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伽利瑪的辦公室不大，所有空間都被書和雜誌填滿了。 早報記者 石劍峰 圖
菲利普·索萊爾斯有一個比他在中國更有名的太太—女性主義批評家朱莉婭·克裡斯蒂娃，克裡斯蒂娃這些年常來上海講學，索萊爾斯卻常年待在巴黎，嫌再來中國太麻煩。1974年，作為1970年代前後重要文學批評流派「原樣派」的創始人，索萊爾斯攜團來到中國訪問，和他一起來的有他的太太和
法國符號學大師羅蘭·巴特等，這是他唯一一次來中國。77歲的索萊爾斯依然在巴黎伽利瑪出版社工作，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寫作者還每周寫專欄，每年出若干本書，他的書在中國也多有出版，其中代表作《女人們》這些年一直在重版。日前，索萊爾斯關於司湯達的傳記
小說《愛的寶藏》中文版由楚塵文化出版，在小說出版前，索萊爾斯在伽利瑪出版社的辦公室接受了早報記者專訪。
「騎著自行車觀察中國」
收到菲利普·索萊爾斯秘書的電子郵件，是在從柏林去巴黎的夜火車上。秘書在電子郵件裡約定了早報記者與索萊爾斯會面的時間和地點—伽利瑪出版社，郵件是從《無限》（linfini）雜誌社發出的，77歲的索萊爾斯依然是這份文學雜誌的主編。
索萊爾斯在伽利瑪的辦公室不大，所有空間都被書和雜誌填滿了，他得把地上的紙箱挪個地才能讓人有地方站，「別弄壞了我精美的中國捲軸。」牆上掛著一幅中國書法，那是他1974年唯一一次中國行帶回來的禮物，當年和他同行的還有「原樣派」的克裡斯蒂娃、馬塞蘭·普萊內 、巴爾泰斯和羅蘭·巴特，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方知識分子代表團首訪中國，此行共三個星期。1960年代，索萊爾斯創辦了《原樣》雜誌，形成了一個所謂的「原樣派」知識分子群。
捲軸已經破損嚴重，右下角的紙已經完全碎了。「您馬上就能明白，這是一首極其優美的詩。它表現了一次旅行，一個人到山裡去找尋另一個人。」索萊爾斯又指旁邊的中國捲軸說，「這是乾隆！」這是一幅郎世寧的乾隆像複製品，索萊爾斯還是當成寶貝，「這真叫人驚奇，一位義大利耶穌會士，他叫郎世寧，來到中國，完全融入了中國，完成這樣的作品，說真的，多有才華。1739年，非常讓人驚奇！」
「這幅畫把我們帶入一段非常複雜而重要的歷史。關於歐洲特別是義大利耶穌會士與中國的關係。由偉大的耶穌會士利瑪竇開啟，最後完成的《利氏漢法綜合大辭典》（2010年完成），浩大的編纂工程跨越一個世紀，這是一部獨一無二的中法辭典，沒有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中英辭典。」「利瑪竇的墓地現在北京，他在那裡逝世。現在您還能在北京參觀耶穌會士建造的天文臺。當年，他們並沒有被羅馬教會所接納，但這也成為一個機遇，讓他們迷失在天主教與中國之間。」
看到訪客是中國人，索萊爾斯滔滔不絕地談起他所知道的中國，儘管他有40年沒有再去中國。索萊爾斯凌亂的書桌上都是來自中國的小玩意，沒有墨的小硯臺、玉器、生肖小石像，「因為這種石頭對中國人來說特別重要。」
索萊爾斯和他同行的法國知識分子代表團有一張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著名合影，在iPad上放大那張照片後，索萊爾斯指著照片辨認上面的自己和他的朋友。「很遺憾，照片上缺那個拍照的人，她就是朱莉婭·克裡斯蒂娃—我的太太，她在中國很有名，最近還去上海授課。1974年之後，她經常來中國。」
「那你為什麼不跟她一起回中國？」
「因為我不再想旅行，所以就沒有回來，其實有一些機會，但太麻煩了。1974年……是的，很重要。我們與中國人見面，還記得在中國經常乘坐火車。看到了很多沿途的風景。這是一種非常深刻的感覺。」
1974年，索萊爾斯受到中國作家和大學的接待，但實際上他們走的是一條預先設定的路線，他們參觀工廠和景點，但中國嚮導避免他們與行程之外的人接觸。羅蘭·巴特對此非常不滿。羅蘭·巴特根據在中國的日記寫了那本《中國行日記》。在這些文章裡他表露了失望。「羅蘭·巴特很讓人失望，我甚至在《新觀察家》雜誌上撰寫了一篇文章反駁他。他對中國有成見，在中國期間不開心。他更喜歡日本。他那時候感覺不好，主要因為他受性方面的困擾，說出來有點粗俗，算了，不說這個。」
「在北京，我騎著自行車觀察中國，很有意思。那個時候在中國的歐洲人特別少，所以我走在街上，總有人圍著我喊『大鼻子，大鼻子』。」索萊爾斯指著自己的大鼻子，用他懂的幾個中文說。在北京，有人問他能否分辨得出中國人或日本人的區別，「是啊，當然了。就像你們看法國人和德國人，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樣。」 和他夫人克裡斯蒂娃一樣，索萊爾斯也學過中文，「學過2年，主要是為了讀報或大字報。但我最感興趣的還是中國的書法和繪畫，我對中國文化非常迷戀。」索萊爾斯從甲骨文開始，談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談他對中國文字、詩歌、繪畫、物件的理解，「在我的辦公桌上就有一件白玉，這個圓形代表『天』。所有中國的形而上的東西，包括中國哲學都對我觸動很大。比如，我一直反覆閱讀《莊子》。」
「你為什麼會來中國？」
「當時我們作為法國『左派』代表，來參加中國的『文化大革命』。1974年，毛澤東還健在。在北京，看到關於他的報導，他當時如一片漂浮的樹葉。我們當時對中國發生的一切並沒有太多詳細的信息。其實，那是一場災難。為此，我們（因為來到中國）至今受到批判。」說起二戰後的法國知識界的「左派」傳統，索萊爾斯說，「1940年對法國來說不是美好記憶，我們有維希政府，如果你要理解法國，就要知道『右派』和『極右派』曾經是投敵的。另外一方面，戰後法國共產黨力量強大，但它直接受命於莫斯科。到了我們這一代，但凡有點理想的人，都會覺得中國的革命運動是一股可以啟發自己的『清新的氣息』，儘管後來他們看到那裡發生的事情其實不是那樣。」
索萊爾斯翻譯毛澤東的詩詞也曾引起議論，「我對毛澤東的書法也很感興趣。毛有兩方面的成就很吸引我，一是他對中國古典文化的興趣，二是他的戰爭藝術，他在軍事、戰略方面很棒，在軍事方面，他比希特勒和史達林強。史達林在軍事戰略方面非常糟糕。他曾經不得不燒掉半個蘇聯來阻止希特勒的到來。希特勒也是一位糟糕的軍事戰略家。所以他們都完完全全地消失了，而毛澤東的影響一直都還在。」
在1974年來華之前，索萊爾斯當然也是法國1968革命的一分子，「這是一場習俗式的革命，改變了人的存在狀態和生活方式，但這沒法跟『文革』相比。這場革命不僅是戴高樂主義的謝幕，也是戴高樂獨裁統治的結束。可是在我看來，戴高樂是被『炒魷魚』的，並非我們通常認為的理由。一方面，他的政策是糟糕的，他沒有看到一場革命會發生。另一方面，他越來越激怒美國人，比如他在1964年承認了中國。這是法國單方面的行動。戴高樂不討美國人喜歡。他在魁北克發表演講，喊出『自由的魁北克萬歲！』戴高樂不討好美國，也很不討好金融界喜歡，戴高樂被『辭退』了。所以，他的繼任者是來自銀行界的蓬皮杜。」
明年就是中法建交50周年。1964年，中法建交時，在戴高樂政府任職的著名作家馬爾羅也來到了中國，「1972年，尼克森訪問北京，但馬爾羅1964年就到北京了。馬爾羅在毛澤東身旁，被要求給他講拿破崙的故事。這真是很意味深長的圖像，無所不知的馬爾羅。」索萊爾斯說，「注意，法國是第一個承認中國的西方大國。這對『清醒的法國精神』是十分重要的。今天，拉法蘭先生或者奧朗德先生會訪華，這都很好，但絕對和馬爾羅或者戴高樂訪華影響無法媲美。」
索萊爾斯說，儘管40年沒有回到中國，但他依然關心著中國的一切。索萊爾斯是波爾多人，「我是泡在波爾多葡萄酒裡長大的。」他說有個例子能看到中國的起飛，「中國已經成為第一葡萄酒進口國，很多中國人收購了我家鄉波爾多的葡萄酒莊園。有錢人總是希望自己看起來有文化。所以，我感興趣他們喝什麼幹邑。中國人很喜歡幹邑，有種幹邑品牌的名字叫『路易十三』。我的問題是，這是否會激起中國人對路易十三的興趣？如果你開始對路易十三的故事感興趣，你即找到一扇進入法國歷史的有趣的門。然後就是大仲馬和他的《三個火槍手》（這部小說的歷史背景就是路易十三）等。我感興趣的是，中國和歐洲之間，特別是中國和法國之間能否建立起深入的對話，這種對話目前還沒有建立，但它指日可待。」
「在我身上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法國傳統」
索萊爾斯每年都要寫書。在他的這間小辦公室幾乎就是他的著作陳列室，每個角落都堆著他的著作，來自世界各地的版本。他寫小說、詩歌、文論、政論、藝術評論，比如這本《愛的寶藏》就是以小說的形式寫威尼斯的司湯達，「我對威尼斯了如指掌，因為至少有40年，我會在那裡度過春天和秋天。」
《愛的寶藏》是一部以《紅與黑》的作者司湯達為主人公的愛情小說，小說敘述「我」與義大利女子米娜因司湯達結緣，隱居在威尼斯。「我」的情感體驗同司湯達對愛的解讀遙相呼應，司湯達筆下的人物也輪番登場。小說沒有完整意義上情節，結構鬆散、跳躍，作者在當下與19世紀的威尼斯之間來回穿梭。更多時候，索萊爾斯是借著司湯達和他的作品闡發自己的文學和藝術觀，這也是他的寫作特點。
「我認同經典的法國哲學傳統。法國精神就是『百科全書式的』。啟蒙精神即我們完全可以在所有的領域積極行動。那些法國的大作家，比如我的精神上的朋友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他們有一種同時處理很多事情的可能性。」在索萊爾斯身上可以看到他對法國文化的強烈自豪感甚至驕傲，而他自己就是這一傳統的一部分。「法國是歐洲的文化之都。只有法國人自己還不相信這一點，除了我。所以你在我身上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法國傳統。我僅僅彎下腰去撿拾即可，法語這一語言本身讓我能夠做到。」
「法國文學寫作與美國小說沒有半點關係，美國小說寫出來就是為了拍成電影。比如《愛的寶藏》不是為拍電影而寫的作品，是為了人物的生命。你打開一部美國小說，你看到一部電影。這就是為什麼越來越少的人會『閱讀』了；而你打開一本法國小說，你是『聽到』很多東西。文學對於我來說是一種可以聆聽的東西。」「法國小說卻執意要啟發讀者思考。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偉大的小說家認為文學比意識形態思考得更多，也比哲學思考得更多。這就是法國精神，就是我們對一切都感興趣，所有的語言領域，比如繪畫、音樂、歷史。法國是一個歷史大國，他是革命的國度，但實際上只發生過一場革命，那就是法國大革命。後來全世界所有人都爭相效仿，有時非常拙劣。」
索萊爾斯作品被翻譯成中文的很多，但都不太暢銷，只有《女人們》不斷再版，索萊爾斯最喜歡的中文版著作是《情色之花》—一本從植物引發的歷史、藝術、文學評論集。他從書架上拿出這本書的中文版說，「書很美。」「日本把我所有作品都翻譯過去了。在美國，有人覺得我太法國了。可是日本人不停跟我說，請再法國一點。這兩種迥異的視角，讓人驚奇。」「我有一個朋友，他已經很老了，他有一個很『狠』的說法，說『購買』是美國人的條件反射，『思考』卻不是。美國沒有思想家。美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現在正和中國決鬥，這將決定地球的命運，甚至思想的命運。中國人不能完全忘記自己本來的文化。」
「繼續保護反傳統習俗的觀點」
除了寫作，77歲的索萊爾斯在伽利瑪出版社還有不少工作要做，比如還在為出版社主編一份雜誌《無限》和「無限」書系，「雜誌欄目從來沒有變：文學、哲學、藝術、科學、政治。政治從來都排在最後。」由他創辦的《無限》作為《原樣》的替代和延續，繼續保護反傳統習俗的觀點，鼓勵向僵化思想挑戰。索萊爾斯在《無限》的創刊號上說，《原樣》不能消亡，它要繼續下去。它的本質是要通過無限的形式形成個性化的特徵。
每周，索萊爾斯還要為《新觀察家》雜誌寫一篇文章，有時還要為《世界報》寫東西。他隨手拿起一本書就有上千頁，「我讀很多書，我用手寫，用打字機打字，因為我喜歡打字機發出的聲音。從這個角度講，我是一隻恐龍，因為我不用電腦。但我可以通過口述，讓我的魅力十足的助理幫我發郵件。」
在這個辦公室裡，還有索萊爾斯妻子克裡斯蒂娃的很多著作陳列著，「我們結婚已經有40多年了（1967年結婚）。」
「你們會為寫作和思想吵架嗎？」
「吵架倒沒有，但是有持續的交談，一種對話。她學識淵博，我們可以一起討論非常尖端的話題。我很幸運，有一位非常聰明的妻子，她在做人方面比我強，我從沒見過誰有她這麼強的工作能力。拋開這些，能有一位智慧的妻子讓很多事情成為可能。」
索萊爾斯點著一根煙，讚美起妻子滔滔不絕，「朱莉亞工作很勤奮，我從沒見過誰比她更用功。她能流利地說英語、俄語；希臘語、拉丁語掌握得非常好；法語說得幾乎沒有口音，只有一絲『平添魅力的腔調』。她有趣、充滿熱情、不知疲倦，我們之間的對話仍在繼續。因為她一直都這麼美麗，簡直是『花朵中的思想之音樂』。她作為語言學家，讓列維-史特勞斯、拉康驚嘆。她是英國、美國、日本、挪威的明星，只有在法國她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因為法國總是毫無意外地忽略她的知識分子。他/她們嫉妒她，更何況她還有一位這麼讓人無法預料、無法控制的丈夫。」
作為更有名妻子的丈夫，索萊爾斯開始自嘲起來，「這位索萊爾斯沒有娶一位法國人（克裡斯蒂娃是匈牙利人），他不僅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還背叛了他的祖國。這是禁忌，他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索萊爾斯回憶起自己在美國的時候，經常有學生來按門鈴，看到他，「帶著距離感和懷疑的態度問我是不是克裡斯蒂娃先生。當我住在朱莉亞在紐約的公寓時，我當然是『克裡斯蒂娃先生』。這一點不讓我覺得彆扭，恰恰相反！我正好享受一下我的『法國作家的一文不名』，我的作品就因為『太法國』而受到美國大學審查。」
一個多小時談話結束前，索萊爾斯已經非常疲憊，他隨手拿起一本畫冊，又是一本跟中國有關的畫冊，「看看我有什麼？石濤（明清時期畫家）—我20歲看到他的畫特別感動，就像我就在北京紫禁城或者天壇的某個角落一樣，就像我在羅馬走近米開朗琪羅……」
作者：石劍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