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我在《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呆了近20年，其間發生了很多事，留下深刻印記有三件：
《論語》採訪：找到了可讀一輩子的經典
2008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之前，當時的部門領導，也就是給我寫序的胡洪俠 （人稱大俠）以北大李零教授向讀者推薦的四本傳統經典 《論語》《老子》《孫子兵法》和《周易》為題，策劃了「重讀經典」專題。
我不記得這個任務是什麼時候布置的，準備時間又有多長。但到現在我都記得把家中各種各樣的《論語》注釋版本，在長長的餐桌上鋪攤開來，一一對照讀來的情形。
我大學讀的是中文系新聞專業，雖然在學校學過先秦文學，但直到這個時候，才是人生第一次從頭到尾讀通讀完這部有著2000多年歷史、僅有1.5萬字的《論語》。當我讀到「食不言，寢不語」這句話時，像被雷擊中一樣，因為這六個字正是我家老奶奶從小耳提面命，一再念叨的家規。原來大字不識的老奶奶念叨的家規居然是從《論語》來的。這讓我吃驚不小。接下來更多熟悉的成語、俗語接踵而至，我這才明白，這部我錯過這麼多年的《論語》，原來早就融入了我們的血脈，在我們的身體裡流淌了這麼多年，外化為社會風俗禮儀，幾千年流傳至今。
這次採訪讓我遇上了 《論語》，也遇上了我可以讀一輩子的書，這本書我後來反覆看，常讀常新。後來客串木衛二文化的講師，開始講 《論語》，都是這次採訪引發的閱讀打的底子。
都說記者工作是 「萬金油」，什麼都知道一點兒，又什麼都不精通，再說記者的工作性質總是急急忙忙追著新聞跑，沒有深入學習的環境，可是我的經歷卻正好相反，因為工作，認真讀了很多書。現在想來，一個人能被工作滋養，是蠻幸運的一件事。
《讀書》30周年專題，寫作先下笨功夫
《讀書》創刊於1979年4月10日，到2009年4月10日，正好是30周年，對這本影響了知識界文化界非常重要的一本刊物，如何致敬？大俠開會策劃報導，分配了四個專題，四個人四個版。
是的，那個年代我們部門策劃專題起步就是整版，三千到五千字，日子相當闊綽。
我年齡大，打頭陣，負責寫頭版內容，大俠給我的要求是把《讀書》的創刊號與最新的一期通讀後對比，透過兩期相隔三十年的雜誌，從欄目、作者、風格，分析《讀書》三十年的變化。當然不是我自說自話，要遍訪兩岸三地的文化學者和名家，讓他們發言。
大陸很多讀者覺得《讀書》給他們打開了一扇通往西方學術和思潮的窗，我採訪香港學者梁文道時，他卻覺得上世紀80年代的《讀書》對他只有觀摩價值，他反而喜歡汪暉和黃平時代的《讀書》，雖然這兩個階段《讀書》的可讀性下降了，但多了理論和社會科學的東西，至少看到內地有先鋒的學者出來發聲，能讓他學到很多東西，尤其是汪暉熱衷宣傳的東亞文化讓他受益良多。
兼聽則明，這篇文章的調性，就因為梁文道這把尺子的均衡，重新評判校正了一下立場。
完成這個選題要下笨功夫，需要從頭到尾認真讀完兩本雜誌，發現差異、列出問題，認真思考，完成一個策劃感覺就像完成一個碩士論文題目一樣，個人的成長和進步是必須的，有種被逼著被推著往前走的感覺。
版在，題有，速來。基本可以概括紙媒曾有的黃金時代和一去不復回的奢華歲月。
一萬字的述評：長度也是一種力量
每年11月深圳讀書月來臨，它是城市的大party，但對我們文化記者來說，卻是一年一度的磨難月，每年為了報導的新角度絞盡腦汁，尤其到了2009年，深圳讀書月要邁入第十個年頭時，需要一個回顧。
記得那段時間，大俠一開會就反覆強調做新聞要避開「爛蘋果」。一旦發現新蘋果，就要先下手為強，不僅要衝上去吃第一口，而且要從各個角度把新聞打撈得乾乾淨淨，渣子都不剩。寫完報導要製造出李白擱筆的困境：「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不能給別人留絲毫下嘴的餘地。如果你慢了一步，蘋果被別人啃了一口，佔了先，接下來不管你做得再充分再全面也像啃爛蘋果一樣，各種不爽。新聞就是要一步先，才能步步先。
我當時是部門裡惟二的文化評論員，每逢重大文化事件就得衝上前線，配合主力部隊發聲。這次大俠給了我布置了一個超硬的骨頭，讓我寫讀書月這十年的回顧總結，在一個建市僅有30年的現代化城市，起了什麼樣的作用，這項創舉和奇蹟是如何起頭，又如何堅守的？讓我不能再用老資料，不能再說老腔調，要大量發掘歷史資料，從第一屆讀書月的歷史開始寫起，貫穿起來，用事例來具體說明讀書月給這個城市帶來的變化。一句話，要有新材料，上天入地去找，要有理論高度，還要有事實支撐，更要有新的提法，要凝練要提升。
關鍵詞是：要寫一萬字的大長篇。
我當時聽得腦袋轟轟轟，一句話，逼死人不償命。
以前動輒寫五千字左右的，按說對一萬字不是個事情。但是這次要的是一萬字的述評。我平時寫一篇評論的長度大約在1500字左右，這下子要寫一萬字的述評，還附帶諸多要求。要知道當時我們記者一個月的作務是一萬字，讓我一篇稿件完成一個月的任務，不是不可能，是太難了。
我遇到了這輩子當記者最大的門檻。
時間給了，題目有了，要求很具體，剩下的就靠自己了。
我那段時間基本淹沒在資料的海洋中，寫深圳讀書月先得從了解深圳的歷史和發展開始，不知道搜了多少資料，一點點往下截，一點點往起拼。
以前寫稿總被編輯抱怨話癆，稿子出來總要和編輯討價還價，不捨得稿子被刪，哪怕縮小字號能保留全文最好。現在機會來了，一萬字的盤子等你碼，才發現字字千鈞，第一次覺得一萬字像一座山，要跨過有多難。
那段日子非常煎熬，我第一次清晰地掂量出文字長度的力量。
大俠屬於甩手掌柜，布置了題目只是開例會時問一下進度，有一次問找到哪些新素材，我把搜羅到的念叨了幾句，大俠聽了說，起碼和以前的不一樣，繼續。大俠從來不追稿，他知道編輯會替他追。
我不記得那篇稿件如何完成的，但交出一萬字的長稿後，人像脫了層皮似的，連走路都覺得有點飄。
大俠看完全稿很興奮，標題改成了 「高貴的堅持執著的守望」，稿子準備分上中下三篇連發三天，第一天報題的時候被老總發現，直接從 「文化廣場」的頭版提拔到《深圳商報》的一版。報紙頭版版面何其金貴，三篇文章佔據了核心位置，但有一小部分文字就被甩到後面版面了。第二天看見報上的版面，我覺得文章分割得有點可惜。大俠也說，早知道還不如在我們自己的版面上，可以完整呈現。那時候當記者，只需要認真寫稿，交出好稿子，編輯和部門領導會合力做最好的版式，自己根本不用操心版面的事情。
三篇稿子發完後，有一天同事喊我接電話，接起來是市委宣傳部打來的，轉達部長的表揚，說這三篇述評寫得好，有高度有見識。我在電話這頭臉紅耳赤，不知道該怎麼接腔，只記得說了謝謝。
採訪作家的技巧：讀者永遠比記者更受歡迎
現在收錄書中的這些稿子，比起萬字長文硬骨頭來，都是日常小菜。但每一篇的出籠並不容易，有人曾問過我，你採訪這些名人和作家難嗎？有什麼技巧？我說，真的有技巧。作家對記者的態度可能百花千樣，但可以保證的是每個作家都會真心誠意善待他的讀者。我的技巧是先做讀者，再做記者。
我完成的這些採訪，通常都會提前讀過他們的書，帶著問題去採訪，採訪過程中時時提醒自己，作為記者要有公眾意識，不能只局限於讀者的小我中。所以往往一篇報導，打著讀者的旗號開路，再加上記者的好奇、觀察、感受，每一次採訪都是非常愉快的過程。
借著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的招牌，在兩岸三地，甚至全球的華語圈裡採訪文化名人也好，專家學者也罷，都無往而不利。那時候，我希望每次採訪結束，稿件發表，會因自己的努力讓「文化廣場」的招牌更亮一些，可信度更高一些，生怕給這塊金字招牌抹黑。
都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部裡人多，各人風格不同，每周例會，大俠總會如數家珍般指名道姓，提醒年輕記者學這個學那個，這個的文風，那個的觀點，感覺他手裡攥著一把王炸天牌，而你正是其中之一，那種感覺真的好極了！
當時好多外界對稿件的反饋，好多都是開會時從大俠那裡聽來的，比如他說鳳凰衛視楊錦麟《有報天天讀》讀了我的一篇評論了，他很高興，接下來連著追看了幾天，發現沒再讀了。有一年讀書月期間，陳子善老師來當評委，看到我發在報上的一篇有關張愛玲的評論，打聽何許人，大俠略帶得意說，他們華東師大未必有這樣的選手。
其實都是一星半點，偏偏誇自己的就記得特別牢。
日子久了，不免露出馬腳。
有一次，大俠派我去採訪一位臺灣來的著名國學大師。我說，我看過他的書，連句讀都點不對，怎麼能稱得上大師？我不去。
大俠噎在當地，氣得開罵：我們是報社，你是來當記者的，不是研究學問的，有沒有搞錯？
我厚著臉皮就是不去，他只好另派了人去。
這本書整理過程中我其實蠻懷疑，不知道這一束文字收集起來，除了對我，對讀者和他人有沒有意義？
我找大俠幫我寫序，因為他是最合適的人選，沒有之一。他現在是《晶報》總編輯兼報業集團出版社社長，事務繁多，但一聽說是我在《文化廣場》的舊文字整理出版，覺得是好事兒，答應得很痛快，要支持。還要了我的書稿，看過內容後才動的筆。
大俠的序言在他忙完深圳讀書月後終於來了。讀完後，我一直懸著的心踏實了，也知道自己找對了人。他不僅肯定了報紙文字的文獻價值，給這些稿件找到了集合的理由，認為這些文字是為自己也是為時代備案存檔。
像大俠說的那些沒有被時間的風口吹散的文字，重新集中在這裡。我在重讀過後，覺得它們仍有生存的意義和價值。
因為書不會老，書裡的人和事，會和書一直在，讀者也會一直在。
作者簡介：
楊青，孝義人，畢業於山西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曾就職於《太原日報》，現為《深圳商報》著名文化記者，文化新聞部資深評論員。專業碼字30年。立足新聞主業，兼修文化經典。近年於深圳大學等大中小學機構，開設 《論語》《老子》《莊子》《作者電影》等課程，並客串深圳木衛二文化傳播機構的文化講師。
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