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寶玉初出場，有兩首《西江月》來評價他：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悽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絝與膏梁：莫效此兒形狀！
很多人認為其藝術手法是寓褒於貶或者說明貶暗褒，但悅華認為這是不準確的。原因很簡單，書上說得明白——這是「後人」對寶玉的批語：「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恰。」
寶玉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各有各的評價標準。
如果從別人的角度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褒就是褒，貶就是貶。
比如，在外人眼裡他的確是「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初見林黛玉，一會和風細雨，一會大發癲狂，詞句不是很恰切嗎？
比如，「不通世務」、「不知樂業」、「怕讀文章」、「難耐悽涼」這簡單是對寶玉在世俗世界中的客觀描述，何來「明貶暗褒」？
那麼，為什麼大多數認同這是一種「寓褒於貶」呢？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先入為主的看法，那就是，作出這個評價的實際上就是作者曹雪芹。無疑，《紅樓夢》中有曹雪芹自己的生活在，在寶玉這個人物身上作者寄予了自己的理想與感情，並且大家公認賈寶玉這個人物並不像評語中說的那樣「無能」、「不肖」。因此，我們認為這是作者的一種「正話反說」、「寓褒於貶」。
其實，這種理解是混淆了作者與敘述者這兩個概念。
《紅樓夢》的敘事方式很奇怪。所謂的「作者」，在小說中是「缺席」的。第一回說這部《紅樓夢》是記錄在一塊大石頭上的（所以叫《石頭記》），後來先被空空道人抄錄下來，又被一個叫曹雪芹的人「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才有此書。
在這裡，我們看到書中的曹雪芹只是一個編輯者。當然，這是一個敘述的圈套。脂硯齋當時就指出：如果他只是個編輯者，那這個開頭又是誰寫的？——足見作者狡猾之甚。
曹雪芹通過這種方式，意在製造一種作者不在場的錯覺，從而故意拉開小說與真實之間的距離。這是很現代的手法。
那作者「不在場」了，由誰來講這個故事呢？
開頭第一回，是一個類似於說書人的人物講的，他講了補天石轉世到人間的故事。接下來寧榮二府的「人間故事」，都是由那塊石頭講的，即石頭才是《紅樓夢》主體故事的敘述者，而非曹雪芹。
所以「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恰」這句話是石頭說的，石頭對《西江月》中對寶玉的評價表示贊同，哪有什麼寓褒於貶的意味，全是負面評價！
那麼，曹雪芹「假裝」放棄敘述者的身份，改由石頭說話，有什麼好處呢？
悅華以為，一是考慮現實，二是增加「小說味」。
先說現實考慮。
從內容而言，小說塑造的主要角色在當時是叛經離道的：主動追求愛情、討厭仕途經濟。這是不為主流社會所容的。
從取材而言，曹雪芹以曹家的劇變為故事原型，很怕被統治者以訕謗治罪。
所以他隱藏起來，讓頑石說「人話」，並且代表一種「主流價值觀」，這樣可以減少輿論的壓力與朝廷的壓迫。
再說增加「小說味」。
小說既然在整體上確定了「甄士隱」（真事隱）、「賈雨村」（假語存）的敘述思路，那麼就要創建一種「滿紙菸雲」、撲朔迷離的風格。
而敘述者的多變與含混正是配合著這一風格的。
「石兄」這一敘述者的加入，同隱含的作者敘述、第一回中的「說書人」的敘述，再加上故事中角色的敘述，就形成了一種「眾聲喧譁」的敘述方式。
這樣，對同一事件也會產生不同的評價，就像「羅生門」，反倒有利於讀者的判斷與思考。
從這個角度看，《西江月》對賈寶玉的評價，更是一種實話實說，而這同作者潛藏的傾向性產生了一種張力。
這種張力不是修辭層面的反語（寓貶於褒），而是產生了結構層面的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