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斯坦福監獄實驗騙局?津巴多本人親自回應了

前幾日在社交網絡中有一篇文章引起軒然大波，其中指出了多年前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疑似騙局的實驗漏洞。

昨天下午津巴多教授本人就此事做出了回應。

其弟子Jenny老師火速進行了翻譯，壹心理也在第一時間獲得了譯文的轉載權。

以下是津巴多教授本人對於爭議事件的親自回應：

博客作者Ben Blum於2018年6月7日在線上媒體Medium上，發表了一篇針對1971年史丹福大學監獄實驗（簡稱SPE）的真實性和價值的充滿批判和敵意，近乎謾罵的文章，將其標為「欺詐」和「謊言」。這篇回應裡，我將反駁他的結論以及他為虛假斷言提供的大部分證據。奇怪的是，最近其他博客也對SPE發表過類似的攻擊性言論：

比如，Brian Resnick於2018年6月14日在VOX節目裡說，「這個該死的視頻揭穿了這個著名的實驗。」 6月12日在Live SCIENCE裡，Jay Van Bavel說，「究其實，從眾這事並不是自然的，盲目的或者一定要發生的。」

此外，法國作家Thibault LeTextier的新書「謊言史（2018）」也加入了批評SPE的行列。

我在此聲明，這些批評都沒有提供任何實質性證據可以改變SPE的結論，即，其幫助理解系統性和情境性的力量如何在不知不覺中影響我們個人負面或正面行為的價值。它傳遞的信息是一個警示故事：即如果我們沒有覺察到影響我們行動的這些外部壓力，那麼可能會發生什麼。

什麼是史丹福大學監獄實驗，又是哪些偶然事件把這一關於情境力量的學術實驗推到了一個舉國關注的重要地位？

SPE是一個在1971年8月14日至19日，共計六天的，在史丹福大學進行的一項研究。由我作為首席研究員進行設計和指導，與我的團隊，包括研究生Craig Haney，William Curtis Banks，本科生David Jaffe，和監獄顧問Carlo Prescott，共同完成的。

這是一項探索性調查，旨在研究情境力量能夠改變參與者個人行為的程度。從報紙廣告中招募的24名大學生參加了這項監獄生活研究，並被隨機分配了囚犯和獄警的角色。獄警每班工作8小時，而囚犯則24小時生活在斯坦福心理學系地下室的模擬監獄裡。

史丹福大學的人類研究項目辦公室批准了這個獨特的實驗，認定其符合規定。由於這些模擬獄警和囚犯後來發生出乎意料的極端消極的反應，這項預計進行兩周的實驗在6天後被終止。這項研究的全部細節已付梓出版，書名《路西法效應》（2007年）。也可以在 http://www.PrisonExperiment.org 上查找到。

在SPE結束後不久，西海岸的聖昆廷監獄和東海岸的阿提卡監獄爆發的戲劇性事件使監獄環境成為全國的焦點。

8月20日，在黑人政治活動家George Jackson涉嫌逃跑期間，一些聖昆廷獄警和囚犯遇害。從9月9日至13日，有1000名阿提卡囚犯控制了監獄，公開抗議對Jackson的「謀殺」。

這場對抗最終以國民警衛隊殺死了許多囚犯以及他們的獄警人質結束。媒體進行了廣泛的報導，美國國會也組成了相關委員會進行調查。我被邀請參加電視媒體活動和國會聽證會，這些聽證會也讓大眾對我們的模擬監獄中發生的事情產生了相當大的興趣。

在回顧對SPE真相的挑戰之前，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強調我已經在多大程度上使SPE每一個細節都在史丹福大學公開檔案中，以及在阿克倫大學心理學博物館的檔案館中記錄在案（捐贈了40多箱價值觀察數據，在研究期間和之後收集的囚犯/獄警/工作人員的報告和日記，以及SPE期間錄製的12小時視頻）。《路西法效應》（2007年）中有10章，專門介紹SPE的各個方面，並提供關於每個論斷的來源的完整文檔。

在對這些關於實驗過程和結論的欺詐性質的說法提出質疑之後，我將詳細介紹它的一些獨特功能，記錄的科學驗證以及它的許多現實應用。最後，我總結了由我的SPE經驗和思考得出的一些出乎意料的有價值的擴展：

討論之前，我還想說一下，Blum暗示我在現代心理學中的地位主要來自於SPE。然而，我的聲譽來源於許多主題的大量研究和理論，在1971年推出SPE之前以及之後都有。

事實上，是我在紐約大學研究和教學方面先前取得的成就，使我成為史丹福大學心理學終身教授。此外，我以前的工作成就，也是使我被邀請合作撰寫心理學最重要的入門教材之一《心理學和生活》的原因。後來我從一群知名作家中被選中成為26集電視節目「發現心理學」的創作者和解說員。近幾十年來，全球已有數百萬學生和老師觀看了這個節目。我認為對於我在心理學領域的地位的建立，我這些工作的貢獻不比SPE少。總的來說，我已經對40個不同領域的心理學做出了貢獻，也在迄今為止我撰寫的60多本書和600本出版物有所記錄。

有爭議的問題：

1. 研究人員指示獄警變得更加「粗暴」，扭曲了他們的行為也影響了實驗結果。

2. 一個獄警有意表現得更為殘忍來使實驗符合我的預期。

3. 一個囚犯對於將精神崩潰描述為「作假」。

4. 一名工作人員公開譴責SPE是有缺陷和不誠實的。

5. 英國的研究團隊沒有成功地複製SPE。

6. 論文發表在非同行評審的期刊以避免被拒絕。

1. 研究人員指示獄警變得更加「粗暴」，扭曲了他們的行為也影響了實驗結果。

SPE是依照當時美國監獄系統的典型特徵而設計的一個模擬監獄。當時獄警訓練的核心內容便是對囚犯們行使他們的權力，使囚犯們聽從指示，防止他們反抗或嘗試逃脫的意圖。

我當時對於獄警的指示是，他們應該維持紀律與秩序，並且我也要求他們對於囚犯要保持尊重。在他們之間動態的權力關係中，獄警擁有最多權力，而囚犯只有一點點，甚至沒有。我們並沒有對如何成為一個有效的獄警給予任何正式的，或是具體的指示。

請記得當時沒有參與者想要被分到獄警的角色，都是被隨機分配到的。一開始，在第一天的時候，他們中沒有人表現得像一個獄警；視頻顯示他們曾笑著鼓勵囚犯變得更認真一些。那次交接的三個獄警中的一個顯然沒有參與進來，即使在其他兩個獄警讓那九個囚犯遵守他們無力的指示時也是一樣。

David Jaffee，作為SPE的監獄長，看到這個獄警沒有真正代入角色，便將他帶到一旁並責備他沒有成為一個「強硬」的獄警，沒有表現得像他所被分配的實驗角色。我們從未具體化如何去變得更加「強硬」，並且當時有明確警告禁止使用任何武力。他建議說：「想像你是一個真正的獄警來行動。」

一開始，獄警們並沒有表現得有主導性和支配性。然而，第二天早晨，在囚犯們以多種形式進行反抗並引起了與全體九個獄警的言語及肢體衝突後，一切都改變了。待該次反抗被平復之後，一個獄警聲稱這些是「危險的囚犯」，而在這種全新的視角下，許多獄警確實變得更加「強硬」了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所有對於SPE的報告中，我一直強調獄警中所存在的個體差異。

在每次輪班中，會有一兩個獄警變得越來越強硬與刻薄，而其他的則繼續保持著一個溫和的角色扮演，他們中有一些人被囚犯們視為「好獄警」。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好獄警」曾為了減少或阻止其他獄警的殘忍行為而進行幹涉。

Blum承認了獄警之間的個體差異，「大部分獄警表現得十分平凡。甚至有些獄警會幫助囚犯們做些小事情。」從我的觀點來看，這些獄警的行為削弱了對於所謂的需求特徵影響SPE實驗結果的任何批評。

這些獄警們是自發地對囚犯們變得越來越刻薄與殘忍的。正是他們的這些極端行為引導至了該研究如此戲劇化的效果，包括其中最典型的獄警 —— 「John Wayne」（請見後文）。

2. 一個獄警有意表現得更為殘忍來使實驗符合我的預期。

Blum聲稱David Eshelman，一個因一直表現得像一個瘋狂失控的西部牛仔而被囚犯們綽號為「John Wayne」的獄警，僅僅是有意地飾演強硬獄警的角色。在實驗之後，Eshelman聲稱他是以電影Cool Hand Luke中的監獄長Struthers Martin為藍本來塑造他自己的角色的。他說他想讓實驗更加成功，於是在每次輪夜班時都會對囚犯們十分強硬。

他讓囚犯們一直做伏地挺身（有時讓其他囚犯踩在他們的背上），限制他們的飲食，並肆意制定規矩。每晚，Eshelman都會以極有「創意」的方式變得越來越殘忍，遠遠超出了一個強硬獄警的界限。確實，他後來說他開始自認為是一個「玩偶師」，操控著囚犯們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極度濫用他的角色權力，Eshelman在實驗的第五天想出了一個不可想像的方式來羞辱所有的囚犯。他命令他們將自己想像為「駱駝」，一半囚犯被分為雄性，另外一半被分為雌性。那些被分為雌性的「駱駝」們需要彎腰，而那些雄性的「駱駝」囚犯們則被命令以「狗趴式」與他們「性交」，他們非常不情願地模擬著雞姦行為。在我缺席時所錄製的視頻顯示該事件持續了大約10分鐘，所有三個獄警都喊著辱罵性的稱號，歇斯底裡地笑著。

幸好，我先前已經決定在第二天早晨終止這次實驗。

毋庸置疑，這種行為遠遠超出了所謂「強硬」的獄警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與Eshelman同班的其他獄警們都全全參與了這些使他們的輪班具有特徵性，有攻擊性的活動 —— 這些活動與美國獄警在阿布格萊布監獄（Abu Ghraib Prison）對伊拉克囚犯所作出的有關性侮辱的儀式十分的相似。而並不僅僅是這一夜班過分地殘忍對待SPE的囚犯們；在其他幾班中，也有幾個獄警頻繁涉及羞辱、貶低囚犯們的活動中，以示囚犯們獄警所具有的權力。

在SPE中作為一個獄警的經歷真的如Blum和其他批評者所聲稱，是在一個有詐騙性質的研究當中「作假」的經歷嗎？所有可用的證據都表明並不是。

3. 一名囚犯質疑精神崩潰是一種「作假」。

Doug Korea，囚犯編號8612，被Blum認為是我和我的工作人員因為過於天真，受不了他不受控制的狂叫而過早就釋放他的一個例子。Korpi現在辯解說，他其實並不是那麼沮喪，他只是裝得「比瘋子更歇斯底裡」。歇斯底裡的定義是一種表現出壓倒性或無法控制的恐懼或情緒過度行為的心理障礙。而這正是我們在研究中釋放他的充分理由。

Korpi的故事在過去的四十七年中發生了很多變化：

從「假裝瘋狂以期早日離開，這樣他就可以為即將舉行的研究生考試學習」; 

到「早點走出去，以便他能夠引導一場起義並解放其他囚犯」;

再到「要真正地控制自己的情緒，所以進入臨床心理學學習更好的情緒管理」;

以及其他的反思和記憶的扭曲。

他敘述中的那晚的關鍵事件是在他與Carlo Prescott和我會面以後，他告訴其他囚犯他將迫使我釋放他。相反，在我向他提出了一項交換協議，即如果他告訴我囚犯們在做什麼，獄警就不會再騷擾他，之後，他回到監獄院子裡喊道：「我不能出去；他們不會讓我們離開！「然後他從他的牢房繼續如此尖叫。

這一消息對所有囚犯都產生了強烈的寒蟬效應，其中一些人後來報告說，他們感到無助，真正被囚禁，即使像他那樣痛苦也無法離開。因此，Korpi的這個「長篇獨角戲」，把SPE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監獄，對於他的其他同監來說，再沒有出路了。

最後，在他的尖叫劇集之後釋放他的決定是由Craig Haney做出的，他覺得Korea所承受的壓力如此之大，沒有理由讓他囚禁更長時間了。當我和Carlo晚餐回來時，我懷疑Korea的不是那麼真誠，或說，他在偽裝，但我同意Craig和Curt Banks的「釋放他更好」的意見。

不管Korpi事後如何解釋自己的行為反應，不管是表演還是真的歇斯底裡，他為至少四名「同囚」創造了一個明顯的，新的獲得自由的途徑，他們也因為類似的極端情緒反應或必要的醫療治療而獲釋；這些在《路西法效應》中有詳述。他們全部首先被帶到史丹福大學學生健康中心，然後回到家中。

4. 一名工作人員公開譴責SPE是有缺陷和不誠實的。

Blum試圖通過找到一篇2005年發表於斯坦福日報（校園報）上的專欄文章來抹黑SPE，這篇報導據說是Carlo Prescott寫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謊言」。他甚至借用了他的博客的標題主題。

事實上，這篇文章完全不是Prescott所寫的。他與我在我1971年5月的一堂社會心理學課上第一次相見就變成朋友了。他是我關於監獄生活的專業顧問，因為他在監獄裡待過許多年。

仔細地閱讀那篇專欄文章，會發現作者的行文與用詞都具有一種特殊的法律性，與Carlo的完全不一樣。其實，這篇文章以及許多網絡上對於SPE的負面評論的真實作者，都是Michael Lazarou，一個洛杉磯的電影編劇。他與我和Carlo是在一次嘗試獲得我準許去拍攝一部關於SPE的好萊塢電影時相識的。但在我選擇了Maverick Films來製作這部電影後，Brent Emery和Lazarou就開始對於我和SPE寫負面評論。（Brent Emery的電話錄音顯示，「Carlo說那並不是他，全是來自於Lazarou的。」 2005年5月7日）。我認為這一重要的信息排除了Blum關於一個可靠的內部研究人員指責「SPE的謊言」的指控。

5. 英國的研究團隊沒有成功地複製SPE。

一個說是基於SPE的「實驗」被錄製，並於2002年5月在BBC的電視上播出(Koppel & Mirsky 2002)。它所得出的結果似乎反駁了SPE，因為其中的獄警表現出了極少對於囚犯的暴力與殘忍行為。正好相反，囚犯們主導了獄警，而獄警則變得「越來越多疑，抑鬱，感到壓力，並抱怨說收到了虐待」。有幾個獄警因為無法忍受而退出實驗，但沒有任何囚犯退出。Blum表示這個電視節目是對於SPE效度的又一挑戰。然而，這個「真人秀」在任何意義上都沒有達到一個科學複製的標準。

從全國性廣告中被徵募，成為參與「一項在全國電視播放，由大學支持的社會科學實驗」的演員時，每個參與者都知道他們的行為和聲音(他們必須一直佩戴領口的話筒)會被家人和同事在國家電視臺上看到和聽到。SPE 中警衛與囚犯之間，那種七天二十四小時的緊張情緒與對抗完全被稀釋了 —— 英國研究小組(Alex Haslam和Stephen Reicher)的日常行程稀釋了所有相似之處。

這些研究人員不斷地進行幹預：定期在監獄設施進行公共廣播；每日進行心理評估；安排比賽，以便讓比賽中的最佳犯人成為保安。

在整個「真人秀」節目中，他們為參與者們創造了日常「懺悔」環節，讓參與者直接面對攝像機談論他們的感受。

在這檔由英國廣播公司(bbc)製作的監獄節目中，有一位參與者後來親自聯繫了我，他就是菲利普•賓森(Philip Bimpson)。他說的部分內容如下：

「……犯人贏了，因為他們比衛兵組織得快。他們的顛覆行動和組織能力勝過了在新環境中毫無組織性的警衛。他們（也就是警衛）不明白，他們必須組織自己，形成一套他們都同意的規則。

我認為，這個小組被BBC利用了，用來獲取商業利益。我和我在小組裡的新朋友們（應該）參加的是一個為了促進科學發展的實驗，而不是一種廉價娛樂的形式。」(個人電子郵件通訊，2002年2月26日；隨後，我於2004年10月10日訪問了格拉斯哥。

我認為，拒絕使用這種「複製」來得出對於SPE具有科學意義的複雜性的懷疑，是合理的。

6. 發表在非同行評審的期刊，以避免被拒絕。

有幾位批評家聲稱，我選擇在非同行評議期刊上發表SPE的早期報告，是為了避免這項研究被拒絕。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之所以在《海軍研究辦公室》雜誌上發表了關於SPE 的第一個報告，是因為我使用了海軍研究局之前批准的一項基金，而他們堅持讓我將我的研究刊載在他們的期刊上。(順便一提，SPE的全部預算只有2500美元)。我們的下一篇文章應編輯的邀請發表在《犯罪學雜誌》上。

1973年，我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SPE的不同尋常的文章，被指責「繞開了通常的同行審查程序」。我這麼做是為了廣泛的接觸全國（此處指美國）觀眾，我用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把SPE 設計成了「皮蘭德裡監獄」(在後面的章節中會詳細描述)。我和我的同事在眾多期刊和書籍上，發表了許許多多關於SPE的文章，供學術讀者和普通讀者閱讀(參考文獻中有部分呈現)。

接下來將重點介紹SPE的獨特之處；它的科學和概念性的驗證是什麼?它如何影響法律環境中的決定;美國軍隊是如何運用其中的一個主要結論的，然後我們開始思考它在害羞、時間觀心理學和英雄主義領域的三個最持久的積極延伸。

SPE的設計在社會心理學研究中是獨一無二的，它可以觀察參與者在超過120小時的時間內的行為模式。它的主要結論之一是，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囚犯或看守的角色，儘管他們意識到這些新身份具有實驗性質，但是，他們在模擬監獄環境中逐漸獲得這些新身份。

大多數其他的研究通常被壓縮成一個小時的時長，所以不可能觀察到特定身份的出現，比如一些正常、健康的大學生變成了殘忍的獄警或無助的囚犯。

由獨立研究人員進行的可變性複製是所有實驗研究的標誌，SPE也是如此。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的一個研究小組擴大了SPE設計，採用了一種類似於我們的條件和其他幾個實驗變量，以探究社會組織如何影響囚犯和獄警之間的關係(Lovibond, Mithiran，& Adams,1979)。他們的「標準監管」制度模仿了澳大利亞的中等安全程度的監獄，在程序上最接近SPE。

研究人員對嚴格的實驗協議的核心結論是：因此，我們的研究結果支持Zimbardo等人的主要結論。監獄中敵對的、對抗的關係主要源於監獄制度的性質，而非囚犯和官員的個人特徵。」(283頁)。在這個研究設計中的結果，通過提供基準線來評估客觀定義的真實監獄生活的結構特徵的行為變化，也有助於消除對這種模擬實驗有效性的懷疑。

我諮詢了研究主任Norma Jean Orlando，就如何在伊利諾州埃爾金州立精神病院(Elgin State Mental Hospital)建立一個模擬精神病院提出了建議, 29名工作人員在一間鎖著的病房裡扮演精神病人的角色，時間為3天3夜。22名普通工作人員扮演了他們通常的角色，訓練有素的觀察員和錄像記錄了所有發生的情況。

在很短的時間內，大多數模擬病人開始行為方式，與真正的病人是沒有區別的： 六個人試圖逃跑，兩個又重新做回自己，其他人是完全沉默,兩個人失聲痛哭，另一個有點近似精神崩潰，大多數表示感到被「監禁」，而且沒有人關心他們的狀況。一名在周末受盡折磨的員工變成了病人，他覺得自己已經獲得了足夠的洞察而宣稱：「我過去常常把病人當作一群動物看待，我從不知道他們以前經歷過什麼。」

這個實驗能帶來的積極成果，是委員會的建立，委員會的員工與現在和之前的病人一同努力，致力於醫院員工建立起對於病人受到不公對待的意識，以及他們必須改變行為，創建一個更具建設性的，有人文氣息的環境。(Orlando,1973)。

我花了大部分的職業生涯來把學術發現變成社會變革的努力，進而提升社會公平，並搭建由此到人性中最善處之間的橋梁。在他們關於監獄改革的聽證會上(1971年10月)，美國國會眾議院的小組委員會不僅僅想要的是我的分析，也包括對改革的建議。在國會記錄中，我的陳述裡，我明確呼籲對於監獄結構進行國會幹預，以改善被收容者和教改人員的處境。

另外，我希望強調下Craig Haney 作為一名法律學者，他在改善監獄條件和挑戰死刑方面所做的重要貢獻。Craig 在獲得心理學Ph.D後，又從斯坦福法學院獲得了LL.D 。

不幸的是，博主Blum 在Medium 上的批評徹底誤讀了已公開的我之前在國會聽證上關於提升我們大規模監禁系統的建設性意見的證詞。我提倡終止關於監獄的「社會實驗」的必要性的意識覺醒，是因為用美國居高不下的重犯率和目前大規模的服刑率來衡量的話，那個實驗是失敗的。我們必須用更徹底的系統分析來支持監禁的合法性，並提出監禁的替代方案。

我在國會委員會做的關於青少年拘禁第二組證詞(September, 1973) 讓我進一步變成了社會積極分子。我列舉了19條關於提升被拘禁的青少年的待遇的獨立建議。一項新的聯邦法律被通過了，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的證詞的帶動，對此我深感安慰。參議員Birch Bayh 主導了這次調查，並協助將新的規定寫入法律：為了防止青少年被虐待，在審判前被拘禁的青少年不應被與成年人一同拘禁在聯邦監獄中。

因為我參與了聯邦法院關於Spain 等人vsProcunier 等人的審判（1973），SPE還對司法產生的深遠的影響。「聖昆汀囚犯六人組」，因為在1971年8月21日George Jackson 的越獄行為中，被認為參與了對獄警和告密囚犯的謀殺，被單獨監禁超過三年。作為專家證人，我拜訪了聖昆汀的重罪囚禁中心，並對這六位囚犯分別進行了數次訪談。我準備的陳述和在那兩天的證詞得出的觀點是：所有在反人類環境下的非自願的、過久的、無限期的監禁帶來的「殘忍和反常規的懲罰」必須被改變。法院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並責令提高重犯的生存條件。此外，我在此次審判中擔任了原告律師團的心理顧問。

2004年，我受邀擔任美國獄警Staff Sgt. Chip Frederick 的軍事審判的專家證人。他是Abu Ghraib 監獄的夜班領導，而他所在的整個班組都參與了對伊拉克囚犯的虐待。Abu Ghraib 和SPE的獄警虐待犯人事件有許多顯而易見的相似點。Frederick的行為是完全反典型的，因為他在此前完全沒有對他人有任何傷害行為。雖然他承認了自己在Abu Ghraib監獄虐待囚犯的行為，法官因為有了非常規監獄中權利濫用現象的認知，減輕了他的服刑期。

有趣的是，我也是Ben Blum 在Medium 的博客中所提到的他的表兄Alex Blum 案聯邦審判的專家證人。Alex作為逃逸車輛的司機和另外三位美國遊騎兵一同參與了一起銀行搶劫案。Alex 一直有成為一名遊騎兵的夙願，作為一名預備兵，他被指派在軍官Luke Elliot Sommer麾下，並必須無條件服從他的指揮。他收到的其中一項指令便是配合這次搶劫銀行「演習」，事實上，這是一次真刀真槍的銀行劫案。我與Alex 進行足夠時長的私下交流後，意識到他在「無條件服從權威」思想上受到的影響。Sommer 被判拘禁24年，而Alex，可以推測，因為法院聽取了我的證詞，沒有獲得相似年限的判刑，只被判了16個月的監禁。

在獄中，Alex花了整整8個月的事件才意識到自己參與的是真實的搶劫，而不是「軍事演習」，對我而言，這展示了他無條件服從權威的「遊騎兵思維」的影響力。正如瓊斯鎮事件的追隨者和Moon牧師追隨者身上看到的那樣，這是米爾格拉姆的順從實驗場景與邪教領袖精神控制的有力結合。有關精神控制的更多寶貴信息，請參閱Steven Hassan的「與邪教的精神控制做鬥爭」(2015)。

基於情境的行為解釋決不是「找藉口大法」的形式，「社會心理學對人性的理解的是，發現比我們自身更大的力量決定了我們的心理生活和我們的行為 —— 這些力量中的主要力量就是社會情境的力量。」(Banaji, 2001, 心理科學事項)

然而，應該清楚地表明，當社會心理學家試圖用影響力的外部情境力量來解釋個人的行為時，他們絕不是在暗示個人責任是可以免除的。人永遠應該對自己行為的後果負責 —— 個人，社會和法律上都是。了解我們行為的成因並不是我們對該行為結果逃避責任的理由。

然而，SPE的一些批評者對這種觀點表現出天真的誤解，聲稱SPE傳達了「個人不能真正對其所做的有時應受譴責的事情承擔責任」的觀點……這真是深度解放。這意味著我們擺脫了束縛」（Blum，2018）。

同樣，LeTextier（2018）宣稱：「就像：我的天啊，我可能是納粹分子。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好人，現在我發現我也可以是個怪物。同時，這很讓人放下思想包袱，因為如果我變成怪物，這並不是因為我內心深處是個魔鬼，而是情境的緣故。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SPE在德國和東歐如此出名的原因。你不會感到內疚：哦，好吧，這是情境的作用。我們都是好人，沒問題，是環境把我們變成這樣的。這是令人震驚的，但同時也令人寬慰。」回想幾十年前在納粹醫生和其他人的紐倫堡審判中，這樣的觀點被否定了；他們確實為他們在「只是在做他們的工作」時所犯下的暴行付出了代價。

我強烈反對將SPE傳遞的信息理解為「人可以為自己的罪惡開脫」的批評觀點。改變或防止個人或群體的不良行為需要了解人在各種特定情況下展現出來的力量、美德和脆弱性。

我們需要更全面地認識在特定行為背景下運作的情境力量的複雜性。相比錯誤發生之後的補救，提前糾正和預防這些行為的發生，更有益於減少不良的個體反應。這意味著採用公共衛生措施取代標準的醫療模式方法來治療個體的弊病。我多次表示，試圖理解情境和系統因素對個體的影響，並不意味著人可以對自己的不道德，非法或邪惡行為免除責任。更進一步說，我一直贊同創造系統性和社會性的條件，來引出人性中最好的一面所進行的所有努力。

我在美國海軍學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演講的時候得知，海軍和其他軍事單位會把SPE的紀錄片片段用於人員培訓，以避免演習中出現過激行為。韓戰之後，部分飛行員被指控向敵人提供了部分執行機密。於是，軍隊制定了一項政策，即士兵一旦被敵人捕獲，除了姓名、軍銜和序列號以外，不得透露任何信息。

軍隊為此還創立了戰爭模擬遊戲，在遊戲中，一些士兵會扮演被其他工作人員追捕的在逃囚犯，並接受極為嚴厲的審訊，通過審訊攻破他們的抵抗，逼迫他們坦白，並獲取重要信息。

這個戰爭模擬遊戲名為「搜索，躲避，抵抗，逃脫(SERE)」，一直被用做軍隊的現行訓練項目，以訓練士兵達到目標要求：永不屈服，不讓敵人獲取任何信息。然而，有人報告稱模擬審訊人員的操作行為過激，對模擬俘虜的身心健康十分危險。

因此，SPE實驗的紀錄片可用於警示審訊人員：任何人都可能在遊戲中跨越界限，變成殘酷的虐待者。我認為這是SPE實驗能為真實社會帶來的意外用途。

（註：Luigi Pirandello皮蘭德婁，義大利小說家，風格以怪誕、荒唐、真實著稱。）

早期，我曾在《紐約時報》(1973) 上發表過關於SPE實驗的文章。儘管布盧姆因此而批評我，但我這麼做的主要目的，是讓公眾關注到這一現象，讓關注不僅僅局限於學術界。

SPE是一部由一群男孩扮演的戲劇，他們沒有劇本，沒有臺詞，連續數小時、數天沒有觀眾。大家都知道那只是一齣戲劇。因此，我認為劇作家路伊吉•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的描述極為精準，即現實與幻覺、表演與真實、角色扮演與角色成為自我，這之間的界限往往十分微妙。

大家都知道這只是一個心理學實驗；他們住在精神科的地下室裡，而不是真正的監獄；他們都沒有犯過罪；獄警們只要把囚犯鎖在牢房裡，在獄警室裡打牌，就可以按照8小時輪班的形式掙到薪水。但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這個心理學實驗變成了「監獄」 —— 逃離地牢的方式只有兩種：假釋委員會宣布釋放，或者，患有/假裝患有嚴重的精神或身體疾病（比如囚犯8612，和其他四位囚犯）。

從視頻紀錄和文字紀錄來看，不僅大部分實驗人員都認真地扮演了角色：就好像他們真的被監禁，或者真的是帶薪獄警。而且，幾乎每個參與者都用行動表明，這好像是一個真正的監獄。最典型的例子是天主教神父，我邀請他用他在真正監獄裡的經歷來評估這個實驗的情況。他採訪了所有的囚犯。然而，他很快就成為了「囚犯安慰者」 —— 他打電話給一個囚犯的母親，告訴她，她的兒子需要一名公設辯護律師幫助他出獄。這位公設辯護律師也知道SPE只是一個實驗，但當他與絕望的囚犯會面時，他仍然保持著自己在法律層面的客觀角色，來儘可能地幫助他們。

Carlo Prescott也完全沉浸在假釋委員會委員長的角色中，以至於他開始懲罰和言語虐待許多請求被赦免的囚犯。直到一些囚犯哭著乞求他理解自己的處境。後來，他說自己不知不覺地變成了自己曾經最討厭的模樣，因為假釋委員會也曾多次過拒絕了他的請求。後來，他報告說自己常因為發現自己變成了這樣而感到反胃，而且他再也不想扮演那個角色了。

然後是我。我以首席研究調查員的身份參與了這項實驗。我主要負責我的學生團隊，他們都非常有興趣共同研究我們創造的獨特環境背後的動機。正如所有的實驗研究人員一樣，我最初也為這項實驗制定了觀察和研究協議、錄像作業和數據收集程序。然而，在很短的時間裡，我變成了一個全職的監獄管理者。

這是SPE實驗的主要缺陷，即人們沒有在尚未開展的實驗中保持獨立的科學觀察者身份。而我的日程安排，與其說是收集實驗數據，不如說是安排日常工作人員、記錄用餐時間、與擔憂的父母會面、參加假釋委員會會議、安排獄警輪崗、與囚犯申訴委員會會面、處理囚犯事故等等。

隨後，在一個周四晚上，也就是研究開始的第五天，在每天晚上10點的固定廁所時間（囚犯們當天最後一次上普通廁所的時間，而不是在牢房裡用便桶如廁。）。夜班獄警們利用了這個時間，以各種方式折磨和玩弄了囚犯。這時，我也已經對囚犯們的痛苦熟視無睹。這樣的虐待行為也變成了我每天日程上的常規項目，和計劃中的廁所時間一同照常進行。

也是在那時，我遇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挑戰：一位參觀者觀察到了獄警們是怎樣變得人性泯滅，並開始折磨囚犯的。那時，我正在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心理學教授克裡斯蒂娜•馬斯拉奇(Christina Maslach)約會，她來約我出去吃晚餐。

然而，當她看到那些戴著兜帽、綁著鐐銬的囚犯的待遇時，突然淚流滿面地跑了出去。我們大吵了一架。她明確表示，這個實驗使我從一個熱愛學生的老師，變成了一個對學生的痛苦漠不關心的人。她接著說，如果我不醒悟過來，她會和我分手。那件事為我敲響了警鐘，使我脫離了監獄管理者的軀殼，回到了我原有的身份。隨後，我決定終止SPE實驗。

那麼，在SPE實驗的五天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是一部展現人性醜陋的戲劇？還是孩子們僅僅為了取悅導演而做的角色扮演遊戲?

我選擇相信前者，儘管批評者們都更支持後者。

我認為我對心理學和對社會的三大貢獻，都來自我從SPE實驗中提取出來的思想延伸。它們是：

（1）了解和治療害羞；

（2）了解並利用時間觀的力量，來改善生活品質和治療創傷；

（3）最後，創造「英雄想像工程」，以激發社會上由同情引發的助善懲惡行動。

（1）害羞。

1972年，我第一次將害羞概念化：害羞實質上是一所自我壓迫的心理監獄，在這個監獄裡，害羞的人扮演了獄警和囚犯的雙重角色。

獄警限制著囚犯的言論自由和社交自由，而作為抗拒的囚犯，他們又屈從於這些限制，喪失了個人尊嚴。隨後，我繼續在這個話題上做了許多開創性研究，創建了第一家治療羞怯的診所（仍在帕洛阿爾託大學繼續營業中），並公開出版了幾本受歡迎的書籍和幾篇雜誌文章。因此，我對這種普遍存在的個人和社會現象，做過綜合了解、調查、治療和公眾意識研究。

（2）時間觀。

我對時間觀心理學的研究興趣，或者對於研究我們無意識生活的時區的興趣，部分來源於我們在SPE實驗中所經歷的時間扭曲感。沒有了時鐘和窗戶，地下室監獄裡的時間流逝取決於獄警的輪崗交替。當獄警不停地騷擾囚犯時，囚犯們會感到被困在了一個漫長的時區內。而當囚犯們所做的事情對他們的待遇毫無影響時，囚犯們會感覺他們處在宿命的生命時區內。

因此，我創立了一個量表，用來衡量時間洞察力的個體差異，叫做津巴多時間量表（ZTPI）; 我對該課題進行了原創研究；我出版了幾本關於時間透視和時間透視在治療創傷和提高生活品質方面的應用書籍。此外，我還發起了一場全球範圍內的運動，讓全球的研究人員和實踐者研究、使用和擴展那些我在SPE實驗期間的個人經歷中所產生的想法和程序。

（3）創造生活中的英雄。

在《路西法效應》(Lucifer Effect)的最後一章中，我將重點由試圖理解為什麼好人會變成壞人以及好人是如何變成壞人的，完全轉移到了普通人是否可能受到鼓舞並接受訓練，成為日常生活中的英雄。在那之後，在同事們的支持下，我在2007年的TED演講中，就該主題發表了題為《邪噁心理學》的演講。

在學術研究和個人生活方面，我致力於創立非盈利基金會 —— 「英雄想像工程」（HIP）。它的使命是激勵和訓練普通人，特別是年輕人，使他們在生活中面臨挑戰的情況下，隨時做好準備，並展現他們美好的同情心。

除了科學研究，我們還開發了一個獨特的教育項目，培訓人們在面臨困難時勇敢地思考和做出行動。這些課程已經在高中生和大學生群體，以及商業環境中做過試驗，都達到了一定效果。現在，HIP已經成為了全球性的運動，在幾個大洲的十幾個國家內都有著活躍的實踐項目，還有更多的項目即將加入。（想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http://www.HeroicImagination.org）

結論

關於SPE實驗的合法性的批判和長期價值的質疑，我希望我的這一回答，能夠證明那些偏見性的結論是錯誤的。儘管該實驗有許多缺陷，我仍然相信「斯坦福監獄實驗」做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貢獻，幫助心理學研究了解人類行為及其背後的複雜動機。

人類行為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這些因素可能來自內在或外在，可能來自自身基因或外在因素，可能來自歷史或當代，可能來自文化或個人。我們越是了解這些動機，越能更好地發揚人性中最美好的魅力。這是我現在的人生使命。

本文來源於知乎，原文連結：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1179300/answer/42210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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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簡介 -

Jenny蔡健玲 / 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

斯坦福學士，碩士，MBA

師從世界著名心理學家津巴多

作者公眾號：Heal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