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經過幾百年的建設，明清北京城的一大特色，就是以城門城牆構成其嚴謹的城市布局。由紫禁城（宮城）為核心，外圍皇城、內城、外城等四道城池組成。四道城池的正中線是從南到北，由一條近8公裡的中軸線貫穿，這種「內九外七皇城四」的「凸」形城市格局，使整個建築群及整座城市莊嚴凝重，層次鮮明，氣勢恢弘。
民國二年（1913）老北京總共有四道城牆，分為宮城（紫禁城）、皇城、內城和外城，每座城池都有城門。其中，宮城有4座、皇城有4座、內城有9座、外城有7座。這就是人們俗稱的「內九外七皇城四」，加之宮城（紫禁城）的4座門，共計有24座城門。分別是：宮城的午門、神武門、西華門、東華門；皇城的天安門、地安門、東安門、西安門；內城的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朝陽門、阜成門、安定門、德勝門、東直門、西直門；外城的永定門、廣渠門、廣安門、左安門、右安門、東便門、西便門。
據載，這些城門明代建時都裝有用漢文題寫的匾額。後來滿清建都北京之後，將各城門上用漢文題寫的明代匾額全部撤下，改用滿、漢兩種文字題寫的匾額。而到了民國初期，時任內務部總長兼京都市政公所首任督辦的朱啟鈐請杭州名士邵章先生為北京各城門重新題寫了漢文名稱，並製成石匾鑲嵌。再後來，隨著城門的拆除，邵章先生題寫的匾額也失落無存，如今好像只有正陽門箭樓的門洞上方仍嵌有一塊，而明代城門的匾額原件，更是難得一見。
除了對城牆的拆改， 北京的城樓也遭到了拆除的命運， 德勝門的城樓因殘破無力修繕於1921年被拆除， 宣武門、朝陽門的箭樓於1927年被拆除， 不過拆除城樓並沒有引起拆除城牆那樣的震動， 這也說明了城牆對於北京的特殊意義。從1913年內務部提出開闢和平門的設想， 到1927年城門正式開通， 期間經歷了十四年的時間， 這在民國初年的北京市政建設中是不多見的。
老北京內城與外城之間的交通因為內城城牆的阻隔顯得十分不便， 內城南面城牆上本有正陽、宣武、崇文三座城門， 但仍滿足不了日益增長的人口出行需求。尤其是在正陽門與宣武門之間外城地區， 有廠甸琉璃廠舊書市、古玩集市， 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到此漫遊， 而此處並沒有直達內城的通道， 必須繞行宣武門或正陽門。另外， 市政公所自成立之後就計劃在廠甸以南地區仿照國外現代都市規劃建設一個新商業區， 以繁榮市面。為此， 市政公所提出了一個創造性的計劃， 「就是從琉璃廠中間， 開一條南北道路， 北從化石橋起， 拆一個城洞， 建一個鐵橋， 跨過護城河， 由五城學堂後面濠溝邊取道， 穿琉璃窯， 進沙土園， 穿玉皇廟， 再行查看地勢， 設法直達騾馬市大街」。這個計劃有兩個要點， 一是新建一條穿越內外城的大街， 後來命名為新華街， 二是在內城城牆上新建一座城門。
內務部很快批准了市政公所的計劃， 並擬將開闢城牆門洞工程以四十萬元的價格承包給德國公司。然而， 新門洞的開闢計劃受到袁世凱稱帝事件的影響不得不暫時擱置， 而先行修築街道。
1916年， 袁世凱政府倒臺， 正陽門改造與環城鐵路工程均已完成， 市政公所又極力推動開闢新城門。然而， 儘管在民國時代已失去了昔日的軍事防禦作用， 但仍由北洋政府的京師步軍統領衙門負責管轄， 得不到步軍統領衙門的準許， 市政公所亦無權在內城城牆上開闢門洞。但市政公所發展交通的要求極為迫切， 曾設想在化石橋城牆處仿照國外城市高架橋辦法， 興建一個「極大鐵橋， 由城牆上飛越， 以達河沿南岸」 ， 但終因耗費太大未能實行， 最終仍決定在城牆上開闢門洞。
1916年，開闢新門洞工程在市政公所的推動下開始動工， 但很快又停止， 原因是有某位政治人物向總統上書， 認為開闢城門有損國運， 關係重大， 極力反對。
這篇文章代表著當時反對拆城的普遍心理：
北京九門制度， 其象則本於河圖洛書， 其數則本於陰陽奇偶。正陽在離， 崇文在巽， 宣武在坤， 一奇二偶， 扶陽之象也;朝陽在震， 東直在艮， 阜城在兌， 西直在乾， 一奇一偶， 抑陰之象也;德勝在壬， 安定在癸， 自為奇偶陰陽交媾之象也。九門之制至當， 不易長治久安， 實基於此。試以金之十三門， 元之十一門， 明清之九門， 一比例之， 其國祚之修短， 人事之得失， 稍讀史者， 皆能言之， 無需贅論矣。自民國四年， 即陰曆乙卯五月初四戊寅日丁已時， 正陽門經始拆改， 閱數月面帝制之事起， 閱二年而復闢之事又起， 各省既無寧日， 而京師又岌岌動搖。蓋是門經拆改而後， 其象為孤立無援， 其數為四分五裂， 而人事即因而應之。今又聞欲拆化石橋城牆， 新開一門， 直達香廠。區區之見， 竊謂不可。夫門必有關闌， 其氣始聚， 甕城者， 城門之關闌也。門外無闌， 則氣從八方而來， 復從八方而出， 此門既直達香廠， 南北馬路必取直線， 如射肋之箭， 穿腮之魚， 此其象之不吉者也。坤為釜為葉為柄為囊為闔戶， 今門在未方， 未為坤之初， 爻動則變;坤為震， 自相剋賊， 是破其釜， 散其眾， 倒其柄， 解其囊， 自壞其門戶， 此其數之不吉者也。當道者擬闢此門， 無非為振興市面， 便利交通起見， 然振興便利之事， 固有重且大於是者?且此門一闢， 則京城或蒙重大影響。是欲為市民開百年之利， 反令其不能得一日之安， 得失之數， 無煩再計。或謂象數之說， 本我國迷信之言， 西儒湯若望， 則數百年前以學說遊於我國也， 其論北京建置， 嘗謂陰宜收斂， 陽宜開廣， 棋盤街房屋閉塞宜禁， 文德、武初兩坊， 相配宜修， 足見天人合應之理， 中西學說， 並未殊途， 而且正陽樓門， 歷年至今依然關閉， 雖曰沿習， 必有其故， 前門一改， 國家日以多事， 其事甚著， 其理甚微。固未改執途人而語之者， 第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某研究象數三十餘年， 管見所窺， 杞憂所抱， 以為化石橋一門， 萬不可闢， 正陽一門， 亟宜修復， 用敢不避瑣屑奉陳伏候鑑核。
北京城的規劃， 尤其是城牆、城門的設計確實受到了《易經》的影響， 元大都的設計者劉秉忠精通《易經》， 明、清兩代對北京城的擴建也基本繼承了元大都的設計理念。民國初年對於城牆的保護多出於維護「風水」免遭破壞， 而在新文化運動之後， 「風水」一詞被歸入迷信一類。然而， 這種「迷信」的傳統風水觀念在民國初年仍有較大的影響力， 特別是對於統治者而言。
在爭論中直到南北新華街都完工之後， 修建化石橋門洞工程也沒有實質進展，
1924年， 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揮師北京討伐張勳復闢， 代表了一種維新的力量， 當時即有市民希望馮玉祥能推動城門的開闢，馮玉祥批示由當時的市政公所督辦鹿鍾麟辦理此事， 並調撥自己的軍隊執行拆牆任務。 由於有軍事力量的介入， 反對拆城的保守力量也就無能為力了。就這樣， 內城城牆上被開闢一個豁口， 開闢化石橋門洞工程終於進入了實質修建階段。
直到1926年2月， 市政公所才制定了新闢城門的設計方案， 「城洞擬開東西兩洞， 每洞寬二十七英尺， 護城河上建築平橋， 以青石作基， 上架鐵筋混凝土板橋」。工程的動工， 使市政公所多年的規劃付諸實施， 將使「西城南城交通近捷， 新市繁昌， 庶足以慰市民之望， 而完成十年之懸案也」。不過， 由於當時時局不穩， 工程動工不久即遭停頓， 直到當年的8月重新開工， 年底全部完成 。
新落成的城門， 定名為「和平門」， 一般人皆以為南北新華街有似南北大局， 今開通， 則南北有和平統一希望， 定名為「和平門」 。和平門於1927年元旦正式開通， 市政公所為表重視， 還在城門開通當天舉行了隆重的典禮。
和平門開通之後， 在內外城之間新增了一條通道， 將南北新華街打通連貫起來， 方便了內城去往廠甸、香廠等地的交通。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是正陽門與宣武門之間和平門的修建，使「前三門」變成了「前四門」，也使內城「九門」從此不復存在，且更進一步帶動了北京更多城牆豁口的出現，最終帶動了整個北京600餘年城垣的坍塌。
民國二十八年（1939），日寇開始在北京西直門至廣安門一線以西的北京西郊一帶籌建用於商業和住宅的「西新市街」區；在慈雲寺至大郊亭一線以西的北京東郊一帶籌建用於工業區的「東新市街」區，為溝通東西兩新市街區與城內的交通，特在長安街東西兩面城垣各闢一座新城門，東稱「啟明門」，西稱「長安門」。這兩座新城門，不僅與和平門一樣沒有門樓，連門扇和門洞也沒有，僅是在城牆扒了一個缺口而已。這兩座城門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北平市政府依照當時流行的「復興、建國」的號召將日寇命名的「長安門」改為「復興門」，將「啟明門」改為「建國門」。
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長之後，曾「修建復興門等城防工程共十三處」，在復興門缺口處增建了一座10米寬的拱券門洞，並加裝了鐵門。而建國門一直只是個缺口，從未建造過門洞。這時連同民國十五年（1926）建的和平門，京城內城的「九門」就變成了「十二門」。
從1952年開始， 大面積拆除城牆城門樓的行動全面展開。先是扒開了多處缺口， 既未建門洞， 也未命名， 只是根據附近地名， 稱作「十條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稱。1957年， 外城正中永定門連同箭樓、甕城被拆除。1958年， 同樣是為改善交通， 和平門門洞也被拆除， 形成更為寬闊的城牆缺口。再至後來， 修馬路， 修地鐵， 修環路， 除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德勝門箭樓、東便門角樓之外， 城門、城牆均被拆除， 原來有城門和有豁口的地方， 大都興建了立交橋， 並多以城門的名字命名， 如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西直門、阜成門、廣安門、右安門、永定門、左安門、廣渠門立交橋等等。昔日的「十條豁口」也已變成了「東四十條橋」， 「北小街豁口」變成了「小街橋」。其他的僅僅成為公交線路站牌上的車站名稱而已。現今， 唯一東便門旁的一小段明城牆遺址給人留下了一份對城牆的念想， 也給人留下了一份對城牆難以逝去的傷感;而後來重建的永定門也並沒有給人們帶來那難以找回的感覺，當年文人筆下古城那份「莊嚴、神秘和難以忘懷」的美好感覺卻難以尋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