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堯禪位與舜，他的政治生涯便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如果要巖哥對他作個評價，簡要地說，就是畢生奉公。說完整些是，畢生踐行天下為公。
天下為公是於戰國前後才出現在典籍中。在《禮記禮運》中有關對社會形態的兩種劃分，即大同社會與小康社會，並進一步指出，大同社會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原始公有制社會；小康社會是「天下為家，各親其親」的私有制社會。長期以來，以儒家為主體的傳統文化均認可這種說法，並將堯舜禹時期認定為「大道之行」的大同時期。對於「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禮記·禮運》中這樣陳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種陳述不像是對客觀社會的描繪，倒像是主觀想像的呈現。這麼說，絲毫沒有詆毀帝堯的意思，但是，真能把社會治理到這種程度恐怕是極難的。或許正由於其難，人們才將美好的理想寄托在仁愛聰慧的帝堯身上，讓他成為天下為公的領袖代表。之所以存在這樣的看法，是因為典籍史料和考古發現之間存在著不小的距離。我們不妨走進陶寺遺址，去看看其時的社會形態。
這一時期私有制已經出現，而且有了一定的發展。在陶寺墓地發掘的數百座墓中，除有６１０座小型墓外，還有８０座中型墓和９座大型墓。這類墓葬有明顯的差別，小型墓僅能容下一具屍體，一般無木棺，個別墓穴內僅以植物莖稈編成的葦箔卷屍埋葬，多數無隨葬品，個別的也僅有兩件；中型墓大都使用木棺，有隨葬品，有的隨葬著成組的陶器和玉（石）鉞、琮、瑗、頭飾、佩飾以及少量彩繪木器；大墓可就非同尋常，例如：Ｍ３０１５、Ｍ３０１６，皆使用木棺，棺內撒一層硃砂，隨葬品多達一兩百件。
其中有成套的石斧、石錛、石鏃，有玉（石）鉞、璦等，有龍盤、鼉鼓、特磬、彩繪木案、俎、匣、豆、「倉形器」和彩繪陶器，甚至還有完整的豬骨架。人墓葬的大小，隨葬品的多少，無不反映出私有制長足發展，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在大型墓的兩側往往分布有同時期的中型墓。大型墓無一例外都是男性，而分布在大型墓兩側的中型墓，女性居多。如Ｍ２００１兩側的中型墓，死者分別為２５歲和３３歲～４０歲的女性，從布局判斷，應為大型墓墓主的妻、妾。這更加表明伴隨著私有制的到來，父權具有了在家庭中支配一切的地位，家族長權勢更大。
誠如李民先生在考古研究文章《堯舜時代與陶寺遺址》中所寫，家族長可以「支配妻子、子女和一定數量的奴隸，並且對他們握有生殺之權。可見，在這個階段上，氏族制度下原有的那種平等相處的原則，已漸趨泯滅」。他還談到私有制的發展，導致戰爭頻仍，使得部落頭領更為顯貴。他列舉了陶寺遺址岀土有鼉鼓、特磬等大型禮器，並根據古代文獻指出，鼉鼓常常為帝王或諸侯所專用。也就是說，這個時期的貧富尊卑懸殊拉大，早不是所謂的天下為公了。那麼，這個形態是否可以和小康社會對號入座呢？先看看《禮記·禮運》中有關小康社會的特徵：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是謂小康。
儘管其中明確指出，禹以後的時代才堪稱小康社會，但是，我仍然覺得如果說陶寺遺址屬於堯舜禹時期，無疑其與小康社會的形態更為吻合些，而與大同社會則距離較大。當然，也不可否認，從帝堯到大禹中間有一定跨度，社會形態也會有較大變化。帝堯之初可能仍具備大同社會的主要特徵。
說穿了應該是，帝堯處在從大同社會到小康社會過渡的特殊時期。公有制在分化、私有制在加劇，人們私慾萌發、道德滑坡、爭端頻仍。從人類史的視覺觀察，這是人類文明的必然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