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的今天, 急劇的社會變遷使社會轉型成為一類和社會發展既有聯繫又相區別的特殊社會事實, 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當代轉型社會學研究的出現, 正是轉型理論研究與社會轉型實踐相互影響的產物。回顧當代轉型社會學研究興起的理論歷程, 我們發現專注於「傳統與現代」主題的社會轉型研究, 基於市場轉型的社會轉型研究, 聚焦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轉型研究, 導向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轉型研究以及文化視域中的社會轉型研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背後隱藏的是當代轉型社會學理論研究走向深入和細化的邏輯主線, 也是學界對社會發展不斷進行理論反思的結果。
關鍵詞：社會轉型; 轉型社會學; 理論脈絡;
作者簡介：王謙, 1979年生,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會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 雲南紅河學院副教授; 文軍, 1969年生,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會發展學院院長、教授。
基金：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包容性城市發展思路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計劃人文社會科學重大項目「社會轉型的中國實踐與轉型社會學的建構」 (項目號:201701070005E00041); 雲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項目「轉型社會學理論前沿研究」 (項目號:2018JS473) 資助;
當源於生物學的「轉型」概念被運用於社會領域中, 社會轉型 (Social Transformation) 就與社會的結構性轉變緊密聯繫在一起, 但應該從何種視角來解讀社會發生的結構性轉變以及這種轉變背後的動力機制, 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卻很少能達成共識。今天, 社會轉型作為全球化時代一類區別於以往社會發展類型的特殊社會事實日益顯豁, 多元化的社會轉型理論態勢為轉型社會學研究的出場提供了有利條件。儘管其中關於轉型社會學的學科定位問題仍存在一定爭議1, 但這並不妨礙轉型社會學研究作為一個極具時代感和使命感的研究領域對今天這個風雲變幻的社會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如果我們仔細梳理社會學關於社會轉型的理論研究歷程, 可以從中抽絲剝繭地發現轉型社會學研究的幾大理論脈絡, 而在這些理論脈絡背後隱藏的正是社會轉型研究不斷走向深入和細化的邏輯主線, 也是人們在社會發展問題上不斷反思的結果。
專注於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的轉型社會學理論研究
在關於社會轉型的研究中, 「傳統—現代」是最為重要的研究視角。當涉及「社會何以可能」這樣的元問題探討時, 無論是訴諸於社會秩序, 抑或訴諸社會動力機制的理論架構, 都多少帶著傳統與現代的印記, 蘊含於其中的社會轉型線索也因此成為走向現代, 或者站在傳統的此岸向現代的彼岸眺望的最佳註解。2
古典時期, 「社會學之父」孔德 (A.Comte) 從一開始就分別用社會動力學和社會靜力學兩種知識體系去解釋社會秩序的維繫和延續, 從傳統的軍事社會到法律社會再到現代的工業社會, 在轉變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和道德問題正是實證社會學應該致力去解決的。斯賓塞 (H.Spencer) 和滕尼斯 (F.Tonnies) 則分別用「軍事社會」和「工業社會」以及「共同體」和「社會」兩組概念來探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此外, 作為社會學三大理論傳統代表人物的涂爾幹 (E.Durkheim) 、韋伯 (M.Weber) 和馬克思 (K.Marx) 也分別揭示了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不同驅動力。在涂爾幹筆下, 在從傳統「機械團結社會」向現代「有機團結社會」的轉變中, 社會分工及與之相關的工業主義成為推動社會轉型的主要動力。而在韋伯那裡, 聯結傳統「宗法社會」和現代「理性化社會」兩種社會類型的變革力量則在於合理化的資本主義。而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與生產關係之間的基本矛盾構成了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
到了現代社會學時期, 結構功能主義的創始人帕森斯 (T.Pasons) 通過「情感性—情感中立性」「特殊性—普遍性」「先賦性—自致性」「集體取向—個人取向」「擴散性—專一性」這五對範疇, 將處於社會轉型兩端的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不同特點進行了類型化, 模式變量間的不同組合則可以用來分析處於傳統和現代社會之間幾乎所有複雜的社會結構類型。而當代社會學家貝爾 (D.Bell) 則提出了「後工業社會」, 由此開啟了後現代社會研究的序幕。除此之外, 貝克 (U.Beck) 對「第一現代社會 (工業社會) 」和「第二現代社會 (風險社會) 」的區分, 鮑曼 (Z.Bauman) 關於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從「固態的現代性 (Solid Modernity) 」向「流動的現代性 (Liquid Modernity) 」轉變的探討, 以及吉登斯關於現代轉型社會「斷裂性」 (discontinuities) 特徵的闡述, 都是基於傳統與現代的視角對社會轉型做出的各種嘗試性解讀。3
除了上述經典社會學家的思想外, 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以研究社會變遷為己任的發展社會學, 關注的也是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變遷的主題。無論是發展社會學中的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還是世界體系理論, 不同理論流派在關於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轉型的問題上立場和觀點雖然大相逕庭, 但以西方國家現代社會為參照的印記卻始終揮之不去。正因如此, 在20世紀末全球化浪潮衝擊和轉型國家不斷湧現的雙重影響下, 發展社會學陷入了自身的學科危機中。今天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轉型之路荊棘叢生, 而作為現代社會轉型樣板的西方發達國家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大轉型時代正步履維艱, 訴諸廣義社會轉型研究的發展社會學同樣面臨「轉型」之痛。在此背景下, 專注於社會轉型研究的轉型社會學的興起就愈來愈具備了某種可能。4
基於市場轉型的轉型社會學理論研究
以經濟領域中的市場轉型為基礎所引發的論爭構成了整個社會轉型研究中一條繞不開的研究主線。基於市場轉型所引發的經濟、政治、文化諸領域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發生的轉變以及國家與市場關係的變動, 成為20世紀中後期以來各個學科競相關注的焦點。在經濟學關於市場轉型的研究中, 自古典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 (Adam Smith) 和另一位經濟學巨擘凱恩斯 (J.M.Keynes) 先後提出「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兩大經典論題以來, 市場調節和國家幹預作為影響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的兩股主要力量, 二者之間的關係一直被置於討論的核心。國家與市場之間的相互逐力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關係狀態, 構成現代社會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一幅幅形態各異的真實圖景。5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 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擴張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 學界開始關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型。一場以市場為導向, 圍繞社會主義國家從「再分配」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變的「市場轉型」 (Market Transition) 論爭正式拉開序幕。6
社會學關於市場問題的研究早在古典社會學時期就已經涉及, 包括馬克思、韋伯等在內的社會學家都將市場與一定的社會結構聯繫起來, 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市場關係背後所隱含的社會結構與關係的變化。特別到了近代社會學階段, 在波蘭尼 (K.Polanyi) 的「嵌入性」 (embeddedness) 概念基礎上, 格蘭諾維特 (M.Granovetter) 進行了系統的闡述並形成了新經濟社會學的綱領性術語。7自此, 市場作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範疇, 被納入到社會結構的分析框架中。8與經濟學更多地強調市場轉型中的國家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角色關係變化不同, 社會學關於市場轉型的研究更著重強調的是市場轉型所帶來的社會分層變化以及強調市場轉型中的社會不平等效應。多數情況下社會學關於社會轉型的研究探討的正是基於市場轉型所帶來的社會領域的變化。
強調國家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市場轉型研究, 其理論基礎源于波蘭尼的「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概念, 在《大轉型》一書中, 波蘭尼將人類經濟分為互惠經濟、再分配經濟和市場經濟三種類型。其中再分配經濟的特徵是一種縱向的國家中央對經濟活動的調節分配, 而市場經濟的特徵是一種橫向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平等關係對經濟活動進行協調。在波蘭尼之後, 伊萬·塞勒尼 (Ivan Szelenyi) 指出國家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再分配經濟, 其形式上的平均主義並沒有帶來平等化的預期, 反而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 社會主義國家朝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有可能降低社會不平等的程度。9在前兩位學者的基礎上, 倪志偉 (Victor Nee) 形成了其市場轉型理論, 並在20世紀80年代引發了一場中外學者廣泛參與的學術大討論。這場論爭的起點, 始於倪志偉1989年在《美國社會學評論》發表的一篇題為《市場轉型論:國家社會主義從再分配向市場轉變》的文章, 其核心思想是國家社會主義從再分配向市場轉變過程中社會分層體制發生了變化, 如權力資本從再分配者讓渡給直接生產者, 市場轉型將有利於人力資本、文化資本而不利於政治資本等。概言之, 發生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轉型對於以往的再分配體制而言具有一種平等化效應。倪志偉的觀點引發了學界的廣泛爭議, 爭論的焦點在於如何看待和評價市場轉型過程中再分配權力的變化——究竟是衰落還是繼續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包括羅納塔斯 (A.Rona-Tas) 、羅根 (J.Logan) 、麥誼生 (E.Michelson) 、魏昂德 (A.Walder) 、邊燕傑、林南等一批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見解。10為此, 《美國社會學評論》1996年專門做了一期專輯來探討中國和東歐國家市場轉型, 倪志偉也在其後來的研究中多次撰文回應和修正其市場轉型的觀點。11
今天, 中國和東歐國家的市場轉型之路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 而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及其追隨者的自由化市場之路也並非一帆風順, 特別是21世紀初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大規模金融危機讓人們開始重新思考國家在市場轉型中的作用。市場轉型的多元化路徑和結果讓學者們開始反思市場背後的制度因素, 新制度主義開始被引入到市場轉型的研究中。與此同時, 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聚焦如下問題: (1) 市場轉型中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是相互排斥還是彼此共生?國家幹預和市場調節如何配合才能最大化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 (2) 市場轉型中的市場和社會不平等之間有無必然聯繫?如果有聯繫那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是什麼? (3) 市場轉型是分階段的嗎?或者說市場轉型是否有一個普遍公認的終點?現階段不同國家市場化轉型呈現出來的差異是因為制度性的原因還是所處的市場轉型階段不同導致?市場轉型的終點究竟是一個充分發育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一個市場與國家、社會之間動態平衡的最優經濟體制? (4) 如何考量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場轉型機制?全球化對不同國家的市場轉型而言其影響是正向的抑或負向的?
上述關於市場轉型的爭議, 其實折射出的正是當下這個轉型社會的時代特質。當社會處於變動不居的不穩定狀態時, 很難對社會的某個領域下一個定論。幾乎可以預見, 只要轉型社會存續一天, 這場圍繞市場轉型中市場、國家、社會之間關係的論爭如同社會轉型中傳統與現代之間關係的爭論一樣, 將持續保持其學術的生命力, 而這恰恰為轉型社會學研究範式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