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不僅是一種思想交往活動，更是一個社會經驗活動事實。它真實直接地參與並推動社會變遷。其核心主題與根本使命圍繞著促進社會發展，完善人的道德品質進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兩個主題展開。由於推動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也是為了完善人性，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這意味著社會變遷與思想政治教育歷史使命緊密相連。因此，詮釋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經驗事實，揭示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對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學在內的整個社會科學發展所具有的普遍性理論意義，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生長點。
[關鍵詞]社會結構轉型；思想政治教育；互構
自1984年以來，思想政治教育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績，建立了自己的學科體系。然而，時至今日，其創新研究依然擺脫不了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論思想政治教育的窠臼。如果說思想與文化為表，經濟與社會為裡，那麼，從更深層解釋社會結構變遷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就成為思想政治教育創新的關鍵。本文著重從社會結構轉型有著怎樣的理論意蘊與學術價值，社會結構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的互構性何以可能、如何展開，以及怎樣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創新的歷史使命這幾個問題展開論述。
一、社會結構轉型的理論意蘊與學術意義
現代社會科學的「主要成就和基本規則主要都來自近代以來歐洲社會那場所謂從傳統到現代的大變遷」[1]，可見社會轉型與社會科學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繫。中國社會轉型對社會科學的發展，既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價值，也具有本土化的獨特意義。
（一）社會結構轉型之於現代社會科學的意義
社會結構轉型指構成社會諸要素變化、重組乃至轉化的集中體現。它強調社會變革過程與結果的統一，注重社會主體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充分展現了從傳統到現代轉換過程中，社會變革的全體性、全方位性特徵，且「急劇的社會變遷……有可能提高自覺地反覆思考社會形式的程度。」[2]18因此，透過社會結構變遷，揭示社會科學與社會生活的關聯性，進而去靠近那些難以捕捉的影響，有助於認清不同的社會發展模式及其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
第一，現代社會科學的緣起及其特點。一方面，現代社會科學肇始於以西方為主軸的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社會變革的路徑及其歸因皆是西方乃至現代社會科學的根源。在社會科學的一般敘事邏輯中，社會轉型之主題始終是圍繞著「傳統——現代」二元模式的單線進化，這種 「傳統——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天然「胎記」，是一種典型的以西方現代化進程為主軸的發展模式。
另一方面，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真正意義上的大變動有兩次：第一次是公元前5000年左右「從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轉變，即文明本身的出現」[3]47。第二次，則是18世紀肇始於歐洲延續至今的現代化。「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最劇烈、最深遠並且顯然是無可避免的異常社會變革。」[4]5這種以西方現代化進程為主軸的發展模式（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後工業社會的發展模式），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並絲毫沒有停止其大步前行的跡象。似乎與西方接觸或者西方文明的傳播是不發達國家現代化的唯一路徑。[5]且將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不斷地納入「中心——邊陲」的國際經濟體系的依附過程。[6]然而以西方為主軸的現代化所引起的人類社會大變革、大調整也帶來了風險與挑戰，諸如世界經濟增長面臨下行的壓力， 「逆全球化」與「去全球化」之勢日漸高漲等等。
第二，共產主義文明及其實踐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另一個主軸。如果說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催逼著人類社會變遷的自覺反思，那麼，社會轉型，一方面，改變了人類的組織和行為方式；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我們對人類社會的結構和行為的觀察成為可能。人類不斷追問、反思以西方為主軸的現代化理論是否具有普遍意義？如果有，何以解釋西方國家面臨的困境？何以解釋新興國家在照搬複製西方民主後所引致的混亂？難道果真一個制度越是成功就越容易固化而失去對新的挑戰與問題的應對能力嗎？如果沒有，世界何去何從？向何方「化」？這些質疑與反思，直接關係到一個國家、民族乃至個體的前途命運。
縱觀當今西方現代化道路，它面臨的困境，實際上就是陷入自我反噬的困境。因此，現代性的規範與價值不是一維的，而是多元的。當下人類探尋現代化發展的另一個主軸的社會實踐活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歷史學家湯因比甚至給出了一個推測：「恐怕可以說正是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而是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於和平的命運」。 [7]279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共產主義文明及其轉型，對社會學的發展來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對這個文明的特點、運作邏輯及其轉型的研究應當成為當代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發展的新的靈感來源和動力。」[1]。
正是由於中國的崛起，「使原來處於邊緣地位的當代中國研究迅速進入歐美社會科學的主流學術圈，並從單純的學術消費轉換為學術生產。」[8]尤其是新時代的到來，中國的崛起，更是影響著全球的格局和未來的走向。實際上，社會變遷的新趨勢和新經驗一刻也沒有停止對現代社會科學的充實、修正與重構。以中國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文明及其轉型，對社會科學發展來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中國社會轉型是各種力量較量、多重因素交織形成的。它不僅在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對世界各國來說也是獨特的。在這一特殊時空背景下，作為現代化之主體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遭遇與面臨的困境和茫然，以及他們的訴求與價值取向發生的改變，這是社會轉型之於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
（二）社會結構變遷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
當下中國社會科學無論是從研究範式、理論工具、還是方法路徑上，皆開始從過去對西方的橫向移植，向本土化方向轉換。當然，這種本土化，不僅是基於政治的考量，更是處在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學術發展的邏輯必然。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性造就了巨大的理論意義與學術意蘊。因此，切入中國社會轉型，在全球範圍內提升這場變遷的意義，對中國社會科學（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第一，西方社會科學家依據其自身特殊場景所建構的人類社會結構理論，不僅獲取了某種程度的普世意義，而且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也獲得了精神意義，有效地規避了將西方的發展淪為單純的財富增長的陷阱。這使得西方的社會結構轉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後工業社會，持續綿延。而「現代化理論最激烈的批判，是指責他完全無視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 [9]37對於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來說，重要的不是尋求與西方全面接軌，而是創造相應的銜接關節點，以自身文化傳統的本體來應對和銜接現代化理論，彰顯中國獨特的社會變革對整個社會科學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價值。
第二，「雖然目前我們無法斷言某種現成形態的精神—文化樣式」[10]，但是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一系列自主的建設性與創造新的理論，極有可能成為指向新文明的生長點。在中國社會變遷中，用我們的鮮血蓋圖章擔保的真理，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整個社會科學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活實踐領域形成了一種社會與文化的可塑力，一種能夠強烈地改變自身的力量。它把當初對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建立的認知結構重新置於新時代所照射的場域中再觀察、修正乃至補充，使其能夠更好地回應社會實踐中遭遇到的種種詰難，釐清中國大眾的基本特質與變化以及依附在社會結構之上的社會關係乃至價值變遷，進而賦予思想政治教育更高的理論地位。它包括以下內容：一是黨和政府在社會結構轉型中的主導和引導角色；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創新基於國情、民情、社情，應因時勢而為，在我國社會性質、政治架構的框架內，來變革自身理論體系。
二、社會結構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在邏輯關係
社會結構轉型反映的既是社會改造與社會轉型的歷史過程，又是思想政治教育變遷的實踐「場域」與歷史事實。考察社會結構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之間的邏輯關係，旨在從社會結構中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流變，以確立其研究視野，拓展其研究領域。
（一）社會結構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相互建構的邏輯支撐
理論源於社會，又需要走向社會，服務於社會。思想政治教育論域架構始終圍繞著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與未來戰略的探究等重大問題展開。無論是思想推動社會發展，還是社會運動推動思想變革，抑或是二者協同共進的結果，都說明思想與社會存在相互建構的合理性。一方面，社會結構轉型規定著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主題、研究範式以及學術容量的拓展過程；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唯有緊扣時代脈搏，才足以回應社會轉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結構轉型之間的共生互構性是時代使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自生發展的邏輯所致。
第一，社會結構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共生與互構是時代使然。時代是思想的底色，實踐是理論的源泉。一個時代的畫卷，底色是人心；一個民族的復興，關鍵在精神。「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11]14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進入到新時代這個關節口，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立足新方位、找準新坐標，抓住歷史機遇，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主題與思想政治教育主線相結合，應對風險挑戰。因此，時代的巨變為思想政治教育發展提供了鮮活的素材，成為社會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共生互構的邏輯必然。
第二，社會結構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互構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所致。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種社會運動，關注主流意識形態建構及其傳播，又是一門學科，關注個體如何內化主流意識形態，並踐行其要求，健全個體品格。這就需要將思想政治教育帶回社會，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主題拓展到整個社會領域，經由交叉學科的範式創新，體現思想政治教育學科開放性品質。因此，無論是理論建構還是理論的傳播，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發展都暗合著與社會結構轉型的共生與互構邏輯。
第三，社會轉型是思想政治教育變革的動力源泉。思想政治教育的變革源於社會的變遷。換句話說，是社會決定著思想政治教育的發生與運行。「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1]2即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著思想政治教育的產生發展。一方面，社會轉型決定著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與發展趨勢；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折射著社會轉型的風貌，形塑社會轉型的主體，並以理論的形式引導社會轉型的方向。因此，唯有思想政治教育與現代社會緊密結合才能了解真問題、真困惑，並對其解釋與回應，以體現出強烈的時代意識與現實關懷，並賦予一切社會關係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進而開啟把思想政治教育學帶回到社會學的諸多線索。
（二）社會結構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的互構模式
所謂互構是我們對參與互構主體間的關係的本質刻畫。社會結構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的互構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論域架構主體圍繞著社會轉型的現實問題與未來戰略等重大問題展開，並呈現出互構主體的多元性、互構時空的多維性、互構內容的二重性等特徵。
第一，互構主體的多元性。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構，體現在相互纏繞、相互整合、相互提升、相互規定的價值主體之間的交互關係上，而主體之間的相互建塑與型構是包含政黨、國家、社會、個人、價值等等範疇，並以其為基點展開互構的。
首先，互動主體的多元性，這涉及國家——社會之間的關係。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現實問題，國家需要通過配套機制創新，來加強和不同社會主體之間的合作與共識，從而更好地回應民眾利益訴求。西方現有的治理體系的內在機理的明顯缺陷，是由於治理體系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底色，使得其理論指向市民社會。問題是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多元治理主體力量的不斷強大，必然導致國家應有的權能削弱，績效不高。無論是近現代中國還是當代中國，都呈現出與西方社會的巨大差別。這使得中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不同於西方，西方社會治理理路之所以不足以支撐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政治的理論框架，一是因為中國人尋找組織的慣性衝動與本能；二是社會轉型的各種要素較量背後有著人的因素、政治文化因素的作用。如果不了解這些，就無法了解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質、組織形態是如何鑄造出來的。畢竟，「國家歸屬的修辭維度無疑在國家政治和國際關係中仍然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12]113因此，釐清政黨、國家與人民群眾之間極其複雜而獨特的交錯關係，重新思考當代中國的思想變遷，觀察、理解中國共產黨在社會結構轉型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由其領導的頂層設計與實踐推動相結合所形成的中國式社會轉型模式，也就抓住了「中國經驗」研究的「牛鼻子」。當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格局與我們身處的歷史巨變所激發出來的思想空間是遠遠不相稱的。將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認知結構置於當下中國社會結構所照射的實踐場域中，旨在重構嶄新的研究格局，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體系。
其次，互構主體的多元性體現在個人與社會的邏輯關係上。個人、社會是社會轉型的主體。現代社會科學「對個人社會關係問題的元追索，放棄了脫離社會特別是現代社會實踐的『理想類型式』思維模式，是一種『實踐式』思維模式的回歸」[13]我們通過思考個人與社會關係問題，揭示現代社會生活的複雜多變性與多重真實性。將社會與個人的雙重力量納入「互構域」中，探討多元社會主體「關聯過程」，以形成具有世界眼光的當代中國經驗的社會轉型理論體系。
最後，思想政治教育在平衡社會與個體之間的關係上，既要考慮社會（國家、集體）對個人的影響，也不能忽視個體對於社會存在的影響，讓每個個體生命的價值能夠舒展。一方面，從個體出發的社會研究，將社會納入其考察範圍內；另一方面，從社會出發的研究也關注個體。通過考察各個行動主體間交互建構、形塑，以及行動意義的實踐化過程，把互構主體之間實踐意義的生成、往復調試和行動延伸，作為思想政治教育行動者最切身的生存境遇來研究。
第二，互構時空的多維性。社會結構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互構時空的多維性，體現在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學校——家庭——社會、城市與鄉村等諸多空間對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刻影響。它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的多維空間連續性和對空間轉換的適應性。它旨在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空間化的學科理論與方法體系，將虛擬空間這個最大變量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的最大增量。
人類文明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人類超越身體在場的局限，實現更大範圍社會聯繫和社會控制的發展過程。[14] 266網絡社會的崛起，徹底改變了人類生活的基本向度，以「流動空間與無時間之時間」為基礎的「虛擬文化」誕生，使得「身體缺場，思想在場」或者「身體退位，思想復位」的交往格局呈現。網絡所激活的「虛擬輿論場」，加速了思想政治教育空間多維性互構。我們研究的焦點，是通過觀察社會事實與社會矛盾，對人們內心的塑造，實現由單向塑造轉換為多向社會建構的過程。
第三，互構內容的二重性。考察社會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的互構內容的二重性，既體現思想政治教育變革與社會生活相互建構、相互滋養，也呈現出思想政治教育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題相融通。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生活實踐之間相互建構。一方面，將社會生活的流變性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由於社會生活是縱橫交錯的立體之網，具有不同的網格、密度與節點，在這個社會立體網絡之中，作為實體形態的人群、機構或群體隨處可見，更彌散著精神世界與社會形態秩序。因此，選取怎樣的實體結構，截取怎樣的社會片段，擷取怎樣的關係，把這些問題在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中得以呈現，是社會結構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互構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滲透到社會生活之中，依據社會轉型的新趨勢和新經驗對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進行充實、修正和再造。即考察社會分化過程中現代人強烈的內在體驗，詮釋現代社會給人造成的「碎片感」，講清楚現代多元化社會何以使人們感受到的道德模糊性，以引導人們消解「碎片感」「不確定感」等身體體驗與心理感受。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創新主線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主題的融通。社會轉型推動著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變革，思想政治教育創新旨在為社會轉型掃清思想領域的障礙，引領社會成功轉型。這種主線與主題相互融通，既包含深度根植於中國社會土壤，以尋求闡釋的價值密碼和汲取成長的力量源泉，也蘊含著將社會轉型的特殊性、黨的中心任務的轉移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三者相互建構以化解政治風險，消弭政治信任危機，提高預見和應對風險的能力。為從文明整體轉型的歷史高度研究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創新，提供一種新的研究視角、新的理論框架。[15]
三、在社會事實與制度規範之間探尋思想政治教育創新的新生長點
理論體系的建構必然要經歷思想批判、研究範式轉換，以及學術價值重構的過程。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思想政治教育從產生之時就是科學的，且具有哲學的性質。對思想政治教育科學性的追求，是求真的體現。對其哲學意蘊的追求，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力量對人性的啟迪。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創新在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雙重統一中展開，並在事實與規範之間，詮釋思想政治教育的深遠價值關懷與科學探索價值。
（一）在事實與規範相契合的基礎上創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僅僅理解為純粹的思想和觀念，也不單單是原則的演繹與簡單經驗的歸納，更不能理解為無規範的客觀發展過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與客體、個人與他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其規範價值與實施經驗、意圖與結果之間的矛盾廣泛存在於思想政治教育活動過程中。且規範因素與實施因素、計劃與操作之間的矛盾，是在斷裂的循環與循環的斷裂過程中得到解決，以推進其理論與實踐研究不斷修正，並趨於完善。因此，唯有透過時代的大問題，才能理解與揭示中國社會經驗事實，洞察人性，揭示社會轉型中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真實格局。並採用貼近中國實際的概念把握中國經驗事實，以包容與穿透力的概念彰顯思想政治教育創新機制，使其理論創新接近社會事實。
一方面，現代社會制度安排與思想政治教育在相互調整、相互滋養的張力過程中，彰顯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經驗事實相契合的特點。制度本身也塑造著相應的人格模式。現代文明塑造的是獨立的、完整而真實的人格。同時，在一定的制度文明框架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規範與約束著人的行為。因為民眾對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認同與信仰，不僅來自理論邏輯的嚴密與自恰，更重要的是，社會制度安排帶來的現實利益也應體現在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中，有利於增強其實效性。
另一方面，在求真與求善、政治宣傳與學術研究相統一的基礎上，把思想政治教育從意識形態領域帶回到學術研究中與社會學相對接，推進思想政治教育創新。這就需要在政治宣傳上，舉旗幟、聚民心，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事實上下功夫，在制度規範上作文章。把統一思想、凝聚力量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創新的中心環節，培育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在學術研究上，腳力、眼力、腦力、筆力並舉，揭示社會結構轉型帶來的思想動向，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發展的科學規律，進而創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
（二）社會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在互構中獲得新的生長點
中國40年的社會變遷應轉化為學術，否則「無論對中國還是西方都是巨大的損失。」[16]因此，研究社會轉型理應成為中國社會科學（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學）的實踐場域與歷史事實。思想政治教育繞不過社會轉型，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需要在社會結構中尋找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證據，而是繞經社會、歷史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內在規律性，在社會轉型與思想政治教育互構中獲得新的生長點。
一方面，中國獨特的社會結構轉型成功地填補了西方現代化理論的缺陷。這就需要建構一整套中國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拓展中國社會科學的視野。因為「支撐話語體系的基礎是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沒有自己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就沒有話語權。」[17]20社會科學流行西式話語的原因，是因為其率先經歷了數百年獨具特色的現代化進程，只不過我們無意中遮蔽了西方所走的道路的特殊性，過度彰顯了現代化中的西方的普遍意義與西方的故事。實際上，今天現代化發展不再僅僅屬於資產階級，它甚至不再僅僅是現代化的故事。因為「物質發達並沒有帶給人類以普遍幸福，對自然的徵服和控制也沒有帶給人類更大的安全，特別是在生態危機出現後，現代化本身已經成為現代性理論反思和批判的對象」[18]。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從根本上充滿著與國際同行對話的底氣，兼具「世界眼光」與「中國特色」。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結構互構所持的理論與方法不是關起門來做「純粹」的中國特色研究，而是在 「國家與社會」這個國際前沿研究議題導引下的主題探索；它是對社會結構的巨變所導致的14億中國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經歷的巨大震蕩的自覺反思，並使其成為思想政治教育創新的一個新的生長點。
總之，思想政治教育與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互構關係，不僅是指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對思想政治教育產生的影響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對當代中國社會變革起到的回應，而且也應關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在此過程的結構與實踐闡釋力，是在詮釋不斷創造和重建社會結構的人與社會結構本身的緊密相連中，探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的生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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