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名單。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大公網12月8日訊（記者陳旻 義烏報導）秋意漸濃，今年78歲的浙江義烏市崇山村民王基旭雷打不動地每日早早起床，把一大串鑰匙認真地掛在腰帶上，疾步走向老祠堂，這裡有著由他祖孫三代自費籌辦的「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專題圖片展」。自今年9月3日開展後，參觀者絡繹不絕，王基旭身為「展廳管理員」，一早就去打開圖文展板燈箱，為的是向參觀者展示崇山村曾在70多年前慘遭日軍散布鼠疫、放火燒毀的慘痛歷史。「我們有責任有義務把這一段歷史傳下去。」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九月初，侵華日軍在金華、衢州一帶實施了慘絕人寰的細菌戰，義烏崇山村一帶也被日軍散布鼠疫跳蚤。一九四二年十月，崇山村鼠疫蔓延，全村一千二百餘人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死亡四百八十人，四百二十一間房屋被日軍燒毀。
崇山村在義烏林山寺旁設立的紀念碑。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中國浙江、湖南兩省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及其遺屬一百零八人向日本政府提出傷害損失賠償訴訟。到了二〇〇〇年三月，兩省又有部分受害者加入追究日本國家戰爭犯罪的行列。
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將這兩起訴訟並為一案，經過二十七次開庭審理後，於二〇〇二年八月作出一審判決，以「國家無答責」「個人無申訴權」「超過時效」三條理由，宣告遭受日軍細菌戰毒害的原告方敗訴。但在證據確鑿的事實面前，法庭也不得不認定原告方控訴的日軍人體實驗、活體解剖以及在中國戰場實施細菌戰的戰爭罪行。
王基旭祖孫三代自費籌辦的「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專題圖片展」。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設基金救助細菌戰倖存者
王基旭是狀告日本原告團成員，「一九四二年，姑媽最先染上鼠疫，很快就死了。接著奶奶也感染上發病了，我母親聽說村旁林山寺來了一批日本鬼子的衛生隊，會治病還不要錢，就把奶奶送去了。我爺爺到林山寺去看她，一到那裡，就看到我奶奶被日本鬼子剖肚皮了，五臟六腑都挖空了，只剩下一副空殼子，他們就這樣把我奶奶活活地殺掉了！」
「一想起這種事，我心裏面就恨！」王基旭說著吸了口煙，咳了起來。
二〇〇五年，他與崇山村的幾個老人一起，參與民間籌建「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去各個鎮一戶一戶調查細菌戰受害者，收集圖片、實物等證據，積累資料。他的兒子把做企業掙的錢，成立基金會，用於救助受害者。王基旭說，「受害者年紀都大了，身體不好，生病或喪葬都由基金會出錢幫忙」，「現在細菌戰倖存者百分之九十都死掉了，剩下來的沒幾個人了」。
村裡房屋牆上還殘留著當年日軍火燒的痕跡。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訴日失敗未氣餒 細緻調查
對於敗訴，王基旭沒有氣餒。他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裡。展覽館設在臨近崇山村的江灣上田村清代王氏宗祠內，「崇山村的祠堂被日軍燒毀了。我們從二〇一四年開始，重新調查統計義烏地區細菌戰受害者」，「一年前我們調查出來義烏死於細菌戰的人數是一千三百五十二個，我們一戶一戶去調查，調查的結果必須經過村委會確定。」
王基旭與崇山村其他五位倖存者老人，輪流在展覽館值班，「我每個禮拜要值兩天，其他人都是值一天」。
「每天一定要有人的，因為有許多學校組織學生來參觀。我們辦公的錢都是這裡值班的人自己掏出來。」王基旭說話不急不慢，他說，每年維持這個展覽館的費用大概需要一萬元人民幣。「我們沒有工資，我們都是自己願意做這件事。」
崇山村細菌戰倖存者78歲的王基旭（左）與107歲的崇山村細菌戰倖存者龔海光（右）。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兒孫出錢出力 祖父感欣慰
經過半年的努力，由王基旭的兒子、孫子出錢籌辦的「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專題圖片展」終於在展覽館內開展，展覽說明為中、英、日三國文字。令王基旭特別欣慰的是，在美國讀博士的孫子不僅承擔英文翻譯，還把自己的五萬元人民幣獎學金全部給了這個展覽。
王基旭說，「我們一定要讓下一代牢記戰爭的危害性，戰爭給老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和痛苦。我們這幾個人在這裡守了十二年了，沒有工資，沒有報酬，為什麼？還不就是為了這個！再多付出，我都覺得值得的。」
左起：85歲的王培根狀告日本10年耗盡心力、98歲金祖惠感染鼠疫後死裡逃生、81歲崇山村老村長王晉華。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我們活著就是為歷史作證
據《義烏市志》記載，1942年10月12日，崇山鄉崇山村村民王煥章起病，兩日後暴斃。此後，崇山村大規模爆發鼠疫，一天死5人以上，最多一天死21人，23戶死絕。
據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副館長何必會介紹，日軍所設細菌戰鼠疫實戰攻擊的實驗場就在距離崇山村一公裡左右的林山寺，日軍731部隊和南京榮字1644部隊聯合分遣隊軍醫大尉近飧秀太在這裡，以「治療」為名，對50多名崇山村村民實施了人體活體解剖實驗，「還燒毀了崇山村，掩蓋罪惡。」
74年過去，當年的受害者僅剩下十幾位老人，大部分已八、九十歲。
今年85歲的王培根，為崇山受害村民狀告日本熬幹了心力。「我們村1942年有1200人，360戶人家，兩個月內，每天死人，棺材都買不到。」「11月18日，日軍放火燒村，我父親兄弟5個，分居5戶人家，房子全部被燒掉，我逃到在其他村的外婆家」。
回憶令王培根再度陷入深深的痛苦，他說，「我們村的人又沒有損害日本的一草一木，日本為什麼對中國人這麼仇恨、這麼惡劣？用細菌武器殺害中國老百姓，老百姓跟他們有什麼關係？」
即使狀告不被日本法院受理，但王培根表示，「崇山村的老百姓沒有放棄，義烏記著這筆帳，我們活著就是為歷史作證和教育後人。」
崇山村鼠疫慘案死亡村民分布住宅示意圖，紅色為亡人住宅。大公報陳旻翻拍
憶死裡逃生仍心有餘悸
今年98歲的原告團成員金祖惠清晰地記得，1941年初冬，義烏北門鼠疫流行，他是家中第一個被感染。頭痛、發燒、腋下有腫塊。金祖惠回憶起死裡逃生的經歷仍心有餘悸，「心裡恐懼，我很喜歡喝酒，就索性用胡椒調高度燒酒，喝得酩酊大醉，昏睡一晝夜，一覺醒來，竟奇蹟般地腋下腫塊消失、退熱，逐漸康復。」但家中62歲的奶奶和41歲的母親、8歲的妹妹卻先後感染鼠疫死亡。
「那場浩劫，我家三代人遭到疫害」，金祖惠說，「日本政府對死去的人要給一個公道、要賠償！」
老村長王晉華：燒村後再沒恢復元氣
當了20年崇山村村長的王晉華今年81歲，「我那時還小，但經常聽父親跟我講那些往事。」王晉華說，當年鼠疫在崇山村橫行的時候，因為他被寄養出去，才逃過一劫。但自己的伯父、伯母、叔叔和堂兄都感染上鼠疫死亡。
王晉華從1962年起擔任村村長，在1983年卸任後當任村黨支部書記，1985年退休。他介紹道，崇山村有600年歷史，村裡大都姓王，是宋朝名將王彥超的後代。崇山村前有江河，後有山嶺，南北有大片農田，盛產蔗糖，遠近聞名，村民勤勞，至二戰初期，崇山已成為當地遠近聞名的富庶大村。
「1942年11月18日，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村子被日軍燒毀，整個村莊從此沒有好好恢復過元氣。」
王晉華積極參加狀告日本政府，先後三次去過日本，「日本人欠我們血債呀！」「判了之後，日本法院只承認細菌戰事實，但不道歉也不賠償，簡直是太氣憤了！太不公道了！太沒有人性了！」說著，王晉華氣憤得聲音就高了起來，他說，「我現在年紀大了，去不動了，好在我兒子成為原告繼承人了。」
王晉華患高血壓，「生過腫瘤，動過刀」，但他每周去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值班，「一個禮拜一天，我很願意來，熱愛這份義務工作」。
2016年10月28日，由日本ABC企劃委員會（日本反對使用核生化武器的民間和平團體）組織的侵華日軍細菌戰受害地訪問團一行16人，專程到義烏市崇山村等地祭奠日本侵華細菌戰遇難者，與細菌戰受害者遺屬們交流感情。圖為日本訪問團一行在崇山村口留影。攝影：何必會
崇山村存日軍暴行完整證據
2007年8月10日，日本東京最高法院就侵華日軍細菌戰國家賠償訴訟案作出「不予受理」的決定。在這場持續10年的訴訟全過程中承擔秘書職能的何必會認為，日本法院的判決結果，實質就相當於承認「我殺了人，但我就是不賠」，對崇山村的細菌戰受害者實施了再度傷害。
「74年前日軍的殘暴對於崇山村民而言不是歷史，而是現在，因為受害者軀體與心頭的傷痛並沒有消失」。何必會說，為此他們奔走努力，於2009年成立了「義烏細菌戰受害者遺屬協會」，致力於遺存保護、文物資料收集，敦促日本政府謝罪與道歉。「會員有200多人，都是細菌戰受害者的後代，還有一些倖存者，都是老人了」。
何必會表示，崇山村還保留有侵華日軍細菌戰遺存，當年一條古老的小街原貌未改，直接見證日軍火燒崇山村的惡行。此外，村裡有相對集中的戰爭受害者群體與遺屬，證人集中。因此，日軍在中國實施細菌戰的證據鏈在崇山村內容最豐富、最完整，可有效評估第二次世界大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所產生的危害。
相關資料：元兇為南京榮字1644部隊
1942年，榮字1644部隊積極配合731部隊共同實施細菌戰浙贛戰役，並提供鼠疫帶菌跳蚤1公斤，浙江義烏崇山村爆發了鼠疫流行。資料顯示，南京榮字1644部隊擔任了這次細菌戰的先鋒。日本學者水谷尚子對留存於日本的記錄以及相關資料進行比較研究，發現並證實導致崇山村災難的元兇為南京榮字1644部隊。
水谷尚子研究表明，1942年，1644部隊帶了86聯隊的護衛兵和22師團及86聯隊軍醫部的人員到鼠疫大流行的崇山村裡檢索病菌，進行屍體和活人體解剖，並將村莊燒毀，這在日中雙方的資料及證言中都是一致的。
水谷尚子在題為《崇山村的鼠疫流行與日本1644部隊》一文中揭示，1644部隊內臨床醫生很少，很難想像他們到崇山村來是為了開展治療活動。1644部隊所能做的，只是為了確定這一細菌是否為自己所撒下的菌，亦很可能將崇山村作為細菌戰的實驗基地。
大公報12月8日A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