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卡內曼諾貝爾經濟學獎理由：將心理學研究應用於經濟學

1934年，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出生於巴勒斯坦的特拉維夫市，在法國巴黎長大。20世紀20年代早期，丹尼爾的父母從立陶宛移民至巴黎。丹尼爾的父親在一家大型化工廠擔任研究部門的負責人。懷孕的母親前往特拉維夫看望家人，在那裡生下了丹尼爾。

獲得諾貝爾獎後，丹尼爾·卡內曼回憶說，儘管父母很喜歡法國和法國文化，但他們從未在法國紮根，從未感到踏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於1940年佔領了法國，全家謹小慎微的小日子也宣告結束。卡內曼用經濟學家特有的方式回憶童年：資產負債表顯示，1940年家庭經濟狀況急轉直下，首次出現虧損。

小卡內曼根據德國佔領者的規定，穿上貼有黃色"大衛之星"（一顆六角星，古老的猶太符號）的衣服，驚恐地躲避著巡邏的德國士兵。從大人們的談話中，他知道了人有好壞之分，即使最好的也遠非完美，而最壞的也不一定絕對邪惡。

簡言之，他明白了這個世界超乎想像的複雜。在納粹對法國猶太人的第一次大規模搜捕中，丹尼爾的父親被關押在巴黎附近的一個集中營，等待著被送往德國或波蘭的死亡集中營，最終被工業流水線式地屠殺。工廠經理堅稱他是一名重要員工，對工廠的順利運營至關重要。卡內曼的父親幸運地獲得釋放，此後一家人不斷東躲西藏。直到"二戰"結束，他們才脫離了噩夢。

小學階段的卡內曼智力發育超前，但體能羸弱。他喜歡沉浸在思考和寫作中，隨身攜帶一個筆記本，本子的標題上寫著"記錄我的思考"。十歲時他寫了第一篇文章，探討法國科學家兼哲學家布萊士·帕斯卡爾有關信仰的觀點。1944年卡內曼的父親死於糖尿病，母親帶著孩子們遷居英國託管下的巴勒斯坦。

在故土的新學校裡，卡內曼重讀了八年級。他不再是班上年齡最小、體能最弱的孩子，自身有了交朋友的勇氣，和諧的同學關係讓他不再感到孤僻。在高中階段，優秀的老師們點燃了他對於科學的興趣。

18歲時，丹尼爾·卡內曼應徵加入以色列國防軍。以色列的兵役制有一項獨特的學術儲備計劃：讓有才華的新兵先完成大學學業，然後根據他們的專業特長分配兵役崗位。卡內曼感興趣的都是一些大問題，諸如：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上帝存在嗎？為什麼我們有義務接受道德和正義的規則約束？

在軍隊職業規劃師的建議下，他進入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主修心理學、輔修數學。大學期間，猶太裔"社會心理學之父"庫爾特·萊文的科學方法論強烈地吸引了他，甚至影響了他一生的科學研究。萊文兼有物理學背景，曾形象地將動機描述為影響人類行為的"力場"。

1954年，丹尼爾·卡內曼獲得學士學位，在軍中擔任少尉排長。一年後，他被調到以色列國防軍的心理研究部門，受命開發一個候任軍官與職位匹配性的評測系統。一名只有學士學位的21歲毛頭小夥，能否獨當一面、擔此重任？這確實是個問號。但是，對於當時百業待興、人才奇缺的新生以色列國來說，這也是無奈之舉。

所幸的是，這些冒險嘗試大多以圓滿告終。例如，在魏茨曼科學研究所，年輕科學家哈姆·萊夫·帕克利斯負責建造國家的第一臺電子計算機。這臺計算機是世界上首批計算機之一，佔據了研究所全年預算的近四分之一，為後來以色列強大的信息技術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此前，以色列國防軍一直沿用英國陸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發的候任軍官與職位匹配性評測系統。卡內曼和同事們認為，這套系統無法正確預測某個候任軍官實時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的方式，他稱這種現象為"有效性幻覺"。

1955年，卡內曼為候任軍官的面試設計了一份新調查問卷，其中既包括軍事環境下的問題，也涉及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雖然卡內曼本人不甚滿意，但這套新系統反饋良好，此後被以色列國防軍沿用了幾十年。

1956年，丹尼爾·卡內曼從軍隊中退役。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資助下，他前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他選擇了一個冷門的研究方向——心理學和哲學的交叉學科。

1961年，卡內曼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統計學和心理學。

1968年，卡內曼開始與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

1971年至1981年的十年間，兩人在一流科學期刊上發表了多篇論文，這些論文迄今依然被學術界廣泛引用。

在1979年發表於《計量經濟學》期刊的一篇論文中，他們挑戰了數學期望理論。數學期望理論認為，"經濟人"理性地尋求儘可能高的價值。

兩人證明了"真正的"人類是個複雜的實體，與"經濟人"概念不完全符合。如果你了解約翰·馮·諾伊曼是這個理論及其數學模型的提出者之一，一定會認同這個挑戰本身就是勇敢之舉。猶太匈牙利裔美國科學家諾伊曼是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全才之一，被譽為"計算機之父"和"博弈論之父"，且在數學和生化武器等諸多領域有著傑出建樹。

在1921年出版的《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美國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將決策環境分為三類：確定性狀態、風險狀態和不確定狀態。這篇文章發表後，兩人開始深入研究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過程。他們重新審視了"阿萊斯悖論"。莫裡斯·阿萊斯是一位法國數學家、經濟學家和物理學，是198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阿萊斯悖論"討論如何在兩個可選項之間作決策，卡內曼和特沃斯基基於相同原則定義了更簡單的決策問題。在一項實驗中，參與者被要求在兩個選項中做出選擇：3000美元（概率為1.0）、4000美元（概率為0.8），大多數人傾向於前者。如果把選項換成3000美元（概率為0.25）和4000美元（概率為0.2），大多數參與者傾向於後者。由此可以看出，期望值理論不一定能解釋人們在現實中的決策。

在馮·諾伊曼數學期望理論的基礎上，卡內曼和特沃斯基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開發出"前景理論"，建議用有血有肉的"心理人"替換原來的"經濟人"假設。在大多數情況下，當心理人必須在不同的利益可能性之間作出選擇時，他們會規避風險；但是，當在不同的損失可能性之間進行選擇時，他們又會喜歡風險。

這種現象，被卡內曼和特沃斯基稱為"偏好逆轉效應"。卡內曼和特沃斯基將主觀因素引入"客觀"經濟學的多個領域，從而根本地和永久地改變了"客觀"經濟學，因此成就獲得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1968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的一次有關心理學在現實世界應用的研討會上，卡內曼請阿莫斯·特沃斯基介紹他在判斷和決策領域的研究。卡內曼曾在許多場合表示，這是改變他們兩人一生的時刻。特沃斯基談道，在他的一系列實驗中，人們對一種特定的判斷範例通常傾向於持保守態度。

但是，許多與會者對他所述的實驗發現持反對意見。當時，卡內曼作為訪問學者在劍橋居住，而特沃斯基在赴美國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的途中特意在劍橋停留。兩人合作撰寫了一份新的調查問卷，以備特沃斯基在美國學術會議上向一群科學家調查。

幾周後，兩人在耶路撒冷會面，一起分析了調查結果。特沃斯基樂觀開朗、風趣幽默，把卡內曼也帶得活潑有趣。在笑聲中，兩人常常不知不覺一起工作很長時間。基於"大數定律"（一種概率和統計學定律，描述了大樣本的平均行為：樣本量越大，出錯的概率越小）的框架，他們以幽默的口吻寫作了一篇關於"小數定律"的論文。

特沃斯基是個"夜貓子"，而卡內曼喜歡上午工作，所以兩人很難碰面。對此，他們找到了解決方案——在中午碰面。這樣既可以充分溝通，又確保了各自的獨立思考時間。他們會接上對方未說完的一句話，還能講完對方開了頭的笑話。一個有趣的故事可以佐證他們的親密合作：當特沃斯基的一歲兒子奧倫從母親那裡聽到"父親正在工作"時，他會自然地回答說："丹尼爾正在說話。"

在合作論文中，科學家們通常對作者排名順序十分在意，而卡內曼和特沃斯基對此滿不在乎。他們以統計學家特有的方式——投硬幣，來確定誰是第一篇合作論文的第一作者，然後按順序交替輪換。20世紀90年代，特沃斯基自感不久於人世，兩人決定合寫一部完整介紹前景理論的專著。1996年，特沃斯基去世，將這項任務留給了卡內曼。

卡內曼說，寫作這本書是他人生中最痛苦、最艱難的事。默契合作產生出累累碩果，使卡內曼和特沃斯基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遺憾的是，特沃斯基英年早逝，未能與卡內曼一同登上領獎臺。

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卡內曼表示，他和特沃斯基之間的合作就像新想法的催化劑。通常情況下，人們傾向于謹慎地表達不同觀點，因而造成對方難以完整正確地理解。然而，他們中的一個人即使僅僅表達了一個碎片化的想法，另一人也總是能完整理解其中的意義，並在此基礎上加以拓展。目前，卡內曼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