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學業是在大隊辦的初中完成的，大隊初中只有兩個年級，一個年級一個班，我們班27名學生，且都是男生，號稱和尚班。1971年底初中畢業時，公社分配9個高中名額，我有幸被推薦上了高中。
1972年元旦過後，走進了鄄城第八中學的校門，開始了高中階段的學習。學校設在董口公社駐地，距家有十二華裡左右，和到鄄城縣城一樣遠。
當時，全縣每個公社基本上都有了高中。鄄城城裡的是一中，箕山公社是二中，什集公社是三中，舊城公社是四中，林濮公社是五中，左營、鄭營、引馬、閆什口公社是幾中都記不清了，總之，全縣共有十個公社，也就有十處高中。
八中共設六個教學班，每個年級三個教學班，每班生源定額五十人。已招四個年級，一、二級已畢業。我二哥在三級三班，我是四級二班。
入學時，由於八中還在建設階段，宿舍還沒有全部建好，晚上只能暫時住在公社衛生院裡，條件較差，離學校也比較遠，下晚自習後去那裡，黑燈瞎火的很不適應。由於年齡小，沒有長期離家生活過，入校後特別想家，雖然我和二哥同在一個學校裡上學，並且能夠天天見面，但依然解決不了想家的問題。
1972年春節過後，宿舍建好了。三間平房，中間東西留一過道，北面是通到東西兩頭的大通鋪，南面也是大通鋪，只是在中間門口處被隔開。被褥是從家裡帶的，一人一床被子，一床褥子。面料有自織的，有買的印花棉布的，五顏六色。每人的活動空間不到80釐米，冬天雖然沒有暖氣，但大家擠在一起，也沒有覺得冷。搬回校區後，不用來回跑了，也不太想家了，感覺生活、學習都走上了正軌。
高中和初中一樣，上學繳費比較少，每學期繳學雜費兩元，每月繳夥食費兩元。學校食堂負責熱飯，提供早、晚稀飯，中午、晚上供應一種大鍋菜，如果晚上稀飯是鹹湯，就不再供菜了。主食是窩窩頭，或者從食堂購買，或者從家裡帶。星期天下午去上學時背上一包窩窩頭，能夠吃三天。吃的時候在學校的食堂裡熱一熱，吃完了到星期三下午課外活動時再回家去背。吃飯就在食堂前面的空地上，每個班劃定一片地方，每班分七個組，每組七個人，一個組一份菜，用搪瓷盆或者鋁盆盛著，大家圍在一起，蹲下吃完就走。回民學生單獨用餐，不和我們在一起，老師有教工食堂。
高中第一年，我和二哥同在一所學校學習，周三回去的時候有時我回去，有時二哥回去。母親特別的疼愛我們，那時候白面很少，一般是在春節時才吃點白面饅頭，平時父母他們也捨不得吃，但當我們背飯時，母親都加點白面、蔥花油鹽蒸成包皮子饃，吃起來相當好吃，甚至不吃菜也行。這年入冬，母親還操心，花了六十多元錢，為我們兄弟二人各作了一件新大衣，因為我不喜歡黑色，就做了件藍色的，二哥做了件黑色的。冬天白天上課穿著，晚上蓋在被子上面，光鮮不少，也暖和不少。
記得小時候我們家吃的窩窩頭都是地瓜面做的，包村幹部在家吃飯時，母親也做一些包皮子窩窩頭，但我們無福享用。上小學的時候，常常上午放學了，可家裡午飯還沒做好，飢腸轆轆的我只能從饃筐子裡拿個昨天剩下的窩窩頭，殼漏裡放上一小撮鹽粒，然後再放點油沾著吃，等到飯做好以後再一塊吃飯。其實，母親、姐姐做的窩窩頭都很好吃的，但是再好吃的東西，擱不住一天三頓地吃、常年累月地吃。那樣的話，你就會覺得再好吃的東西也不好吃了、吃傷了。
最難吃的窩窩頭是高中時學校裡做的雜交高粱面窩窩頭，剛做好的時候還好點，軟軟的，還能吃下去。只要一剩，再加熱的話，是外面黏、裡邊硬，要多難吃有多難吃，餵豬都不吃，更要命的是吃後還便秘。所以，只種了兩年的雜交高粱就被淘汰了。
最好吃的窩窩頭是母親餵小雞做的高粱豆子窩窩頭。每年的春天，母親買了小雞以後，頭幾天餵泡過的小米，然後就開始做高粱豆子窩窩頭，每次也不做多，只做兩個，嚼碎了再餵小雞。有時候饞得很了，我就偷偷地掰上一小塊嘗嘗，那個香啊，而且是越嚼越香，一輩子都忘不了。可惜，現在賣的都是加了白面的發麵窩窩頭，雖然柔軟，但不夠香，再也吃不上母親蒸的死面高粱豆子窩窩頭了，讓我終身遺憾。
剛開學時，學習不是太緊張，學校除了正常組織教學活動以外，還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求，經常組織我們參加一些學軍、學農活動。夏天到農村稻田裡插秧，冬天到軍屯參加軍訓半個月。
軍屯是個回民村，在學校北部，相距十多裡，集體經濟發展得比較好，有不少村辦企業，村民做生意的也不少，是公社乃至全縣的先進典型。
除此之外，學校還組織成立了一批學習小組，如物理小組、化學小組等。我喜歡物理，就參加了物理小組。物理小組共有四五個同學，下午課外活動時間開展活動，活動地點就在物理任課老師(張冠卿)的宿舍裡。剛開始活動時先學習了一些無線電常識，後又學習了幾種收音機電路。其中一種就是放大電路，其功能是將弱小電信號放大，基本元件就是一個三級管。當時家裡有一個小喇叭，即有線廣播，由於信號弱，聲音不大，經常聽不清楚，我就從老師那裡拿了一個三級管，裝到小喇叭上，一試果然效果不錯，聲音大了不少。
那時的高中學制也是兩年，在校學習時間比較短，轉眼高一就上完了。到高二時，年初，周恩來病倒，毛澤東作出了讓鄧小平復出的最後決定。二月初，鄧小平接到中央正式通知，奉調回京。二十日，鄧小平一家在江西鷹潭乘福州到北京的特快列車。
回到北京。鄧小平回北京後，周恩來於三月十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著重討論了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和毛澤東的重要批示。隨後，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
鄧小平二次復出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開始對各個行業進行整頓。教育戰線最大的變化就是招生政策調整：一是招生時間改為暑假；二是實行入學考試；三是將我們的畢業時間由1973年底，推遲到了1974年暑假。
政策調整後，學校開始抓學習，並且分了快慢班，把一些學習吃力的同學集中到了一班，一班一些學習好的同學，分別充實到了我們班和三班，我還在二班，老師也進行了重新配備調整。語文老師：董信芳老師，全縣最好的語文老師，後調到鄄城一中，第一批特級教師，此後又任鄄城縣政協副主席；數學老師：趙憲昌老師，後調入菏澤教師進修學院；物理老師：張冠卿老師，後調入菏澤教師進修學院；化學老師：劉心武老師，號稱兩不帶。劉老師任課多年，化學教得滾瓜爛熟，上課時從不帶課本和教案。還有其他一些老師也都不錯，過去多年都記不清了。由於學校對學習抓得越來越緊，全校的學習氣氛也逐漸濃烈，我的學習積極性也很高漲，在高二這段時間裡，還是學到了很多的知識，為以後考大學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考試是檢驗學習成效的一種方式，所以從小學到大學，每隔一段時間老師都要組織一次考試，來了解學生對所學知識的掌握程度，但對於學生來說卻都不願意考試，特別是不願意閉卷考試。高二上學期，一些同學向老師提出，是不是將閉卷考試改為開卷考試。老師採納了學生的意見，將物理考試由閉卷改為開卷，考試可以看書、看作業和筆記，只是要求不能相互交流、抄襲。試捲髮下來以後，大家將試卷看了一遍，瞎子吃芥末瞪眼了。原來是試卷比閉卷考試時難多了，每道題不下一番功夫都做不出來，就像我這樣學習比較好的答題都非常吃力，學習一般的和比較差的就更不用提了，只能看不能做，對閉卷改開卷考試很後悔。最後一道大題，我利用物理知識怎麼也做不出來，最後不得不用數學的方法解答。成績下發後，大部分同學集中在四十至六十分之間，唯有張進忠和我得了九十八分，特別是我用數學方法解答物理試題,獲得了物理老師高度讚賞，學習信心更加增強，學習也更加刻苦努力。總之，我在高中階段，學習一直在進步，名次逐漸靠前，進入了級部前五名。
1973年暑期招生，高中新生入學實行考試入學；大學新生入學，也實行了推薦加考試，這在文革十年中屬唯一的一次。可是時間不長，政策很快被改變。起因是：遼寧考生張鐵生，1968年從興城縣初中畢業以後，來到本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插隊。憑藉一向突出的表現，張鐵生當上了生產隊隊長，也贏得了1973年參加大學招生文化考試的機會。然而，在最後一場理化考試中，整張試卷題他只會做三道小題，其餘一片空白。成績一公布：語文三十八分，數學六十一分，理化六分。雖然成績比較差，但足以說明他當時並未交白卷。因為他自知理化成績不好，就在考卷背面給領導寫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尊敬的領導：
書面考試就這麼過去了，對此，我有點感受，願意向領導上談一談。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鄉以來，始終熱衷於農業生產，全力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每天近十八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我的時間只在二十七號接到通知後，在考試期間忙碌地翻讀了一遍數學教材，對於幾何題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題眼瞪著，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我不願沒有書本根據的胡答一氣，免得領導判卷費時間。所以自己願意遵守紀律，堅持始終，老老實實地退場。說實話，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著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
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著自己鑽到小屋子裡面去，那是過於利己了吧。如果那樣，將受到自己與貧下中農的革命事業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譴責。有一點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沒有為此而耽誤集體的工作，我在隊裡是負全面、完全責任的。喜降春雨，人們實在忙，在這個人與集體利益直接矛盾的情況下，這是一場鬥爭（可以說）。我所苦悶的是，幾小時的書面考試，可能將把我的入學資格取消。我也不再談些什麼，總覺得實在有說不出的感覺，我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這是我唯一強調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條件來參加學習班的。至於我的基礎知識，考場就是我的母校，這裡的老師們會知道的，記得還總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學考題，雖然很淺，但我印象也很淺，有兩天的複習時間，我是能有保證把它答滿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會關係等都清白。對於我這個城市長大的孩子幾年來真是鍛鍊極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觀的改造方面，可以說是一個飛躍。
在這裡，我沒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麼基礎知識和能力），我感覺並非可恥，可以勉強地應付一下嘛，翻書也能得它幾十分嘛！（沒有意思）但那樣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榮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貧下中農和領導幹部們的滿意地推薦之下，參加了這次學習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張鐵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在信中，張鐵生訴說了自己在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的心理衝突，發洩了他因不忍心放棄集體生產而躲到小屋裡去複習功課，而導致文化考試成績不理想的不滿情緒。
但實事求是地說，從張鐵生的信來看，一個1968年的初中畢業生，時隔五年以後還能寫出這樣高水平的信來，足以證明他的文化程度確實不錯，一般的考生寫不出來，他絕對不是「白卷」英雄。
七月十九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張鐵生的信。編者按說：「張鐵生的理化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
八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又轉載了張鐵生的信，並加了編者按：七月十九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一位下鄉知識青年的信，並為此加了編者按。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
毛主席關於「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的指示，發表已經五年了。教育戰線的鬥、批、改，正在繼續深入。我們要認真學習和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指示，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搞好無產階級教育革命。
隨後，全國各地報刊紛紛轉載，張鐵生一夜之間成了名噪全國的勇於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從此以後，各項整頓陸續停止，各項政策又恢復到了原點。然而，儘管政治形勢，輿論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我們的教學工作沒有受到多大影響，學習依然抓得很緊。
1974年1月，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批林批孔運動。批林批孔運動是1974年1月18日經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批准，在文化大革命中發起的一次以批判林彪和孔子兩個人為主題的政治運動。「批林批孔」的「林」是指林彪，「孔」是指孔子。毛澤東把批林和批孔聯繫起來，目的是為防止「復闢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3年7月，毛澤東在對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中指出，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認為，法家在歷史上是向前進的，儒家是開倒車的。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黨中央轉發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這個運動從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歷時半年左右。批林批孔運動開展以後，學校基本上處於半停課狀態，學生大部分時間是寫批判文章，或者到公社駐地大街上刷寫大標語。
1974年春節過後，學習已不是第一位，學校在組織學生開展好批林批孔運動的同時，又組建了幾個學習小組，我被安排在照相組。學校購買了相機，建設了暗房，並安排數學老師趙憲昌進行指導。其實，照相是一項相對比較簡單的技能，主要程序是：對焦、調光圈、看表情、曝光、勾兌顯影液、定影液、衝洗膠片；膠片做好後，再衝洗照片，程序是：將相紙附在膠片的後面進行曝光，相紙曝光後，放在顯影液裡進行顯影，顯影后再放到定影液裡定影，晾乾後就可以了。關鍵之處是要掌握好曝光時間，時間長了太黑，時間短了不清晰。學習了大約兩個星期，我們就基本上掌握了這門技術，但不夠嫻熟，有些關鍵環節掌握不好，特別是曝光時間，顯影液、定影液配製比例。遺憾的是，當時沒有多照幾張照片，給自己留個紀念。
到了四月份，整個大的形勢短期內不會有新的變化，學生正常學習已不太可能，在學校裡越來越不好組織管理，學校覺得一直這樣下去，也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就決定不再等到暑假畢業了，而是提前兩個多月畢業了。高中畢業以後，同學們各奔東西，掀開了人生新的一頁。
事物總有兩面性，有弊就有利。雖然從小學三年級到高中畢業都在「文革」中度過，耽誤了一點學業，虛度一點了青春，但寬鬆的學習環境，充裕的課外時間，使我們身心得到很好發育，從而提高了動手能力，培養了自學習慣，密切了與勞動人民的關係，增強了社會認知能力，這些都是當今應試教育所難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