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黃老學回顧與展望
【國學漫談】
日前參加淄博「齊文化與稷下學」的高峰論壇，見到了不少多年前和最近時期研究黃老學的新、老朋友，引起了回顧與展望的興趣。
黃老學無疑是傳統文化中很重要的學問之一。「黃老」相連的起源應在秦漢時期，戰國時期盛行的黃帝，尚未見與老子相連，漢代的記載中才有「黃老」連稱的出現，如《史記》《漢書》中之「黃老之術」「黃老之言」「黃老道德之術」等等，或簡稱「黃老」。事實上，戰國時期黃老已成為一門學問，具體表現就是出現了一批相關的學術著作。那就是一些以黃帝或黃帝君臣命名的著作，如《漢書·藝文志》所記述的那樣：《黃帝君臣》下注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雜黃帝》下注云：「六國時賢者所作」。再就是齊稷下學宮部分稷下學士的著作，具體是哪些人是應該進一步研討的。
黃老學早已存在，它在歷史上的發展也是客觀存在的。但對於黃老學的研究，是20世紀以來的事。1944年郭沫若發表的《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應該是最早最明確（至少是影響較大的）提出「黃老學派」的研究論文。稍後，差不多同時蒙文通發表《楊朱學派考》（1946年）中有「黃老考」，討論的主要問題與郭文相同。郭、蒙二位論文的主要內容都是具體論述稷下一些屬於道家學派的人物。郭文更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論述，如：「黃老學派，漢時學者稱為道家」「田駢、慎到、環淵、接子還有宋鈃、尹文，都是道家」「這些道家，他們都是以『發明黃老道德意』為其指歸」等。在論述完「稷下的道家三派的勃興及其發展」後總結說：「這一學派的興盛對於當時學術界的影響非常宏大……而尤其重大的是影響秦漢以後的政治」「世人皆知漢初崇尚黃老……魏晉以後更得到印度思想的支援，於是乎道家思想可以說壟斷了二千年來的中國學術界……」。今天重讀這些論述，仍然感到值得進一步注意。
1961年蒙文通先生根據原來的《黃老考》發表的《略論黃老學》可稱是黃老學研究的延續。蒙先生在文中有南北學派之分，應為其首創。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十大經》等幾篇，唐蘭等學者認為即《漢書·藝文志》中的《黃帝四經》。後來，比較一致的稱為「黃老帛書」。於是引起了黃老學研究的一個熱潮。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陸續有相關論文發表，例如鍾肇鵬的《論黃老之學》（《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對黃老之學的產生、發展、演變情況作了較為系統的考查，一直講到「漢代的流傳與演變」。論文中有兩部分討論「黃老帛書」，顯然是與馬王堆出土帛書有關而引發的研究黃老學。熊鐵基在研讀《呂氏春秋》《淮南子》時提出「秦漢新道家」「也就是黃老學派」（《文史哲》1981年第2期）。
同時，相應的學術會議和研究著作也在醞釀之中。1982年在山東淄博開了一次「稷下學討論會」，這在黃老學研究思潮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意義，如郭沫若所說：「黃老之術，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實上是培植於齊，發育於齊，而昌盛於齊的。」
研究深入展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到90年代末，出版了不少研究專著。吳光的《黃老之學通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是比較突出的，其醞釀時間也在80年代初。此時期也有專門論文，如餘明光的《黃老思想初探》（湘潭大學學報1985年1期），劉蔚華、苗潤田的《黃老思想源流》（《文史哲》1986年第1期）。1989年有餘明光的《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有丁原明的《黃老學論綱》（山東大學出版社），1998年有白奚的《稷下學研究》（三聯書店）。此外，還有許多從不同角度研究涉及黃老學的，就不一一列舉了。
黃老學研究在深入，2015年曹峰發表《近年出土黃老思想文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並且表示：「最終目標是要寫一本《黃老道家思想史》。」這是一個很好也是必要的願望。但是也有很多基本問題需要進一步確定。
首先，「黃老學」究竟如何界定？它包括哪些內容？最近淄博的學術會上，吳光先生進一步明確提出：「稷下道家非黃老學派」，否認郭沫若「稷下黃老學派」（實際上還有蒙文通）之說。人們所說的《管子》《心術》等四篇，「也不能定其為黃老」等等。可見，進一步研究、界定「黃老學」仍是一個問題。還有如來自臺灣地區的黃漢光就不同意《呂氏春秋》《淮南子》是黃老之學的著作（《黃老之學析論》，鵝湖出版社，2000年）。討論黃老學有哪些著作也是一個問題。
其次，黃老學漢代以後如何發展，郭沫若說「道家思想可以說壟斷了二千年來的中國學術界，墨家店早已被吞併了，孔家店僅存了一個招牌」，這話有點武斷，但又值得深思。我們可否理解，他這裡的「道家」應該說是黃老道家，因為他全文是批判黃老學派的。事實上，兩千多年來黃老思想的影響是存在的，從漢以後，主要從政治和養生兩個方面發生影響。
政治影響，清代魏源在《老子本義序》中有一段議論可以說明，他在講了西漢黃老之治後說：「此黃老無為而治天下。後世如東漢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遺意。是古無為之治，非不可用於世，明矣。」朱元璋讀《老子》的「民不畏死」而思罷極刑，順治帝認為《老子》乃治心治國之道，這些與黃老學的發展和影響，應該也有關係。這些是黃老學政治思想的正面、理想的一面。
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上引郭沫若文的下面一句，也是全文最後一句：「禮教固然吃人，運用或縱使禮教以吃人的所謂道術，事實上才是一個更加神通廣大的嗜血大魔王呀！」文學家郭沫若的語言如此誇張，但終究反映的是什麼思想？他在黃老學批判的最後寫下這麼一句話，我們也可以想一想：其所謂「道術」與黃老學有無關係？什麼關係？
養生，也是黃老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們看到較早最明確提到這個問題的是《後漢書·光武帝紀》中記載的：「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遊自寧。』」黃老學著作《老子河上公章句》中的「養生論」與此精神一致，「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黃老學早期的養生論就有此突出的特點。漢末養生問題在道教的發展中得到傳承，成為一種突出現象，有一個較典型的故事。宋太祖曾向年逾80的道士蘇澄詢問養生之術，蘇澄說：「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後世的養生學、養生論不乏黃老學的影子。
再次，黃老學之學術、思想的具體深入探討，是今後黃老學研究的一個最大方面。包括一些黃老學著作的認定和內容的深入探討，比如《管子》《心術》等幾篇，《呂氏春秋》《淮南子》以及新出土文獻等。也包括一些中心論題的進一步解讀，如「道論」「政論」「道法」「道術」以及「道與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