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是20世紀50-60年代在美國高校興起的。目前世界各國的大學普遍開展相關實踐研究。除了大學對院校研究的具體實踐外，也有很多學者對院校研究本身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其中也不乏對院校研究理論的探討，而且相關的研究成果已經非常豐富。這些研究成果是否能夠被稱之為院校研究「理論」，仍然需要時間驗證。但我覺得這個結論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能夠釐清院校研究的文化氛圍（cultural climate）、組織結構（organizational structure）、職能與職責（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組織智能（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s）、組織資源（organizationa resources）以及運行過程（operational process） 等方面的問題，就足夠為院校研究的發展和建設奠定基礎，也足夠為我們開展院校研究工作提供合理的緣由。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們認為院校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基本的理論體系，那麼上面提到的這幾個方面應該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在過去幾年對這幾個方面的內容陸續進行了調查研究和文獻梳理，有的文章也發表在國內的期刊和收錄在院校研究著作中，現分期通過我的公眾號推送，與從事院校研究的專家學者交流學習。
第一篇：中國院校研究氛圍之調查研究
院校研究文化氛圍是推動院校研究發展的原動力。本文從五個方面探討了影響構建院校研究文化氛圍的因素。這篇文章發表在《復旦教育論壇》
2012年第10卷第5期，所以相關數據、研究結果以及參考文獻可能有些過時，但研究所包含的文化氛圍的五個維度以及探討的相關問題，仍然對當前院校研究的文化氛圍建設有借鑑意義。
一、領導層的決策模式以及對院校研究的認知、支持和需求。
二、職能部門對院校研究的需求和支持。
三、院校研究組織機構。
四、大學層面的數據系統。
五、社會公眾對院校研究的認知程度。
一、引言
院校研究興起於美國高校，其崛起過程可以歸納為：50年代到60年代是成長與形成的時期，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向專業化過渡的時期，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時期，90年代之後，它的發展主要體現了技術化和進一步專業化的特徵。技術化主要是指大學業務系統的構建為院校研究獲取數據提供了方便。尤其是近些年來，商業智能體系在院校研究中的使用為數據處理、儲存以及應用提供了快速、便捷的平臺。院校研究的進一步專業化則體現在院校研究的功能性和實踐性等方面，如院校研究為決策提供愈來愈多的依據、增強了大學的透明度、提高了大學回應社會問責的能力、加強了大學的競爭力和市場應變能力，也為其他院校研究人員進行同類研究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常模參照。顯然，院校研究在現代化高等教育管理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毋庸置疑，美國院校研究極具專業化的輝煌氛圍是伴隨著院校研究基本任務和功能的不斷拓寬而形成的。在其興起的初期，院校研究的功能還相對簡單，在很大程度上是幫助大學收集其內部運行和資源利用效率等多方面的信息。到70年代，院校研究的功能已有明顯的拓展，除了進行數據收集、分析以及相關工作外，在促進高等教育機構的運行績效和決策制定的有效性方面已開始發揮作用。直至80年代，院校研究的活動已延伸到決策者需要了解的大學事務的各個相關領域，譬如如何更加廣泛地使用資源、如何更成功地實現大學目標、如何構建更合理的大學管理結構、如何制訂更有效的方針政策等[5]。當前，美國院校研究學會將院校研究詮釋為：院校研究人員常常通過幕後工作，支持大學領導和決策者制定明智的計劃、設置合理的專業項目、做出與大學的各個領域的職責相關的財務決定。這些領域包括招生、學生資助、課程設置、入學管理、人事、學生生活、財務、設施、體育、校友關係等。除此之外，院校研究還向政府部門提供大學數據報告，並利用標杆指標與同類大學進行比較。
從以上闡述的院校研究發展和功能的變遷，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在其興起的初期，還是在其遍布美國所有高校的今天，院校研究始終以構建大學智能體系（如收集、處理、分析數據等）、支持大學決策以及為大學職能部門提供服務為宗旨。除外，隨著社會公眾對大學問責程度的提高，院校研究也擔負起了加強大學透明度、回應社會問責的工作。當然，要開展院校研究工作，大學必須為院校研究人員提供一個平臺。目前，美國幾乎所有的高校都設立院校研究辦公室。有鑑於此，我們可以將大學院校研究的生存氛圍和推動院校研究發展的原動力總結為五個方面：領導層的決策行為以及對院校研究的認知、支持和需求，職能部門的需求和支持，院校研究組織機構，大學層面的數據系統，以及社會公眾對院校研究的認知程度。
中國院校研究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介紹國外院校研究動態開始，到本世紀初國家將相關研究納入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的研究課題，以及近年來對研究結果的廣泛應用和實踐，已有大約20多年的歷史。20多年來，許多學者在這一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中國制定高等教育發展規劃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和實踐經驗。但和美國院校研究相比，中國院校研究的規模、方法，特別是技術工具的利用和研究成果在大學管理和政策制定中所發揮的效用還明顯滯後。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乏濃厚的院校研究氛圍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研究目的和問題
本文通過問卷調查研究，旨在探討中國院校研究的生存氛圍，為推動中國院校研究的發展提供借鑑。主要研究問題包括：1）領導層是否採納科學的決策模式？他們對院校研究的認知、支持和需求程度如何？2）職能部門對院校研究的需求和支持程度如何？3）大學是否有專門的院校研究機構？4）大學是否有院校層面的數據系統可供院校研究人員使用？5）社會公眾對院校研究的認知程度如何？
三、研究方法和步驟
此項研究是問卷調查研究，也就是說有關反映中國院校研究氛圍的數據是通過調查問卷收集的。院校研究氛圍問卷的設計遵循上面闡述的五個維度，或稱之為因子。每個因子由1個或者多個問題組成，所有因子共包括14個問題。五個因子及其包含的具體問題見表一。在所有問題中，4個問題（問題代號為J、K、L和M）的回答是「是」或者「否」。其他每個問題有五項答案供被試選擇：分別是「絕對不同意」、「略不同意」、「同意」、「高度同意」和「完全同意」。除此外，問卷還包括8個收集被試所在大學以及被試個人相關信息的問題，例如，被調查對象所在大學的類型（「985」、「211」、其他本科院校、職業技術學院）、在校學生數、被調查對象所在部門的建制類別（行政、學術、行政/學術）以及被調查對象的職務、職稱等。
被調查對象是參加中國杭州院校研究培訓班的123名學員。這次培訓是由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院校研究分會和美國海外華人院校研究學會聯合舉辦，中國計量學院承辦。參加學員來自全國54所高校。關於被調查對象的詳細統計數據見表二。
為了避免培訓對被試回答問題可能造成的影響，如培訓內容可能幫助他們掌握相關數據分析、計算機技術等方面的知識，調查工作是在培訓會正式開始之前進行的。在開幕式之後，問卷調查管理人員將邀請函和問捲髮給學員，請他們自願完成問卷，並交給管理人員。邀請函明確闡述了四個方面的內容：1）這次調查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院校研究的現狀、促進海外華人院校研究人員與中國院校研究人員未來的合作和交流；2）這次調查是無記名調查；3）調查數據的分析、研究和報告將以整體為基礎，不涉及任何個人信息；4）綜合調查結果也不會被反饋到參加學員所在的學校，任何學校名稱亦不會出現在任何研究報告和論文中。
四、調查結果分析
（一）問卷回收統計描述
如表二所示，這次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73份，其中包括「985」高校16份，「211」高校10份，其他高校47份。總體回收率為59.3%，其中其他高校的回收率最好，大約70%；其次是「985」高校，大約為52%；「211」高校的回收率是40%。
（二）數據分析結果
2.1 領導層的決策行為以及對院校研究的認知、支持和需求
表三的統計數據顯示，56%的被調查對象認為他們所在大學的領導在決策程序中遵循科學模式，例如以數據分析結果為依據。有將近60%人認為他們所在學校的領導認識到院校研究的價值，同時也重視院校研究工作。數據也顯示，被調查對象所在學校的領導對院校研究有較高的需求。超過60%的院校研究人員報告，他們所在大學的領導要求他們提供數據和院校研究報告供決策使用。有73%的人認為他們所在學校的領導知道從什麼部門尋求所需的數據。毫無疑問，這些積極的院校研究發展趨勢與中國高等教育近些年來所實施的各項改革無不相關，特別是與高校規模拓展、高校內部管理體制的改革以及領導班子的建設有直接關係。例如，加強跨世紀領導班子的建設無疑幫助大學高層管理者提高了他們對現代化高等教育決策模式的認識以及實際決策能力。
但表三中的統計數據也反映了目前尚有相當一部分大學領導仍然沿用傳統的決策模式，對院校研究的認知和重視程度還不夠。毋庸置疑，我國長期的計劃經濟模式以及根深蒂固的政府主導行為對大學領導的決策思維有很大的影響。例如，大學內部資源分配的「首長化」模式就是典型的傳統決策模式之一[7]。這樣的決策程序對院校研究的需求自然不會太高。所以，要強化院校研究在大學決策中的作用，大學領導必須摒棄傳統的決策模式。
統計數據也顯示，「985」和「211」高校與其他高校之間在這個因子測量的各項指標上存在一定差異。非「985」和「211」高校的院校研究人員更傾向於認為他們的領導在決策中採納科學模式；但「985」和「211」高校的院校研究人員則認為他們的領導更了解院校研究的價值，也更加重視院校研究工作，當然對院校研究的需求也更高。但需要說明的是，從統計學的角度來說，卡方檢驗並未發現二者之間存在任何顯著性差異。
2.2 職能部門對院校研究的需求和支持
與領導對院校研究的支持和需求相比，職能部門對院校研究的需求和支持則較小。表四的統計數據顯示，只有大約一半的院校研究人員認為他們所在學校的職能部門對院校研究需求很大；僅有大約40%的被調查對象認為，他們學校的職能部門能積極配合院校研究工作，並願意將業務系統收集到的數據提供給大學層面的數據系統。這個結果也許與這次調查對象所在部門的建制和職能有直接關係。這次調查對象中的絕大多數來自規劃處和高等教育研究所。規劃處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一個職能部門。所以從功能上來說，它本身沒有為其他職能部門直接提供服務的職責。而大多數高等教育研究所身兼行政和科研兩個職能，從行政服務的角度來說，它們服務的對象是大學領導，而非職能部門；從科研的角度來說，它們沒有特定的服務對象。由此可見，中國院校研究的功能與美國純行政建制的院校研究部門的功能有本質的區別。在這種體制下，院校研究部門與職能部門不存在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因此，職能部門對院校研究即便是從理論上講可能會有需求，但在實際工作中也不會直接要求院校研究部門為它們提供有關數據分析和政策研究方面的服務。另一方面，職能部門本身也可能配置相關工作人員，有能力完成這些工作。中國的這種院校研究的結構類似於美國「精細繁雜」模式[8]。在這種結構中，大學將院校研究的功能分散到學校的各個部門，其弊端是開展一些綜合性的研究項目是，工作不能得到很好的協調。
調查數據顯示「985」和「211」大學的院校研究人員與非「985」和「211」大學的院校研究人員在他們各自大學職能部門對院校研究的需求評價上略有差異，前者低於後者；但在職能部門對院校研究的工作配合和數據共享的評價上，前者高於後者。再次需要說明的是，從統計學的角度來說，卡方檢驗並未發現二者之間存在任何顯著性差異。
2.3 院校研究組織機構
調查數據顯示（表五），有51名被調查對象所在的學校設立了專門從事院校研究的機構，大約佔72%。數據還顯示，在來自「985」和「211」高校的被試中，有更多人認為他們高校設立了院校研究機構，大約佔79%；而同一比例在非「985」和「211」高校中僅為68%，低於大約11個百分點。設立院校研究機構大學的總體比例雖然不像美國幾乎達到了100%，但在這樣短暫的發展歷史中，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其發展速度已經非常樂觀。當然，更值得探討的問題是這些機構在大學決策中究竟發揮了什麼作用。但無論如何，有了這樣一個平臺，院校研究就有了生存和發展的土壤。至於未來的發展如何就要看大家共同「栽培」的效果。
2.4大學層面數據系統
中國絕大多數高校的數據系統仍然停留在業務系統的層面。在被試中，有81%的人認為他們學校的系統隸屬職能部門（表六）。這個比例在來自「985」和「211」高校的院校人員的報告中更高，達到92%，比來自非「985」和「211」高校院校研究人員的報告比例高17個百分點。這個現狀與通過另外一個問題收集到的信息所反映的情況基本一致，即在被試所在大學中，擁有大學層面數據系統的大學很少，所佔比率不到15%，且「985」和「211」高校的比例低於其他高校。另外，在沒有大學層面數據系統的大學中，僅有一半的被試認為他們所在的大學將計劃購建這樣的系統，「985」和「211」高校的比例略高於其他高校。
大學數據系統通常包括業務運行系統和大學層面的數據倉儲。業務運行系統通常是為了完成大學某項事務所開發的數據系統，如註冊系統、工資系統等，通常由業務部門主管；而大學層面的數據倉儲是為了提高數據分析質量和效率構建的數據系統，是為提高大學管理績效服務的，通常由信息中心和院校研究辦公室聯合構建。通常情況下，大學先構建業務運行系統，然後構建數據倉儲；業務系統收集到的數據是數據倉儲數據的主要來源。絕大多數中國高校目前還處於第一階段，也就是業務系統的建設過程中，所有系統基本隸屬職能部門。但我們相信，隨著業務系統的完善，數據倉儲的構建也一定會納入到大學的發展規劃中。當然，如何有效地將業務系統的數據轉換成數據倉儲的數據，特別是從中再「提煉」出有用的信息，這不僅需要計算機技術的支撐，更重要的是決策理念的轉換。
2.5社會公眾對院校研究的認知程度
在所有被試中，僅有18%的人同意、高度同意或者完全同意他們所在大學以外的部門和個人了解他們的院校研究機構（表七）。這個比例在「985」或者「211」高校中略高於其他高校，分別是20%和17%。這個結果可能與中國院校研究的職能有直接關係，即主要是對內服務或者從事科研工作。不象美國，院校研究部門的功能之一是對外信息發布者。這從另一側面也反映了中國院校研究部門還沒有擔負起對外提供數據等服務工作的職責，他們與大學以外的部門和個人在信息共享、問責回應等方面幾乎處於「零」交往的狀態，所以社會公眾對這項工作的認知程度低也就不足為奇了。
五、總結與啟示
綜上所述，中國院校研究已具備了一定的發展氛圍，但也面臨許多艱難的挑戰。大學領導對院校研究的價值已有了較好的了解，也較為重視院校研究的發展。他們在決策中較多地採納了科學的決策模式，因此，他們對院校研究的需求程度也在不斷的提升。絕大多數大學也成立了專門從事院校研究的機構，為院校研究的生存和向專業化邁進提供了一個平臺。毫無疑問，這一局面為願意從事院校研究工作的學者樹立了更加堅定的職業信念，也昭示了中國院校研究發展的前景。但需要強調的是，調查結果也警示：有許多領導對院校研究還缺乏了解和支持，當然更談不上在決策中以院校研究的結果為依據；大學的職能部門對院校研究的需求和支持程度還不夠；社會公眾對院校研究的認知程度更低；最大的挑戰恐怕是中國高校還普遍缺乏開展院校研究的基礎條件—大學層面的數據系統。有鑑於此，中國高校要發展院校研究，使其在中國高等教育決策中發揮有效的作用，營造良好的院校研究氛圍仍然是當前的關鍵任務之一。
首先，大學領導的決策程序向更加科學的數據導向決策模式（data driven decision-making model）轉變仍然在院校研究發展中發揮指導性作用，當然對提高整個高等教育決策績效也是大有裨益。雖然院校研究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高校中已不是一個新的提高管理績效的手段，但在中國高校中有效地推廣院校研究依然可以被視為一種「革新創舉」。因為，它將直接挑戰大學領導層的決策模式，也由此可能對他們的權力產生「威脅」。顯而易見，只有願意摒棄傳統決策模式和官僚主義管理體制的領導才有魄力大力支持和推廣院校研究，才能夠將院校智能體系的開發和大學知識庫的建立納入到重要的議事日程。若果真如此，營造濃鬱的院校研究氛圍也就不是什麼難事了。
其次，職能部門對院校研究的認知和支持程度需要進一步提高，或許更確切地說，應該是二者之間的合作和配合需要進一步改善。如果說領導的決策模式和對院校研究的重視對院校研究發展具有指導性意義，那麼職能部門的需求和配合則是影響院校研究發展更直接的因素。大學層面合理的決策程序通常應該是由負責領導和職能部門提出方案，然後由學校領導層商討制定。這也是筆者工作的加州大學校長辦公室制定決策的基本程序。在這個程序中，職能部門勢必會針對決策內容提出各種問題，進行分析論證；或者說提出不同的決策方案，進而通過模擬，甄選出最佳方案。顯然，院校研究部門應該是從事論證或模擬最理想的部門。當然，二者之間的合作和配合受多種因素影響，如前面已經闡述過的決策模式、各部門的職責分工、崗位設置、院校研究部門本身的研究能力等。但無論如何，如果院校研究部門失去了職能部門的需求和配合，院校研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會遭到質疑。所以，換一個角度考慮，為了營造一個好的院校研究氛圍，院校研究部門應將自己視為一個通過「研究」提供服務的部門，有效地投入到職能部門的各項活動中，為提高大學決策績效出謀劃策。因此，院校研究和職能部門默契的合作和積極的配合也是院校研究氛圍重要的形成因素。
第三，要發展院校研究，提高大學的管理決策績效，大學必須解決「數據獨立王國」、「信息孤島」（各部門擁有數據）的問題。眾所周知，在現代化高等教育管理中，信息的作用愈來愈重要。其實，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院校研究發展的主要倡導者就已經斷言：如果沒有量化數據和其他「硬」信息，大學現在不會，可能永遠也不會得以正常運行。但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大學生存環境的變化，大學決策的需求已不僅僅是簡單的數據（data）和「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而是全面反映大學情況的綜合院校智能（institutional intelligence）。也就是說通過對數據分析，產生有價值的信息，然後再對信息進行加工形成「知識」（knowledge）。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將信息從「使用性」的功能升華到「指導性」的功能。這樣決策者才能利用知識更加全面地了解大學的運行機制，作出更加切合現實的決策。但要達到「由近及遠，由表及裡」的效果，或者說將「知識」有效地應用到大學的長遠規劃中，決策者還需要通過實踐體驗，將「知識」進一步升華到「智慧」（wisdom）。這樣數據、信息、知識才會發揮更加長遠的具有規劃性的指導意義。由此可見，「信息孤島」是難以滿足這個複雜的轉化過程的。事實上從技術的角度考量，要解決「信息孤島」的問題已絕非難事。關鍵是大學必須做好統籌計劃業務系統和大學數據倉儲的構建模式，職能部門也應視業務數據系統收集到的數據為大學財產。一旦樹立了數據共享的「慷慨」理念，也就不用擔心建立不了大學層面的數據系統。
第四，院校研究人員需要逐步提高社會公眾對院校研究的認知程度。雖然中國院校研究目前的功能仍然以為本校決策服務為宗旨，但提高社會公眾對這項工作的認知程度毫無疑問會對其未來的發展有幫助，特別是對院校研究自身的職業化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事實上，一個領域的職業化的形成本身就是這個領域的工作「氛圍」達到頂峰的結果之一。因此，當我們談論院校研究職業化時，就應該認識到它不僅僅是高校的內部事情，也會涉及到勞動力市場對這個職業的認可程度和需求等問題。為達成上述目標，院校研究必須走向社會，本著服務的宗旨與大學以外的組織和個人進行互動，得到社會公眾的認可。只有這樣方能有效地營造旨在為大學決策服務、為社會需求服務的院校研究的發展氛圍。
(註：請查閱《復旦教育論壇》原文參看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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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對話中美高教
作者 | 常桐善
編輯 | lynn