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又重溫了一下韋伯的書，同時在學習大眾傳播書籍的時候，也能夠看到另外二個大牛（馬克思、涂爾幹）也出現了。
隨便侃幾句他們仨。
古典社會學三大學者，韋伯、馬克思與涂爾幹，兩個德國人明顯比那個法國人要囉嗦，莫不是德語語言上的問題。
下面我查閱了一下德語與法語的區別，確實從語言學上德語要比法語囉嗦。看來要當一個學者，語言的選擇也非常關鍵，不然那個著作無比的厚，無比的令後輩發指，大學時候，讀過馬克思的著作，有點崩潰。
德語分陽性、陰性、中性，而法語只有陰性、陽性。
德語發音最難（如R音），語法也是最複雜的。
法語語法最嚴謹，是各類公務文件備案首選語言，不易引發歧義。法語語法的難點，動詞變位很複雜，是因為時態多，不規則的動詞變位多造成的，而德語，雖然動詞變位相對規則，但是，德語的變格是法語和英語裡沒有的，這是德語的難點。
三人都作為社會學家，觀點還是有明顯的區分的，研究重點都不一樣。
馬克思，過於注重階級研究，認為一切從階級中來，到階級中去。不過我覺得懷疑的是，他也算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了，為什麼會這麼恨資產階級，難道是當時有人阻擋了他的上升空間？
涂爾幹，繼續了法國實證哲學研究的優良傳統，非常明顯的學術派。
韋伯，受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等的影響，把理性主義融入到社會學中，這也許也與德國人的死板有關吧。
一、馬克思作為一個不大成功的小資產階級，缺少上升空間，所以他的作品全是對大資產階級的質疑與怨恨。卡爾·馬克思，全名卡爾·海因裡希·馬克思（德語：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第一國際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被稱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 。無產階級的精神領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馬克思是德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學家、經濟學家、革命家和社會學家。
主要著作有《資本論》 、《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創立的廣為人知的哲學思想為歷史唯物主義，其最大的願望是對於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馬克思創立了偉大的經濟理論。
就他個人而言，他的極其偉大的著作是《資本論》，馬克思確立他的闡述原則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認為，這是「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東西，這是「精髓」，後來人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去研究。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他和恩格斯共同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被認為是指引全世界勞動人民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而進行鬥爭的理論武器和行動指南。
二、涂爾幹作為法國的宮廷學者，再加上法國又出了一個空想社會主義，所以他的理論在學術系統上更強一籌。埃米爾·杜爾凱姆（即涂爾幹，法語：Émile Durkheim，1858年4月15日－1917年11月15日），又譯為迪爾凱姆、杜爾凱姆，涂爾幹，杜爾乾等，法國猶太裔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法國首位社會學教授，《社會學年鑑》創刊人。與卡爾·馬克思及馬克斯·韋伯並列為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主要著作是《自殺論》及《社會分工論》等 。
杜爾凱姆為社會學確立了有別於哲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獨立研究對象和方法，即社會事實。社會事實具有不同於自然現象、生理現象的特徵和特殊的決定因素。它先於個體的生命而存在，比個體生命更持久。它的存在不取決於個人，是先行的社會事實造成的。社會事實以外在的形式「強制」和作用於人們，塑造了人們的意識。這種「強制」既指人們無法擺脫其薰陶和影響，又指對於某些社會規則拒不遵從將受到懲罰。迪爾凱姆認為，一切社會的觀念都具有這種強制力；
人類大多數的意向不是個人自己生成的，而是在外界的引導、薰陶和壓迫下形成的。社會高於個人，社會事實無法用生理學、個體心理學以及其他研究個體的方法來解釋，而必須用社會學的方法、觀點解釋。他說，宗教、道德、法律、社團、協會、語言，以及服裝樣式均屬社會現象，都是社會學特定的研究對象。他還把社會事實分為「運動的狀態」和「存在的狀態」，前者指與思想意識相關的現象，亦稱「團體意識」；後者是社會上一切組織和有形設置。迪爾凱姆注重研究前者。
三、韋伯與他們二者而言，出身平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各種宗教，更注重普世價值，給今天的研究者實用價值更大。韋伯是一個有很好記憶力與表達力的學者，寫作起來信手拈來，擅長於散文式的寫作，給讀者發揮的空間很大。馬克斯·韋伯（德語：Max 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是現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韋伯曾於海德堡大學求學，在柏林大學開始教職生涯，並陸續於維也納大學、慕尼黑大學等大學任教。對於當時德國的政界影響極大，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進行談判，並且參與了魏瑪共和國憲法的起草設計。是同泰勒和法約爾同一歷史時期，並且對西方古典管理理論的確立做出傑出貢獻，是公認的古典社會學理論和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被後世稱為「組織理論之父」。弟弟為德國另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韋伯。
馬克斯·韋伯與卡爾·馬克思和愛米爾·涂爾幹被並列為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儘管他在當時主要被視為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涂爾幹遵循著孔德的方式，以社會學的實證主義進行研究。而韋伯以及他的同僚維爾納·松巴特（也是德國社會學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採納的則是反實證主義的路線，這些著作開始了反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界的革命，強調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本質上的差異，因為他們認為人類的社會行為過於複雜，不可能用傳統自然科學的方式加以研究。
韋伯的早期著作通常與工業社會學有關，但他最知名的貢獻是他後來在宗教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上的研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開始了他的研究，文中他顯示出某些禁慾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卡爾文教派，教義逐漸轉變為爭取理性的經濟獲利，以此表達他們受到上帝的祝福。韋伯主張，受到這種理性教義基礎扶助的資本主義很快便會發展的越來越龐大，並且與原先的宗教產生矛盾，到最後宗教便會無可避免的被拋棄。韋伯在後來的作品裡繼續研究這樣的現象，尤其是在他對官僚制和對於政治權威的分類上。在這些著作中他隱約了這種社會的理性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當然這只是我作為一個普通心理愛好者的一己之見，說不定還和情懷有關。
莎翁說過：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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