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耳濡目染的便是「孟母三遷」「孟母斷機」的故事，因此更喜歡讀《孟子》。孟子(約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軻，字子輿，鄒國(今山東鄒城東南)人，戰國時期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與孔子並稱「孔孟」。他致力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被韓愈列為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元朝追封為「亞聖」。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的思想將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他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民心向背關乎國家的治亂興亡，關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鍵問題。也因此，《漢書》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國的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的孝宗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並成為《十三經》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形成了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論，是以仁政為內容的王道，其本質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他認為，人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形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一方面他嚴格區分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並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他又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係，主張統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治者。
「誠者，天之道也。」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他認為哲學思想的最高範疇是天，他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都是以天這個範疇為基石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義的成分居多:《孟子》書中所反映出來的關於認識論的見解，包含著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在《孟子》中有雲:「……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許多知能必須經歷困難，經過挫折、失敗，不斷取得教訓，受到鍛鍊，然後才能得之。客觀世界有其自己的規律，是人所不能違反的。孟子的另一個哲學思想是「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相對。「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離婁章句上》)孟子一方面主張加強學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當政者要身體力行，率先垂範，以榜樣的力量，教化百姓「明人倫」，以建立一個「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諧融洽的有人倫秩序的理想社會。孟子一貫以孔子的正統的繼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孟子》七篇，猶如綿綿春雨，普降於漫漫歷史文化中。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傳統教育方法。當他的得意門生公孫丑詢問有的君子為何不親自教育自己的兒子時，孟子回答道:「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離婁章句上)父子之間由於感情深厚，父親對兒子的教育往往不嚴，對於兒子的一些錯誤和毛病也因為溺愛和驕慣而放任，從而使正確的教育難以為繼。所以，「父子之間不責善」，易子讓別人來教育，既能從嚴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間的親密關係，不傷害感情。
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不是從客觀存在著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時把人倫關係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係的基本的道德規範。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係，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裡而來告之以善。」我固執地認為，那個以秦人言秦事「為民請命」的家鄉先賢苟好善之名便是出自於《告子章句下好善足以治天下》。苟好善(1585－1639)，字若誠，別號海來，醴泉（今陝西禮泉縣）藥王洞鄉儀門村苟家人，明代天啟五年（1625年）進士。授潞安府長治縣令，嚴明執法，勤政愛民，「察有不便於民者，身先罷除之」。1628年以「丁父憂去任」，百姓遮道攀留，車滯不得發，後仍立祠祀之。服滿改令南陽。1634年由知縣擢升為御史，有《恤民疏》，言：「秦民不可終棄」；又奏《緩徵疏》，痛切苛捐雜稅太多，大聲疾呼：「竭澤而漁，非不得魚，將無魚。」1639年出知濟南府，抗清兵侵襲，壯烈殉國，明室贈太僕寺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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