與他對現實國家與區域的關懷相關。他的一個重要想法，就是斷定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負擔不了龐大帝國疆域的維持，所以中國的領土應該縮小，不能被「五族共和」這樣的空頭理論綁架，而要基於實力考量，寧願一時失去領土而求得內部統一。這裡隱含的，一方面當然就有把滿蒙回藏不當作「中國」的意思，而另一方面，則是暗示日本對這些區域和族群負有某種使命。內藤湖南是一個把政治和學術結合得很密切的學者，他的這些論著和思路，把日本東洋學裡有關中國四裔研究興趣的政治意圖，說得相當明白。
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日本明治、大正時代東洋學的興趣點為什麼從朝鮮、滿洲、蒙古這個路線過來？白鳥庫吉為代表的一批頂尖東洋學家，為什麼要與滿鐵株式會社合作，進行滿鮮歷史與地理的研究？為什麼到了二戰之中，東亞的歷史視野會擴大為「大東亞」？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很多，日本學者自己也有很多反思。我就不多講了。這種有關中國四裔研究的政 治意味，到了二戰前後，就促成了隱含侵略意味的「大東亞論」。
下面我們來看幾個典型的例子。
1.和田清（わだ せい，1890—1963）在《關於「支那」及「支那人」二 詞的本義》（1942年1月與2月）中就認為，「蒙古、滿洲、西藏在過去，與中國並非一國，人種不同，語言不同，文字和宗教也不同，風俗習慣也不同，歷史和傳統更是有差異。從滿洲興起的大清帝國統一，才歸到一起，沒有理由把這些一樣地說成是『支那』或『支那人』，這無需論證，不言自明」。
2.矢野仁一（やの じんいち，1872—1970）的《大東亞史的構想》。這 是二戰中東洋史學界最引人矚目的所謂「大東亞」理論。作為日本戰時文部省主辦的文化講座之記錄，矢野仁一在該書中提出了逐級放大的「大東亞史」。他說，「大東亞史的範圍即『大東亞共榮圈』之範圍，包括：（1）以日 本為主，包括朝鮮、臺灣、琉球的歷史；（2）至今作為東洋史對象之中國中心及周邊地區；（3）中國文化與政治範圍之外，受到印度、阿拉伯文化影響的區域；（4）中國影響範圍之外的，南方印度支那諸國」。
3.宮崎市定的《亞洲史概說》。據宮崎市定後來的自述，這個亞洲史研究著作形成的經過是和二戰分不開的。昭和十三年（1938），在內閣直屬的企畫院下設立東亞研究所，總裁為近衛文麿，第一部長是陸軍中將林桂，第二部長是海軍中將原敢二郎。其中，原敢二郎是京都大學東洋史權威原勝郎的弟弟，由於這一關係，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都接受了編寫新歷史書的任務。當時，宮崎市定和安部健夫都是年輕的助理教授，也都參加了這一計劃。最初進行的調查和編寫，包括「異民族的支那統治策」「中國的邊境統治策」「列強對中國勢力滲透的歷史」，後來，大家可能都看到過其中一部分成果，就是那部收錄了19篇論文的《異民族支那統治史》。這一著作很明顯是為日本統治中國服務的，它的《序》裡就很坦白地說，「回顧各個王朝統治中國的歷史痕跡，無論其巧拙得失、成敗利鈍，都不能一概而論。但對於承擔了大東亞建設任務、需要確立民族對策，而中國問題又是將來最大懸案的日本來說，毫無疑問有著重大啟示」。這部書後來有中文譯本，是由韓潤棠等翻譯，孫毓棠修訂的，1964年由商務印書館作為內部讀物出版。這之後，到了昭和十七年（1942），文部省又計劃編《國史概要》之姐妹篇《大東亞史》。先是任命東大出身的鈴木俊為委員，後又對山本達郎（京大）、安部健夫與宮崎市定有所任命，以東大池內宏與京大羽田亨為監修。
政界和學界畢竟還是不同的。當時，日本文部省最大的著眼點是「樹立新的皇國史觀為基礎的新史學，不只是讓日本國民，也讓大東亞共榮圈多民族閱讀，洗淨迄今為止在日本思想界流毒甚深甚廣以西洋諸國陰謀為基礎的史學思想之流弊」。並且要求，歷史年代指標依「皇紀」，要排斥作為西洋觀念尖兵的西曆，因為西曆是殺害全世界的元兇。可是，東京大學的池內宏和京都大學的羽田亨等人並不同意日本文部省之意見，爭論中最大的焦點是，文部省提出的「所謂大東亞史，作為緬甸以東的東亞範圍，這一歷史必須構想為是日本精神自東而起，逐次廣被」。學者們覺得，這種與歷史常識相悖的說法可能成為笑談。反覆爭議之後，他們提出不依文部省之說，而作為替代方案的，是「把東亞史範圍擴大到亞洲史，把亞洲文化認為是由西亞發生，由絲綢之路向東傳播，但每向東進，則被淨化成優質文化，最後，在日本形成冠絕世界之優秀文化，在如今則轉頭向西前進……」。這一方案得到池內、羽田支持，文部省則勉強被說服。宮崎市定的《亞洲史概說》的正編，其實，就是二戰時期計劃編寫的《大東亞史》之開端部分。在 宮崎看來，「亞洲史絕非東洋史的放大，日本史、中國史是一個民族史，但東洋史可以說是一個文明史。前者是起著自我之確定之作用，但亞洲史絕非自我確定。因為它是多民族之集合，從這一意義上說，亞洲史與世界史是同一性質」。
我們可以看到，由於懷有某種強烈的政治意圖，在大東亞主義的支持和刺激下，一方面日本有關東亞和亞洲的歷史研究蓬勃發展起來，它不再是書齋案頭的絕學，另一方面這些研究也摻入了很濃重的侵略性意味，這樣，就把學術研究和帝國政治的戰車綁在一起了。
這種歷史學取向，一直到二戰之後，才得到徹底改變。
|本文刊於《世界歷史評論》2021年夏季號，作者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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