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原文為朱雁冰先生所著《耶穌會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一書的後記，先生向以譯作卓著而名重於世，其實他對學術研究同樣孜孜不倦。先生在大學讀書時便熱愛萊辛與海涅，後又轉向萊布尼茨的研究，用功頗深。公號特別選刊先生撰寫的這篇後記推送，以此寄託我們的哀思和懷念。
朱雁冰教授2015年攝於重慶北碚川外舊址
這本小書所收的幾篇文章和附錄萊布尼茨《關於中國哲學和二進位數體系的兩封信》的中譯文的完成和發表有過一條曲折的路，可以說，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愛讀文學作品，自進大學修德語言文學專業，最愛讀的是萊辛和海涅。
1985年8月去德國海涅就讀過的哥廷根大學參加國際日耳曼學者聯合會（IVG)會員大會，這小城，這小城裡的舊校區和附近的哈爾茨山使我產生一種親切感，因為我在海涅的作品裡都熟悉了。大會結束後我選擇的學術訪問地點和機構是我心目中的另一個聖地——萊辛曾任館長的沃爾芬比特爾的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到達後我才知道，它的首任館長是萊布尼茨）。我在那裡逗留了兩天，在主人的引導下仔細參觀了圖書館的各個書庫以及萊辛的舊居，愛讀書的我一下子給吸引住了。後來與該館學術負責人施帕恩（Sparn)先生會見，兩人交談十分投合。他說明，這家以收藏古書和古寫本聞名於歐美學界的圖書館可為對中古時代作專題研究的學者提供獎學金。
1986年初，我向該館提出申請，我的研究題目是：儒家思想在十八世紀末以前的德國的接受。申請很快得到批准，我在該館定為「中國年」的1987年初到達。隨著工作的展開，我關注的重點從結果轉向過程：逐漸對在儒學西漸的過程中起過關鍵作用的耶穌會產生濃厚的興趣。於是，便詳細考察了耶穌會的歷史和它的活動，尤其他在歐洲出版的關於中國的書，研讀了在華耶穌會士首次譯成拉丁文以《中國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為題在歐洲出版的儒家經典集，它包括《大學》、《中庸》和《論語》的前十章，即習慣上稱的《上論》。
我邊讀書邊寫作，陸續寫成關於利瑪竇和衛匡國的論文。前者初稿為德文，作為每月一次的在館研究學者學術報告會的報告。我的報告被安排在1987年年底，即圖書館中國年結束之時。接著，我的興趣轉向對中國文化懷有特殊情感的萊布尼茨，研讀他本人的一些著作和有關他的文獻。我為這位西方最後一位博學學者（Unihistor)的博大胸懷深深感動，這位幾乎在他那個時代的全部重要的知識領域都有所建樹的偉大學者治學的目的
不僅是為了通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豐富重要的知識領域，而且首先是以自己持之以恆的努力和不懈的工作使人類在理性思考和道德修養方面更臻於完美。[1]
萊布尼茨
他做人治學的這一崇高目的使他不懷任何偏見地於1699年編輯發表了《中國新消息》一書，他在該書開篇一段幾乎是懷著激情寫道：
命運的一個獨特決斷——我認為——使今天人類最高的文化和最高的技術文明集中於我們大陸的兩端：歐洲和中國，後者如東方的一個歐洲裝點著大地的另一端。也許至高無上的天意所遵循的目的便是，當最文明的（而同時又相距最遙遠的）民族相互伸出臂膀的時候，會將存在於其中間的一切人納人更富有理性的生活。[2]
在他死前兩年，即1714年寫成《論中國哲學》。我正是從《論中國哲學〉》和《單子論》發現了他與朱熹哲學思想的可比性。恰在此時我去漢諾瓦圖書館查閱資料並參觀萊布尼茨文獻室的手稿和實物（如他發明的手搖計算機），有幸結識館長和文獻室主任海涅卡普(A.Heinekamp)先生，他們作為大會組委會成員遞給我第五屆萊布尼茨國際學術討論會的邀請信，我欣然接受。當時我正邊讀邊譯《單子論》，很快便寫成《萊布尼茨與朱熹》一文寄去，會議在1988年11月中旬舉行，而我必須在9月底以前回國，未能與會，論文被收入會議文集。在此以前我已完成他的《論中國哲學》和《關於二進位數體系的信》的譯事。
利瑪竇和徐光啟像， 載於德意志耶穌會士珂雪《中國圖說》（1667年）
回國後，關於利瑪竇和衛匡國兩文的發表頗具戲劇性。1989年秋經人引薦，兩篇文稿由我當時尚在上海工作的長女交某教授，希望能在他主編的關於中國文化研究的不定期輯刊發表。我立即得到回覆：被接納，信中不乏謬獎之言。同時盛情邀請我參加1989年12月「儒家思想與未來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我接受了邀請，很快寫成《〈中國哲人孔子〉一書中的孔子形象》，準時與會並宣讀論文。會後在《復旦學報》1990年第1期關於討論會的綜述中有一段談到我的論文，給當時只是個副教授的我加上德語系主任的頭銜。《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從提交給大會的論文中選出六篇先予發表，我的論文是其中之一。可以說給足了我面子。
會議期間我被告知，我的關於利瑪竇和衛匡國的兩篇論文將陸續在《復旦學報》發表，1992年3月，即在我交稿兩年半之後我被告知，文稿已不知下落。我感到震驚，但我未予理會，我存有複印件，對我損失不大，何況當時工作很忙不願為已成事實無法挽回的事費神。而且儘管我明知今後不會再與此公交往，仍不願傷害讀書人之間的和氣。過了幾個月，我將此事告知當時在香港工作的劉小楓先生，他讓我將文稿寄給他。我於1992年9月7日將文稿寄往香港，他又轉寄臺北輔仁大學神學院房志榮教授。《耶穌會士衛匡國與儒學西傳》發表在《神學論集》第94號（1992年冬），《從西方關於儒家思想的最早傳說到利瑪竇的儒學評介》發表於《神學論集》第96號（1993年夏）。發稿如此之快，我深感驚訝，這與上面提到的情況形成強烈反差。容我將後來的事放到這裡來說。
2001年下半年我和夫人經香港去歐洲探親訪友並參加12月中旬在柏林舉行的「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相遇：翻譯與吸納」國際學術討論會。在這個會上與臺北輔仁大學《神學論集》主編房志榮教授不期而遇，他說他將兩文只相隔一期就接連發表是破例的。我躬身表示謝意。回國途經香港在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客居一周，其間偶遇上海那位教授的一個學生，他說先生正在臺北訪問，返程亦途經香港。我請他轉達我對他的先生的問候。
羅馬耶穌會教堂
1994年8月間，我應邀去德國參加在漢諾瓦舉行的第六屆萊布尼茨國際討論會。我如期到達，報到時一位先生走來跟我打招呼，問我是否朱先生，我趕忙稱是，他自報姓名，兩人握手後找了個地方坐下。他對我從一個日耳曼學者轉為萊布尼茨研究者頗感興趣，我簡單作了介紹，交談良久，甚是相契。後來得知，波澤（HansPoser)先生當時是德國萊布尼茨學會會長，柏林科技大學哲學系主任。這一屆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會議的與會代表中只有三張黃面孔：一個日本人，兩個中國人，另一個中國人是在波澤先生的系工作的李君，他詢問的對象只有兩個，非此即彼。我們同在一家飯店下榻，經常交談。當他了解到我正在翻譯萊布尼茨的《神義論》時，他立即將他尚為列印稿的論文《關於最好的世界中對惡的容許——論萊布尼茨的神義論證》取來贈我。（後來，我在為我《神義論》中譯本寫的《譯者前言〉》的開篇第一段就引用了他對萊布尼茨神義論證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論斷：
以哲學的範疇深入信仰空間，從而有可能使哲學與神學的關係顛倒過來，這樣的哲學不再是神學的奴婢，而是以信仰進行審判的理性。
他問我，近期有何打算，我說，我要將我在沃爾芬比特爾積累的資料寫成文章；另外，此次來德途經北京時曾過訪剛結識不久的彌維禮(Wilhelm K.Müller)博士，他在北京使館區的德語學校教拉丁文，本人是虔誠的耶穌會士，因為我研究耶穌會的歷史而對我懷有親和感，這次北京相會兩人長談三個多小時。他建議我不妨研究一下託馬斯阿奎那的著作，他與朱熹亦有可比點。我想，他言之有理。波澤先生靜靜地聽著，未表達他的看法。回國後我寫成《耶穌會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一文。1995年春我獲得多次資助我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專給訪問學者的獎學金。在我申請獎學金時我已與波澤先生聯繫好，請柏林科技大學哲學系和他本人分別作為我的工作單位和合作者，他欣然表示同意並著人為我安排住處。
同年初波恩大學顧彬（Wolfgang Kubin)教授組織和主持的主題為「中國文化中的憂傷情懷」的一次學術討論會邀我參加並提交論文。我抓緊時間用德文寫成《苦與樂——在弘道重負之下的士》。這一年6月底我與我的夫人一起去德國，首先在波恩逗留一周參加會議，鑑於與會者大都是來自歐美各國的漢學家，會議語言是中文和英文，我只能宣讀中文稿。會後去瑞士巴塞爾訪問老友馮鐵（RaoulDavidFindeisen)，他為我提供了一個長長的關於託馬斯阿奎那的書目，這為我省去不少時間。並陪我們去處於阿爾卑斯山中的尼釆的隱居地希爾斯瑪麗亞過了一個周末，使我們有幸參觀這個哲人的故居。最後去柏林，一直待到11月底。
儘管我掛靠科技大學，可大部分時間是在柏林自由大學的圖書館查閱文獻，因為它的人文學科的藏書更多。這裡順便提一下，我憑我的柏林居留證明可在多所大學圖書館辦借書證，不交任何費用。而且還不須出示任何證明，在任何一所大學的閱覽室查閱參考書和伏案閱讀或寫作。所以，自由大學迄今一直將我當成它在華的Alumne(校友）與我保持聯繫。
朱雁冰教授與夫人何鴻藻先生
關於朱熹與託馬斯阿奎那的論文，因一件接一件的譯事而拖了很多年。最後痛下決心放下一切譯事和雜務趕在我的母校南京大學百年校慶和我的恩師張威廉先生百歲華誕之前發表，獻給教我做人和治學的恩師。
我在這裡就本書所收論文的成文過程拉拉雜雜地寫了這麼多，這也許會讓人生厭。我之所以要寫這些過程，是為了記述我所接觸的學界人士曾經給我以怎樣的幫助。我們這一代的德國學界人士戲稱學界為Gelehrtenrepublik(直譯：學者共和國），這是一個追求知識的共體，沒有國界，沒有種族差別。我此生有幸在這個共和國裡遇上許多知音和樂於助人的同仁。他們給我提供機會，提出建議，無私地讓我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邀請或者推薦我參加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從1985年到1996年我退休之前共參加了十一次國際學術會議，2001年12月柏林會議是我退休之後參加的唯一一次討論會)。
正是他們的幫助，他們提供的機會，他們的鼓勵，我才寫出這裡收人的和其他不宜收人這本小書的論文。我永遠對這裡提到的和未提到的我所接觸到的同仁心懷感激之情。
這本小書之能問世全仰賴與我有多年交誼的知音和樂於助人的周運先生以及浙大出版社的同仁。在紅塵滾滾，物慾橫流，一切向「錢」看的當今，他們能接納這種不會有多少讀者的東西甚是難能可貴。我謹用「大恩不言謝」這句俗話來表達此時我對他們懷有的感激之情。最後，我不會忘記我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在我寫作其中某些論文時為我查找文獻、校對引文、謄抄原稿或列印某些德文稿和作為第一批讀者校閱定稿所付出的辛勞。這本小書雖輕，卻承載著厚重的恩情、友情和我們全家的親情。
朱雁冰
2013年1月16曰晨
重慶歌樂山麓
朱雁冰先生與家人的合影
注 釋
[1] G.W.Leibniz, Norssinaa Sinica(《中國新事》)德文本序言，第Ⅶ頁。[2] G.W.Leibniz, Norssinaa Sinica(《中國新事》)德文本序言，第Ⅷ頁。
朱雁冰（1933-2020），德語教授，1960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外文系，曾任1986至1992年度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和1992至1996年度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際日耳曼學聯合會（IVG）會員。上世紀80年代在德國沃爾芬比特爾圖書館作儒家思想在德國的接受（至18世紀末）的專題研究。譯著涉獵哲學、基督教神學和文學等十幾種。
延‖伸‖閱‖讀
耶穌會與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
朱雁冰 著
352頁，45.00元，2014年8月
浙江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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