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認識「倀」這個字，大概都來自於成語為虎作倀；而理解這個成語，也大都只是它的比喻義——做壞人的幫兇。
「倀」字在《說文解字》裡還是「猖狂」的意思，大概到了唐朝，就變成了鬼了。比如《北夢瑣言》說的「江河多倀鬼，往往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誘之也」，是淹死鬼；《廣異記》裡有個故事：「天寶末，宣州有小兒，其居近山。每至夜，恆見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數度。小兒謂父母云：『鬼引虎來則必死。世人云：為虎所食，其鬼為倀。我死，為倀必矣。若虎使我，則引來村中，屯中宜設阱於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後數日，果死於虎。久之，見夢於父云：『身已為倀，明日引虎來，宜於西偏速修一阱。』父乃與村人作阱。阱成之日，果得虎。」這是被虎吞食的鬼。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說:「聞倀役於虎，必得代乃轉生，是殆倀誘人自代，因引人捕虎抱冤也。」可見為虎作倀先是被虎所食，死後又被虎所役，特點是找人替死，好早日投胎做人。
而文倀又是什麼鬼呢？從字面意思上，大概可以理解為「有文化的壞蛋」，引用時下的流行語就是「流氓有文化」。
檢閱出處，發現這個詞來自一個叫陳登原的歷史學家，他在其著作《國史舊聞》中專列了一條「文倀」。《國史舊聞》是一部很嚴肅的歷史學著作，體例接近顧亭林的《日知錄》。而從目錄上看，全書共有900多個條目，條目基本上是按時間順序涵蓋了中國歷史的重要的人和事。我們可以稱為「筆記體通史」。在這樣一部書中專列了一條「文倀」就顯得很特別了，文倀究竟是個什麼鬼，值得在歷史中記上一筆？原來是從清初最著名的文字獄——康熙初年的莊氏史案說起的。（關於莊氏史案，本社另有英國漢學家白亞仁所著《江南一劫：清人筆下的莊氏史案》，2016年9月）清代的文字獄不自莊氏史案起，順治朝就有了，張縉彥給劉正宗詩作序中，有「將明之材」四字，其心叵測啊！於是張縉彥就被流放到著名的寧骨塔去了，直至客死他鄉。劉正宗也只是暫時保住條命，很快就鬱病而死了。
所謂的莊氏史案，《亭林文集》卷五《書潘吳二子事》有所記載：「莊名廷鑨，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史及公卿志狀疏草，命胥抄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鑨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為《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鑨死無子，家資可萬金。其父允誠流涕曰：吾之子，皆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為之置嗣。遂梓行之。慕潘吳盛名，引為重，列置參閱姓名中。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語，未經刪削者。莊氏既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贓系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絕，不若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其弟等，並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並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而潘吳二子與其難。」《明書》中的忌諱語，一是「書中於清之先人，或有直書其名」。二是立場不對。比如李如柏、李化龍、熊明遇傳中有「長山衄而銳士飲恨於沙磷，大將還而勁卒銷亡於左衽」這樣的話，「飲恨」「左衽」當然都是比較刺眼的；又稱原來的明將孔有德、耿精忠為「背叛」。三是正朔不對。又自丙辰（清太祖天命元年，一六一六）訖癸未（李自成陷北京之年，一六四三）以後俱不書清年號。而於隆武、永曆之即位正朔，必大書特書。
陳登原認為莊氏史案中的吳之榮就是典型的文倀：「為虎作倀，因以引起文字之獄，今姑名之曰文倀。溯其原由，吳之榮當為禍首，觀其得人家財之半，其事可知。」
《明書》本是民間玩玩，本來也不致有大事，但是文倀一出，這事就大了，而且開啟了有清一代文網密布的序幕。但歷史學家不限於講講故事，陳登原先生總結了文字獄興起的原因，在當權者方面歸為了七條：一為批評時政之禁止，二為滿俗稚野之嫌諱，三為對比明、清之妒忌，四為是古非今之反對，五為中外限防之憎惡，六為皇權絕峰之維持，七為思想自由之統制。又將文倀分為兩種，一種是挾仇誣告，攻訐指摘；另一種巧官持祿，俗吏幹進。
清朝的文字獄既然這麼有名，文倀當然不止吳之榮一個，江南奸民沈天甫、夏麟奇，撰逆詩二卷，偽稱黃尊素等一百六十七人所作，陳濟生編集，故明太學生吳甡序。天甫遣麟奇等向吳甡之子、內閣中書吳元萊索賄物，元萊察其書非父手跡，控於巡城御史。御史以聞，上以奸人詐稱謀叛，下所司嚴鞫。沈天甫等皆棄市，被誣者悉不聞。這文倀下場就比較悲慘了。
文倀的行為畢竟違背了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於是又有人杜撰因果報應故事。葉廷琯《鷗陂漁話》卷二記金堡《遍行堂集》：「吾鄉李觀察璜，乾隆中，官南韶兵備道。偶以公事過丹霞寺，寺中有一櫃，封識甚固，觀察即詢以所裝何物。僧曰：自康熙年間到今，本寺經一住持，即多一封條，實未悉所藏何物。觀察令啟視，僧不能阻。得一冊，皆訕謗本朝之語，乃明臣金堡澹歸和尚手筆也。觀察長子大翰，謂當今書禁甚嚴，舉發一事，可冀升擢。觀察持冊旋行室中，逾丙夜不寐，惑於其子之言，白諸督撫，入奏，遂有焚書毀骸之令。寺僧斃者五百餘人。丁酉，觀察入覲，卒於京師，大翰由刑部員外郎擢知漢陽府。將抵任，忽見一僧衣紅袈裟入船，遂猝死於麻城。自是李氏凡有英駿之才，則必早世，死時亦必見有和尚。籲，是亦異矣！」可見即便世道變了，但大部人固守的傳統觀念還是沒有變，即：不作惡。不作惡。不作惡。餘音必須繞梁，三日不絕。
異族政權的敏感，部分文人的利祿薰心，形成了清朝特殊的政治環境：「四朝之法禁既嚴，一代之文人膽殞。人鹹說四庫館開為昌明文運，又孰知順治季年已來，文人固戰戰兢兢，無日不在恐怖之中也？」這是陳登原對於清代環境的一個總結。
詳見《陳登原全集》，有關清代文字獄，在《中國文化史》《古今典籍聚散考》《國史舊聞》中均有述及。
陳登原其人
陳登原（1900—1975），曾用名：登元，伯瀛，伯因，出生於浙江餘姚周巷鎮(今屬慈谿)。1926年畢業於東南大學，師從柳詒徵、陳鍾凡、陳衡哲、徐養秋諸先生；曾先後任金陵、之江、中山等大學歷史系教授；1950年起任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其著作內容涵蓋中國通史、文化史、田賦史、思想史、文獻學等各個方面。
（先生1950年代在西北大學與家人合影）
1949年以前，陳登原先生在就已經出版了十幾種著作，這十幾種中，《天一閣藏書考》《顏習齋哲學思想述》《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國田賦史》《金聖歎傳》《中國文化史》等至今被經常引用，都是在各專門史領域繞不開的重要著作。1958年，他的讀書筆記《國史舊聞》第一冊出版，差不多200萬字，從1938年開始動筆，全部耗時近30年，因為搜羅廣、梳理精，蜚聲海內外，被譽為「最好的史學筆記」，得到眾多知名學者的推薦。
（《古今書話》手稿）
抗戰時期，武大歷史系主任吳其昌，要聘請著名教授來系裡任教，選了三個人，除了陳登原先生，其他兩個分別是呂思勉和錢穆。抗戰結束後，陳登原先生到中山大學任教，中文系系主任孔德為指導1948屆畢業論文，專門請教授陳登原、吳三立、陸達節、吳宓、陳望道對學生作專題演講。又可見陳登原的學術地位。
(《中俄關係述略》書影）
中華人民國共和國成立後，由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力邀到西北大學擔任歷史學教授，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比如1955年高教部召開18種教學大綱審查會，就有陳登原先生參加，同組的還有譚其驤、王仲犖、繆鉞等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1958年,還參與中華本二十四史之《漢書》的點校注釋。
（《天一閣藏書考》書影）
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高校教授評級，西北大學三個二級，其中一個就是陳登原，另二位是地質學家張伯聲，物理學家嶽劼恆。這兩位都是大名鼎鼎的海歸科學家。至於張伯聲，諸位可用「張伯聲中美貿易」兩個關鍵詞百度一下，有驚喜。
1962年，受特邀到後來被稱為共和國教育史上僅見的國學書院式學府——東北文史研究所講課，一同講課的是20多位國內著名的文史學者，比如鍾泰、陸懋德、李泰棻等。
（先生1970年代於西北大學宿舍與教職員、家人留影）
可見陳登原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學術地位還是相當高的。但是在這之後就漸漸沉寂了。原因大概是過早離世，未能等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重新展開正常的學術工作。但是當時西北大學一位批判過陳登原的年輕教師、後來也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林劍鳴教授一段回憶式的感悟，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陳登原先生。
（《甸南讀書志》手稿）
林劍鳴教授認為「在批判中學習」是他們這一代學人成長的一條特殊之路。他說，在1958年批判陳登原時，通過翻閱陳登原的全部著作，使他從心裡對陳先生更加崇拜，同時懂得借批判別人之名可以從批判對象身上吸收到不少有益的東西，「中國這一個歷史時期的特殊情況，造成了極為特殊的條件，使一些知識分子不得不走著一條極為特殊的治學之路。有一些知識分子始終處於被運動衝擊的一面，數十年忍辱負重。另外一些知識分子則被迫推上批判他人的舞臺，但亦從中利用條件充實、提高自己，並防止走向『假、大、空』而變成政客和投機家，能保持學術良心和增強修養，也不妨有真正的成就。……在這個期間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不是被批判的對象，就是批判別人的『戰士』，即使袖手旁觀，置身度外，也不得不表示站在哪一方。因此，若說這二十年間中國學術研究園地尚未變成一片荒蕪的話，不能不歸結這兩類知識分子都有一套在『大批判』中，擺脫政治幹擾進行真正學術研究的方法。」一聲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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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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