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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選舉再次和平落幕了。民主化以來，儘管選舉有時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暴力行為，但在世界範圍內看，臺灣的民主化可算是非常理性與和平的了。這是有內外因素造成的。從內部而言，臺灣在民主化之前已經成為高收入的富裕社會，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民眾的教育水平高，行為理性。
如果沒有兩蔣時代的高速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臺灣可能只是一個類似亞洲那些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會的民主。從外部而言，臺灣政治精英面臨來自美國和中國大陸兩方面的壓力。美國支持臺灣的民主化，並且對臺灣的政治精英能夠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如果要得到美國的支持，臺灣政治人物的「民主行為」至少能夠為美國所接受。同時，臺灣的民主化本身就是為了應付中國的崛起。如果臺灣不民主化，它在國際社會的優勢就會消失。
儘管臺灣民主化也只不過是20來年的時間，但無論臺灣民主還是人們對臺灣民主的看法，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臺灣民主不再具有剛剛開始那樣的特殊性。這也可以說是因為民主成熟了。這種成熟性表現在多個方面。例如，不管成敗，政治人物對選舉的結果都是可以接受的。再如，臺灣民眾對選舉的熱情已經不如從前。和其它社會一樣，在民主化開始之際，臺灣社會對民主表現出異常的狂熱。到今天，社會不再把民主看得當初那麼神聖了，而只是政治權力更替的手段。
民主成為常態，臺灣人也是享受這種民主的。這裡，龍應臺對臺灣的感受很具有典型性。最近，她在論及中國的崛起時就說：「我不在乎『大國崛起』，我在乎小民的尊嚴幸福」。（當然，這裡她忘記了臺灣民主化之前艱難崛起的事實了。）又如，她在1994年寫文章比較臺灣和新加坡時說：「還好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2003年，她重訪獅城，雖然她認為新加坡的管理文化比臺灣成熟，但她還是不會選擇新加坡。她說：「最好把新加坡和臺北合成一個國家……因為臺北缺的是管理方法，而這正是新加坡的長處。新加坡的短處是文化厚度不夠，而這正好是臺北的長處，所以，如果能把這兩個城市合為一個國家，我認為就是最理想的國度。」（當然，臺灣的長處不僅限於文化，而新加坡的長處也不僅限於管理。）
但問題在於，這樣一個理想的國度在哪裡？或者，人們可以把這個問題分為兩個較小的問題。第一、臺灣人民的確可以享受民主所帶來的好處，但能否同時可以避免民主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呢？第二、臺灣民主本身是否可以應付這些負面效應，而促成民主的可持續發展？
對民主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應該引出人們足夠的思考。對民主不能停留在簡單地接受與否定、喜歡與不喜歡的態度。今天，臺灣民主所面臨的問題也是整個世界所再次面臨的問題，即在權威和自由之間、在秩序與自由之間、在發展與自由之間、在貧困與自由之間，人們做怎樣的選擇。民主保證了臺灣社會所有的自由，但卻沒有任何機制來保證其它方面的進步。
典型的強社會、弱政府
今天的臺灣社會是個典型的政治權威被徹底解構的社會。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也是政治權力被解構的過程：其一，權力中心的解體，從前是國民黨的黨國一體的政治體制，或者說國民黨是權力中心。但在國民黨被分解之後，就不再存在任何權力中心。其二，幾個微弱的權力中心共存，或者說多黨制。它們之間互相制約，甚至互相否決，不能構成足夠的權威來對社會發生影響，或者引導社會，或者解決社會所出現的問題。
其三，市民社會迅速成長和成熟，在維持社會體系正常運作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在臺灣，從少年到老年，有層出不窮的各種類型的志工團體。臺灣處於典型的強社會、弱政府狀態。其四，社會幾乎具有完全的自由，社會運動叢生，從各個角落崛起，來挑戰本來已經非常軟弱的政治權威。
對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來說，權力被解構、而市民社會強大的臺灣，簡直就是理想的社會。無論個人還是社會組織，都處於自治的狀態，不存在來自權威的任何危險。每個人都似乎可以發揮其無窮的創造力，都似乎可以選擇做自己所想要的事情，都似乎可以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人倫、人文等人性的光輝都被發揚光大。很少有人不喜歡這一切。
不過，一個經常被視為政治上不正確的問題一直被人們所忽視，那就是臺灣民主如何可以實現生存和可持續的發展？不管人們是否願意正視，今天民主化了的臺灣在其民主的光鮮背後也深藏著巨大的危機。臺灣內外部，人們也開始從不同角度討論臺灣所面臨的挑戰和危機。不過，如果把臺灣民主置於民主的全球背景之中，其問題會看得更加清楚。這些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巨大的「陷阱」。
第一個陷阱是民主的內部陷阱，姑且稱其為「希臘陷阱」。就民主的內部來說，所要處理好的是資本（經濟）、權力（政治）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民主化以來，臺灣社會解決了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但並沒有解決資本和社會、資本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
民主化一方面解構了政治權力，造成了一個弱政府；同時，社會也通過影響政府在很短的時間裡造就了一個高福利社會。選舉民主導致高福利，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臺灣也不例外。例如，臺灣在短短幾年打造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健保制度。但福利制度的弊端也深刻反映在臺灣的體制裡，也就是高福利的可持續問題。健保制度運作沒有多少年，就負債纍纍，不堪重負。
儘管民主化以來，歷屆政府都宣稱要解決好政府與資本之間的關係問題，但這對關係越來越緊張。對政府來說，沒有有效的資本運作，如何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更不用說是高福利制度了。尤其是今天，和全球資本一樣，臺灣的資本也處於高度流動狀態。
資本喜歡能夠為資本利益發聲和提供有效服務的政府，一旦資本覺得生存和發展環境不佳，就會流出。臺灣的民主解決了重要的經濟問題，那就是政府對資本來說，不再是「掠奪性」的。但對資本來說，民主並不能保障親商政府。長期以來，臺灣資本的外流儘管有全球化的因素，但不理想的甚至是惡劣的政治環境也是重要因素。資本和產業的出走，對政府和社會都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
在社會和資本之間，資本總是佔據優勢的，尤其在全球化時代。這需要有效的政府來平衡資本。但在不存在有效政府情況下，資本在和社會的互動過程中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今天，臺灣的收入差異巨大，政府對此無能為力。社會所能抗議的只是政府，而非資本。臺灣的社會抗議浪潮（例如太陽花運動）是弱政府、強資本狀態的反映。
在區域背景中，民主化不僅沒有像當初很多人所預測的那樣，會增加臺灣的經濟競爭力，而是相反。如果臺灣和外界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關係，政府對資本、社會等等要素都具有主權，或許能夠做到可持續發展。但實際上則不是這樣。在全球化背景下，處處都是競爭。在資本出走而政府無力幹預（例如限制資本出走或者引入新的資本）的情況下，臺灣的經濟競爭力在急劇下降。
臺灣外交過度民主化
沒有足夠的經濟增長，政府的稅收就下降。緊接著，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至少是財政能力）跟著急速下降。從世界範圍看，一旦經濟惡化，很難保障人性光輝方面的永存。在臺灣社會的一些方面，人性惡的方面已經表露出來。
儘管如此，在選舉主導的民主下，政治人物仍然做不切實際的考量，為了自私利益，或者為了選票，過度對選民做福利的承諾，而不是針對實際情況做出正確的決定。這就是希臘陷阱：經濟增長乏力，政府不但無能消減福利，反而為了選舉增加福利，社會抗議潮不斷甚至激進化。這是典型的民主治理危機。無論是政治人物還是社會，所關心的僅是誰掌握政權，沒有人在真正思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從長遠來看，這對臺灣民主的影響可能是致命的。
從外部來說，臺灣也在一定程度上面臨「烏克蘭陷阱」。臺灣如果要在國際社會得以生存和發展，就必須和中國大陸處理好關係，這就要求臺灣方面具有高超的「外交」能力。不過，臺灣的外交已經過度民主化，任何傳統意義上的外交已經不可能。正如內部政治，臺灣的外交也經常表現出「激進化」趨向。「激進化」具有兩個方面的根源。
一是來自社會，尤其表現在傾向於臺灣獨立的政治勢力中間，他們簡單地相信，因為臺灣是民主社會，臺灣就可以自然佔據國際上的道德制高點。他們幻想其它民主國家（例如美國和日本）會為了臺灣民主而和中國對立甚至衝突。第二是來自政治人物，他們可以通過民主機制來「挾持」民眾，置中國大陸的利益於不顧，走民粹主義路線。事實上，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已經急劇地改變了臺灣的地緣政治局面。如果臺灣的政治人物挾持民主而去做冒險的事情，或許就會陷入「烏克蘭陷阱」。
如此看來，在臺灣民眾享受民主政治所帶來的各種好處的同時，也必須對臺灣民主做冷酷的考量。經驗地看，對民主的批評早在古希臘就有了。亞裡斯多德論及古希臘的各種政體時，並沒有把民主視為是最理想的政體；相反，亞裡斯多德認為民主容易衰落成為民粹主義，甚至暴民政治。亞裡斯多德相信，類似共和政體那樣的混合政體最為理想。在近代民主化高潮之時，西方更存在著大量的民主批評者。即使在當代，西方仍然有大量的反思和批評民主的聲音。
實際上，民主批評一直是西方民主進步的重要動力。只是在西方之外，在民主成為了一種至高無上的、具有道德化的意識形態時，批評民主往往被視為政治上不正確。作為「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典範，臺灣的確可以為和平理性的民主化感到驕傲，但如果民主的驕傲演變成為民主的傲慢，結果必然會是悲劇。
在今天的世界，民主是最保守的，也是最激進的。說其保守，因為在政治力量互相制約和否決的情況下，什麼事情也做不了。說其激進，是因為什麼力量都可以自由地站出來，動員自己的支持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並且，保守和激進的兩極實際上是同一件事情：因為保守，什麼問題解決不了；因為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便需要訴諸激進的方法。今天，在世界範圍內，極左政治力量（例如英國工黨）和極右思潮（例如法國的國民陣線和美國川普主義）都在崛起。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人們有足夠的理由對臺灣民主的走向保持高度的警覺性。
*本文轉載自1月1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鄭永年專欄，本文標題為編者添加。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文章發布已經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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