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分析涂爾幹學派中的傑出社會學家

2020-12-09 淮蕊觀史

引言

從1913年起,涂爾幹學派中的傑出社會學家之一,羅伯特· 赫茲偶然發現了他對宗 教事實進行調查並分析其複雜性的興趣。當他居住在山間時,為了見證一場民間儀式,他花費了一年時間去詢問在他居住的山間參加儀式的各種人,他們包括村民、巴黎移民、地方學者,以及轄區與羅馬教廷的神職官員。

通過問詢,赫茲積累了歷史檔案。他從整體上 分析了作為複雜社會現象的祭禮和朝聖,從中可以看到兩個主教轄區之間的關係、法國和 義大利兩國邊境線周圍的情況,以及以下兩種人之間的關係:一種是法國一側的山民,他 們以牧羊為生;另一種是義大利平原的人,他們在經濟上更為富有,在政治上也更有分量。通過分析文人文化與傳說的不同民間版本,赫茲對延續了多個世紀的史前祭禮做出了重新解釋和假設,面對基督教的福音傳教和生活方式的現代化,這種史前祭禮只是被轉變了,但並沒有被摧毀。

赫茲在理論探索時,對調查充滿了熱情,沒有調查他就無法進入民間文化的多樣性中去,唉,然而他的同儕們沒有分享這種熱情,他們表現出的傾向卻是諷刺這種「在戶外」的民族志,並把它視為食利者的消遣。 1915年,當他去世時,人們才發現他正在從事另一項直接調查。這一次調查圍繞的是前線的士兵,這個調查與歐洲民俗學家們的問題相關。赫茲從調查中發現了語言學標記法 的重要性,並且分析了各種信仰之間的矛盾性。他的好友馬塞爾· 莫斯在1928年出版了赫茲的全部著作,然而其中這兩次直接的調查卻相對不引人注意。

在那些戰壕中,歐洲的知識分子們對他們曾經從沒有接近過的人突然產生了認識。對 此,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所有參戰國的文獻中都有著痕跡。羅伯特· 赫茲以系統的方式進 行調查,並且利用與他所在軍團中一部分人來自同一地區的優勢,向他的戰友們詢問關於 諺語和村莊固有表達的問題,赫茲繼而做了關於語言學和民俗學的筆記。其他 的學者們也做筆記,在極端的環境中從他們職業活動的延長線上「拿」到一些東西。馬塞 爾· 莫斯被靠近他的兄弟軍團感染,在那個軍團中尤其有不少澳大利亞士兵,莫斯觀察了他們按照自己文化行走、閱兵和遊泳的不同方式。

戰後,莫斯運用這些觀察結果發展了 對作為文化現象的「身體技術」的分析。在這項分析中,他發展了 初步的觀察,從而去質詢由他人產出的民族志材料。戰壕提供了這樣一種機會,那就是獲 得民族志意義上文化偏移的經驗。 我們同樣也可以延續歷史學家馬克· 布洛赫從戰爭經驗中激發出的反思,這當然很少歸功於他那難以被理解的日記和充滿暗示性的筆記,而更應該歸功於他 1921年的論文《戰爭的假消息》。這一參考書目式的評論見證了一個小的學者共同體的存在,這些學者試圖去客觀地觀察他們所經歷的一切。

一 位比利時民俗學家、研究歐洲的民族志專家,研究了在沒有自由媒體的情況下,關於德國暴行的謠言的傳播。馬克· 布洛赫觀察了信息傳播的場所,例如分發食物時排的長隊, 強調了審查對假消息傳播的重要性。他的史學才能,使他得以分析他自己觀察到的東西, 繼而又將他對觀察分析的結果,用於解釋他要研究的部分歷史材料。同樣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但要在悲劇性較少的環境中,「民族志學者」這一 人物誕生於原籍波蘭的人類學家布勞尼斯婁· 馬林諾夫斯基的筆下。

他在1914至1918年之 間被迫待在了被澳大利亞佔領的特羅布裡恩德島上。馬林諾夫斯基1884年出生於克拉科 夫,後來前往英國學習社會人類學。當戰爭開始的時候,他剛獲得了大學的資助去澳大利亞做實地研究。作為奧地利公民,馬林諾夫斯基很快就被英國和澳大利亞當作敵人對待, 並且面臨被拘禁的危險。不過在牛津大學教授們的支持下,他得到了澳大利亞當局的許可 往來於澳大利亞廣袤的土地,並且可以獲得延長他的調查的必要資源。馬林諾夫斯基於是便在澳大利亞一直待到了1918年,並兩次居住在特羅布裡恩德島上,這是一座今日屬於巴 布亞紐幾內亞的島嶼。

馬林諾夫斯基於1913年發表的對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書評,是他最初的 幾篇文章之一。他的田野很有可能受到閱讀這本書的影響,在這本書中,涂爾幹強調了宗 教生活的社會屬性,並且具體提出了社會周邊區域的問題。在特羅布裡恩德島,其周邊是 庫拉的長途流轉,庫拉使得在島嶼上相距幾百公裡的土著人相互之間得以交流。 通過研究其中一個島嶼上的土著人,馬林諾夫斯基認為他完全處理了這個社會總體的文化,這讓他於1922年出版了精彩的民族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這本書很快就成了經典,特別是由於他書寫的流暢、生動且清晰。

馬林諾夫斯基沒有 隱藏他的榜樣是小說家約瑟夫·康 拉德,後者同樣是移居英國的波蘭人,他也用英語寫 作。康 拉德的小說以嚴肅的方式敘述殖民化,並且就像在《諾斯特羅莫》 一書中那樣描寫虛擬的人物,同時又帶有科學的細節。馬林諾夫斯基在他基於涂爾幹理論 的嚴肅的民族志分析中,還展現了三個他在學習期間掌握的理論:19世紀波蘭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語言學和民俗學文化,波蘭是他的出生地;他在萊比錫學到的經驗主義心理學; 德國經濟史領域豐富的傳統。

因此,馬林諾夫斯基就將這些針對社會的科學的最重要的發現,都運用到了社會人類學中,而這些發現,在此之前還只是被運用在歐洲社會。馬林諾夫斯基以優雅的方式,理論化了我們所說的「民族志的魔法」:只有長期的出現在土著人中,並且沒有翻譯或中間人的調解,才可以去觀察「日常生活中的無法估量之物」。參與式觀察由此誕生,從此以後,民族志學者似乎成了孤膽英雄,他們即便感到無 聊,也要待在那些隱匿著無法預料的事物的地方。

馬林諾夫斯基清楚地批評科學考察的範式,這一範式提前得到了充分的準備,但被判定他們所搜集的,是那些「應 該」讓土著人成為土著人之物,而不是他們原本真實之物。馬林諾夫斯基同樣批評由殖民地居住者從事的民族志,這些「小白人們」更多的是被他蔑視而不是去使用。馬林諾夫斯基發明了沒有中間人的民族志。被白人看扁還被剝奪關於殖民的知識,又被不明就裡視其 為膩煩者的土著人容忍,馬林諾夫斯基在他當場寫的《日記》中記載了大量 日常的不滿,這本《日記》直到1967年之前都沒有被出版。

馬林諾夫斯基創建的這種方法,與一種被稱為「功能主義」的理論密不可分,這種理 論提出被研究的社會都是相互關聯的,並且每一種因素都構成一種維持穩定性的「功 能」。但什麼才是這種關聯和穩定的總體社會呢?這涉及土著人的那些整體,如說同一種語言,在相同的群體中互相認識,遵循相同的習俗?語言、習俗與身份認同之間的相互疊 合,已經被博厄斯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案例中批評了。被應用於島上社會的功能主義公設, 使得馬林諾夫斯基得以發現他研究的總體社會與庫拉的流動有關,庫拉圈超越了他所居住的島嶼的邊界。

馬林諾夫斯基繼而將這一理論應用到在規模和結構上都更為多樣的社會中 去。在這些社會中的每一個被觀察的土著人,都沒有意願成為群體的發言人,而這些群體 的邊界已經被確定。直到20世紀末,這種「總體化」才被當成經典民族志的盲點而受到批 評。 馬林諾夫斯基對社會人類學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在英國人類學中扮演的角色,就像博厄斯在美國人類學,以及莫斯在法國人類學中扮演的一樣:這三個人物在20世紀60年代的 三個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人類學家。從1922到1940年,來自歐洲各地與大英國協的學者前往倫敦經濟學院,圍繞在馬林諾夫斯基的周圍學習社會人類學。

他的朋友與對手,拉德克裡夫布朗,同樣代表了社會人類學的功能主義學派,同時也 被視為埃米爾· 涂爾幹的弟子。相比於處於倫敦的馬林諾夫斯基,拉德克裡夫- 布朗則在 大英國協開啟他的學術生涯,他於1921至1925年在南非的卡普教課,隨後一直到 1931年,他都在澳大利亞的雪梨,任教於兩所毗鄰他研究的土著社會的大學,他的學生們 都對人類學有著巨大的政治或道德上的興趣。

接下來,拉德克裡夫- 布朗動身前往芝加哥 大學,並在那裡遇到了羅伯特· 帕克和他的女婿羅伯特· 雷德菲爾德 。帕克與歐內斯特·伯斯一起創建了基于田野調查 的城市社會學,而雷德菲爾德屬於第一代在美國本土之外做研究的美國人類家。從此以 後,社會人類學的區域範圍便聯合了起來:法國、英國和美國形成了頂尖,南非和澳大利 亞成為開拓地,而蘇聯則獨處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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