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對父親的叛逆，可以視為男人的自立。那麼，當人生回歸到對父親的依戀，是不是男人的自省？」這段寫在《父兮生我》扉頁上的卷首語，掀起了眾多兒女內心深處的情感波瀾……父親，基於其特殊的社會地位和不可替代的家族角色，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外作家密切關注、描摹的對象，縱觀整個文學史的發展進程，該主題的創作多集中於父親的形象塑造、父權與父性、缺父與尋父三個主要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關於父親形象的書寫已由最初的扁平化、符號化創作方式逐漸向豐滿立體、真實可感的寫作方式轉變；作家群體對父性精神的解讀隨著父權的拆解、父位的缺隱日益深刻、具體；當前，文壇中能夠充分結合地域文化特徵探討父性精神的作品不多，李伯勇的長篇小說《父兮生我》就是其中一部，作者選擇在贛南地域獨特的家族背景環境下解析父性精神，在瞬息萬變的歷史長河中感悟父性的下滑與撕裂、誕生與傳承、潛行與張揚，通過把握父性的個體多樣性轉變，呼喚父性輪迴，重燃父性之光。
一、父親群像背後的生命底色
著名學者馮友蘭曾說：「中國的社會制度便是家族制度。」［1］父親，作為維繫家庭、家族、社會三者關係的重要一環，他的形象、地位同時代的變化發展息息相關，解讀父親形象的過程其實也是審視家族秩序與社會制度的過程。五四時期，《終身大事》、《獲虎之夜》、《斯人獨憔悴》等作品中的父親形象常是專橫的、冷酷的、不通情理的，出於一定的文學寫作目的，這一階段的父性常為父權所遮蔽。而隨著「激流三部曲」、《雷雨》、《財主底兒女們》等作品進入讀者視野，人們開始重新定義父親的形象，以《財主底兒女們》為例，父親蔣捷三的出現其實「標誌著現代作家對封建家長的塑造已步入一個新的階段，即從道德判斷走向審美的把握，從簡單的思想、制度的代言人到複雜人性的典型。」［2］
可以說，父親形象由單一化、平面化、固定化向多元化、複雜化、模糊化過渡的過程，是文學史發展的必然，眾多作家為父親群像的建立做出了貢獻，作者李伯勇在小說《父兮生我》一書中，通過「天河隱現」、「赤江蒼茫」、「黑河燦亮」「橙溪奔湍」、「立交橋顧盼」五部分向讀者描繪了「守家的」、「在外的」、「行走的」三類父親形象，進一步豐富、延展了文學史的父像長廊。不同於以往作品中的經典敘事模式，李伯勇結合贛南地域獨特的生活體驗與真實感受，以第二人稱「你」切入文本，通過倒敘回憶主人公李沛寬與父親最後15年的相處時光，牽出整個李氏家族演變發展的歷史脈絡，並結合描寫朱明、何德水、吳顯儒幾位主人公家庭變化情況，完成了對「父親」的追念及對「父性」的反思。李伯勇筆下的「父親」是有血有肉，有悲有喜，在時代風雲的浪潮中匍匐前行，真實可感的一群人，作者懷著一份深沉質樸的情感書寫著家族故事，沒有絲毫矯揉造作、無病呻吟之感。
在小說文本中，有一個突出意象，常伴隨故事發展而間歇性出現，即李沛寬「瓷像上的爺爺」，爺爺李庸和像一個符號，更像一本族譜，記載著李氏家族的一切，連通著李家始祖李哲炯與李家人一代又一代的生活。多年後，當他化為瓷像靜靜注視著李家後人平靜而起伏的生活時，歷史變遷的蒼茫感霎時躍然紙上。李家的四位父親：李哲炯、李庸和、李令昆、李沛寬分別代表著四代人，他們身上承載著「父親」二字賦予他們的生命重量，他們身上的父性，蘊含著多重內涵：一份對家庭、家族的責任；面對權勢不屈腰，不卑膝的血性；帶領李家開山業，壯門風，發家致富的智慧；做人做事憑良心，守美德的品質；面對挫敗與失落堅強不屈的隱忍；能夠頂重擔，在生活中進退有度的分寸；諒解、寬容子女過錯的氣度；以及在艱難困苦的遷徙環境下敢於擼起袖子加油幹的奮進、無畏、勤勞與勇敢……
小說除了書寫李氏家族的四位父親外，還花了很多筆墨描寫其他幾位父親，這些人身上同樣涵養著父性精神。朱明，一個轉業軍人，在丫山鎢礦做保衛幹事的「東北佬」，性格剛直強硬，不懂變通包容，他用自己雄性的力量徵服了自己喜歡的女人。不料，一次炸魚事故讓他左手受傷，被單位除名，一次偶然撞見17歲少女黎桂英解手，被誣告為「強姦未遂」，判了七年徒刑，押送贛北勞改農場服刑。獄中的朱明與獄友相處的過程中逐漸反思年輕時自己的所作所為，他通過改變自己，讓自己的生命得到重生，時間教會他不再孤傲冷漠，不再用暴力兇狠徵服一切。在監獄，這個看似最不堪的地方，他守住了人格和尊嚴，完成了由「雄性」向「父性」的轉化，成為了一個高尚的，值得讓人尊敬的完整的人。
李伯勇在《父兮生我》一書中傳達出的「父性」精神，還是一份希望與愛的傳承。何德水、何崇聖作為兩代父親，完成了「父性精神」自上而下的對接與傳遞。何德水膝下四子，最憐愛的二子崇聖年幼就遭了牢獄之災，作為父親的他，為了能讓兒子平反、改判，一直為此辛苦奔走，不放棄，不拋棄，他努力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保護兒子和家庭。雖然他身上也有軟弱的一面，但這份對兒子不求回報，無私奉獻的父愛本身就是一種「父性精神」，這份精神在他的兒子何崇聖身上同樣得到了延續。若干年後，何崇聖為救過繼來的兒子在風中瘋狂奔跑，他和他的父親一樣，不屈於命運，勇敢與生命、時間賽跑。何德水、何崇聖奔跑著的「父性」，藏匿著太多作者想要書寫的中國父親的汗水與淚水，回憶和故事。李伯勇在書中刻畫的這些父親群像，每個人身上都閃耀著「父性」的光芒，背後都浸潤著生命的底色，而文本深處一批「隱形的父親」，也成為了作者建構和闡述「父性精神」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隱形的父親，顯形的父性
有關隱形父親的描述，早在上古神話時代便有記載，《史記·殷本紀》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殷民族始祖契誕生的文字:「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3］說的是女子吞卵生子，獨自擔負了母親與父親的雙重角色。同樣，在文學世界中，父親、 「父性」精神不一定專屬於男性，作者會根據創作需要在文本中對父親形象作藝術化處理，一批隱形父親應運而生。例如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塑造的「大哥」形象，雖不是父親，卻勝似父親；《北京人》中的兒媳曾思懿、《寒夜》中的汪母、《金鎖記》中的曹七巧等女性形象，她們身上同樣蘊含著父性精神，隨著父親這一「外在形象在作品中的消隱，更顯示出了父權的廣泛性與隱蔽性」。［4］李伯勇在小說中塑造了一批具有父性精神的「隱形父親」，他們的存在讓讀者對「父親」的認知更清晰、對「父性」感受也更深刻。
文本中，一直有一個強大的、隱形的父親形象存在於所有人周圍，即代表著至高權威的公眾父親。公眾父親一方面給人們以心靈的慰藉、精神的力量；一方面又形成人們現實中的威脅，人們常常在自己真實的父親與隱形的公眾父親間權衡、比較，最後根據自己的情感需要與利益得失做出不同的選擇。例如：當小說中的人物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時，他們最先想到往往是求助於校父、鄉父、縣父、國家父親、革命父親來為他們討回公道。在他們眼裡，公眾父親與親生父親相比，更具有公正性與權威性，更能給他們帶來安全感與庇護感，公眾父親隱形存在於每個人身邊，在人們心中佔據著重要的位置，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求。但是，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公眾父親雖然有著父性精神卻並不是一位真正的父親，他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完全沒有情感上的牽絆，所以一旦人們犯錯，受到的也是最嚴厲的懲罰。
在李伯勇的小說中，「父性」還超越了性別的局限，有時候女人也能做父親，女人身上也可以有「父性」。例如，小說中李哲炯的妻子——藍氏大腳女，曾代表藍氏家族與李氏家族和親。在藍氏人眼裡她是氏族的英雄，在李氏家族看來她獨挑生活的重擔，用辛勞、蠻狠拓出了一番天地。她在丈夫李哲炯離家後，攜帶年幼的兒子到敵家學堂請求讓孩子入學，義正言辭，不卑不亢，為兩個氏族的和解做著努力和貢獻，大腳女雖不是男性，我們卻可以在她身上看到一份母性與父性融合後的人性的純粹。還有朱明與彭明昭的女兒朱雙梅，她與勞改犯父親朱明在黑河相處了一段時間後，由於受到父親的影響，一直在不斷改變自己，她在內心逐漸積聚起「父性」之善，後來開了一家旅館，將「父善」融於工作中。她和那些利慾薰心的店主不同，她把所有的旅客都視為家人，凡事能站在他們的角度考慮問題，努力為他們營造「賓至如歸」的感受。可見，不管是先祖母藍氏大腳女還是現代女性朱雙梅，她們身上都閃現著「父性」的光芒，時常會亮暖人心。
提到父親，人們常常會聯想到孩子，父子之間存在一種角色互換的關係，兒子總會在未來的某天也成為父親。在李伯勇的小說中，兒子在未做父親前就已經具備了「父性」精神，可以看做是隱形父親的另一種存在方式。例如：李家始祖李哲炯，是一個沉默的兒子，他面對李家外患內憂的嚴峻形勢，審時度勢，叛父逆行，選擇與仇家和解，用自己的學問和知識帶領李家後代走上了一條康莊大道；何德水的兒子何崇聖，小小年紀就懷有一顆正義之心，剛直不阿，面對強權勢力敢於挺直腰杆做人，身陷囹圄也保持著一份向上的鬥志，出獄後，他撐起何氏家族的門面，為打工的何家子弟討薪，為異地觸電身亡的何家後生討回公道，雖然他是何德水的兒子，卻比自己的父親更加「剛強」，他活出了新一代何家人的尊嚴，這份毫無暴戾之氣，自立自強，勇敢與智慧並存的「剛強」其實質就是作者要詮釋的「父性」精神。
小說中還有幾位特殊的「父親」：舅父、繼父、友父、詩父……這些隱形父親經常給人們生活的溫暖、生命的力量。小說中，何德水當年救過何崇聖舅父的命，多年後，何崇聖出獄後不受族人待見，人生落入低谷，何崇聖的舅父便把自己的孫子阿堅過繼給他，讓何崇聖做成了一個父親，生活也從此有了新的希望。在何崇聖眼中，舅父雖不是生父，但他身上卻有著讓他敬仰的「父性」精神；同樣，朱明的女兒朱雙梅隨母親來到繼父朱修鵬家同住，朱修鵬一直把她視為己出，以繼父的身份完成了「父親」的職責，給她創造一個同自己親生孩子一樣的生活、學習環境，這份包容與疼愛，憐惜與理解也是「父性」精神外在表現形式；朱明的獄友施氏，一個政治犯，從不吃嗟來之食，當年鋃鐺入獄，一雙看圖紙的手變成了搬石頭的手，他說「共產黨傷了我的心」，多年後，當他的同學試圖說服他為組織的鋼鐵廠做技術處理的時候，他漠然離去。這份辛酸背後的骨氣，委屈背後的尊嚴，給朱明帶來了極大影響，雖然施氏不是朱明的父親，卻讓朱明深刻體會到了「父性」精神的內涵；藍敏華，幼年失父，一個在深山中望著埡口長大的女孩，心靈之詩給她人生以指引，讓她告別痛苦，找到心的出路，詩人沙琳成為了她的「父親」，詩歌的力量化為無可替代的「父性」精神伴隨她人生的成長……
可見，人生處處是「父親」，處處尋得到「父性」，星星點點的微光，匯聚在一起就足以成就「父性」的銀河。正如弗洛伊德所說:「神聖的東西從根源上說只不過是那位原始父親的未曾遺忘的意志」；那「是人們必須高高尊奉，不能觸摸的東西。」［5］但生活中，又有那麼一部分人明明身處「父性」的星光下卻不自知，常常等到失去了才開始尋找……
三、時代更迭下的失父、缺父與尋父
甲骨文中關於「父」的字形，大致是手裡舉著棍棒或石斧等器械管教、教訓子女的人；《儀禮》中云：「父，至尊也」；《說文》中釋：「父，家長舉教者」。長期以來，父親的身份、形象和作用從社會建立之初就受到了傳統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的影響和限制，形成了深深烙印於人們心中的約定俗成的傳統文化觀念。隨著歷史進程的不斷演變，父親的身份日漸游離於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呈「懸浮」狀態。不論是文革時期，父親身份的主動退場，還是歷史新階段中父親身份的被動失位，都成為了人們尋找父親、體悟「父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人們「對父親的追尋不單是一種物質上的需求，它也是一種普遍的心理需求。」［6］正是在這個曲折往復的循環過程中，人們重新認識父親，理解「父性」。
《父兮生我》一書，擁有著宏闊的敘事背景空間，作者李伯勇巧借李氏家族變遷的故事脈絡，將眾多歷史大事件融於作品中加以呈現。如，祖上南遷；家族械鬥；推新學，辦學堂；鬧革命、鬥地主、「三查」、「黑五類」、「一打三反」、「三年經濟大蕭條」、「牛鬼蛇神訓話」、「農村聯產承包製」、清理「三種人」、「三中全會」、「分田包幹」等等。李伯勇用重墨描繪了裹挾在政治波濤裡齟齬前行的人們：特殊年代下，他們中有的人被自己信任的老師、同學出賣，以致自己21年的寶貴光陰被歷史吞噬；有的人由於夥同同學用腳跟踏踩秧田被判為反革命集團，被判長達12年；有的人家裡被抄，吃飯成了問題，因為偷東西吃被判了15年……作者李伯勇客觀地為讀者呈現了曾經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真實、赤裸、讓人心生震撼。他的文字夾雜著沉默、糾結、悲憤與悵惋。人們在一個「父性」遭到威逼的年代集體失語，人人如履薄冰，謹言慎行，希望能與身邊的一切「威脅」斷絕、隔離。一人黑常造成一家黑，一夜之間就會讓很多兒子失去父親，很多妻子失去丈夫，很多母親失去兒子。所以，這一時期父親身份的主動退場既是迫於現實的無奈，又隱藏著人性的悲哀。
小說在第一部分著重回憶了李沛寬與他父母親最後一起生活的十五年光陰，在這段時間裡，一切都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鄉下人陸續搬進城裡，城中的建房潮一浪高過一浪；山林退化嚴重，人們也習慣了竭澤而漁；小說中村裡的花井，井壁由原來的磚壁改成了水泥壁，從此蓮花無處落根，也不再綻放；李沛寬的母親劉月廬不再對丈夫李令昆惟命是從，任其辱罵訓斥，長大的孩子成為她反抗丈夫的資本。劉月廬女性意識的覺醒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女性長期處於壓抑下的精神解綁。李沛寬的父親李令昆，暗暗與時代較勁，用固執與倔強堅守鄉村家園。晚年的李令昆衰弱、孤立、狼狽，他得了一種名叫「暈眩症」的現代病，他習慣於行走，不停行走，在行走中沉思，在沉思中迷惘，而真正讓李令昆暈眩的或許不是病痛，而是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李令昆由原來寬闊明亮的圓湖家園搬到髒亂擁擠的老屋，他帶著父親最後的尊嚴在老屋堅持自己的生活，不願給孩子添煩添堵，這個時候他已不再是曾經那個威風凜凜的父親，曾經那個在兒子眼中「最可厭的人,如果你細加研究,結果總發現他不過是個可憐人。」［7］現在的他，只是一個時刻要受到親人揶揄的老人……李令昆的被邊緣化，代表著父權的移位，「父愛的悲劇在於同權力的結合……一旦權力同愛解脫，愛就可以新生。」［8］因而，人們常常陷入疏離父親與尋找父親的循環中，呼喚著「父性」的回歸。
「尋父」主題在文學作品中很常見，如荷馬史詩《奧德修紀》中科馬斯尋找父親奧德修的情節；還有《小癩子》、《哈克貝利歷險記》、《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無悔是書生：父親梁方仲實錄》等文學作品都有關於尋父主題的書寫。作家李伯勇，帶著一份對父親的懷念、疑問、不安與愧疚創作了《父兮生我》這部小說，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告慰家父，也藉此書告慰贛南家鄉。在小說中他設置的主要人物都有一個共同的情結，就是對父親的愧疚與找尋。朱修鵬、朱明由於父親政治身份的原因，多年來一直對父親採取迴避和選擇性遺忘的態度，不願提起卻又時時惦記。朱明在一次與獄友聊天的過程中，重新認識了自己的父親，那個在戰場上勇敢剛強、不怕犧牲、敢於捨己為人、時時顧全大局的父親形象衝擊著他的記憶觀，他開始感到愧疚，開始試圖重新走近父親，雖然父親是國民黨軍官的事實不會變，但他開始理解父親，曾經的怨恨逐漸得到釋懷；同樣，朱修鵬在他生命的最後一瞬，終於敢於正視他的父親是地主的事實，多年壓抑於內心的情感最終迸發而出；還有李令昆，晚年的他經常會夢到自己的父親，他為自己未能及時盡孝而自悔，放棄圓湖好的居住環境回到老屋居住就是李令昆「尋父」的選擇。對父親的尋找，情感深處是對「父性」的呼喚，小說人物在時代更迭背景下失父、缺父、尋父的過程，其實就是不斷理解、審視、追求「父性」的過程。
《父兮生我》一書，蘊含著深刻的「父性」文化內涵，作者李伯勇通過書寫贛南地區小人物的生活情感世界，進而塑造了一批風格獨特的父親群像，帶領讀者感受在時代迭變背景下父親身份、地位的細微變化，從而深入挖掘家族變遷歷史遮蔽下的「父性」精神 ，使讀者對父親、對父性產生更加深刻的體悟與理解。李伯勇在小說中塑造的人物不是千篇一律，平面化的文學符號，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質樸真實的情感、複雜曲折的經歷、奮發進取的氣質以及沉穩豐盈的精神世界。小說中我們常常會讀到這樣的句子：「田裡拔一株禾苗，嚼出牆硝煙味和弄炊的煙巴味」、「那條五百米黑蒼蒼老街像睏乏的老狗趴在那裡」、「就像剛剛通車的山民，坐在車上再顛簸也當作一種難得的享受」……生活化的語言沉澱了幾代人的家族記憶，李伯勇在小說中傳達出的歷史感、滄桑感與厚重感將化為持久的精神力量，感召人們在今天回望來路，重拾「父性」。 （井岡山博物館 張曉旭/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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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弗洛伊德.摩西與一神教［M］.商務印書館,1998．
［6］[意]魯伊基·肇嘉，張敏等譯.父性：歷史、心理與文化的視野［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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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葆耕. 原父意識的補償與升華———朱自清散文新釋[J].清華大學學報,198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