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育活動家說，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CRT)已經滲透進基督教私立學校，家長們則因害怕而保持沉默。
埃拉娜·亞倫·費斯拜恩(Elana Yaron Fishbein)成立了名為No Left Turn in Education的組織（教育不能左傾），以幫助家長在教育孩子方面發揮主導作用，並與反對批判性種族理論的人站在一起。該組織的口號之一就是 「是教育，而不是灌輸」。自2020年8月建立以來，短短幾個月時間，她的臉書小組人數就急劇增長。如今，她的小組在18個州都有分組。
「很多家長說『你如何要反對它（CRT）呢？」直到你看到裡面的內容。它與[它所宣稱的]完全相反，」費斯拜恩告訴《基督郵報》。
費斯拜恩對抗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勇氣來自她的猶太信仰背景，她說。
出生在以色列的她指出，「比起歷史上的任何群體，猶太人更遭受了種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後果。我難道要坐視他們的所作所為，把這個國家變成一個種族主義國家嗎？把種族主義和特權歸咎於所有白人？作為一個以色列人，我知道如果我不站起來反抗，我們就完了。」
她敲響了警鐘，公立和私立學校都開始教授CRT以及全面的性教育，這種教育不是鼓勵自製，而是注重將婚外性行為正常化，鼓勵迷茫的孩子們質疑自己是男是女。
批判性種族理論有不同的定義。牛津參考文獻指出：「CRT認為由多數白人和中產階級學者佔據的特權地位是全面揭露種族主義的主要障礙，這種種族主義被認為已經滲透到法律、規則、概念和制度中。」
保守派網站Pulpit & Pen認為，CRT的危險之處在於，它 「從根本上反對美國民權運動」，因為它並不主張平等對待人，而是認為 「法律實際上可能需要[偏向]少數身份群體」來重新分配權力。Pulpit & Pen指出，CRT認為種族是人類身份的決定性特徵，每個人要麼屬於掌握權力的壓迫者，要麼屬於被壓迫者。
費斯拜恩認為：「他們給批判性種族理論附加了許多美麗的名字，但它們的含義卻恰恰相反。當然，我們是『反種族主義』。當然，我們是『支持多樣性』。但他們的意思恰恰相反。」
她說，教會和基督教學校正在教孩子們如何用種族來劃分彼此，看膚色而不是看品格。
這不僅是在公立學校教授，而且 「它廣泛存在於天主教學校，聖公會學校，特許公立學校，我們從大多數私立學校得到了證實，」她堅持認為。
「大多數的私立學校也都與這同流合汙。甚至在宗教學校和很多教堂裡也非常普遍。很多猶太會堂已經醒悟了。」
在密蘇裡州，一名學生提起訴訟，稱她的天主教學校試圖強迫她撒謊說自己是種族主義者。內華達州的一所特許學校強迫學生表明自己是某個種族的成員。加利福尼亞州的一所公立學校讓孩子們在課堂上按 「特權」給自己排名。其中一些定義特權的要素是某人是否是白人和基督徒。
這些事件並不孤立。根據傳統基金會教育政策中心(The Heritage Foundation)主任林賽·伯克(Lindsey Burke)的說法，美國14000個公立學校董事會中的許多人都在接受CRT。這種教育變革的一個關鍵驅動力是《紐約時報》提出的 「1619項目」，該計劃提倡這種思想。
她說：「全國有4500多間教室已經開始將1619項目的課程材料納入教學內容」。
伯克和她的同事專門向全國各地的學校董事會成員和家庭詢問了1619項目的情況，50%的家長和70%的學校董事會成員表示，他們不希望學校使用以奴隸制的影響為國家敘事中心的教學材料。同樣，70%的家長和74%的學校董事會成員認為，奴隸制是危害國家的悲劇，自由和繁榮才代表了美國人。
他們的數據顯示，只有25%的家長和17%的學校董事會成員認為，應教給學生們自由和平等的建國理想在寫作時是錯誤的，因此必須重新塑造美國歷史。
費斯拜恩認為，批判性種族理論經常不被反對，因為它的反對者感到太害怕與之對抗。她經常遇到一些人，他們甚至不告訴自己的親密朋友，他們反對這種意識形態。
她遇到的一位婦女有一位親密的朋友，她會接待她的孩子們過夜。多年來，她覺得不敢說出她反對她們孩子就讀的學校發展CRT。當她終於對朋友說出她的觀點時，她的朋友也認同她，並說她也感到害怕，不敢分享自己的真實信念。
當費斯拜恩第一次反對自己學校的CRT時，家長們並不願意和她站在一起。她說，幾個人大聲譴責她。
「私刑是公開的，但支持是私下的，」她說。「我真的很擔心人們不敢說話。人們說他們100%支持我，但他們不敢說話。這讓我大吃一驚。在這個擁有第一修正案權利的國家，人們怎麼會害怕說話？」
費斯拜恩鼓勵家長們競選校委會，組建網絡，利用No Left Turn in Education網站上的資源，反擊CRT教學。
「學校董事會決定了課程，」她說。「你關心你的孩子嗎，你關心你的家庭嗎，你關心你的國家嗎？你必須開始參與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