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離開我們已經十年了，我時常想念他。
作家史鐵生（1951-2010）攝影 曾璜
2010年2月，史鐵生夫婦與劉慶邦夫婦合影
1993年5月，史鐵生與劉慶邦合影
在史鐵生辭世兩周年之際，中國作家協會曾組織召開了一場對史鐵生作品的討論會，鐵凝、張海迪、周國平等眾多作家、評論家和學者與會，達成了一個令人難忘的共識：在這個不應輕言「偉大」的時代，史鐵生無愧於一個偉大的生命，偉大的作家。
在那次討論會上，我簡短地發了言，談到史鐵生堅強的生命力量，超凡的務虛能力，還談到做夢夢見史鐵生的具體場景和生動細節。隨後我把發言整理成一篇千把字的文章，發在北京的一家報紙上，文章的題目叫「夢見了史鐵生」。我一直覺得文章過於短了，不能表達我對史鐵生的理解、敬意和思念之情，甚至對不起與史鐵生生前的諸多交往。在紀念史鐵生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請允許我用稍長一點的篇幅，回顧一下結識史鐵生的過程，再認識史鐵生作品獨特的思想內涵，以表達我對史鐵生的深切懷念。
王安憶為我們「牽線搭橋」
讀好作品如同交心，讀了《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我的心仿佛一下子與史鐵生的心貼得很近，幾乎萌生了同氣相求般的念頭。我知道，當年我所供職的煤炭工業部離史鐵生的家很近，一個在地壇公園的北門外，一個在地壇公園的南門外，我只需從北向南穿過地壇公園，步行十幾分鐘就可以到達史鐵生的家，見到我渴望拜訪的史鐵生。可是，我不會輕易貿然登門去打擾他。他身體不好，精力有限，需要保持相對自主和寧靜的生活。地轉天也轉，我堅信總有一天我會遇見史鐵生。
事情的經過，說來好像是一個故事，為我和史鐵生牽線搭橋的竟然是遠在上海的王安憶。1986年秋後，我應上海文藝出版社之約寫完了一部長篇小說。因小說是一遍完成，沒有謄抄，沒留底稿，我擔心通過郵局郵寄把書稿弄丟就不好了，就把一大摞稿子裝進一隻帆布提包裡，讓我妻子提著提包，坐火車把稿子送到上海去了。此前，王安憶在《北京文學》上看到了我的短篇小說《走窯漢》，知道了我的名字。她聽《上海文學》的編輯姚育明說我妻子到了上海，就讓我妻子到她家去住。我妻子以前沒見過王安憶，不好意思到王安憶家去住，打算住旅館。王安憶說：大家都不富裕，能省一分就省一分。王安憶又說她丈夫出差去了，只有她一個人在家，我妻子住在她家裡是可以的，不必有什麼不好意思。就這樣，和王安憶一樣當過下鄉知青的我妻子姚衛平就住進了王安憶的家。晚上，我妻子和王安憶一塊兒看電視，見王安憶一邊看電視，手上還在一邊織著毛衣。整件毛衣快織好了，已到了收袖階段。我妻子也很愛織毛衣，織毛衣的水平也很高。說起織毛衣的事，王安憶告訴我妻子，這件毛衣是為史鐵生織的，天氣一天比一天冷，毛衣一織好，她馬上給史鐵生寄去。我妻子一聽對王安憶說，毛衣織好後不要寄了，她回北京時捎給史鐵生不就得了。王安憶說那也好。
我妻子在一天上午從上海回到北京，當天下午，我和妻子就各騎一輛自行車，從我家住的靜安裡，到雍和宮旁邊的一個平房小院，給史鐵生送毛衣去了。我記得很清楚，那天的北風颳得很大，滿城似乎都在揚沙。我們得頂著寒風，眯著眼睛，才能往前騎。我還記得很清楚，王安憶為史鐵生織的毛衣是墨綠色，純羊毛線的質地，織毛衣的針型不是「平針」，是「元寶針」，看去有些厚重，僅用手一撫，就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
收到毛衣的史鐵生顯得有些激動，他激動的表現是舉重若輕，以說笑話的口氣，在幽默中流露出真誠感激的心意。他說，王安憶那麼大的作家，她給我織毛衣，這怎麼得了，我怎麼當得起！我看這毛衣我不能穿，應該在毛衣上再繡上王安憶織幾個字，然後送到博物館裡去。
我注意看了一下，史鐵生身上所穿的一件駝色平針毛衣已經很舊，顯得又小又薄又瘦，緊緊箍在他身上，他坐在輪椅上稍一彎腰，後背就露了出來。王安憶此時為史鐵生織了一件新的毛衣，可以說是必要的，也是及時的，跟雪中送炭差不多吧。
通過交談得知，史鐵生生於1951年的年頭，我和妻子生於1951年的年尾，我們雖然同歲，從生月上算，他比我們大了11個多月。從那以後，我們就叫他鐵生兄。
聽王安憶與史鐵生「抬槓」
我和鐵生兄交往頻繁的一段時間，是在1993年春天的四五月間。那段時間，王安憶讓我幫她在北京借了一小套單元房，一個人在單元房裡寫東西。在開始階段，王安憶的寫作幾乎是封閉性的，她不想讓別人知道她在北京寫作，也不和別的文友聯繫。她主動看望的作家只有一位，那就是史鐵生。此時，史鐵生的家已從雍和宮那裡搬到了城東的水碓子。王安憶寫作的地方離史鐵生的家比較遠，王安憶對北京的道路又不熟悉，她每次去史鐵生家，都是讓我陪她一塊兒去。每次見到史鐵生，王安憶都是求知慾很強的樣子，都是「終於又見到了鐵生」的樣子，總是有許多問題要向史鐵生發問，總是有許多話要與史鐵生交談。常常是，我們進屋後還未及寒暄，他們之間的交談就進入了正題。在我的印象裡，王安憶在別人面前話是很少的，有那麼一點兒冷，還有那麼一點兒傲。只有在史鐵生面前，她才顯得那麼謙虛，熱情，話多，簡直就是拜賢若渴。他們的交談，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有中國的，世界的；歷史的，現實的；哲學的，藝術的；抽象的，具體的等等，可謂思緒飛揚，海闊天空。比如王安憶剛出版了新的長篇小說《紀實與虛構》，史鐵生看過了，她要聽聽史鐵生的批評意見。比如他們談到對同性戀的看法，對同性戀者應持什麼樣的態度。再比如他們探討藝術的起源，是貴族創造了藝術，還是民間創造了藝術？富人和窮人誰更需要欣賞藝術？由於王安憶的問題太多，有時會把史鐵生問得卡了殼。史鐵生以手扶額，說這個這個，您讓我想想。仍想不起該怎麼回答，他會點一顆煙，藉助煙的刺激性力量調動他的思維。由於身體的限制，史鐵生不能把一顆煙抽完，只能把一顆煙抽到三分之一，或頂多抽到一半，就把煙掐滅了。抽了幾口煙之後他才說：我想起來了，應該這麼說。
王安憶如此熱衷於和史鐵生交談，可她對史鐵生的看法並不是一味認同，而是有的認同，有的不認同。對於不認同的看法，她會嚴肅認真地搖頭，說她覺得不是，遂說出自己不認同的理由。王安憶這樣做，像是準備好了要去找史鐵生「抬槓」似的，並在棋逢對手的「抬槓」中激發思想的火光，享受在心靈深處遊走的樂趣。
由於思想水平不在一個層面上，對於他們兩個的爭論，我只能當一個旁聽者，一點兒都插不上嘴，跟一個傻瓜差不多。不過，聽兩個智者的爭論，對我也有啟迪，至少讓我懂得，世界上存在著很多問題，需要人類用心發現，加以思索。人類的大腦就是用來思索的，如果不思索，身體上方頂著一個腦袋恐怕跟頂著一個葫蘆差不多。
史鐵生的難處在於，他有一個超強智慧的大腦，靠這樣的大腦思考和寫作，供給大腦的能源卻常常不給力。我們都知道，讓大腦開動和運轉的能源，是源源不斷的供血和供氧，而鐵生後來由於又得了尿毒症，恰恰是血液出了問題。為了清除血液中的毒素，保住生命和腦力勞動的能力，他不得不每星期到醫院透析三次，每次都要在病床上躺兩三個小時。鐵生曾對我講過，有一次在透析過程中，他親眼看見他的被抽出的血流，在透明的塑料管子裡被一朵血栓堵住了，以至於血流停止了流動，滯留的血液很快變了顏色。他趕快喊來護士，護士除掉了血栓，透析才得以繼續進行。鐵生還曾對我講過，在病床上透析期間，他的腦子仍然在思索，血液循環到了體外，思索卻一刻都沒離開過他的大腦。但由於大腦的供血和供氧不足，他的思索十分艱難，常常是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個新的理念，因沒有及時抓住，理念像倏忽閃過的火花一樣，很快就消散了。鐵生後來想了一個辦法，透析時手裡抓著一部手機，有了新的念頭時，他趕緊在手機上記下一些記號，等回家後再在電腦上整理出來。
王安憶在北京寫作的消息，還是被有的作家朋友知道了，他們打電話找到我，紛紛要求請王安憶吃飯，和王安憶聚一聚。參加聚會的主要作家有莫言、劉恆、劉震雲、王朔等。當然了，每次聚會都少不了鐵生。就史鐵生的身體狀況而言，其實他不適合外出參加那樣的聚會，看著滿桌子山珍海味，看到朋友們大吃大喝，他一點兒都不敢多吃。比如說他很喜歡吃花生米，可他每次只能吃六粒，多吃一粒，鉀就會超標。可為了朋友們之間的情誼，他還是堅持坐著輪椅去參加聚會。每次把鐵生從家裡接到飯店，差不多都是我爭著為他推輪椅。我個子較低，輪椅也低，我推比較合適。還有，我視鐵生為兄長，我在他身後為他推輪椅，感覺有一種親近感。
王安憶回上海後，我和妻子還是經常去看史鐵生。有兩三年的春節前，我和妻子每次去看史鐵生，都會給鐵生提去一桶十斤裝的花生油。鐵生和他的妻子陳希米，都不願意讓我們給他們送東西。有一次，鐵生笑著說了一個詞，讓我覺得也很好笑。他說出來的詞叫揩油，說我們給他送油，他就成了一個揩油者。我解釋說：快過年了，我們單位給每人發了一桶油，我妻子的單位給每個職工發的也是油，這麼多油吃不完，你們就算幫我們吃點兒吧。
務虛的故事 形而上的抒情
在春節前去看望鐵生，鐵生會送給我們他親手製作的賀年卡。要是趕上鐵生出的有新書，他就會籤名送我們一本。有一回，鐵生一下子送給我們三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厚重的《史鐵生作品集》，在每本集子的扉頁上都寫上了我和妻子的名字。
對於史鐵生的每一部作品，我都是抱著十分虔誠的態度，就近放在手邊，一點一點慢慢看，細細讀。拿史鐵生的《病隙碎筆》來說，我讀了將近半年才讀完。如果說史鐵生的書裡也有故事，那不是現實的故事，是務虛的故事；如果說他的作品裡也有抒情，那不是形而下的抒情，而是形而上的抒情；如果說他作品中的人物也有表情，那不僅是感性的表情，更是思想的表情；如果說他的書寫也離不開文字，他的文字不再是具象的，而是抽象的。史鐵生的創作之所以為一般人所不能想像，之所以達到了別的創作者不能企及的高度和深度，是被逼出來的，命運把他逼到牆角，將他置於死地而後生。輪椅上的生活，限制了他的外部活動，他只能轉向內部，轉向內心深處，並拿起思考的武器，進入一種苦思冥想的生活。像我們這些身體健全的人，整天耽於物質生活的豐富和外部生活的活躍，沒時間也沒能力思考那些玄妙而高深的問題，對世界的認識只能停留在人所共知的水平。史鐵生以巨大的心智能量，以穿越般的思想力度，還有對生命責任的擔當，從層層灰暗的概念中索取理性之光，照亮人們的前行之路。周國平先生稱史鐵生是「輪椅上的哲人」。鐵凝評價史鐵生說：鐵生是一個真正有信仰的人，一個真正堅持精神高度的寫作者，淳厚，坦然，誠樸，有尊嚴。他那麼多年坐在輪椅上，卻比很多能夠站立的人看得更高，他那麼多年不能走太遠的路，卻比遊走四方的人擁有更遼闊的心。
尋求靈魂拯救的生命哲學
我們都知道，作家的寫作，背後離不開哲學的支持，特別是離不開務虛哲學的支持。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國的務虛哲學是薄弱的、匱乏的，以致我們的寫作得不到提升，不能乘風飛翔，只能在現實的泥淖裡掙扎。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不能說我們沒有哲學，但我們的哲學多是社會哲學、道德哲學、人生哲學、處世哲學，還有治國哲學、集體哲學、權力哲學、鬥爭哲學等，多是實用性的功利主義哲學。我們說史鐵生的寫作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在於他貢獻的是生命哲學，是超越了功利的哲學。我們長期缺乏的就是生命哲學，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是史鐵生先生填補了這項空白。
史鐵生緊緊扣住生命本身這個哲學命題，深入探討的是肉身與精神、精神與靈魂、生與死、神與夢，還有善與惡、愛與性、遮蔽與敞開、幸福與痛苦等等。史鐵生認為，不能把人的精神和靈魂混為一談，這兩者是有區別的，靈魂在精神之上。他談到：「人死後靈魂依然存在，是人類高貴的猜想。」「靈魂的問題從來就在信仰的領域。」「並非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才存在。」「作惡者更傾向於靈魂的無。死即是一切的結束，惡行便告輕鬆。」史鐵生的論述，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關於生命與生俱來的三個困境，那就是孤獨、痛苦和恐懼。孤獨，是因為人生來只能是自己，無法與他人徹底溝通。痛苦來自無窮的欲望，實現欲望的能力永遠趕不上欲望的能力。恐懼是害怕死亡，又不可避免走向死亡。史鐵生指出生命的困境不是悲觀的目的，還要賦予生命以理想的、積極的意義。他接著指出：正是因為有了孤獨，愛就顯得彌足珍貴；如果沒有欲望的痛苦，就得不到實現欲望的快樂；生命的短暫，人生的虛無，反而為人類戰勝自己、超越困境和證明存在的意義敞開了可能性空間。
西方哲學家關於生命的哲學，一般來說是從虛到虛。史鐵生不是，他的生命哲學是從自己出發，從自己飽經苦難的生命出發，以自己深切的生命體驗作為堅實可靠的依據。他的哲學先是完成了一種靈魂的自我拯救，再是指向對所有靈魂的拯救。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陳福民所言：史鐵生以自己的苦難，為我們這些健全人背負了生與死的沉重答案，他用自己的苦難提升了大家對生命的認識，而我們沒有任何成本地享受了他所達到的精神高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史鐵生堪稱當代文化英雄。
很多人對死有所避諱，甚至有些自欺，不願談死。史鐵生直面死亡，是作家中談死最多的一位。他說：「人什麼都可能躲過，唯死不可逃脫。」他把人之死說成是節日，「死是一個必將到來的節日。」接著他竭力試圖證明，人的死是不可能的。生命是一種欲望，人是熱情的載體，是人世間轟轟烈烈的消息生生不息的傳達者，圓滿不可抵達的困惑和與之同來的思與悟，使欲望永無終途。所以一切塵世之名都可以磨滅，而「我」不死。「死，不過是一個輝煌的結束，同時是一個燦爛的開始。」在《我與地壇》結尾處，史鐵生把生命比喻成太陽，「但是太陽，他每時每刻都是夕陽也都是旭日。當他熄滅著走下山去收盡蒼涼或殘照之際，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燒著爬上山巔布散烈烈朝暉之時。」
史鐵生的作品讀得多了，我從中讀出了一種濃厚的宗教般的情懷，並讀出了默默的超度人靈魂的力量。史鐵生的文章不是宗教的信條，他也沒承認過自己信什麼教派，但他的一系列關於生命哲學的文章，的確與宗教信仰有相通之處。反正我讀了他的文章之後，至少能夠比較達觀地看待死亡，對死亡不那麼恐懼了。
死而不亡者壽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鐵生兄能夠活著，活得時間越長越好。由於鐵生的身體是那樣在風雨中飄搖的狀況，我們時常為他擔著一把心。2010年2月4日，在有的媒體上看到史鐵生病危的消息，我和妻子都吃了一驚。未及和陳希米取得聯繫，我們就匆匆趕到史鐵生家，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還好還好，我們來到鐵生家一看，見鐵生仍在以慣常慈愛的笑容歡迎我們。那樣的消息史鐵生也看到了，他笑著說：他們發了史鐵生病危的消息，接著還應該發一條消息：史鐵生又活過來了！
這次去看望鐵生，我在鐵生的臥室的牆角看到一臺類似升降機的東西，希米說，那的確是一臺電動升降機，是搬運鐵生用的。鐵生需要上床休息，希米就啟動升降機把鐵生升到床上；鐵生需要下床寫作呢，希米就用機器把鐵生搬到輪椅上。一同前往的朋友為鐵生照了相，還為鐵生、希米、我和妻子照了合影。據說那是史鐵生生前最後一次照相留影。鐵生開玩笑說：這次照的相就算是遺像吧！希米嗔怪鐵生：你瞎說什麼！希米說：我們鐵生的名字起得好，鐵生且活著呢！鐵生繼續說笑話：別人家的主婦是裡裡外外一把手，我們希米是裡裡外外一條腿。鐵生這樣說，是指希米的一條腿有殘疾，需要藉助一根拐杖在室內忙來忙去，為鐵生服務。
讓人痛心的日子還是不可避免地到來了，在2010年的12月31日，在北京最寒冷的日子，史鐵生永遠離開了我們。
2011年1月4日，是史鐵生60歲的生日。在當日下午，有上千位鐵生的讀者，從全國各地自發來到北京的798時態空間畫廊，共同參加鐵生的生日聚會，並深切追思史鐵生。那天我一下子買了三束鮮花，一束是我和妻子送給鐵生的，另兩束是替王安憶、姚育明獻給鐵生的。在追思活動現場的牆壁上，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張放大了的鐵生和我們最後的合影。我在合影前佇立良久，眼淚再次從眼角湧出。在追思環節，我有幸代表北京作家協會做了一個簡短的發言，我說鐵生是我們的同事，我們的兄長，也是我們這個團隊最具有凝聚性的力量。鐵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死而不亡者壽，他的思想和靈魂之光會永遠照耀著我們。記得我還特別說到了鐵生的夫人陳希米，希米是鐵生生命的支持者，也是鐵生思想的同行者，簡直就是鐵生的一位天使，向陳希米表達了深深的敬意！
鐵生離開我們已經十年了，我相信，眾多鐵生的尊崇者將再次集合在史鐵生的思想之旗下，發起新一波對史鐵生的追思。我不是有意神化鐵生，隨著時間的推移，史鐵生思想與靈魂的神性光輝正日益顯現，並愈加璀璨！
（原標題：作家中的思想家）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劉慶邦，小說家，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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