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江瀚視野
最近一段時間，關於打工人的話題可謂是層出不窮，鑑於大家都已經說膩了打工人的各種職場苦逼，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被困在交通裡的打工人，當極端通勤人數超千萬的時候，我們到底該怎麼看待打工人的日常生活？
12月4日，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發布了《2020年度全國主要城市通勤監測報告增刊》（以下簡稱《報告》）。數據顯示，有超過1000萬（佔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鐘以上的極端通勤困擾。《報告》以全國36個重點城市為調研對象，其中包括直轄市（4個）、計劃單列市（5個）、省會城市（27個），計算36個城市的單程平均通勤時耗、城市45分鐘通勤可達人口比重以及單程超過60分鐘通勤人口比重。
《報告》主要依照城市規模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I型小城市來進行劃分。數據顯示，全國主要城市通勤人口的單程平均時耗為36分鐘。其中，超大城市平均通勤時耗41分鐘，特大城市37分鐘，Ⅰ、Ⅱ型大城市分別為34、33分鐘。具體來看，在4個超大城市中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平均通勤距離9.3千米，而北京通勤時耗47分鐘、上海通勤時耗42分鐘已遠高於平均數值。值得關注的是，除了超大城市，許多特大城市通勤時長也遠超通勤36分鐘平均線，其中南京市、青島市、天津市、成都市通勤時耗均在39分鐘，而重慶市以時耗均長40分鐘「拔得頭籌」。
數據顯示，36個中國主要城市中，有超過1000萬（佔13%）的通勤人口，正在承受 60分鐘以上的極端通勤困擾。具體來看，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極端通勤人口分別佔比18%、13%、9%、8%。其中，在超大城市中，北京城市通勤人口超過1小時的佔據數據榜之首，佔比26%，上海以佔比19%的數據比率「緊隨其後」。
看到這些數據，大家不妨自己想想自己每天的生活是怎麼樣的？曾經網上有個經典的例子，燕郊距離北京只有30公裡，與通州隔著一條潮白河。由於離北京很近，房屋出租很便宜，燕郊近些年便成了北京人口外溢據點。數據顯示燕郊在2007年的時候只有10萬人，而到了2015年人口數高達75萬，幾十萬的北漂佔據了一半多，大多數人都必須忍耐了每天好幾個小時的通勤時間，往返在燕郊和北京之間。
同樣的例子其實在筆者身邊也都存在，筆者有個朋友在蘇州火車站附近買了房，而他每天就是把高鐵當地鐵坐，穿梭在蘇州和上海之間，而這一切的原因就是上海較高的房價。
說實在，打工人被困在交通裡實際上是全世界的一個共同現象，而在這方面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這種現象也在中國開始顯現開來，因此，我們要進行比較客觀的分析：
首先，快速城市化帶來了人口的快速集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140005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67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84843萬人，佔總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個百分點，要知道這個數據在2000年的時候僅為36.22%，也正是如此，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讓大量的人從農村進入城市，從小城市進入大城市，如今的中國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都是人口達到了幾千萬的超級特大城市。由於大量的人口集中，人地矛盾就顯得非常明顯，畢竟每個人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的住是必不可少的，那麼城市市中心的土地那麼少，人口又那麼多，這種矛盾要解決就只有城市不斷擴張，僅以上海為例，上海的城市核心區面積一般認為是660平方公裡，而上海的總面積則達到了六千多平方公裡，因此很多的城市新居民也就是所謂的新上海人都只能把自己的家安在城市郊區，也就是常說的外環外的地方，一方面是的確只有這裡還有土地可以開發，另一方面是只有這裡的房子價格還能接受了，所以極端通勤現象出現也就變得順理成章。
其次，日益增長的交通擁堵加劇了極端通勤。如果說人口集聚帶來了整個城市人數的增加所以導致了不得不住到城市郊區的話，那麼惡劣的交通環境則加劇了這個過程，根據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北京的汽車保有量達到了593.4萬輛。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為2153.6萬人，算下來超過四分之一的人都擁有了汽車，過大的汽車保有量給整個城市的交通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畢竟北京城市是不斷發展起來的，其交通規劃在早期完全不可能想像到北京會有這麼多的汽車，其實其他各大城市也或多或少存在這樣的問題，汽車的高速增長讓很多城市變得日益擁堵，而城市公共運輸體系的建設卻相對滯後，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極端通勤也就變得越來越嚴重，而且這種嚴重趨勢還是相互疊加的，越是年輕人越生活在城市遠郊，而越是城市遠郊的公共運輸情況就越差，對於汽車的依賴就越高，最後反而加劇了城市的擁堵，讓極端通勤問題進一步變成惡性循環。
第三，被困在交通裡的人到底該怎麼辦？其實，對於當前的極端通勤問題需要的是多方解決，從最宏觀的角度出發，每個城市的管理者都應該專門加強城市的規劃，進一步強化城市的公共運輸服務，降低城市擁堵。從房地產的角度出發，城市需要從民生的視角進一步降低工薪階層的住房成本壓力，雖然從目前來看大規模降房價是不現實的，但是通過提升公共保障性住房水平，從而降低居住壓力，提供廉租房等進一步讓居住不再那麼困難，這也成為了一種解決極端通勤的策略。而從企業的角度出發，為了更好地推動企業降低員工成本，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最好的解決思路就是將企業總部搬到一些較為交通方便、遠離城市擁堵中心的地方，比如說北京的西二旗、上地、望京等地，從而壓縮通勤時間。
極端通勤正在成為影響大多數人生活的關鍵問題，打工人被困在交通裡的問題真的需要我們好好關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