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70 年代中期以來的民主化浪潮已有近半個世紀，本文試圖對這一巨變的成就和困境做一個全景式的概括。概言之，新興民主的穩固狀況到底如何？在多大程度上走向民主穩固，多大程度上出現民主倒退甚至崩潰？對以上問題的回答有助於幫助我們突破意識形態的偏見和新聞報導帶來的「印象」，在一個恰當的比例感下理解現實。
亨廷頓所命名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展開至今已近半個世紀。近半個世紀後，這波浪潮走了多遠？在捲入其中的國家中，有多少走向了民主穩固，有多少走向了民主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出現了民主衰退？又在何種意義上呈現了政體韌性？在Polity IV、Freedom House、World Value Survey 等資料庫的基礎上，對上述問題進行實證分析後可以發現，大約一半左右的第三波案例走向了民主的階段性穩固（在人口大國中，則為1/3），有近2/5 經受了不同意義上的民主挫敗（在人口大國中，則為一半左右）。就「民主衰退」現象而言，在新興民主中，它主要不是體現在政體數量的變化上，而是體現在民主的質量退化上，即政治自由度的顯著下降和「中間政體陷阱」的出現。但是，從民主觀念的深入程度和歷史參照系下的「民主沉澱度」而言，新興民主又展現出相當的政體韌性。研究顯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結果多樣而複雜，很難以完全的樂觀或悲觀判斷去概括。
起始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一個舉世矚目的政治現象。1973年，地球上競爭性民主國家的數量是42個。2018年，根據政體評估資料庫Polity IV 的統計，這個數字變成120個。這是一個壯觀的變化。如果將古代兩河流域文明視為人類文明的起點，那麼，人類用了五六千年發明了大規模疆域上的代議民主制——1789年美國憲法的生效標誌著這一政體形式的誕生。之後，用了近200年時間將這一發明傳播到40多個國家。再之後，僅僅用了40多年時間，就將這一制度擴散至約120個國家，也就是世界上70%左右的國家。把這個加速度的變化視為世界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現象之一，並不為過。任何一個試圖理解世界政治圖景和趨勢的人，不管其政治價值觀如何，都必須直面並思考這場巨變。
當然，這個變化不是線性的。根據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中的總結，民主的擴散往往呈現「波浪式前進」的方式，並且具有「進兩步、退一步」的特點。他總結了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波起始於1828年美國的「傑克遜革命」，終結於20世紀2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第二波起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終結於20世紀60年代初威權政體的重新抬頭；第三波民主化則始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波及南歐、拉美、東亞、蘇東以及阿拉伯地區。根據一些研究，從2006 年左右開始，又出現了第三波的民主衰退，其間有顯著的民主崩潰、倒退以及民主的「劣質化」現象。這些1974年之後捲入民主化進程的國家或地區被稱為「第三波國家/地區」，也常被稱為「新興民主」。
本文試圖對新興民主的民主發展現狀做一個類型學意義上的實證分析。第三波轉型浪潮發展至今已近半個世紀，對人類政治史上如此重大的現象做一個階段性總結十分必要。新興民主的穩固狀況到底如何？在多大程度上走向民主穩固，多大程度上出現民主倒退甚至崩潰？具體而言，本文試圖梳理並回答四個問題：第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概貌如何？第二，新興民主國家或地區中，多少走向了階段性的民主穩固，多少走向了民主倒退甚至崩潰？第三，就新興民主而言，被廣泛討論的「民主衰退」是否存在？在何種意義上存在？第四，第三波民主衰退是否意味著新興民主的終結？本文的四個部分將分別討論這四個問題。
本文以政體資料庫Polity IV 為政體變化信息的來源。儘管還存在其他頗具影響力的政體資料庫，但Polity IV 是目前比較政治學界最具權威性和最被廣泛使用的政體資料庫。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它現在涵蓋了世界各國1800—2018 年政體類型的評估，其評估分值從-10向10分布。具體來說，「新興民主」指Polity IV 中1974年以來政體分值曾經從負值（包括零）轉向正值的國家或地區。根據這一標準，有105個國家/地區在這一階段進入過第三波民主化進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它們能始終維持民主政體。為捕捉相對重要的信息，本研究將其中8個人口100萬以下的國家從這個名單中剔除，從而得到97個國家/地區。
相比使用「自由之家」或者V-Dem 等政體資料庫，Polity IV 所提供的案例範圍更加寬泛龐大。即使是那些轉型後「民主崩潰」或「政體震蕩」的國家，那些進入了「及格線」但是民主質量低劣的國家，以及那些「蜻蜓點水式的」民主轉型國家都被囊括其中。這種寬泛界定的理論意義在於，它幫助我們超越「優勝者偏見」，正視並分析那些轉型的「失敗案例」。同時，它也幫助我們獲得一個第三波民主化的全景式圖景，從而理解這波民主化浪潮所包含的多樣性。
總體來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具有以下幾個特徵。第一，這是一場席捲全球的巨大政治變化；第二，這一進展在過去40多年裡並非線性展開，而是有快有慢、有進有退，總體而言呈現一種減速化趨勢；第三，這一浪潮在空間分布上具有不均勻性。
首先，這是一場史無前例、席捲全球的政治變化。這一點或許沒有什麼能比圖1帶來更直觀的感受，如圖所示，1800年世界上威權國家和民主國家的比例是20∶0（當時國家數量較少，被納入資料庫的更少），此後，民主國家的數量大大上升，威權國家的數量在波狀起伏後大大下降。這個變化最關鍵的轉折點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正如圖1所顯示，雖然此前的世界政體趨勢也存在著變化，但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後，這一變化急劇加速：對於民主國家是陡升，而對於威權國家是陡降。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這一政治變化非常地突兀。
其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時間上是非線性發展的。圖2對1974—2018年民主化和民主崩潰次數進行了分時段的總結（由於一個國家可能多次民主化並多次民主崩潰，所以民主化的次數大於民主化國家的數量）。圖中數據顯示，民主化浪潮的高峰期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冷戰結束前後。在此階段，第三波案例中共出現了58次民主轉型，但只有12次民主崩潰。此後的20年，民主化的次數逐漸減少，而民主崩潰的次數顯著增加，到2007—2018 年，民主化次數（19次）和民主崩潰次數（17次）幾乎相當。也就是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前20年處於明顯的爬升狀態，而後20年則進入了平臺期——相當程度上，這被視為「第三波民主衰退」的表現。
第三波浪潮的這種減速化趨勢不難理解：越早步入這一進程的，越是所謂「掛得比較低的果實」，易於摘取，而且「熟得比較透」。這種條件下的國家，民主化不但傾向於發生得早，而且較易走向穩固，比如幾個南歐國家，雖然今天在經濟上備受挑戰，但民主體制並沒有走向崩潰的跡象。第三波浪潮越向後發展，「果實」就掛得越高，越來越難以「採摘」。很多時候，轉型國家並沒有支撐民主轉型的經濟、社會或觀念基礎，選舉往往是統治者擺脫危機、緩解壓力的權宜之計，或乾脆是「被民主化」的，這種「創可貼」式的民主很容易「脫落」，也是情理之中。
再次，第三波民主化發展的地區分布不均勻。圖3總結了第三波民主化的地區分布情況，如圖所示，捲入第三波民主化進程最成功的地區是歐洲與拉美。在歐洲，第三波民主化如此之徹底，截至2018年，歐洲已經沒有非民主國家。拉美的民主化成就同樣令人矚目：截至2018年，只有一個拉美國家沒有捲入第三波（古巴），而17個第三波國家除了委內瑞拉，在2018年都維持了民主政體。亞太地區也出現了相當的變化：截至2018年，有13個國家/地區捲入民主化進程，7個尚未捲入；但是，在13個新興民主中，4個截至2018年已經民主崩潰。歐亞內陸和非洲的景象則比較複雜。在歐亞內陸，一共8個國家進入第三波，但有6個置身事外；在8個第三波國家中，有兩個已經民主崩潰。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呈現這種複雜性：第三波浪潮將33個國家捲入其中，但有15個不在其列；在33個第三波國家中，有8個截至2018年民主已經崩潰。中東北非顯然是最失敗的：絕大多數國家並沒有捲入第三波浪潮，只有8個捲入這一進程；而在這8個國家中，5個民主已經崩潰。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第三波浪潮湧現出來的新興民主中，有多少走向了民主穩固？顯然，民主化從來不是一勞永逸之事，無論是早發還是後發民主國家皆是如此。20世紀90年代的民主化高峰期過去之後，新興民主的種種問題很快開始凸顯，其中最經常被提及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民主倒退問題，即一些新興民主國家在轉型不久就出現民主倒退甚至崩潰的現象，有些則反映為民主與威權政體之間的反覆震蕩；二是劣質民主問題，即一些新興民主轉型後無法實現民主的深化，陷入一個介於威權與民主的灰色地帶——正如經濟上可能存在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政治上也存在一個「中間政體陷阱」。
那麼，近半個世紀過去之後，到底新興民主在多大程度上走向了民主穩固？筆者通過對Polity IV 數據的分析來判斷「民主穩固」與「民主受挫」的狀況。具體而言，筆者把前述97個新興民主分為五類：民主穩固型；民主脆弱型；民主崩潰型；政體搖擺型；有待觀察型。這裡分類的標準是：
1. 如果一個新興民主最近一次民主化之後，Polity IV 政體分值處於6分之上且持續15年以上，將被歸入「民主穩固型」；
2. 如果一個新興民主在最近一次民主化後保持了民主政體，但是Polity 分值從未抵達6分或跌落至6分之下（0分之上）或6分之上未超過15年，將被視為「民主脆弱型」；
3. 如果一個新興民主最近一次民主化之後，民主分值跌落至零或負分且截至2018年仍然停留在零或負分，將被視為「民主崩潰型」；
4. 如果一個國家在1974—2018年間經歷了民主化和民主崩潰，但又重新民主化，並且最近一次民主化尚未滿15年，有理由懷疑這個國家還可能出現民主再次崩潰，該國將被列為「政體搖擺型」；
5. 如果一個國家最近一次民主轉型之後沒有出現民主崩潰，但還沒有過15年的觀察期，它將被歸入「有待觀察型」。
顯然，上述分類標準具有相當的主觀性，使用不同標準或不同資料庫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嚴格來說，即使一個國家走向民主已經兩個世紀（比如美國）或大半個世紀（比如印度），民主也未必完全穩固，仍然有倒退甚至崩潰的可能性。當古代雅典的民主被崛起的馬其頓帝國吞沒時，如果從梭倫改革算起，已經過去了兩個多世紀，即使從克裡斯蒂尼改革算起，也過去了一個半世紀左右，然而時間的長河無法保證民主的持續穩固。但是，尋找差異、進行分類帶來信息量，而分類必須藉助於一定的標準，因此筆者根據儘量合理的標準進行判斷。鑑於本研究是在一個45年左右的時間尺度裡討論民主穩固或倒退，並且其中許多政體啟動轉型的時間可能短至十幾年甚至幾年，我們只能使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尺度去進行分析。之所以選擇「15年」作為「民主穩固」與否的標準，是因為15年能夠涵蓋絕大多數轉型國家的前三次大選，而這恰恰是民主最容易崩潰的時期。如果一個新興民主能夠歷經三次選舉周期而民主程度穩定維持在6分之上，視這個國家實現了民主的階段性穩固並不為過。如果將「民主穩固」時間標準定得過高，絕大多數案例將被排除出考察範圍，進入「有待觀察型」，而這將大大減少本研究可能產生的信息量。
當然，正因為本研究是基於理解現實的迫切性而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尺度進行分析，其觀察將不可避免地具有階段性特點。此外，還需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的「民主穩固」 並不是指這個國家沒有重大治理問題了，而是指這個國家的治理問題沒有危及其民主政體本身的存亡。也就是說，本文中的「民主穩固」概念僅僅衡量民主政體本身的存續，而非民主政體的治理績效。
根據上述標準，在97個新興民主中，截至2018年，有47個可歸為民主穩固型，9個是民主脆弱型，20個為民主崩潰型，9個是民主搖擺型，12個為有待觀察型（限於篇幅，本文不一一列舉有關類型的詳細名單）。這些數據顯示，民主相對穩固的案例佔整個新興民主近一半。民主崩潰案例（20）、民主搖擺案例（9）、民主脆弱案例（9）可以被歸納為不同程度的民主受挫國，總數為38個。如果把12個「有待觀察案例」視為灰色地帶，那麼，穩固案例、灰色案例和受挫案例的比例為47∶12∶38，大致為4∶1∶3，這一比例是新興民主穩固狀況的大致圖景。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人口大國從第三波案例中單獨「拎」出來，失敗、成功、灰色案例的比例將會更加倒向「悲觀」方向。以2000萬人口為過濾線，第三波案例將從97個變成38個，按前述方式計算相對穩固、灰色和受挫案例，那麼這一比例將從之前的47∶12∶38 變為13∶4∶21，即相對成功案例的比例將從近50%下降為34%，而受挫的案例則從39%左右上升為55%。也就是說，在人口大國中，只有1/3的國家走向相對的民主穩固，而大多數案例都是受挫或者灰色案例。如果以人口5000萬為分界線，總案例數進一步降至19個，上述比例則變化為7∶3∶9，相對穩固案例和受挫案例的比例分別為37%和47%，與以2000萬人口為界所得出的結果相差不大。這是一個令人矚目的發現。
這些數字顯示了過度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的不足。它們傳達的信息是，既不能斷言新興民主在民主穩固方面毫無建樹，也不能說它已經大功告成。一個相對客觀的說法是：這是一個帶有顯著不確定性的有限進展。一方面，97個新興民主裡有47個，也就是近一半，在最近一次民主化後能夠保持相對高水平的民主15 年以上，說明民主政體在這些地方相對穩固，這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重大成果。與歷史上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經歷相比，這已經構成某種意義上的「奇蹟」。另一方面，新興民主政體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也毋庸置疑。如果把第三波案例中所有經歷過民主崩潰的案例加總起來（包括崩潰後又重新民主化的案例），總數為 38 個，約佔第三波的39%，也就是說，新興民主中約2/5經歷過民主崩潰。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比例，民主如此高度的脆弱性，恐怕也是許多「民主樂觀主義者」在轉型之初未曾預料到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人口大國的狀況格外不容樂觀，一半左右經歷過不同類型的民主嚴重受挫（民主崩潰、倒退、低水平）。由於人口大國的狀況對更多人產生影響，這一信息將對民主樂觀主義投上更大的陰影。
近年，「民主衰退」現象引起廣泛關注。如前所述，亨廷頓在《第三波》中曾提及早先兩波民主化之後的民主化回潮現象。從20世紀末，有學者就開始討論第三波民主衰退是否已經出現。近年，許多學者將2006年左右視為「第三波衰退」的分水嶺。此前被視為民主增長期，此後被視為民主衰退期。根據Freedom House 的數據，1974—2006年，世界各國的「自由平均值」不斷提高。但是，拐點在2006年左右到來。從2006年起，民主國家的數量不再增長，並且世界平均自由度甚至開始連年下降——雖然下降幅度不大，但是這種方向性的變化仍然令人矚目。
當然，這種民主衰退論也受到質疑。一種質疑是通過數據說話：儘管2006 年之後自由民主制的擴張趨勢出現變化，但是，無論是民主數量還是自由程度，倒退程度都非常有限，「總體而言，倒退的趨勢反映的是其進步變得緩慢，而不是衰亡」。對於習慣於並期待「民主不斷擴張」的人而言，平臺期可能構成一種「相對衰退」，但是，這種期待本身或許不切實際，其基礎是對西方國家歷史與非西方國家現實的雙重誤解。
另一種質疑的觀點則認為，新興民主中並不存在「民主衰退」浪潮，原因是很多所謂「新興民主國家」根本就沒有真正民主化過——既然它們從未真正民主化過，又談何「民主衰退」？Levitsky 和Way 認為，很多人在20世紀90年代之初過於樂觀，將「威權崩潰」直接等同於「民主轉型」，而實際發生的情況是，很多威權政體崩潰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威權政體或無政府戰亂，將此類混亂狀態都稱為「民主衰退」，是一個根本性誤區。「民主的天空在塌陷或者威權復興之狼已經到來，這樣的觀點缺乏證據。過去十年左右，全球民主的水平保持了穩定，相比1990年代其實還有顯著進步。民主衰退的觀感，我們認為，根源於對1990年代早期事件的誤解。冷戰結束的初期，過度樂觀和唯意志論流行一時，導致了不切實際的預期，而這一預期一旦受挫，又導致了誇張的悲觀主義和灰暗情緒。事實上，儘管近年全球問題越來越多，但新興民主表現出醒目的韌性。
顯然，兩種看法都有其道理。新興民主中是否存在廣泛、顯著的「民主衰退」，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民主衰退」，以及用什麼指標去衡量「民主衰退」。就新興民主而言，筆者認為，從民主政體的數量來看，儘管存在民主擴散的減速化、民主崩潰的加速化，但是並不存在清晰的民主總體數量的下降趨勢。在這個意義上，並不存在顯著的新興民主衰退浪潮。但是，從民主政體的質量來看，新興民主中，民主衰退的浪潮卻是真實存在的。這可以從兩方面看出：第一，新興民主政治自由度的變化，即民主質量的變化；第二，新興民主自身「民主程度」的不足，即「中間政體陷阱」的擴散。這兩個現象有相當的重合之處，但是衡量指標不盡相同——前者以「政治自由度」變化為依據，後者以「民主分值」變化為依據。
對於民主的「質量」，不同學者理解或許不同。不過，通常而言，「自由且公正的選舉」被廣泛視為民主的核心標準，那麼將選舉的「自由與公正」程度作為民主質量的衡量標準則有其理據。關於這一點，相較於Polity IV資料庫，Freedom House 能提供更清晰的信息。不妨以新興民主中的前10個人口大國為例說明。Freedom House 的自由度分值從1—7 分布，分值越大越不自由，F 意味著「自由」，PF 意味著「部分自由」，NF 意味著「不自由」。從表1可以看出，在這10個大國中，截至2018年，除了巴西保持了其轉型以來所抵達的最高分值以外，其他所有國家都從一度到達的最高分值跌落，其中8個涉及類型意義上的跌落（從「自由」到「部分自由」，或者從「部分自由」到「不自由」）。
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發現，再次彰顯民主轉型之路的坎坷, 也符合近年許多新興民主大國所傳來的各種時事觀感。或許可以以印尼和墨西哥這兩個背景完全不同的案例稍作說明。印尼作為一個宗教、族群成分極其複雜的大國，其轉型道路可以說是相對平穩。1998年蘇哈託政權倒臺以來，並沒有發生大規模戰亂或災難性經濟危機，選舉和權力交接都相對平穩，正是因此，印尼在21世紀初一度被Freedom House 評定為「自由國家」。但是，後來一些重要的變化使得印尼的政治自由程度出現下滑，遂被Freedom House 歸為「部分自由」國家。首先是在西爪哇地區，穆斯林內部對其少數派阿赫莫迪亞教派、穆斯林對基督徒的騷擾和打壓從2010年代開始加劇，而政府在制止這些迫害方面十分被動無力。然後是近年印尼社會和法院越來越熱衷於使用褻瀆法來對付異己，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此外，對巴布亞和西巴布亞的分離分子，哪怕是和平示威，政府也大舉抓捕，引起國際關注。正是這些方面的倒退，使印尼民主的質量變得可疑。
墨西哥民主則面臨另外的挑戰。與許多剛剛走出內戰的鄰國相比，墨西哥的民主轉型一開始比較平穩。然而，失控的暴力組織，尤其是毒品黑幫，成為墨西哥社會的一個頑疾。為解決這個問題，墨西哥總統卡爾德龍從2007年左右開始，發動了一場「緝毒戰爭」，然而緝毒戰爭不但沒能消滅黑幫，反而演變成了一場近似於內戰的僵局。一方面，警察力量的軍隊化成為一種趨勢，過度抓捕、過度使用暴力、血腥打壓成為常態；另一方面，為報復政府，黑幫展開越來越多的無差別襲擊，其行為的恐怖主義色彩越來越顯著，結果是成千上萬人在夾擊中喪生。正是因為這種雙方的過度暴力，墨西哥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力也受到侵蝕。
在新興民主國家中，風調雨順地走向民主穩固的是少數，但是乾脆利落地實現威權復興的也是少數，更多的國家陷入灰色地帶——筆者稱其為「中間政體陷阱」。「中間政體陷阱」可以表現為「不自由的民主」的常態化，也可以表現為「政體振蕩」現象，即政體反覆在民主與威權之間搖擺。
不同學者用不同的名稱描述中間政體：不自由的民主（Zakaria)、競爭性威權政體（Levitsky)、委任式民主、混合政體（《經濟學人》）、Anocracy（Polity IV）……但其所指卻大同小異。「中間政體」最典型的特徵，就是它仍然保留民主選舉的形式，並且其選舉甚至具有一定的競爭性，但是通過限制言論自由、結社組黨自由、控制司法系統、控制公民社會等方式，該國政治競爭在「傾斜的擂臺」上展開，統治者得以在競爭的外殼下實現權力的穩固化甚至永久化。
近年的俄羅斯經典地體現了「中間政體」的特徵。在今天的俄羅斯，選舉是真實存在的，甚至有一定的競爭性。2018年的總統選舉，普京贏得了76.7%的選票，也就是說，不但有其他政黨的候選人參選，而且這些小黨的候選人加起來還贏得了20%多的選票（其中共產黨候選人贏得了11.8%選票，構成最大反對派）。2000年以來的歷次總統選舉結果大同小異，普京都是贏得了70%左右的選票（除了一次梅德韋傑夫出任總統），但某些小黨仍有一席之地。然而，鮮有國際觀察者將俄羅斯政體視為毫無爭議的民主體制。事實上，Freedom House 已不把俄羅斯視為選舉式民主政體，而Polity IV 雖然仍然給予俄羅斯政體正分值，但是長達十多年的4分更確切地說歸屬於「中間政體」。
中間政體在查維茲和馬杜羅的委內瑞拉、埃爾多安的土耳其、歐爾班的匈牙利、亞努科維奇的烏克蘭、穆加貝的辛巴威……相似的模式不斷浮現：一個克裡斯瑪型的領袖通過選舉贏得權力，再通過限制政治自由來擴大其民意基礎，於是又有了下次選舉的勝利，再次勝選給了政治強人限制自由更強的底氣，由此形成一輪又一輪「自由侵蝕—民粹強化」的惡性循環。在此，民主不但沒能約束獨斷的領袖，反而成為其打壓對手的合法性工具。民主轉型沒有走向民主穩固，而是在一片灰色地帶「安營紮寨」。
Polity IV 中將-5到5分稱為「中間政體」，其中有些是從正值跌落至此。在97個新興民主中，有29個在2018年這一年處於「中間政體」狀態，也就是近30%。儘管這並非新興民主的主體，但是由於其中包括俄羅斯、土耳其、埃及、烏克蘭、阿富汗等戰略性大國，這一類型在整個新興民主中仍然分量很重。
「政體震蕩」則指向新興民主的另一種常見中間政體困境：新興民主在民主和威權之間來回搖擺，既無法實現長期的民主穩固，也難以實現長期的威權穩固。這或許是因為該國既沒有發展出能夠支撐民主穩固的經濟、文化條件，又失去了可以「容忍」威權體制的經濟、文化基礎，因此無論在哪種狀態都難以實現均衡。表2列舉了新興民主中在1974—2018年間至少有過兩次政體轉型的國家，第一行是有過兩次政體轉型的國家（即一次民主轉型和一次民主崩潰），第二行是有過三次政體轉型的國家（一次民主化，一次民主崩潰，又一次民主化），第三行則是有過四次之上政體轉型的國家。如表所示，一共有38個新興民主有過政體振蕩現象，佔97個新興民主的近40%，其中有過三次或更多政體轉型的也有23 個，佔新興民主近1/4。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比例，不但說明民主穩固之艱難，而且說明一旦民主穩固難以實現，搖擺有可能會形成一種「慣性」。
泰國是「政體振蕩」的典型案例。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泰國民主已經有過「四上四下」。1947—1973年，泰國一直是軍人當政。1973年由學生領導的「10月14日抗議」導致了軍人政權垮臺，儘管這次革命催生了選舉政體，但它所帶來的政治成果是極其短暫的——同時期越南、柬埔寨、寮國等國紅色政權的勝利引發了泰國的反共熱潮，1976年軍隊再次掌權。1978年新憲法的制定，以及20世紀80年代軍人向平民政府移交權力的做法，標誌著又一次民主轉型發生。然而1991年又一次發生軍事政變，這次是以「反腐」的名義。不過，在遭遇巨大的抗議示威，即所謂「黑色五月」之後，軍隊允許了大選，帶來了泰國的第三次民主轉型。這次民主轉型是泰國歷史上維繫最久的一次：從1992年到2006 年，泰國歷經了數輪和平選舉和權力交接——當2001年當選總理的他信在2005 年重新當選時，他成為泰國歷史上唯一一個順利完成任期並重新當選的民選總理。至此，人們幾乎有理由認為泰國終於走出其歷史上的「政變詛咒」，開始走向民主穩固了。然而好景不長，代表農村力量的紅衫軍和代表精英力量的黃衫軍陷入了撕裂性的政治鬥爭，與黃衫軍結成聯盟的軍隊於2006年再次發動政變，推翻了被視為紅衫軍代言人的他信政府。2008年，自以為已經穩定局勢的軍隊還政於民，推動了泰國的第四次民主轉型，然而歷史再次重演：他信雖然已經流亡他國，但是他妹妹英拉代表泰國農民與貧民力量再次贏得大選。於是，黃衫軍和紅衫軍持續的街頭對抗再次開始，直到2014年軍隊又登上歷史舞臺，不堪重負的民主體系再次崩潰。
泰國的「政體震蕩」現象並非孤例。相當一批國家都具有這種「泰國症候」：既無法構建民主運轉所需要的政治信任，又缺乏穩固威權政體所需要的國家能力，於是，進入威權政體時，威權政府因缺乏合法性而不斷被推翻，進入民主政體時，民主政府又因為無法維持秩序而垮臺。可以想像，隨著社交媒體時代的政治動員成本越來越低，而人們對政府合法性的認知標準越來越高，這種「政體震蕩」現象很有可能在新興民主中進一步擴散。
「不自由的民主」的興起，加上「政體振蕩」頻繁，構成新興民主中的「中間政體」挑戰。把這兩個類型的新興民主加起來，去除其中重疊的案例，得到48 個國家，也就是97個新興民主中有約一半以不同方式陷入「中間政體陷阱」。很多人對轉型的預期是轉型走向穩固、穩固走向深入，似乎從0分到60分、80分、100分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一切問題都只是「過渡期」的「陣痛」。然而，「過渡期」成為「新常態」，「陣痛」成為「長痛」，是相當一批新興民主所面臨的真實困境。
民主擴散減速化、民主崩潰加速化、民主質量在下降，這些現象結合起來，顯示新興民主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但是，能否因此判斷新興民主進入了難以逆轉的衰退，以至於走向轉型的終結？下此結論或許為時過早，原因有二。第一，民主觀念的韌性。任何制度變遷的根本性動力是觀念。正如Inglehart 所論證，觀念對於制度變化的方向，具有一種「引力作用」——它將「超前的制度」拉回來，也將「落後的制度」拉上去。在新興民主中，民主的觀念顯示出強健的韌性。第二，歷史的比較。民主轉型以「進兩步、退一步」的方式發生，似乎是歷史常態，而非僅僅是當代現象。歷史上的民主衰退浪潮，或許提醒我們對新興民主的未來保持觀望。
對於新興民主世界中民主觀念的韌性，世界觀念調查有所揭示。該調查的最新一輪（2010—2014）問卷中，有一組四個問題是這樣的：「我將形容不同的政治體系，並分別詢問你對每一種治國體系的看法」。然後問卷列舉了四種政治體系：「強有力但無所謂議會和選舉的領袖治國」「專家治國」「軍隊治國」以及「民主政體治國」。每一個問題下面，答案在4個選項之間分布（非常好、比較好、不好、非常糟）。不妨比對新興民主中10個人口大國對這4個問題的回答。由於世界觀念調查缺失一批國家數據，表3中的人口大國只能是有觀念調查數據的前10個大國，與前面所列舉的人口大國有所不同。
表3的第二列將所有「強有力領袖」問題答案分布於「非常好」「比較好」的比例進行了加總，第三列將所有「專家治國」問題答案分布於「非常好」「比較好」的比例進行了加總，以此類推，第四列和第五列分別是「軍隊治國」和「民主治國」正面答案的加總。如表所示，儘管相當一批民眾對「強有力領袖治國」「專家治國」或者「軍隊治國」也表示了認同，但是所有這10 個國家的觀念調查中，民眾對「民主治國」的認同感仍然是最高的。
一個可能的質疑是，儘管這些國家的民眾認同民主價值，但是他們所理解的民主未必是西式「程序民主」，而更可能是體現治理績效的「績效民主」——他們可能只是用「民主」一詞來指代「民生表現」而已。但這並非事實。在世界觀念調查2010—2014年的問卷中，有一組問題的設計恰恰用來檢測人們對民主的理解，這組問題是這樣的：「很多事物都是令人嚮往的，但不是所有這些事物都是民主的本質特徵。針對下述事物，請告訴我你認為它對於民主來說有多重要。」然後問卷分別詢問了人們對於「政府向富人徵稅、資助窮人」「宗教領袖最終詮釋法律」「人們在自由選舉中選擇其領導人」「人們在失業時得到國家救濟」「政府無能時軍隊接管」「公民權利保護公民不受國家侵害」「政府促使人們收入平等」「人民服從領袖」「女性與男性平權」等問題的看法。每個問題下面，答案在1—10 之間分布，其中「1」為「完全不重要」，「10」為「絕對重要」。顯而易見，在上述問題中，最能體現對民主的「程序性理解」的是這個問題：「人民在自由選舉中選擇其領導人」。而最能體現對民主的「績效性理解」的幾個問題是：「向富人徵稅、資助窮人」「政府使人們收入平等」，以及「人民在失業時得到國家救濟」——由於難以判斷這幾個問題中哪個最能體現「治理績效」，不妨以其平均數作為參考指標。
表4列舉10個大國民眾對這4個問題正面回答的比例，即答案分布於6—10 的人群比例，同時對民主的「績效性理解」比例取均值。如表所示，儘管這些國家民眾對民主的「程序性理解」和「績效性理解」都高度認可，但是除了巴基斯坦的某些指標以外，對民主的「程序性理解」的比例仍然高於「績效性理解」。也就是說，即使在這些民主質量出現倒退的國家，人們對民主的理解依然主要是程序性的。可以說，對民主的「達爾式」理解已不僅僅是學者們的觀念，也不僅僅是西方人的獨特觀念，而是一種在諸多發展中國家也深入人心的大眾觀念。
無論是對不同政體的偏好，還是對民主的理解，都指向一個結論：到21世紀初，不管政體本身如何不穩定，就觀念而言，民主的價值在新興民主已經非常深入人心。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任何一個政治現實主義者都必須關注的「社會事實」，是300年啟蒙運動的成果。正是因為這一人心之變，新興民主表現出非同尋常的制度沉澱力趨勢。
歷史地看，民主轉型的過程從未一帆風順，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是如此。當人們感慨自由式民主在西方和非西方國家「淮南為橘、淮北為枳」時，顯然遺忘了民主轉型在西方歷史上有多麼艱難。無論是法國大革命，還是魏瑪共和國，無論是美國內戰，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都顯示，當專制的遺產積重難返，政治的每一點進步都可能代價慘重。當新觀念衝擊舊觀念、新利益團體威脅舊利益團體、新的權力主體驅逐舊的權力主體，當一個全新的遊戲規則出現、所有的遊戲參與者尚在摸索如何適應新規則時，痛苦和混亂幾乎是必然的。令人驚訝的不是新興民主的轉型如此艱難，而是人們居然認為它不應如此艱難。
事實上，和歷史相比，當代的民主轉型過程「水花」較小。和法國大革命所激起的狂熱戰爭相比，蘇聯的解體和轉型幾乎無聲無息；和20世紀30年代慘烈的西班牙內戰相比，西班牙70年代末的這次民主轉型也是相當平穩；和日本歷史上脫軌的民主化道路相比，東亞數國的民主轉型也算是和平過渡；相比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內戰，巴西、智利、阿根廷20世紀80年代的轉型都沒有引發戰爭……當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也有戰火，像伊拉克、阿富汗之類，但是，經歷戰火的畢竟是少數，並且基本上都是內戰或地區性戰爭。
和歷史上常常是跨越百年的血雨腥風相比，第三波浪潮中的「民主沉澱」相對迅速。以拉美為例，第三波民主化之前，拉美地區的民主體制極其脆弱，頻繁被軍事政變推翻，但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以來，拉美民主卻開始出現紮根跡象。根據Mainwaring 的統計，該地區競爭性政體的崩潰率已經從1945—1977 年的9.3%下降到1978—2005年的0.8%，也就是說，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的民主崩潰率是之後的10倍以上。拉美的情況並非特例。中東歐以及蘇聯自1989年走向民主化以來，至今已超過1/4個世紀，除了中亞數國90年代就很快回歸威權政體，大多數中東歐國家都維繫了民主政體。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同樣如此。雖然有泰國這樣的「困難戶」，但無論是東亞的韓國，或是東南亞的印尼、菲律賓，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民主轉型後，儘管危機不斷，都迄今尚未出現民主崩潰。
過去半個世紀左右政治變化之「非同尋常」性，可以從世界各國政變次數的變化看出。根據Powell 和Thyne 的全球政變資料庫，隨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擴散，世界各國政變的次數已經從20世紀60年代的頂峰期開始大大下降。1966 年是政變最高峰，這一年全世界就發生了19場政變，其中12場獲得成功，此後無論是成功還是不成功的政變，數量總體下降，到2015年只發生了兩起政變。最顯著變化的地區或許是拉美，作為一個曾經的政變「重災區」，21 世紀政變在該地區幾乎絕跡，除了2009年的宏都拉斯政變，該地區21世紀以來還沒有發生過成功的政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世紀60年代大約一半權力更替是通過政變發生的，到90年代則降至1/4，到21世紀（截至2012年）則進一步下降到約13%。正如Bermeo 所言，當下即使政變仍然在發生，其性質越來越從「結果開放性的政變」變成「約定式的政變」，即承諾即將引入民主選舉的政變。這些變化顯示，世界各國的主要政治力量，已經越來越習慣於以選舉而非暴力的方式實現權力更替。
民主制度在經濟危機衝擊面前的抗壓能力似乎也在增強。經濟危機衝垮民主制度的情況在歷史上非常常見，其中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魏瑪共和國的崩塌——20世紀20年代的超級通貨膨脹給了本已搖搖欲墜的魏瑪共和國致命一擊。第三波民主化以來，經濟危機引發政治危機的情況也常見到，比如阿根廷2001年的政治危機、2011年以來希臘歐債危機引發的持續動蕩，但是，與歷史上常見的情況不同，在諸多新興民主，經濟危機引發的政治危機沒有進一步演化為民主崩潰。事實上，在阿根廷、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等國家，恰恰是民主制度所提供的選舉機會給政治危機提供了一個出口，使政治壓力有一個釋放的閥門，也為調整政策方向提供了一個制度途徑，從而將可能暴力化的衝突降溫成和平的政黨競爭。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的民主化浪潮，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變，本文試圖給這一巨變的成就和困境做一個全景式的概括。儘量準確、系統、全面地描述這一巨變非常重要，因為它幫助我們突破意識形態的偏見和新聞報導帶來的「印象」，在一個恰當的比例感下理解現實。「比例感」意味著「歷史意識」，即把當下時事放入歷史的坐標系中，通過歷史長河中的參照物進行長線及短線的觀察；「比例感」也意味著尊重多樣性，發現轉型進展的連續譜以及不同國家在這個連續譜上的不同位置。
對新興民主的系統觀察顯示，極端的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都缺乏現實依據。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歷經40多年發展到今天，展現的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畫卷。一方面，其成就非常顯著：在民主「既非自然、亦未必道德」的政治文明史背景下，新興民主在半個世紀內大量湧現，越來越多的國家藉助於和平權力交接而不是暴力奪權來實現航向調整，乃至這種「奇怪的」政體形態成為人類政治形態主流，這在歷史的長河中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奇蹟。此外，一半左右新興民主走向階段性穩固，民主觀念在諸多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深入人心，人們對民主的理解越來越注重程序與權利，這種「人心之變」是理解這場巨變的一把鑰匙。相比之下，各國政局本身的波動更像是這一歷史之「勢」的枝節。
但是，另一方面，新興民主的轉型困境也有目共睹。第三波早期的民主「大躍進」之後，不但新的民主化變得舉步維艱，而且之前的民主化成果也開始出現消化不良、「 排異反應」，2/5 左右的新興民主遭遇過民主崩潰，沒有崩潰的也大量出現民主倒退，幾乎所有新興民主大國都出現了民主質量下降。同時，與很多人預期的線性發展不同，「不自由的民主」和「政體震蕩」現象開始蔓延，構成越來越常見的「中間政體陷阱」。對於大多數國家，轉型的根本挑戰已不再是如何走向民主，而是如何消化民主，這是更加艱巨的挑戰。
責任編輯：王智睿
一審：成天立 二審：楊明
文章來源：《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